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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原文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dVkp3iWwACqd7ID5nJf9y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624843105&enterid=1624843105

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知史百家

安煥然

拜里米蘇剌建立滿剌加，碰上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這個機遇，就是中國明朝永樂皇帝（明成祖）的即位，以及隨後奉明成祖之命，下西洋的鄭和盛事。

經過一場殘酷血腥，叔侄間皇位爭奪的靖難之役，建文（明惠帝）短命政權被推翻，1403年朱棣即位，是為史上之明成祖。或許是基於他得位不正，篡立與殺戮的反激作用，向來仰慕唐太宗李世民（這位聖君也是在玄武門之變中篡位）的明成祖，為了洗刷「篡奪」的壞名聲，企圖利用對外偉業來轉移國內的視線，藉由積極的外交手段來鞏固內政權位，一反其父親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中期對外的消極政策，轉而採取積極主動的海外政略，中華朝貢體制在永樂一朝，推至空前的高峰。

明成祖即位之初，就屢次大遣使節出國招諭海外，友好親善訪問諸國。尤其是鄭和下西洋，其陣容每次動輒二萬餘名兵員，揚帆駕駛大小海船數百艘，航行區域之廣，詔諭海外國家之多，經南中國海、馬六甲海峽，橫渡印度洋，把中華朝貢圈擴大到阿拉伯世界，甚至東非之地。

與此同時，明成祖派遣使節團出使日本、琉球和蘇祿（今菲律賓）、渤泥等國，強化與「東洋」區域的聯繫。

為了重新調整明朝與海外諸國之間的關係，明成祖一即位，就爽然表示其對外的態度。他一方面復置市舶司，專門處理貢舶事務，並將附帶性的朝貢貿易的限制，自動放寬到令朝貢使團驚喜的地步。明成祖認為，凡是海外諸國誠敬來朝，「其以土物來市易者，悉聽其便」。「蕃人」之貢舶貿易，若有不知避忌而違憲犯法者，明成祖亦訓令「皆寬宥之」，以示懷柔遠人。

明成祖也積極招撫那些流寓海外的華人商販集團。但對不肯馴服的，亦毫不縱容。鄭和下西洋生擒舊港頭目陳祖義，即是一例。浩浩蕩蕩的鄭和巡洋艦隊，對肅清馬六甲海道，確保中華朝貢圈貢道之安全與順暢，扮演要角。

鄭和下西洋的效應，促使海外諸國紛紛來中國朝貢。僅在永樂二十一年（1433）九月，一次就有西洋、古里等16個亞非國家的朝貢使團到來中國。鄭和下西洋期間（1403--1433），海外有4國的11位國王曾親自率團前來中國朝貢。

明成祖相當關注海外事務，甚至積極調停其海外藩屬的國際爭端。無論是在朝貢圈的地域和數目，永樂一朝，實達有明一代之頂峰。中國皇帝像這樣子的關注海外事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也是絕後的。王賡武論說，明成祖是中國第一位對海外地區付出極大關注和爭取主動的皇帝，同時他也是最後一位這樣的皇帝。

15世紀初，明帝國在亞非海域建立之海上權威和聲望，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維繫與規範之制定，往往取決於明廷自己的假設上。以明帝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之建立，原則上源於中華思想「優越性的神話」理念，及其「王道天下觀」。《明實錄》涉外朝貢事務和各項詔令官方文書，經常見到禮治德化的華麗之詞充塞其間，並以此來為其建立的世界秩序和天下共主地位，進行合理化的矯飾。但「王道」、「懷德」畢竟只是處理外交關係的一種理想模式，它必須要有強大的實力（即「威」）來做後盾。此「威」不是指侵略性的暴力，而是一種示威性和威嚇性的作用。「德」與「威」實是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兩大基礎。

明初帝國堅強的國力，雄厚的經濟基礎，強盛的海軍，對海外諸國而言，起著一定的威攝作用。鄭和七下西洋，其陣容之壯，多少是帶有點示威性質的。

但是，對那些表示誠信的藩屬，明帝國皆以撫綏，懷柔以示遠人。海外諸國只要誠敬來朝，「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尊崇明朝為宗主，建立一種鬆散的宗主與藩屬，上下不對等的關係，就符合中華帝國朝貢體系的基本原則。

這種宗藩關係的建立，有一些必須恪守的權益與義務。為了維護明朝宗主國的地位，明帝國要求其德威所及的朝貢藩屬國之間，應講求睦鄰之道，各守本分。因而，對某些藩屬國來說，如果誠信納入中華朝貢體系，尊奉大明天朝為宗主國，倒是為自身提供了一條可以尋求政治庇護，借以爭取國際制衡的新管道。明廷有義務維繫中華朝貢圈的和平秩序和安寧，但一般上不直接干涉藩屬國的內政，致使海外藩屬在行進中華帝國朝貢圈時，對明朝「事大」的回應上，藩屬國本身的發展仍能保有相當的自主性。這是與後來西方帝國主義者的殖民侵略行舉，是完全不同之事。

總括言之，明成祖積極推動海外政略，鄭和下西洋的績效，達至空前鼎盛的中華朝貢體系所促成的國際情勢，致使海外諸國與中國的交涉往來，有了相當的變化。有別於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形態，亦不同於近代的國際外交形式。海外諸國進入，或被卷入成為明代中華朝貢圈之一員，如何從自利的屬性，在朝貢體制內各層面所呈現的結構性關係和互動中掌握機遇，尋找出自己的定位及獲得最大利益，成為各個藩屬成員國所努力的事務。滿剌加在此種特殊情勢下，與明朝建交，是項千載難逢的機遇。其回應與互動，造就了一段600年前「馬中關係」的絕配良緣。

（原刊《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新山：南方學院出版社，2010，作者授權轉載，特此鳴謝。）

作者簡介：
安煥然，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中文系教授，華人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所長，原副校長。廈門大學歷史學博士，台灣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星洲日報》專欄作者。著作有《小國崛起：滿剌加與明代朝貢體制》（2019）、《文化新山：華人社會文化研究》（2017）、《古代馬中文化交流史論集》（2010）、《本土與中國學術論文集》（2003）等。

習近平學歷被質疑其論文不敢拿出來；但蔡英文卻有膽把假論文放在國圖

【摘要：歐崇敬：習近平因在北京清華的法學博士涉嫌有問題，最後把它刪掉，論文也不敢拿出來，「如果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都知道博士拿到是有恥辱的不敢拿出來，我們做為民主國家的總統，既然還把錯了400多處的論文放在國圖，各位，你到任何書店買書，有400多個錯誤，有可能繼續販賣嗎？」】

正文：

習近平因法學博士有問題而不敢拿出論文　歐崇敬：蔡英文竟將錯4百多處論文放國圖

2019-11-28 《風傳媒》潘維庭 追蹤

中州科技大學講座教授歐崇敬28日對蔡英文博士論文提出質疑，在28日上午的立院公聽會上，他問與會的政大副校長王文杰、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彰，兩個人的碩博士論文的APA (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寫作格式規範是哪個版本？歐崇敬直指，目前國圖收錄的蔡英文論文，若是1983年完成，APA格式應是採用第2版，為什麼還有第3、4版的格式，「明明就是後面寫的」。

質疑蔡英文論文是「後面才寫的」，歐崇敬說是因為「這東西」不一致

歐崇敬出席28日上午立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開的「確立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客觀公正之處理原則」公聽會，他問王文杰，稱王的碩博士都在政大拿到，「你1993年畢業碩士論文格式，和2001年博士畢業論文的格式，不會一樣」；並指朱俊彰的碩士論文，應該是遵循第5版的APA寫作格式。

由於稍早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嚴震生拿出蔡英文論文影本，指閱畢400多頁後，發現有444個英文拼錯。歐指，該本論文若蔡是當時（1983年）完成，APA格式該是第2版，但論文裡面還有第3、4版的格式內容，「這是什麼東西啊」。APA格式是美國心理學會發行的出版手冊，有關論文寫作規定格式，歷經1974、1983、1994、2001、2009等多次改版。

歐崇敬也直指，在蔡英文那個年代，若拿到博士證書回台任教，教育部會核可副教授證，不會再有論文審查程序，但她是透過論文審查，才需要13個月的公文往返，加上王文杰在公聽會也佐證，稱1986年1月蔡英文才拿到副教授證書，「這就是答案，你們中間沒有說的話，都已經說了。」

歐崇敬也表示，蔡英文的博士學位，對政大的學術和國際地位有多重要，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因為在北京清華的法學博士涉嫌有問題，最後把它刪掉，論文也不敢拿出來，「如果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都知道博士拿到是有恥辱的不敢拿出來，我們做為民主國家的總統，既然還把錯了400多處的論文放在央圖（國圖），各位，你到任何書店買書，有400多個錯誤，有可能繼續販賣嗎？」

彭文正：論文不包含「口試通過通知書」，國圖照單全收嗎

另外，由於國家圖書館收錄蔡英文提供並授權的博士論文，並將電子檔放入博碩士資料庫供人下載、論文內頁也一一加上國圖浮水印。媒體人彭文正也問出席公聽會的國圖副館長吳英美，指國圖收錄蔡論文到論文區，說是因為大英圖書館有書目，但該書目是2015年6月才登錄，「可以被佐證嗎？」另外還根據論文裡面夾錄的「口試通過通知書」和「學位取得通知書」，但兩份文件完全沒有簽章，「沒有簽章的文件是文件嗎？國圖不質疑，照單全收嗎？」

該公聽會包含歐崇敬、彭文正、台大法律系名譽教授賀德芬、台大社科院前副院長邱榮舉等人出席，並由國民黨立委陳學聖主持，原來也邀請的媒體人楊憲宏、律師童文薰則沒有到場；立院民進黨團則以認為此公聽會「私設刑堂」為由沒有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