〈我們寫，寫不過生活〉◎廖偉棠
　
我們寫，寫不過生活。
無須羅列，你的身體比稿紙皎潔
比夏天熾熱。也無須看
那些看不見的人的臉色，
我們生活，而生活像情人的觸撫
雨水綿綿，濕潤我們的筆
　　
在這一刻敘事即開脫
即打馬、潛水、看月亮和吃西瓜。
而抒情卻代表了我們
向東方人致敬：他們悄悄的掰下
一棵石榴的片片玉石樹葉
　　　
我們綻開，開得比小火車快，
它們手牽手散步來著，
在五道口鐵路，它們把欄杆放下
它們說：慢一些，慢一些，
哦我已心領神會，可是手中書卷
在江河湖海中策馬揚鞭。
　　
輕一些，輕一些，
向生活過和正在生活的人致敬。
向農貿市場中被高高舉起的小茄瓜致敬，
也向不三不四的流浪者致敬。
哦，向你雨中的自行車致敬
它是快樂的。
　　
別得了感冒，好生活
得為我們付診費。
雨停了不妨數一數我們的花蕊
上面有多少個世界
多少人已經噤聲。
我願意在這一刻聽見真實的蟬鳴。
　　
　　
200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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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廖偉棠
　　
1975年生。曾任雜誌編輯、書店店長；目前則兼具了詩人、攝影師、小說家及評論家等多重身份。廖偉棠的作品在華文世界中皆有不錯的評價與迴響：他得過香港青年文學獎詩組及散文組冠軍、香港中文文學獎散文組冠軍、詩組及小說組季軍、中國時報文學獎詩組首獎、聯合報文學獎詩組大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及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小說佳作獎。《苦天使》創作的時期橫亙四個年頭，字字句句皆來自生活中的浪遊與體驗；他在詩作中引用韓波的的句子：「人是必須超越的」，或者就是他對於自我狀態的要求——一種無時無刻的變遷。
　
（以上簡介轉自：http://www.taaze.tw/sing.html?pid=1110003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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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陳奕辰
圖像設計：簡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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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endalirit.blogspot.com/2015/04/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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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賞析
　　　
　　文學不只是真實，而更接近一種「超真實（Hyperreal）」——並非只是真實的附屬與覆述，而是凝縮乃至昇華成一種自制規則的仿真。與生活雖呈鏡影，卻是沿著全然不同的理路構築。手藝傑出的詩人也常以日常用語為材，彷彿順手捻來即成詩；背後是花了多少力氣苦心揀選、拼貼串連，又怎會跟你說？
　　
　　對活在鏡像世界的創作者而言，生活是一團未解的謎。創作是把這團謎理出個頭緒，但也總有線頭落在那頭緒之外——而且不少。生活總有太多雜亂的細節，我們善揀其中能處理的將其編織成緒，但寫著寫著一回頭，或許就發出如詩題的感嘆：「我們寫，寫不過生活」。
　　
　　我們或許可以用些抒情去美化種種生活的雜支細節，把看月亮吃西瓜喻為玉石樹葉；或在生活裡每個等待的當下讓心思飛馳至江河湖海；卻也總難以解釋這是個如何神秘的轉換過程，「我們生活，而生活像情人的觸撫／雨水綿綿，濕潤我們的筆」。我們因生活而能寫作，而生活卻又有那麼多難以行之於文的細節莫名令我們感動——比如第四段的種種致敬，多加著墨似也無濟於事，只能以直述代替比喻。比如雨中的自行車，為何是快樂的？ 或許是作者自身的情感經驗，我們只能以自己有限的感知去理解生活並且書寫，神秘的是這樣的書寫卻又能傳遞經驗。一輛雨中的自行車可能是快樂的。當作者這麼說，我們也就形成了各自心中的那台自行車，肯定每個人都不一樣——一如花蕊上露珠映照的無數個世界。
　　
　　儘管如此，當最後那蟬鳴一響，我們終究還是回到了各自的夏天。真實的蟬鳴，在稿紙之外，在文字之外，如此飽滿而豐富地存在著。詩人在此放下了筆，不再多寫一字。

為慶祝即將來臨的十一月十二日醫師節，嘉義市醫師公會舉辦慶祝醫師節暨表揚資深醫師大會，表揚行醫年滿40年的資深醫生--陳文勝(陳文勝神經科內科診所)、張崑南(張外科診所)、林嘉麟(啟仁診所)、林信義(林信義內兒科診所)、吳明彰(吳眼科診所)、侯林明珠(侯耳鼻喉科診所)、黃譯輝(玉山診所)、張文輝(張文輝診所)、劉國昇(劉耳鼻喉科診所)、施穎敏(施穎敏診所)等10位資深醫生。感謝全市醫師終年勞碌、奉獻時間精力照顧病人，改善市民的健康，敏惠在此致上最崇高的敬意。
嘉義市是高齡友善暨健康城市，在市府與醫療院所、醫護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今年度嘉義市榮獲《遠見》雜誌總體競爭力之醫療衛生指標全國排名第二，另《康健》雜誌健康城市大調查，本市也榮獲5片銀杏葉最高評價，奪下全國第二，市府衛生局在衛生福利部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已連續四年獲得綜合獎第三組第一名的佳績，這些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謝謝所有醫療院所與醫生護理人員，讓我們繼續為守護市民健康而努力。

【文學專業、政治任命與綿谷昇】
(此文為修改版，修改處與理由請見文末說明)

前天我早上打開電腦，收到一封來自「賴和文教基金會」的信，主旨是「請以台灣文學專業說服我們」，信件訴說的對象是現任文化部部長龍應台。仔細讀了信我才知道這個令人驚訝的消息，原來龍部長請了一位幾乎沒有文學經歷的行政官員「翁誌聰先生」來擔任台灣文學館的館長。

這事跟一個寫作者或許未必有直接關係，寫作者只管寫好自己的作品就行了。但我卻感到一種不安。這種不安來自於我另一個專業，我突然覺得，啊，文學終於被視為不是一項專業的事業了。而且，這樣的評斷，還是來自於「文化部長」。她的任命，給了我這樣的印象。

龍應台的每部作品我都讀過，但現實生活中，我完全不認識，也沒見過她。是故，我想先談談我對龍應台的印象，順道也評論一下龍部長的文學品味。

十年前我剛開始教書時，系上給了我一門課叫做「應用文」。我當時認為，公文、輓聯、囍帖的寫作不該是這門課的重點，於是將此刻仍具有「應用性格」的文案寫作、書評寫作，排成這門課的重心。談書評寫作時，我特意用了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為例，來討論一部小說的不同評價。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就是龍應台的書評。

1985年以評論《野火集》席捲市場的龍應台，同年稍早還出版了一本《龍應台評小說》。龍應台對自己評論小說自信十足，她說：「我在默默的、很認真的，為你做一件事；但是你一直不知道。....而你如果一直不知道，我會一直寂寞下去，那對我不公平，對你，更是損失。」這部作品評論了白先勇的《孽子》、張系國《昨日之怒》、陳雨航《策馬入林》、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使用的語言直接、透明，也造成了不少話題與爭議。

書中當然不乏有見地的評論，但多數評價今天來看卻令人懷疑。比方說，她在評論《玫瑰》時說這部小說有兩個重大缺陷：第一，小說的情節過分誇大，「使讀者不能與故事認同。」其次，她反駁姚一葦與蕭錦綿，認為這是一部「不好笑的喜劇」，是受到錯誤的鼓勵而語言「走火入魔」的小說。龍應台說《玫瑰》：「語言的賣弄、玩弄取代了所有其他的技巧。作者似乎就為了表現他在語言上的小聰明而寫這本小說：小說所需要的深度、發展、人物的雕刻，全都不顧了。」更尤甚者，她認為「如果王禎和不是《嫁粧一牛車》的作者，《玫瑰》這本書就根本不值得一評。但是他曾經寫過那樣優秀的作品，我們就憂心忡忡，不願他走錯了路，成為中國文學的損失。」(1985:77-82)

把台灣文學直接說成中國文學的損失，我們暫時接受那是那個時代某些學者的錯誤認知，但對小說裡使用俚俗語言的評價，龍應台的分析準確嗎？

當時還是年輕學者的王德威寫了〈王禎和走錯了路嗎？〉反駁，他說「對《玫瑰玫瑰我愛你》這類小說我們無法用普通「教化性喜劇」(normative comedy)的尺度來衡量…..《玫》書有太多的線索是在「諷刺」那些專事正經八百的寫作或找尋諷刺意義的作者與讀者。」他認為，這部小說最具魅力的地方就是在於某些人害怕之處，因為在王禎和的語言中，「許多人念茲在茲的法理尺度均在笑鬧中面臨土崩瓦解的威脅。」這種對法理道德的挑釁，「暴露了人生複雜曖昧的一面」，因此，王德威認為《玫》書不但不矯情，反而是〈嫁粧一牛車〉中人道精神更上層樓的表現。

而小說家張大春也針對龍應台的評論寫了文章，他直接質疑龍應台評小說的「玉尺」標準不一，他舉了實例來說明龍應台既認為人物對話可以反映「現實社會」，又認為「語言要一致」，並且明白王禎和表現了一個「鄉俚世界」。卻矛盾地認為《玫瑰》「樂此不疲的一再把酒名說成『幹伊娘』，把『早安』說成『摸奶』，把『人民』說成『屁股』不但令人生厭，而且是很廉價的笑料，和二十年前粗製濫造的台語鬧劇設計沒什麼兩樣。」張大春說，「小說語言──尤其是對話語言──不是要『反映現實社會』嗎？不是講求『一致』嗎？王禎和不是很『一致』地『反映』了一個『鄉俚世界』的『現實』嗎？王禎和又何嘗『髒化』、『醜化』了什麼呢？如果龍應台要指責閩南語鬧劇，指責『逗笑的髒話』，那是社會批評，它含有什正確的主題意識，可是用這一套來宰割《玫瑰玫瑰我愛你》，並且戴上一項『語言的賣弄、玩弄取代了所有其他的技巧』的帽子，則是不知所云。」

我舉這個例子跟學生說明眼光得靠長久的時間來考驗。事實上，龍應台還認為無名氏的《北極風情畫》及《塔裏的女人》，不會比瓊瑤好到哪裡去。而張愛玲的《半生緣》則被她判斷為「只是引人入勝的言情小說而已，沒有什麽深度可言」。二十多年之後再打開《龍應台評小說》，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龍應台評小說離「有眼光」較遠。文學確實是有專業的，這專業不只建立在知識上，還在於對文學的判斷能力上。

我得承認，年輕時真的被《野火集》部分的內容啟發過(我不願懷疑她當年的初心)。一九八五的龍應台，應該還未曾料到有一天她會坐在文化部長的位置上。她曾提及自己的犀利評論可能斷了「學而優則仕」之路，而在接受田新彬女士的訪問時，面對她「會不會出來組織團體或發起運動，來發揮更大的力量？」的問題，斬釘截鐵地說「不會」。她的理由當時還很像一個知識份子：「每個人都該量力而爲，做他最擅長的事。我愛讀、能寫，卻不見得有什麽組織長才，而且我也不喜歡曝光。」

如今的龍應台恰恰好跟她當時的預期相反，她在面對眾多議題時，提到擔任官員要和過去的思維不同，也很難想到她面對政府許多錯誤的決策再發質疑之聲。而就我的觀察，她顯然是喜歡曝光的。比方說在「普安堂拆除事件」中，部長沒有解決歷史建物最終被拆得不成樣子的結果，面對靜坐抗議的民眾，她攬著一位絕食者(李榮台)，在她耳邊說了話，親了她的頭，就離開了。最令人不安的是，她又回頭把自己的圍巾圍在抗議者的脖子上。這明顯地是類似「鏡頭前表演的行為」。做一個民意代表或許可以勉強容忍，但她此刻卻是這個國家最高的文化官員，理應以決策來下判斷，她卻只表演了一個寒冬送圍巾的演員舉動。(龍部長後來說明，她並不是因有媒體而表演，純粹是認為李女士身體虛弱。我將她的說法同時置於此處。)

這讓我不禁想起幾周前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裡頭有一個讓人印象深刻的角色「綿谷昇」。他是光鮮亮麗、外表出眾、談吐得體的政治新星，卻也是令人感到黑暗可怕的體制象徵。小說裡是這樣描述他的：「那確實是一張做得很好的假面具。那也許像是一種新的皮膚一樣的東西吧……我忽然想到，簡直像在看著電視畫面一樣嘛。他像出現在電視上的人說話那樣地說話，像出現在電視上的人舉動那樣地舉動。我和他之間可以感覺到經常隔著一片玻璃似的。我在這邊，他在那邊。」又再過一陣子，綿谷昇顯然「已經獲得一張更洗練更嶄新的假面具了」。而做為政治人物侃侃而談的綿谷昇的意見裡，看似繁複卻總不能讓人明白「以個人或以政治家來說到底在追求什麼？」

當天討論小說時，我問學生在現實生活裡有沒有人讓你感覺如綿谷昇？學生提了一些政治人物，我也提了一些，當時我腦中確實浮現了龍部長此刻的形象。

媒體報導龍部長解釋她的館長人選，考量的是「兼具藝術家的野馬性格與行政人員的耕牛性格，是一個搭建舞台而非自己走上舞台的人，館長是代表政府的行政者，是要很會搭舞台打燈光、讓文學家上台的人。」而「翁誌聰正是這種人。」這句話等於否定了原本台灣的文學專才中，具備這樣人才的可能性。我個人本對翁誌聰一無所知，查詢了相關資料也沒有發現他對台灣文學的獨特貢獻之處，也未見相關他曾關心的資料，史學與藝術的貢獻也很勉強。難道真的沒有別的人選了嗎？

這個任命也讓我不禁想像，要不然就是龍部長沒有魅力請出文學圈子裡有能力的人才，或者就是龍部長藉由任命紮紮實實地羞辱了文學這個行當。再者，會不會這只能算是一個政治算計上的佈局，而非對文學發展的考量，因此選一個心腹要比選一個至少有文學專業知識的官僚還來得重要？

薩伊德(Edward W. Said)同意、但不滿意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也不樂見和世俗完全隔絕的「專業者」。他認為「知識份子是能夠清晰的代表著一個觀念，並向大眾宣說；不為社會上的許多組織所收編，而是超然獨立於這些組織之上，對於所有既有的事實加以質疑與批評」的人。他認為「知識份子的最大價值在能對權威進行監督，使人不致被權威的政治性話語所瞞騙」，而要成為「流亡者和邊緣人、業餘者、對權勢說真話的人。」而知識分子一旦進入體制，服侍權勢並從中獲得獎賞後，就根本無法運用批判和獨立的分析精神了。

我過去偶爾會覺得這樣的定義或許太嚴苛，總有那些想為「公眾服務」而進入政府體制的知識分子吧？我希望龍應台不是「綿谷昇化」的另一人。

幾天前，我接到一通來自文化部的邀請電話。電話那頭說明今年的國際書展邀請了一些國外作家，詢問我是否願意參加龍應台部長的晚宴？我大概思考不到一秒鐘就捏造了一個謊言，把這個邀約推掉了。在解除對龍部長對待一些文化事務的疑慮之前，我實在沒有辦法在她面前談文學或文學願景。

照片來源：「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黃賢進攝影。

【關於本篇文章的重要補充說明】

各位，本來我可以不說這件事的，但敢發言就要承擔責任。既然這篇文章公開，且被轉發了上千次，我對文章有責任，對讀了這篇文章的人也有責任，所以理應向這篇文章的讀者報告。

今天下午我在花蓮離開菜園後，接到龍應台部長的電話，我很意外第一次和她的對話，竟是因為一篇在臉書的貼文開始。她先聲明並非要我改文章或解釋，但想對我文章裡的幾點做說明。由於當時我正要開車去趕火車回台北，我們共通話十七分鐘，多數時間我在電話這頭聽她的說明。

她的說明主要有三點，第一點是關於我個人，她邀請我參與餐會的原因。(這點涉及個人因素，我就不特別深入說明)第二點關於文章中涉及普安堂的部分，第三點涉及台灣文學館的館長人選。以下我以盡量不加入自己意見的方式，陳述龍部長說明的內容。

我們並沒有實際談到對普安堂事件的意見，她說明的重點在於，她並沒有「預期表演」而為李榮台圍上圍巾。她說她的觀察中那天晚上並沒有媒體，可能是參與抗議的群眾拍下照片，她認為後來媒體會報導出來，不是她所預設的。

關於台文館人選，龍部長的解釋是她努力徵詢過一些文學、文化界人士，但都被婉拒了。原因很可能是台文館館長的職等過低，薪資不高，沒有宿舍，若要從學界借調，也要有副教授以上資格。種種原因，尋找人選過程並不順利，她認為翁誌聰先生的行政經驗適任這個職位，能為台文館爭取最大預算。但如果真不適任，她也會調整。

對話中我只有提出一次詢問，就是為何不持續徵詢更適合的對象，而讓翁擔任代理館長，或直接由原副館長擔任代理館長？並且把部分文學界的疑惑提出來。龍部長表示，她不能用代理館長的方式去徵詢對象，有失尊重。

基於不隱瞞，我還原以上對話，給這篇文章的讀者。以下是我的意見：
一、我仍然認為選擇翁誌聰先生，是不適當的選擇。台文館此刻定位未明，根基仍淺，卻推動了許多跟台灣文學相關業務，且也肩負定位台灣文學、收藏文獻等多元責任，得有一位至少有相當背景的人士來擔任才合宜。(這點是我向龍應台的反映)

二、我寫普安堂的那一段我再查證。經過詢問一些朋友，以及閱讀各篇報導，確實當時並未有「眾多媒體」，我原文用詞不當，所以我願意承認錯誤，進行修正。但我仍認為部長沒有實質面對問題，並不允當。至於普安堂的議題也是我關心的，日後我會將它與近年各個文資保存相關議題，一併表達我的看法。

三、關於她邀請的餐會，我仍選擇不參加。

綜合以上，是以我修正文章裡的局部修辭(如上文所述普安堂一段)，但對這件事我仍秉持以上看法，對龍應台部長的評價，則負全部言責，因為那是我綜合各個層面的跡象、訊息，所進行的個人判斷，如果有誤，時間也會審判我。我不會因一通電話，就片面接受龍部長的說詞，也會繼續關心此事。我也會持續鍛練做為一個文化觀察者的能力，並盡一己之責。

●關於龍應台部長與普安堂絕食者李榮台女士的互動訊息，我主要來自以下報導，及部分私訊。普安堂事件事很重要的文資議題，也希望各位若有機會關心。

孫窮理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76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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