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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吉仲學歷 在 觀點 Youtube 的精選貼文
2019-09-25 08:00:00主持人:唐湘龍 × 陳鳳馨
主題:台北法案真偽善,大興機場真瘋狂
節目直播時間:週一、週四 09:30
本集播出日期:2019.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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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吉仲學歷 在 陳泰源-房仲/主持人/歌手/作家/演講師 Youtube 的最讚貼文
2017-11-30 11:40:59171130三立 名下房產24筆 李婉鈺「炒作都更」兩手賺
影片網址→https://youtu.be/LFZkgYptz3A
話題性十足的新北市議員李婉鈺,其實是個房產小富婆,名下擁有24筆地產,家族更是長期投資都更案。房仲業者說,靠著比市價便宜的成本買進中古屋,一邊等都更題材、一邊賺租金,如果發現都更議題沒了,還可以貸款放著不繳,走法拍程序等於兩手賺。
記者 葉庭 /綜合報導……↓
▲李婉鈺出身營建世家。
新北市議員李婉鈺堪稱「地產小富婆」,因為在新生北路上還有吉林路段都各有12筆房產紀錄。李婉鈺身價有多驚人,這些位在中山區的精華路段,光是名下就有24筆房地產。
▲李婉鈺名下有24筆房地產。
房產專家陳泰源:「中山區一帶的一般中古屋行情,約莫是65萬至70萬左右,豪宅的話破百萬也有,但平均大概一坪是90萬左右。」
▲房產專家表示,中山區一帶的中古屋行情,約莫是65萬至70萬左右。
投資眼光獨到,因為李婉鈺出身營建世家,不只擁有南加大土木碩士學歷,還當過拓興營造執行長,家族更是長期投資都更案。熟悉房地產炒作的專家說,靠著低於市價成本買進中古屋,等待都更期間一邊當包租婆收租金,如果發現都更沒賺頭就會進行法拍屋程序,等於兩邊賺。
像是李婉鈺名下這間錦新大樓被法拍,法院對法拍屋不用負「瑕疵擔保」責任,等同可以幫事故屋洗白。
▲李婉鈺靠炒作都更兩手賺。
房產專家陳泰源:「透過法拍程序來漂白,也就是說可能這房子有一些瑕疵,它可能是兇宅、輻射屋或海砂屋,但是法院並不會針對房子的瑕疵來做擔保,法拍程序用正常行情來買的話,它的獲利約莫至少3成。」
李婉鈺在當選議員兩屆,副業靠著最熟悉的房地產,是不折不扣的單身富婆。
新聞網址→http://www.setn.com/News.aspx?NewsID=320378
部落格網址→http://taiyuanchen1223.blogspot.com/2017/11/171130-24_30.html
陳吉仲學歷 在 知史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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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選後雜談】
民進黨這次的勝利,歸功起來就幾個因素。
一個是習近平主席大力助攻,他錯估自身實力,以為可以多開戰線,想要全力吃掉香港,再吞下台灣,結果引發台灣幾乎是不分世代的紅色恐懼。
另一個是以陳菊為主的傳統民進黨領袖,檯面下全力修補與保守票的裂痕,憑藉自己的輩份與信用,重新拉回海外獨派支持。為何陳菊等老民進黨人吸引了這麼大的砲火,尤其是柯文哲幾乎發瘋的攻擊,因為這些傳統民進黨人斷銀根與挖牆腳的動作是有實際傷害的。
最後,檯面上蘇貞昌用自己的身分地位,壓制社運宣傳路線,全面實務作風,拉回傳統中小企業票。蘇系等於用盡自己的資源,取回年輕世代對民進黨政務能力的信心,同時反證小黨只會嘶吼的無能。
所以,完全執政的首要任務,必須是消滅紅色滲透。
在法律層面上輾壓也無所謂,800萬票證明大家反共匪侵略,下一任的當務之急,就是境外勢力代理人法通過,施行細則與機關儘速成立,將所有資訊完全透明化,台灣民眾用選票證明自己有眼睛會看,不會放過中共代理人。執行層面上,還需要對地方的配合,紅色滲透往往透過基層微創與宮廟,繞過政府監督,以及吸收台灣收入不佳的年輕人前往中國創業,還有尋找反社會的失敗者為主。
除了透明化外,還得要斬斷根源,從現在開始要培養從基層起家的政治人物,只有這些人知道在地情勢,曉得哪些小公司行號與宮廟圈的人可能被滲透,知道把資源投入哪裡才會有效果。我們也得認真想想,社會上一定有失敗者,要如何提供協助,不要讓他們成為中國吸收的目標,此次韓流風起的宣傳主力,相當多都是這類人。
但這長期來說,就得要配合選制修改,依照人口數設立區議會與中級議會選舉,提供年輕政治人物空間。進可攻擊中國滲透單位,監督政府款項發放,退可守住選民利益,知曉地方發展與時運。不然依照現在一個議員或立委,數十萬人的選區,又不增加其人事預算,沒有力氣全面顧及,被滲透的空間會擴大。如果各位擔心回到地方豬肉桶分贓情勢,那是自找的,年輕人已經覺醒的話,離家裡這麼近的政治事務就該好好關心,從水溝跟電桿開始,不是只關心離你家一百公里外大條的。
其次,台灣經濟的命脈,向來仰賴美日輸出的技術,連最終市場也在這些地方。蔡英文連任,至少保證未來4年台灣的親美路線,這方面我們就不需要擔心,問題是在執行層面上,除了中央部會的政策大方向外,怎樣落實到基層,讓民眾可以快速拿到實質利益,不會像去年一樣,中央熱地方冷?
這就要回歸民進黨最弱的一部分,被戲稱缺少農(農業)、工(產業)、兵(軍事)人才,從阿扁8年開始就是如此,民進黨的社運色彩太濃厚,導致國民黨緊緊抓住農工兵三項的話語權,民眾也不相信民進黨有此種人才。
這其實非常可惜,因為國民黨以外不是沒有這方面的人才,而是在台灣學歷優位的情結下,農業專家不擅長媒體公關,產業人才往往跟社運關係不良,軍事專家則意識形態偏重,這些正好都在民進黨體系中屬於較弱勢者。此次選舉我們看到幾個突破點,民進黨應該也看到了,如何運作把對的人放在對得事上面,考驗執政黨的能力。
從雲林花生之亂以及蘇治芬當選可以看出,在地農民不是不知道張家人的跋扈,與農會體系的壓榨,只是求生工具都在人家手上,不配合都不行。蘇貞昌院長在花生之亂後,就讓陳吉仲與農委會長官坐鎮當地,直接越過農會體系處理,而且成效頗豐,即便張家讓培養的農業網紅嘶聲力竭,在真正專家的眼裡仍是跳樑小丑。
但陳吉仲之後將由哪些人來接手,中生代的代表人物在哪裡,能夠有精力跑農業行政業務的新人又何在?農業技術專家多半不擅長公關,民進黨有必要將這類人挖出來,給予適度的包裝,才能重奪農業的話語權,將農民從被把持的地方農會體系中解放。沒有指標性政治人物,把複雜的農業政策轉化成宣傳語言,我們會很難說服非農業體系的人,去支持農業改革的必要性。
產業政策上,民進黨的支持主力向來是中小企業,而非是雙北白領中產習慣看到的大企業,過去幾年偏重大企業的宣傳,嚴重低估傳統支持者的流失。由於中小企業缺乏媒體宣傳,過於仰賴私人管道,導致依靠空戰而起的政治人物,根本不知道實務需求在哪。執政黨當務之急,是運用政府資源,去成立中小企業的產業公會,用以橫向串聯,並得到產業第一手訊息,給予即時協助。
從過去2年,偏藍的各種工商協會,全力宣傳對中國開放政策,完全避談傳統產業固守台灣多年,遲遲得不到政府關愛,幾乎要被親中企業吃掉的結果。而我們卻無法在主流媒體上,看到所謂的台灣工商團體出來挺政府政策,這與基層的哀號完全脫節,表示現今的工商協會早已經沒有代表性,甚至成為中國經濟統戰的先鋒,民進黨需要抓住機會,獲得這些堅守台灣價值,不輸出技術賤賣中國的中小企業支持。
民進黨欠缺軍事專業人才眾所皆知,這次吳怡農沒有獲得立委非常可惜,選後應當去擔任總統府幕僚職位,較能發揮其能力。但為何民進黨會沒有軍事專業人才?這種說法也是錯誤的,實況是無論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都沒有真正意義的軍事專業立委。
主要是實務運作的軍方高階將校,幾乎都出身黃埔系統,大中國意識強烈,對民進黨的敵意很深,雖說這幾年的校級軍官漸漸無此問題,但鴻溝仍在。如何積極的說服專業軍官,投入民進黨的政策運作,這是第一個要面對的考驗。其次是,民間的軍事專家,多半沒有相關學經歷,而有此學歷的專家,多半偏向國際關係,而非軍事戰略,慣於用寫論文的模式經營智庫,忽略現場運作的困難,導致長期以來不被軍方理睬,形成所謂的軍方自成體系。
要吸納專業軍官,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讓能夠對話的專家處理,取得軍官團對民進黨的信任,進一步影響軍隊的運作,並達成軍民合作的可能。專業軍官往往有聚焦在特定事務的毛病,軍宅對武器很熟但鮮少了解政軍之間的聯繫,能有宏觀視野的學者通常不知道實務運作的困難,提出做不到的建議,如何整合?這一樣需要多功能的智庫型與民間顧問單位,來培養各方長期的信任感,願意在第三方的協調下整合出最佳化的政策。這並不是簡單的任務,但現在不做以後必定會後悔。
綜合如下,民進黨若能在已經成熟的醫療、學術、社運的基礎上,將國家運轉的農工兵實務專家納入,就可以打破國民黨壟斷多年的話語權,達到長期執政、改善台灣體質的目標。
而這一切的基礎,將會奠定在是否能夠堅定抵禦紅色滲透的前提上,民進黨不能錯估情勢,誤以為一路走來的路線全盤無誤。就以戰略角度來說,戰爭的勝利必定是先顧好自己的戰士,打下堅實的後勤基礎,不能長期發起遠征,佔據遠方高地卻無能守住,徒耗資源在戰場上進退兩難。
還有一點各位要想想,執政黨的任務只有宣傳,還是要提出具體作法?極端一點來說,今天中國因為內外交迫,被逼對台發動戰爭,請問社運小粉綠會怎麼做?鐵定只會繼續批評國民黨賣國,到處抓有叛國可能的戰犯做政治審查,然後戰前怎樣厚植國力,交戰時的軍事運作,戰後的復原工作,一個具體項目都講不出來。因為社運左膠的強項就是批評,真有應付這種硬實力比拚的能力,就不會只曉得罵反對政黨了。
我們已經證明,中國的紅色滲透無孔不入,此次失敗還會有下次,除非共黨垮台,台灣永無寧日。大藍跟小藍幾乎確定被滲透到難以逆轉的地步,民進黨如何能轉型成為全方面的政黨,端看這一任的基礎。
800萬票,是台灣人民對民進黨的期待,不是對民進黨的全盤認同。
陳吉仲學歷 在 Lin bay 好 油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前陣子看到焦糖以熱心公共事務,臉書追蹤達十萬人以上,深具社會影響力者這個條件,以高中學歷錄取中山大學社會所,雖然很多酸民在酸,但我覺得還蠻支持的,因為這個臉書追蹤達10萬人,還真的蠻難做到,以一個沒露奶或是買假帳號按讚的情況,10萬人真的蠻難達到的,既然有心要進修,願意進修也是一件好事。
但念研究所跟過往求學的差別就是要學會質疑,要能自己做學問、做研究,不是人家餵你什麼就是什麼,要質疑別人,要調查,而不是只要不合你想法的就是謠言。
台灣米有沒有賣給解放軍?
台灣去年跟今年都有三萬多噸的米去大陸,米是中國管制進口的品項,只有幾個國企能配額進口,其中中糧就是負責這塊,米是不是進解放軍口中我也不確定,但從關務署的報關資料可以看到一公斤不到13元的米的報關資料,這是不是賤賣,也很清楚,而是不是謠言呢?
我個人覺得中糧再轉賣進軍糧系統可能性蠻高的。
高雄芭樂今年四月的時候產地低到不到五元,農委會還出來進行1公斤8元的加工收購,所以沒人買也是謠言嗎?
其他的就懶得說了。
有組織的操作花生崩盤謠言,是用農民的生計換自己的政治利益。
雲林的縣長是張麗善,如果花生真的崩盤縣長會沒有責任,會不影響張嘉郡的選情?
更何況今年的價格離崩盤還有好大的距離,收購價一斤33元叫崩盤,懂花生的都笑了,隨著產量增加收購價下滑不是理所當然嗎?
農委會這種花錢補貼把收購價訂在成本的160%,這樣才叫正常嗎?這樣不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在胡亂操作嗎?
農委會瞎搞,雲林縣府也拿快2000萬出來補貼,平常就喊窮,砸補助的時候,手腳就比農委會還快,這是補貼不分藍綠嗎?
如果真的崩盤跌破監控價農委會當然可以進場用成本價媒合加工廠收購,芭樂是這樣、鳳梨是這樣、香蕉也是這樣,但為什麼到了花生就變成成本價加60%的高價在收購呢?
不照程序做的是農委會,焦糖怎麼不質疑農委會為了政治利益讓農委會亂撒錢補貼高價收購,浪費民眾繳的稅呢?
關稅配額內的花生數量會改變,會依照關稅進口量調整,而不是萬年的5235公噸,就像今年的配額量是10357公噸,但焦糖很明顯的一昧的用錯誤的資訊。
市場機制本來運轉正常,但介入最多的就是農委會,還宣稱要拿20億來介入,最後縮起來說是媒合,只要花不到一億,這樣操縱最多的不是農委會嗎?
這樣農委會才應該是焦糖口中的惡勢力才對吧?
陳吉仲亂講說政府不會開放菜進口,被打臉之後,農糧署說政府不會自辦進口,結果農委會的孫公司台農發進口越南白菜去北農賣,政府這樣搞算不算惡勢力?
陳吉仲說台農發要10櫃香蕉去中東,被記者用關稅資料抓包只有三櫃去中東,這樣是不是散佈謠言?
陳吉仲帶著台農發去日本跟farmind簽100億日幣的mou,過了三年了,執行的有到1億日幣嗎?
原來這種膨風mou,韓市長還是學農委會的,他不能算創新者,陳吉仲才是。
能思考,能懷疑,不要人家餵什麼就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