颱風天，讀書天。這個月的書量，不排開都不知道竟如此可觀，分了三趟才全數將這些抱到房間地上，有幾本甚至還未買齊，七月果真是我們出版市場的一級戰區。即使大家仍舊保持觀望態度，不太放心前往公共場所，包括書店，景氣也尚未回升，但見到這麼多質量並重的書籍持續推陳出新，還是感到自己屬於相當幸運的族群之一。有趣的是，原來今年酷暑之下的色系是落在藍色、綠色與黑色構築出的區塊裡，視覺上果然沁涼許多，下面就依序來稍作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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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順位，當然是老早介紹過的本月選書，Richard Powers《#樹冠上 》。一部關於樹木與人類命運、無可挽回遺憾和心靈救贖的生態史詩巨著。全書宛如盤古巨樹般自樹根揭開半世紀美國西北部的伐木浩劫，帶出九名主角與最後一片原生林木之間生死相繫的命運。當中包括青年藝術家、華裔女工程師、心理學博士生、專利法律師夫婦、越戰退役上尉、半身不遂的 IT 科技鉅子、言語障礙的植物學家，以及一名曾因縱情玩樂觸電身亡但死而復生的女大學生，據說銀閃閃的樹靈在幽冥中對她說話，伸出援手，將她拉回人世。全書以樹根、樹幹、樹冠、樹籽為架構，鋪陳九位主人翁的個人生命，如何與樹木命運環環相扣，彼此交會激盪的故事，當中記錄環境運動現場，辯證環境倫理困境，意在突顯當今地球最基本且最具破壞性的衝突，即人類與自然的對立。然而樹木智慧浩大、緩慢、互連、共生、獨具創見、別出心裁，可惜只有少數人發現並相信那個世界，深受吸引，因而捲入災禍，卻義無反顧。這本普立茲得獎小說更從植物學、認知心理學、法律、人工智慧、環境倫理等各層面書寫樹木的智慧，不僅是有史以來寫樹寫得最好的小說，也是最好看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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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是有掛名推薦的幾本書籍，相當榮幸擔任博客來試讀偵探來賓的《#消失的匿名小說家》（https://bit.ly/3wVDKut），所有選擇隱姓埋名的暢銷作家，幾乎都存在無法與旁人言說的理由，這位莫德迪克森，性別不明、身份成謎，卻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處女作《密西西比狐步舞》好似橫空出世，橫掃各大排行榜。身為編輯助理的芙羅倫斯，生在美國一個平庸家庭，一直懷有作家夢，因此來到紐約，自視甚高又缺乏自信的她不願主動離開這個圈子，覺得自己缺乏伯樂，並非技不如人。在命運的安排下，一轉眼她已拎著打包妥善的行李遠離市區，斬斷與外界所有聯繫，芙羅倫斯成為在全世界唯二得知莫德迪克森真實身分的人，以助理身份戰戰兢兢身兼編輯與作家之間的橋梁，與崇拜多時的偶像同住一個屋簷下，如此人生的轉捩點，似乎不只是迎向夢寐以求的新生活，更與理想中的自己靠近了一大步，即將展開一趟久違的摩洛哥探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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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為《#巴黎圖書館》，嗜書如命的歐蒂兒不顧警察局長父親的反對，進入巴黎的美國圖書館工作，遇見了形形色色的館員與讀者，也和英國大使館專員的妻子瑪格麗特成為摯友，還與年輕警察保羅陷入熱戀。但甜蜜平靜的日子稍縱即逝，巴黎轉眼間蒙上戰爭的陰影，人心惶惶中，圖書館長芮德女士堅持每日正常開館，並寄出數萬本書到戰地前線和醫院鼓舞士氣。隨著局勢愈來愈壞，巴黎落入納粹的統治。但歐蒂兒和瑪格麗特仍嘗試穿越重重檢查哨，偷偷將違禁書籍送到猶太讀者手中。然而，瑪格麗特卻在一次送書途中被捕，藉由答應當納粹軍官的情人才得以脫身。歐蒂兒既感激好友與她分享因特權得來的物資，又無法壓抑嫉妒輕視的心理，忍不住將秘密說出口，卻不知這將摧毀摯友的人生，更將讓自己的餘生滿懷罪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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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房間》作者愛瑪唐納修呼應時事的新作《#星空下的隔離病房》，創作靈感來自作者 2018 年所讀到關於西班牙流感的史料，初稿完成之後便遇上 COVID-19 疫情侵襲歐美，這部小說的切時性和寫實色彩得到眾多讀者與書評家所肯定。1918 年愛爾蘭同時蔓延著獨立運動的烽火與致命的流感疫情，都柏林的醫院每日湧入發燒咳嗽的病患、送走一具具面色青黑的屍體，只能靠著勞累不堪的醫護人員與教會的救濟勉強維持運行。在正規產房之外，一間狹窄而簡陋的儲藏室被院方劃為臨時隔離區，所有出現流感症狀的待產婦女都將集中於此，由婦產科護士茱莉亞和熱心卻缺乏醫療訓練的助手布芮蒂，照顧三名病況不穩又即將臨盆的病患。在物資缺乏又孤立無援的絕境中，茱莉亞帶著布芮蒂奮力協助這些產婦準備迎接新生兒的來臨，傾聽她們的憂慮、孤獨與恐懼，卻難以阻止擴散的疫情與產程中的併發症威脅她們與胎兒的生命。而後，一位醫術精湛但背景成謎的女醫生走進病房，挽救性命危急的難產病患，但緝捕叛亂份子的警察也隨後闖進醫院搜索，使得陰鬱的院內更加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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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因電影而結識的同道好友也出書了，相當幸運能為 彭紹宇 Peng ShaoYu 的《#黑盒子裡的夢：電影裡的三倍長人生》擔任推薦人，長期閱讀他的優質影評至今，終於等到了這一天。曾受邀書寫多個觀影專欄，他的觀看範疇豐富多元，對影視動向、時事議題擁有敏銳的觀察。他的文字則具敏感共情的性格，擅於捕捉人物間埋藏的幽微互動，憐惜故事背後勾勒的細密情思。本書收錄 40 篇觀影筆記、兩本書籍閱讀心得，以及兩篇影視產業現況分析。從南韓商業類型片《一九八七》到歐洲藝術片《痛苦與榮耀》，從切合全球政治的《個資風暴：劍橋分析事件》到台灣新導演作品《返校》、《怪胎》、《蚵豐村》，同時涵納近年廣受好評的《婚姻故事》、《機智醫生生活》、《刻在你心底的名字》等話。「黑盒子」既指電影院，也似飛航紀錄器，見證了觀影者在故事中的無盡追索。翻開這本書、參與飛行的我們才知道，原來故事裡頭追逐的每一道身影，皆是自己。電影，就是通往內在宇宙的那把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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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過贈書活動的「#卡繆反抗三部曲」套書《#瘟疫》、《#反抗者》、《#正義者》仍得再提一次，除了《反抗者》已於 2014 年發行之外，三本同樣皆為翻譯品質保證的嚴慧瑩法文直譯。卡繆在他的札記裡規畫其創作預計分成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荒謬」系列，第二階段是「反抗」系列，第三階段是「審判」，第四階段是「愛」。可惜卡繆在第三階段創作初期便因車禍過世，第三階段只有小說《第一人》的殘稿，完整呈現的僅只前兩系列的作品。第一階段「荒謬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異鄉人》、論述《薛西弗斯的神話》、戲劇《卡里古拉》與《誤會》。第二階段「反抗系列」的作品是：小說《瘟疫》、論述《反抗者》、戲劇《正義者》。我們眼前的卡繆反抗三部曲套書，將卡繆的作品以他理想中規畫的方式來呈現，還原當年其發表作品的順序，三種類型的作品互相支援互相辯證，較為完整呈現作家的創作概念。另外，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彼得漢德克的另一本著作《#第二把劍：五月故事》也悄悄上市，一名女記者在報紙上寫了一篇針對他的文章，但不只是針對他而已，甚至指控他的母親其實是納粹的追隨者。他知道，他不能坐視不管，他必須為他母親復仇，不計一切代價，因為有些事情依靠法律並不一定能夠獲得解決，於是乎，受迫害者需要第二把劍，一把正義之劍，來消弭體制外的仇恨。以書寫做為銘刻，第二把劍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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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迷如我，《鬥陣俱樂部》作者恰克帕拉尼克的兩本作品也不容忽視，《#鬥陣寫作俱樂部》是他給新手作家的教戰手冊。從影響他至深的「寫作工作坊」談起，強調社群對一個作家的重要性，包括對觀眾大聲朗讀作品的好處，以及彼此間透過討論、反覆實驗而激盪出的暢銷小說寫作原則。除了經典分析、技術指導，也分享宣傳、撰寫廣告文案等當代作家的生活面貌，以及一條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視的真理：所有的寫作者都是孤獨愛好者，但寫作這件事情，是一場貨真價實的團體戰。更想讀他的《#革命的那一天》，敘述新的社會學理論興起，人們相信年輕男性對社會有害，政府計畫將全國年輕男性送上戰場，一鼓作氣將他們全都炸死。於此同時，神祕小書煽動著革命的號角也終於響起 ── 那一天，原先的掌權者、菁英，以及媒體記者都遭到殘忍殺害，所有權力關係重新洗牌，人們建立起三大完美王國：高加索邦、黑托邦、同志亞，不再有父權社會的壓迫、被白人欺凌的有色人種，以及遭異性戀排擠的同志族群。《鬥陣俱樂部》出版後二十二年，帕拉尼克訪談許多極端分子寫就《革命的那一天》，彷彿延續了未竟的「破壞計畫」。他自言，這本書將讓所有人備受冒犯：從偏見、歧視到陰謀論與分裂主義，他刻畫出只顧個人利益的政客，以及民粹、假新聞、消費主義大行其道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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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亦為重點書，韓國性暴力事件全紀錄：《我是金智恩》與《您已登入N號房》。《#我是金智恩：揭發安熙正，權勢性侵受害者的劫後重生》敘述「金智恩」這個名字，因「安熙正性暴力受害者」而為世人所知。她在遭受四次性侵及數不盡的性騷擾、猥褻後，決定挺身而出，揭發南韓政治明星安熙正的惡行，她的勇氣卻沒有得到世界的諒解，反而遭受更多無情質疑。沒有人在乎金智恩是個必須為生計奔波、不能失業的約聘職，是遭到同事性騷擾，卻被告誡要以大局為重的女性，是上司說 YES 她就不能說 NO，必須絕對封口的「殉葬組」，而在那一切之前 ── 金智恩也是一個人。聆聽她的吶喊，正視她的遭遇，這是我們應該實現的正義。《#您已登入N號房：韓國史上最大宗數位性暴力犯罪吹哨者「追蹤團火花」直擊實錄》，在 Telegram 聊天室裡，加害者散佈非法拍攝影像、脅迫未成年自拍，惡意合成熟人照片，發表性騷擾及厭女言論，甚至以此獲利。加害者毫無愧意，事先擬好撤退守則；被害者飽受威脅，獨自恐懼，甚至成為玩物也一無所知；旁觀者從起初的震驚、真相的刺激，最後隨著時間，遺忘那個黑暗的平行世界。N 號房事件最初報案人、首位報導者 ──「追蹤團火花」現身說法，這是「記者」火與煓，對 N 號房事件誓不放棄的心路歷程，更是「女性」火與煓，意識社會的性別不平等、勇於發聲的成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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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 RBG 的支持者，在改編電影與紀錄片後，此本《「#我反對！」不恐龍大法官 RBG 第一手珍貴訪談錄：橫跨近 30 年，13 場關於愛、自由、人生及法律的對話》等了好久，此書作者 Jeffrey Rosen 為美國國家憲法中心主任兼執行長，也是她的好友，藉由多年來一系列與金斯柏格的對談，呈現最有血有肉的 RBG，讓人一覽這位不平凡的女性平易近人且不為人知的一面，和她在法律執行面向上無比縝密、超越時代的思索。對談從九○年代開始，延續到川普時代：剖析「羅訴韋德案」的利弊；笑談與丈夫的鶼鰈情深；分析 #MeToo 運動的崛起；討論最希望被推翻的判決；也分享如何擁有充實又富有同理心的人生，以及她對最高法院的未來展望。這部難能可貴的訪談錄展現了真實的金斯伯格，一個擁有鋼鐵般決心，以最高標準要求自我，同時竭盡畢生所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偉大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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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本厚厚的 Pip Williams《#失落詞詞典》，被譽為今年最好看的歷史小說。故事設定於 1857 年，倫敦語文學會決定展開一個百年大計畫：編纂一部史上最權威、完整的英語大詞典。以詹姆斯莫瑞博士為首組成的詞典編纂師團隊，公開向天下徵求詞彙，並於牛津建造「累牘院」做為工作室。每天，雪片般的詞彙從世界各地寄來，由詞典編纂師一一檢視、篩選，並寫下最終定義。詞典編纂師的女兒艾絲玫尼克爾在文字的包圍下長大，從小就對詞彙情有獨鍾，每當遇到挫折，某個詞彙的定義總帶給她救贖。但最吸引她注意的，是那些被男性編纂師們忽略、鄙視或丟棄的詞彙，而這些詞絕大多數是關於女性。「經血」是骯髒不潔、「陰道」是猥褻詞彙，而女僕、廚娘經常使用的詞彙，沒有一個被收錄在大詞典中。她開始偷偷收集這些被她稱為「失落詞」的詞彙，她從累牘院中拿走被詞典編纂師淘汰、遺忘的詞彙，決定自己寫下從市場、妓女、女僕那邊聽到的各種用詞，並將她們口中的話語化為正式引文。這些詞彙靜靜躺在箱中許多年，直到婦女運動、一次大戰接連爆發，新的可能在歷史的波瀾中悄然生發。那是文字最美好的時代，也是戰爭迫在眉睫、女性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而在宛如隔絕所有外界紛擾的累牘院中，實則見證著一切的歷史流轉。本書故事基於真實事件，透過瑰麗的文字與翔實考察，鮮活重現出詞典編纂師的工作與大詞典的編輯細節，更講述了在充滿巨變的十九至二十世紀，一個隱藏在男性書寫歷史背後的動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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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相當感興趣的兩部華文作品，臺灣史小說名家陳耀昌的《#島之曦》，是繼《福爾摩沙三族記》、《傀儡花》後的重磅力作。隨作家之筆，彷若回到日治時期，體會了「臺灣社運先鋒」盧丙丁及「臺灣歌唱藝術家」林氏好伉儷之間的才情、使命與志業，也認識了引領臺灣文化啟蒙運動的「臺灣文化協會」，以及政治上第一個政黨「臺灣民眾黨」的風起雲湧與興衰歷程。全書以主角盧丙丁串出那一代掀起「臺灣意識」的各行各路知識份子，呈現 1920 至 1930 那個臺灣社會運動最蓬勃的年代，穿插漢生病奮鬥史；同時也藉歌唱藝術家林氏好的故事，帶出曲盤時期流行音樂盛況，生動刻劃著那個臺灣意識最蓬勃、心靈最熾烈的時代。其次為時報文學首獎白樵的第一本作品《#末日儲藏室》，跨越同志、異性戀、異文化議題的小說，探討了後殖民、強權、跨文化等主題。曾經留學法國的白樵當年因一場重病，在巴黎送急診室，昏迷兩個月，與死神擦身而過，脖子留下了插管的痕跡，他笑稱：「這是巴黎給我的刺青。」雖然不得不放棄當地的學業，歸國後仍努力寫作，屢獲大獎。八篇短篇小說切分為三輯：從描繪掙扎於歐洲生活各式角色的「他者」，翻轉自我身世的「邊界」，最後讓渡於台北「我城」的回歸之旅。白樵的文字乍看十分華麗，實則以冷靜視角包裹著濃烈的情感，透過篇篇迷人的小說，不但坦露青春回憶與情慾冒險，同時也如多面稜角鏡般，呈現他對東西文化消長以及殖民位階的探索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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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本屋大賞第二名的作品也在最近的新書裡，《山茶花文具店》、《蝸牛食堂》之後小川糸帶來了生涯最觸動人心的小說《#獅子的點心》。在人生的最後一刻，你想吃什麼呢？雫離開了一手拉拔自己長大的父親，獨自一人生活並努力對抗病魔。某天，醫生向她宣告了餘命，瀨戶內海的檸檬島上的獅子家園，是雫選擇度過餘生的地方。在平靜的島嶼風光中，思考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每個星期日，獅子家園都會安排「點心時間」，讓入住者能再次品嚐到充滿回憶的點心，但雫遲遲沒有做出選擇。還有另一本看起來相當有趣的犯罪小說《#好女孩的謀殺調查報告》，五年前，17 歲少女安蒂無端失蹤，警方斷定安蒂的男友沙爾是殺人凶手，這位唯一凶嫌卻在數天後被人發現自殺身亡，警方也草草結案。根據統計，在所有失蹤案當中，只有 1% 不曾找到失蹤者，0.25% 失蹤者尋獲時已經死亡。五年後，少女小琵為了寫學校報告，大膽重提整座小鎮都避而不談的安蒂案，更打算為死去的沙爾平反。根據失蹤案當晚一場聚會，小琵在臉書貼文、通聯紀錄中推敲出，當晚說謊的不止一人，安蒂生前不為人知的祕密更一一暴露而出。隨著蒐集來的日記、對話紀錄、關係人訪談，嫌疑犯名單愈來愈長，逐步接近校園人際關係和小鎮生活的黑暗面。她開始意識到，調查結果可能會傷害到還活著的人，更重要的，在收到一張又一張威脅紙條之後，她開始擔憂，自己有辦法活到親手揭露真凶的那一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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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兩本，其中一本是尚未正式介紹過的電影相關作品《#奉俊昊上層與下層的背後》，從近年的《寄生上流》、《玉子》、《末日列車》，到早年的《非常母親》、《駭人怪物》、《殺人回憶》、《綁架門口狗》，韓國重量級影評人李東振就奉俊昊二十年間所拍攝出的七部長片，深入剖析其電影語言、作品思想，收錄精采影評、完整訪談，帶領觀眾一起踏上這條以電影為媒介的社會與人性探索之路。另一本為屬於讀詩人的圖像小說《#辛波絲卡拼貼人生》，以傳記、報導、訪談為底，用漫畫、拼貼和詩句佈局，明快呈現辛波絲卡的人生跑馬燈。就像翻閱一本人生快照，從中能見辛波絲卡的感情、交友、嗜好、寫作、工作、政治立場和獲獎經歷。作為敘事主線的水彩漫畫，既有印象派的朦朧，又有表現主義的大膽；犀利又詼諧的黑白攝影拼貼則具有轉場功能，兩者銜接，將辛波絲卡平凡又壯麗的生命軌跡流暢地小說化。傳記和創作的疊加、漫畫和拼貼的銜接、詩句和人生的交融，多樣化的藝術形式讓本書不僅止於用圖像訴說詩人的生平，更以小見大地彰顯了詩歌和拼貼、拼貼和人生、人生和詩歌的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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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部分節錄自出版社書介。）

今天在中時副刊有跟書同名的《卸殼》，一整版看來其實十分壯觀，這一篇其實是大學時期的舊作，但也算是銘記了某一部份、最重要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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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00310000860-260115?chd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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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記憶裡有一片沙灘，貝殼俯拾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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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家庭旅遊，我們都必定要到那裡的沙灘上去晃過一圈，逡巡來回只為覓得一片自己未曾見過的貝殼，帶回分袋並標上曾經去過的景點，不知不覺地，已經收藏了整整一箱。幾年過去，家中經濟不如以往，家庭旅遊的次數減少了，終至再也未曾一家人出遊，那箱屬於童年的祕寶仍安安穩穩地擺在書桌下，與異國的紀念品一起收藏著，直到消失在記憶的角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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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做過這麼一個夢，箱子裡的貝殼原來全都是活的寄居蟹，牠們在睡夢中被帶走，到達一個陌生的地方，睜眼醒來成群地竄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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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們就這樣背著家到處走著，這樣與家緊緊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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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學期結束了，整棟宿舍的人來來去去，腳步急促地上下樓梯，在走廊上來回奔跑，隱隱地躁動著遷徙的氣氛。走廊上堆疊著比人還要高的紙箱，室友的爸媽們進出著催促女兒趕快動身，不消一刻鐘的時間，原本嘈雜的房間便歸於靜謐，而我就坐定在這些聲響中，穿上最好的一套衣服，卻沒有離開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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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日將至，我沒有回家，說是要留在台北打工不回去了，若是回鄉，工作會難找得多，從期末考就開始不停地投履歷，最後是找到了個文書處理的工作，輕鬆、但乏味。看著朋友同學們一個個回家，各個笑顏逐開，親密的、交惡的，如今都不在這座城市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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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家的真正原因只同幾個親密友人提過，住了十幾年的房子因為一些法律問題而匆匆賣掉了，十分倉促。在上來台北唸書前其實就已被母親告知可能要搬家，但真正發生時，就連母親都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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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賣，就要被法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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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價錢遠不及當初買的一半，我好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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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裡常常接到母親的電話，她在電話裡哽咽，連帶著我也失聲問道：「那你要去住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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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舍吧，我也不好意思再回去娘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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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母親要不要我回去幫忙打包，她說不用了，她不想讓我看到家裡頭散落著打包行李的模樣，像極了逃難，「難看死了，」她說。晚上工作結束她一個人收拾家當，夜深了，以棉被裹身睡在沙發上，四周是以黑色大垃圾袋建築起來的堡壘，垃圾袋裡頭裝的是一整個家的歷史，如今是被匆匆包裹於袋中，等待遷徙進另一個陌生的倉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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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家的崩毀，竟是如此地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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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記憶中的那個家，在小巷轉角，兩個人住略嫌大了點的透天厝，填塞的全是母女倆捨不得丟的家用品，門口越堆越高的紙箱放的是母親工作需要的物品，也是母女兩人用來抵禦外界關懷的殼。房子的產權出了問題時，也都是母親一個人隱忍著，直到她那肉身再也無法承擔，才戲劇性地爆裂而出，家族裡的人訝異無比，但那時，也無法挽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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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發生之時，我選擇逃避，刻意疏漏母親打來的未接來電，讓手機響了整夜，刻意冷漠以待假裝自己不為所動，當母親在電話的另一頭聲淚俱下時，我佯裝鎮定地在人群中談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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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不願回家，是為了逃避見到母親的倦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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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日的台北看來格外陌生，所有可以聯繫的人都走光了，也許他們也在逃難，提著笨重的行李、站在郵局窗口寄送體積龐大的學生包裹、在高鐵的排隊隊伍中搓手等待，想要自渾沌的異地生活逃回熟悉的環境裡；但其實之所以在異地生活，也都是出自於自己的決定，想要到大都市來開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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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留下來學習一個人生活，一個給予自己的課題。猶如生活在孤島上，每天固定時間去打工，三餐一個人草草解決，比較多的時刻是待在自己的房間裡讀書寫作，看似愜意，但隱隱仍是有什麼放不下。打電話回去得知母親已經離開了家，住進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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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陋，但是我總是沒辦法順利地上廁所，你知道我不願意上家以外的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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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旅館本身沒有停車場，所以每天十點下班以後，母親都要在旅舍的周圍繞許多圈，才能覓得一個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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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一點多，我會跟路邊的一隻小土狗聊天，牠很乖，每天都會等我回來。」她說：「你不跟我說話，我就跟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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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的另一頭，我只能說著「嗯，」再多的話也無法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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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馱著沉重負荷的母親走在巷道中的模樣，不知為何，想像起來格外熟悉，她是否背負著的就是家呢？躺平在宿舍的床上、躺平在旅館的床上，我們都躺在一張屬於自己、卻又不屬於自己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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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靜靜注視著那黑暗，失根的感覺特別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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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再去到沙灘上，都不撿貝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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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見過公視拍的一部紀錄片，寄居蟹因為沒有了可以棲身的殼，紛紛選擇棲身於瓶蓋之中。一直覺得寄居蟹是種很可愛的生物，因為長大了而不堪使用的殼會褪去給較小的同伴使用，有種生生不息的旺盛。只是現在牠們只能選擇棲身在不具有任何歷史的居所，一個褪去之後隨即成了廢物的居所，人類看了是驚愕，牠們住起來想必也不會太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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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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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應該是怎樣的形體呢？不是旅舍、也不是宿舍，那都只是一個棲身之所罷了。在宿舍中，一切從簡，因為只是暑假暫住的房間，所以期末時打包的行李到了新的處所，也都沒有打開，只有需要時才會在箱子中翻找。遙想南方的旅舍，不知怎地，我只能想到泛黃的床單、幽暗的走廊、老態龍鍾的領班，每一個房間都蘊含著一個故事，而母親就身居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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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關於一個女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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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離異時，母親曾帶著年幼的我回娘家住，每天母親從娘家出門上班，久而久之鄰居們竟有了閒話。祖父母是愛面子的人，自然承受不起這樣的壓力，母親又何嘗不是？初出社會的她便用了所有的薪水，苦苦攢下來的，買了間透天厝，在當時不算便宜，而這一住就是近二十年，直到它不再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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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年歲尚輕，可以說是遇人不淑，才得寄人籬下；此時已是徐娘半老的年紀了，想必更是止不住街坊鄰居的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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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靜地我在台北回想這一切，是最不願意觸碰的部分，就像褪去殼的蟹體一般，白軟的肉身脆弱易感，對於外界的風吹草動感受特別深刻。窗外下起暴雨，便會希望母親不要淋濕了，而這些話，我是從來無法同她說出的。為此我常常怪罪於東方人的含蓄內斂，較西方人的大膽示愛比起來，東方人實在保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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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我再度將武裝的殼裝上，才敢搭車回家。甫下客運便到外婆家落腳，卻是按捺不住地往外跑，在黃昏的公車總站，等待那班引領我回家的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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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拉得很長，搭這班公車的人不少，但班次卻不多，常常要把車體空間運用到極致才能塞下所有歸心似箭的人。我躋身在他們之中，體會到的是過往背著書包回家時從未感受過的，我也許是要歸去，歸去一個不屬於自己的地方。漸漸地有人下車了，新鮮空氣逐漸充盈老舊的冷氣車裡，坐在博愛座上的老人打著盹，我望著窗外熟悉的景象，它們將不再屬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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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車，我像是要闖入什麼軍事重地似地緊張難耐，走入熟悉的小巷，位於街角的那棟透天厝真實地如夢似幻。我想起上大學以來第一次回家，搭了五個小時的夜車，一整夜僅是淺眠，頭昏腦脹地到了家門口，發現母親正敞開門等著我回來，我拎著巷口買的飯糰與她一起吃過早餐，待她出門上班之後，在床上睡得酣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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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鐵門深鎖，身上還留著鑰匙，但想必是打不開了。屋裡頭透出亮光，我實在希望那是母親忘記關的一盞燈，總是會有那麼一盞燈照亮整個夜晚，直至白日才將其關上。我懸念著幾個書櫃的書如今去了何方，那些童年時期留存的美好又是流落何處，我想將它們統統都帶回北方，不再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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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外徘徊已久，也許我只是期望門會再度打開，與母親見到我在門外的驚訝神情，而那是無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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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搭上那班帶我回家的公車，而這次，它將帶我永遠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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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居在外婆家的日子，母親會暫時跟我一起住，離開暫居的旅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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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一點盼到母親下班回來，紅色行李袋裡是她的換洗衣物。外婆家的人都早睡，十點就準時將鐵門鎖上，不消一刻鐘整幢房子便陷入死寂。我與母親在這幢巨大的房子裡，吃宵夜、看電視，享受僅有可以相聚的時光，因為我知道，明天早上當我醒來，母親就已經出門上班了，而我也不會在此多做停留，頂多是一個周末，周一一到，我回到台北繼續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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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之間鮮少有交談的時刻，大多時候都是直盯著電視螢幕，母親也從不過問我在台北的生活，只是偶爾還是會嘮叨幾句，而我也只是虛應故事。像是共有的默契，兩個人都不碰觸到共同的傷口－－那些家具都去了哪裡？將來會有地方安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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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又要如何過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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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了燈以後，兩個人睡在同一張床上，已經是許久未曾與母親同枕而眠，卻聽見身旁的人來回翻身，怎麼樣也睡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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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著眼前的巨大黑暗，似乎要將人窒住了。我抱著的是母親自家裡帶來的抱枕，那是戰亂時刻唯一能夠搶救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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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母親說：「一定要再買一棟屬於我們的房子。」聞此言，淚水不知不覺地沾濕了枕頭，奇異的是我卻也因此安適地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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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母親同時入夢，靜靜地，我竟感覺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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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日早晨，見到母親坐在床沿整理行李，正準備去上班。她扛起那個紅色行李袋說：「妳一回去，我就要去住旅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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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竟是沒有留下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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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細看母親的臉，以及她肩上斷了一條帶子的行李袋，好不吃力，忽地有些不忍，我還是沒有辦法對她說愛、好愛妳這種字句，只能替她搬其他的家當進車。自玻璃門的反光見到馱著大購物袋的自己，我也同母親一般，變成寄居蟹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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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去之前，母親扛著一袋我高中時的衣服，還有從小到大收藏的玩偶，問我有什麼需要留下的。我看了看，原以為已經失去的這些又開展在面前，但我依舊是擺擺頭說都不用了、不需要了，然後讓這些東西堆到陰暗的倉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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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隻玩偶是當年高雄尖美百貨虎年的娃娃，不知道為什麼母親把這隻拿了出來，時序也來到虎年，這過了整整十二年，尖美百貨早就不存在了，而家呢，我也遲遲不敢回頭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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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這些衣服跟玩偶就捐掉吧，也不戀棧，小時候苦苦收藏的泰迪熊過了十幾年依舊十分新穎。母親挑出了幾件休閒服說要留著穿，我不忍看。還有那些書，母親說：「書多得可怕，目前都堆在跟人借的倉庫。」我已經不期待自己有天會買房子，然後把這些書都收回，一本一本地放進書櫃裡收藏。若真有那麼一天，這些書也早已經流離在時間的變動之中，難以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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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人生有什麼值得失去，我想可以失去的太多了，而每每失去的都是在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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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些東西一箱一箱地搬上車，送到暗不見天日的地方，我突然覺得，再失去什麼都無所謂了，反正接下來的人生裡，我也只會再失去更多更重要的東西，而無力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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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台北以後，只帶回一些家當，多半是書，還有一些是異國的紀念品，其中有一小袋當初忘了標記日期以及地點的貝殼，安安靜靜地待在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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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的我，總愛撿拾那些在沙灘上安穩躺著的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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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附近去買頓晚餐時，走進一條人聲鼎沸的巷子，混雜著脂粉味、油煙味、人的氣味，以及人們吃完麻辣鍋後談天混雜而成的城市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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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這裡，轉進另一條巷子，走回自己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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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母親的電話，她說：「舅媽他們在日本買了房子，說不定哪天我們也可以有自己的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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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期待著那天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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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空氣裡有什麼隱隱生根，空氣飄散著肉眼不可見的孢子，緩緩地落在乾枯的大地，外頭下起無聲的雨。走到窗旁，我靜靜看著大雨過後蓬勃開展的菌落。生命充滿著平安喜樂，平靜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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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身望向桌上袋中的貝殼，許多隻寄居蟹已挑好了適合牠們尺寸的殼，身居其中，牠們狼狽的蟹體再也不必在砂地裡磨出傷痕，這些殼，如今都找到了真正從屬的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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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恍然想起母親背上的重荷，以及附在自己身上那些無以名之的傷悲，如今似乎都已卸下，困擾著我們的那些，都已不復存在了。

看到福衛七號升天，我們高喊台灣之光。
看到《下町火箭》，我們感嘆日本堅持。

而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聽到，宇昌案摧毀了台灣生技業。

在上次選舉和公投過後，我跟朋友說：
「我最擔心的是「不作為」。其他國家、城市都在做，停了四年，再慘一點，停了八年，這樣的差距，怎麼追？」

而不幸的，這樣的討論，卻逐一成真了。

更不幸的，還有。

在公部門工作的朋友，在一次聚餐中說：
「妳知道嗎？有很多加入現在政府新計劃的認真公務員們，拜託我們在選舉前，將他們調離現在的工作崗位，他們怕被清算。」

現在，很多不同領域的工作者，開始覺得政府的政策制定、走向、執行，越來越有效率，符合期待，甚至逐漸填補、翻轉一些過去的陋習。

能做到這些，靠的是政府的政策、世界市場、已經準備好的台灣優秀人才、創意跟資源，以及那些積極作為的公務員。

然而，從過去的經驗中，這些人都知道，稍有不慎，自己對於工作的熱情、熱心，會轉身成為最利的刀，傷害自己。

無論是謝清志的故事，或者是宇昌案，還有許多相關的案件，都值得我們省思。

昨天福衛七號發射升空，受到很多人矚目。但說到臺灣的太空發展史，有個人的故事不能不知道。

他叫謝清志，1941 年出生在臺南，從成大土木系畢業後赴美留學，在密西根大學得到航太工程博士學位，隨後加入美國衛星公司工作。

謝清志年輕時就對臺灣政治頗為關注，也持續參與海外臺灣人的社團活動，結果被國民黨政府列為黑名單，長期漂泊海外。一直到 90 年代，臺灣政治逐漸鬆綁，他才有機會回到故鄉一展長才，投入臺灣的航太事業發展。

在自傳《謝清志的生命振動》中，他這樣描述這段在臺灣發展太空夢的過程：

「多年的航太工作經驗，促使我在 1990 年起積極投入籌組並參與『台美航太學會』。1994 年夏天，我還以團長身分帶領二十多人訪問團回台，遍訪台灣航太科技單位、產業及學術界，並向當時的李登輝總統提出軍備民營化的建言；那年年底，我也接任該學會會長。」

「我認為，人造衛星從無到有，整個研發是條長遠且所費不貲的路，以台灣的小國國力及研發能力，並不値得採此模式；相反地，台灣應發展『實用性』或『商用性』的衛星，且國外衛星已十分先進，以台灣的經濟實力，花錢買衛星，空中交貨（衛星發射至定位且發揮功能後交款），可能來的較實際。當然，沒有說出來的是，我希望台灣能發展具軍事用途的衛星與導彈。」

「果真不久（ 1995 年初），太空計畫室主任徐佳銘前來美國直接面試，回台後正式來函通知聘我回太空計畫室負責系統工程。我印象很深，當時隨同前來的另一位也是從美國回台服務的研究員，向我直言太空計畫室人事複雜、台灣太空計畫沒希望之類的警語，我聽的出他的善意，但我回台心意已決，到時候會是什麼樣情況，一切隨緣。」

「對於我的決定，有些人說我『傻』，也有人說我『勇敢』，他們倒不是認為我不該回台，而是要我再等幾個月。因為，那年我才要滿五十四歲，距離可正式退休的五十五歲只差十五個月，包括我太太在內，大家都建議我留在美國，待取得退休金後再回台也不急。」

謝清志毅然決然放棄了高薪與退休金，回到台灣：

「1995年5月返鄉進入太空計畫室，不久之前太空計畫室才大幅改組，稍早建議我不要回台的那位研究員也已離職；太空計畫室沒有給我原先談妥的職位，我只是擔任一位普通的特聘研究員。在一次防空演習上，我認識了幾位年輕女同事，當我告訴對方我是誰時，她們都瞪著眼說：『原來你就是那位大台獨！』」

「我本身學的是火箭，太空計畫最重要的就是火箭發射，剛回來的前二年，我並沒有被指派什麼重要的角色。倒是，自己主動將在美工作時所學的相關電腦程式拿來做模擬分析；剛好那時有二位新進的年輕研究員，於是我又像是指導教授，帶著他們做研究，教他們如何運用這套模型。在後來衛星發射時，我們師徒間的這種學習也做出了一些貢獻。」

「直到1997年，第一顆人造衛星福衛一號（原名『中華衛星一號』後更名為『福爾摩沙衛星一號」』）進入發射準備期，我的專長才被重視，也才出任發射組組長。發射前二個月，我們團隊進駐美國佛羅里達州甘迺迪角（又稱卡那威爾角Cape Canaveral）的空軍基地。」

「火箭發射的最關鍵階段，就是自離開發射台到將人造衛星送入預定軌道，這時是由火箭本身的控制系統操控著。發射前，馬丁火箭製造公司(Martin Marriatta)必須以數字一再證明其火箭能安全且準確地完成任務，此工作就叫『入軌誤差分析』，這也正是我在美期間的專業之一。」

「發射前一個星期，我發現馬丁公司用假造數據做分析，起初該公司現場督導經理還不承認，態度也不友善。我便當場挑明告訴他，這些分析模型與過程，是當年我在美國太空公司時的工作團隊協助馬丁公司所建立的，所有內容我十分熟悉，不容他們蒙混過關，該公司因此被迫立即改正。我不敢說，沒有那次的改正，發射任務可能失敗，但至少讓美國這些火箭公司的人員，見識到台灣航太人才的豐富經驗與水準，一切都得按部就班，不容馬虎。」

「2001年，我做了重大政策決定，要求太空計畫室自行研發IPS。不過，自行研發，也存在著風險，為避免萬一研發失敗，造成福衛二號升空延宕，我們也另有備案，打算透過中央大學遙測中心，加入該中心既定對法國採購相關軟體的計畫，雖然太空計畫室也因此要支付部份經費，但我認為應該『給台灣一個機會』，而這些風險管控所增加的經費，也可算是對自行研發的另類投資。」

「2006年4月14日晚間八點左右（台北時間），福衛三號帶著國人的祝福，精確成功地抵達距地面400公里的太空軌道；發射那一刻，『台灣』、『TAIWAN』與『FORMOSA』隨火箭直衝雲霄，緊緊扣住每位台灣人的心弦！台灣十五年的太空計畫，至此百分之百成功，畫上圓滿句點。」

不過，在慶祝這個成果的同時，等待著謝清志的，卻是一場意想不到的風暴。

2006年，特偵組檢察官指控謝清志在擔任國科會副主委期間，主導南科高鐵減振工程一案，但有圖利與洩密的嫌疑，將他起訴，包括國民黨在內的在野陣營，開始提出激烈批評，而媒體也立刻隨之跟進，案件喧騰一時。

所謂南科高鐵減振案，起因是當年政府在規劃時，缺乏全盤考量，造成高鐵與南科園區距離太近，高鐵行車產生的振動，影響南科晶圓廠商的生產。結果雙方僵持不下，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在這期間，擔任國科會副主委的薛香川，就因為束手無策而宣布辭職。（就是那位後來八八水災時打電話進政論節目說「拜託，父親節耶，吃個飯過分嗎？」的薛香川。）

2001年，謝清志接手國科會副主委一職，決定以他的工程專業來解決這個大問題，以挽救南科上看一兆元的產值。但他沒想到，這個原本應該是光榮的事蹟，不但遭到污名化，還為他帶來了大麻煩。

謝清志回憶當時檢調對待他的方式：

「從他們提問的性質與種類，我漸漸看出已經有一個『劇本』。原來，他們預先規劃好了一個我犯罪的景象，希望透過訊問，誘導我去印證我確實犯了他們所預想的罪行！」

「七點半，我與顧立雄律師被帶到地下室的另一間偵訊室。這次是在地下室，沒有窗戶，一股陰森的氣氛猶如身處地獄，我覺得這是檢方刻意營造的。」

「訊問的高峯祈檢察官，坐在墊高的審問台上，我則站在地板上。他重複著檢察官上午和下午就已問過的問題，偵訊一整天的我，疲倦不堪。隨後，他宣稱我涉嫌犯下『貪污治罪條例』的圖利重罪，依法最少5年刑期，是現行犯應立即當場逮捕，並聲請收押禁見，理由是為防止我與還在外面的其他嫌犯串供。換言之，我可能被收押2-4個月，收押期間，我被禁止跟任何外界人士見面、通訊，也不准接觸任何傳播媒體，如報紙、雜誌等。」

「環顧四週，拘留室裡沒有床，只有木地板，沒枕頭，也沒棉被，角落則有一座馬桶，沒有衛生紙，也沒水龍頭。這一夜，我是唯一『進住』的嫌犯。」

「我心中坦蕩，覺得我們這團隊對國家，特別是對台南縣，已做出很大貢獻！因為，初步的監測結果顯示，高鐵行經南科所導致的振動已被這項工程有效降低到可被接受的水平。這表示，近期（3-5年）內，年產值占5%GDP的南科將復活，高鐵振動的惡夢也將結束。那夜，我滿腦子想著這項『偉大的成就』。」

「清晨三點半，我自己對自己說：『白天還有一場硬仗要打，該睡一覺，好補足體力』。」

這一仗一打就打了兩年。

其中謝清志一度遭到收押禁見，他這樣回憶獄中的生活：

「牢房裡，沒有桌椅、床鋪或任何家具，地板是由約3吋寬的木板鋪設而成，老舊而有些腐朽，木板間縫隙，讓螞蟻、蜈蚣有機會上來陪睡。」

「牢房內那另外『五乘三台尺』的地方，有一個沒有沖水設備的蹲氏馬桶，一旁有水龍頭、水桶、面盆等，無論大小便、盥洗、洗碗盤匙筷、洗衣、洗澡，都必須在這不到一個榻榻米的小方塊內進行。水龍頭的供水有管控，每餐飯後、洗澡時及運動後才有供水，平時則以水桶來儲備用水。

「吃，像極在工地用餐。地板上舖一張過期的大本對開雜誌紙，三人圍坐地板上，飯菜擺在中間，大夥彎腰駝背地吃，只須五分鐘，用餐就完畢。吃，不是為了飢餓，而是慶幸時間又向前推進了些；吃完晚餐，就象徵著苦日子又少了一天！」

「有位看起來敦厚老實樣的法警，官階一毛三。有一次，在進出看守所中央控制台時，看到我正坐在角落等著與律師會面，他利用沒人注意的刹那，俯身小聲的對我說，報紙抹黑的報導讓他們感覺非常氣憤，大部份的人都知道我是被陷害的，『為國家建設出了那麼大的力氣還遭誣陷坐牢，台灣人欠你一個公道！』我聽了感動之餘，一下子也不知如何反應，只能故作平靜，誠懇地回答：『大家一起努力，明天台灣一定會更好！』」

「週一到週五，我們每天遵循著這樣的『課表』：早點名、靜坐一小時，廊道運動十分鐘，靜坐一小時，午睡一小時，洗澡二十分鐘，晚點名、靜坐一小時，睡覺。其餘時間，坐著、看書、寫字或移動，也可以站起來伸伸腰，但不准躺下，最多只能斜坐。」

「週六、週日，則形同放假，除了三餐、吃藥和點名以外，其他活動全都免了；要躺下，可以，要睡一整天，也沒人管。」

「十一點左右，已是半夜，我又與十多位他案嫌疑人成串被送回牢房。在看守所廊道上，一位友善的警衛向著我念念有詞：『傻瓜，你回來貢獻個什麼？這個國家不値得你這麼做，現在搞到這樣，活該！』我只能報以感激的微笑，一時間，內心還真想告訴他：『聽你這麼一說，我倒覺得這一趟也算値得了！』」

2006年12月25日，台南地檢署檢察官高峯祈以圖利與洩密罪，起訴謝清志，求刑15年，併科罰金3000萬元。

但2008年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宣判謝清志無罪。

2012年台南高分院更一審，也宣判包括謝清志在內等十多名被告，全數無罪定讞，謝清志並獲得三十萬元賠償。

面對這一段過往，謝清志寫著：

「假如，當初已完成80%的減振工程因此中斷，高鐵通車後，南科振動問題還是沒能解決，今天，我們所有參與者，就算沒做虧心事，一切合法，誰能諒解？就算未來我們在司法上清白無罪，對國家社會的損害，又誰能來彌補？」

「這段生命振動的遭遇，我正面看待，視它是一次『難得』的經驗，即使飽受不少非議與冷漠，但也因此『振動』出更深刻的親情與友誼，直直地觸動我心，此刻，我只有感恩兩字！」

＊謝清志、彭琳淞，《謝清志的生命振動》，玉山社，2008。
▎讀冊☞ https://www.taaze.tw/usedList.html?oid=1110001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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