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語言Q&A｜第三話：本土語言有字嗎？台語篇】
　
　
「台/客語有字嗎？」
「原住民族語為什麼寫成英文的樣子？」
　
想必許多剛接觸本土語言議題的人會有這樣的疑惑，畢竟目前的義務教育絕大多數強調華語教學、將華語當作教學媒介傳授知識，本土語言則是長久以來遭到漠視，造成傳承困難。
　
然而，所有的本土語言皆有自己的文字，台語、客語向來有漢字傳統，西方傳教士來台時帶來教會羅馬字，在教會中也有使用上百年的歷史。近年來愈來愈知名的台羅、客羅則是於2000年後由教育部制定而成。原住民族歷經荷治、日治到現代都歷經過文字化，使用過羅馬字、假名字等不同文字系統，現在普遍使用的是2005年公告的教育部「公告版」羅馬字。
　
本土語言的文字發展歷史十分豐富，也曾經歷過百家爭鳴的時期，以下將依語種分類，著重介紹目前仍然流行，抑或由政府整合推動文字系統，本篇將先從台語起鼓。
　
　
▎漢字書寫
　
古代中國文人學習官話、以文言文行書，極少用本身的母語進行白話創作，但是也出現各地方語言的白話文學。台語的白話漢字傳統最早可追溯至明朝的傳奇作品《荔鏡記》，內容詞語係由潮州話及泉州話混合寫成，其漢字選用除了有本字之外，也使用許多借音字、訓讀字、自創俗字等不同的方法來書寫泉/潮州話。《荔鏡記》版本眾多，用字不甚統一，卻也是閩南地區以白話漢字書寫的濫觴。
　
清代以降，閩南地區開始出現以通俗漢字記錄閩南民間歌謠的小冊子，也就是「歌仔冊」，歌仔冊隨著漳泉移民傳到台灣，到了日治時期達到盛行巔峰。歌仔冊的目標受眾是一般沒有接受教育的普羅大眾，因此用字相當簡單淺白，較少使用艱澀漢字，而偏重借音字，許多俗用字的使用即是源自歌仔冊。
　
1930年代日治時期，台灣文壇對於鄉土文學該使用中國白話文或台語文而引發台灣話文論爭，支持台灣話文派的黃石輝撰文主張台灣文人必須貼近一般大眾，寫台灣的文學，創作語言、文字應使用台語，達成言文一致。此論點得到郭秋生、賴和等人支持，也有後續創造新字等討論，賴和更是嘗試用台語寫小說的第一人。1930年代後期日本政府實施皇民化政策，加強日文教育、禁止漢文書寫，這波台灣話文運動也隨之戛然而止。然而，其中以台語書寫白話新文學的想像及嘗試，對後世台語文影響甚鉅。
　
2000 年後，政府實施九年一貫課程，並推動鄉土語文教育。此時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開始編纂《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提供前線教師參考資料，同時試圖使台語文用字統一。編纂的過程中有十幾位語文專家組成編輯委員會，共同研商選字原則，數年後分批公告「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2007年公告第一批 300 字，至2009年總共公告700個常用推薦漢字。
　
教育部的推薦漢字原則上尊重傳統，考據傳統上的本字、訓用字、借音字等等，以訂出易教易學、兼顧音字系統的適合漢字。推薦漢字的出現是台語文字化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使得不只增加台語漢字的固定性，更使體制內的台語教學更有依據。
　
　
▎白話字書寫
　
白話字（Pe̍h-oē-jī，POJ）是一種以羅馬字母拼寫的閩南語正字法，為基督教傳教士於福建廈門創設並推行的拼音文字，因此也被稱或「教會羅馬字」。
　
白話字的雛形可追溯至十九世紀初期，當時歐美基督教會積極向海外拓展，傳教士通常會先學習當地語言以利宣教。1810年代，英國倫敦宣道會的宣教師在東南亞麻六甲開辦「英華學院」，因當地大多為閩系華僑，通曉官話者為少數，宣教師遂開始研究福建話。
　
因當時大多數中國平民不識字，難以閱讀譯作漢字的基督教經典，傳教士於是另尋他法。1850年代左右，廈門地區的傳教士以拉丁字母及符號為基礎，發展出可以準確拼寫廈門話拼音文字系統，稱作「白話字」。傳教士發現，使用這套文字系統可有效降低信徒學習識字的時間，遂在閩南地區大力推廣，也用白話字編纂字典、翻譯聖經、聖詩。
　
自1865年開始，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馬雅各、甘為霖、巴克禮先後等人來台宣教，將白話字傳入台灣。1885年，巴克禮牧師甚至在台南創辦台灣第一份報紙——《台南府城教會報》（Tâi-oân Kàu-hōe Kong-pò，今《台灣教會公報》），內容皆以白話字作為文字媒介，記載教會事項、各地新聞、文學創作等等，至今仍持續發行，累積大量豐富文獻。白話字在台灣的台語教會內發展悠久，也曾向外觸及非教會族群，如日治時期蔡培火著名的社論《十項管見》（Cha̍p hāng koán kiàn）即是用白話字寫成，台灣文化協會也曾短暫開辦羅馬字講習會。
　
然而，日本政府、國民政府先後推行國語運動，白話字受到不小的壓迫，也造成目前社會上多數人不曉得或不曾聽過白話字，但是至今台語教會系統內仍然是堅持使用白話字佈道。
　
　
▎台羅書寫
　
台羅為「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的簡稱，與白話字同樣屬於拉丁化的台語文字系統，為中華民國政府制定，且正在推動的羅馬字方案。
　
雖然白話字歷史悠久，但是近代部分學者認為白話字有其缺點，紛紛提出修改方案。有人認為要改為更符合音韻學的音標；有人主張應改為與英語相近的通用拼音，方便大眾學習；當然也有堅持回歸白話字傳統的聲音。從1990年代起，各派之間便多有討論、爭執，最終各家在2005年達成共識，整合彼此論點。教育部遂於2006年公告整合的拼音方案，也就是台羅。
　
台羅是以白話字為基礎做出小幅度的改革，修改部分聲母、韻母及標調方式，具有類似國際音標（IPA）的特質，不過基本上與白話字屬於一脈相承的關係，兩者間的轉換並不困難。然而最大的不同在於，台羅為目前受官方支持的台語羅馬字，體制內的教育資源皆由台羅寫成，如《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官方競賽、認證考試或者學校台語課的內容皆是以台羅為羅馬字的標準。也因為如此，台羅較為人所知，漸漸往台語羅馬字的正書法發展。
　
　
以上為三種最通行的台語文字系統，而目前台文界主流的書寫方式的是將漢字、羅馬字（白話字或台羅）混用，稱之「漢羅濫寫」（hàn-lô lām siá），以解決部分字詞仍沒有漢字，或者漢字過於冷僻而不利閱讀的問題。
　
　
參考資料：
中島利郎（2003）（編）。1930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春暉出版社，高雄市。
洪惟仁（2010）。閩南語書寫法的理想與現實。臺灣語文研究，第5卷（1），頁81-108。
施炳華《荔鏡記》的用字分析與詞句拾穗。
姚榮松（2010）。台灣閩南語歌仔冊鄉土題材之押韻與用字分析。台灣學誌，第1期，頁143-204。
陳慕真（2015）。白話字的起源與在台灣的發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
蔣為文（2009）。蔡培火 kap 台灣文化協會 ê 羅馬字運動之研究。台灣風物，第59期 (2)，頁41-65。
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
　
　
　
【灣流音樂祭】
▎時間：2020.10.17
▎地點：台大舊體後草皮
▎票價：免！費！入！場！
▎主辦單位：台大學生會文化部、台大台語文社
▎協辦單位：台北藝埕扶輪社、台語正常化推動聯盟
▎贊助單位：行政院文化部
▎演出者：siàu-lú khah-lah少女卡拉、風籟坊、雅維茉芮Yaway·Mawring、百合花、春麵樂隊、林生祥。

【 聖誕快樂】#聖誕糕大量發生中：聖誕糕的由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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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與信仰必定是會表現在飲食中，以因為進食是人類身為一生命體的重要行為，「吃甚麼、怎麼吃、為何吃」便直接將有機的身體與精神世界的象徵性、社會性地關聯在一起，因此食物在宗教儀式的環節中出現是一個十分常見的過程。在聖誕節時，在宗教的角度來看，歐洲人可能會吃到「#聖誕布丁」(Christmas Pudding)；從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日本人可能會吃到「肯德基」(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了)。台灣人可能就隨便吃，但…你有聽過「#聖誕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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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聖誕夜前，我又獲得聖誕糕了。外頭的紙盒印刷精美，選色特異，講得是「#耶穌降生馬槽」的故事。包裝上字體挑用豐富(共8種)，頗有長輩圖的風範，要設計出這種風格還真是不簡單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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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類的古早味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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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一口。簡單來說，它是一種另類的古早味點心，形狀為長方形之塊狀物，上頭立體壓印出「#聖誕老人」可愛圖與「#聖誕快樂」字樣，模樣還蠻有型。台灣聖誕糕的味道，其實就是傳統的「糕仔」，那種在逢年過節、宮廟祭拜時會使用的糕點。糕仔是將糯米炒熟後磨粉、摻入糖及餡料揉拌均勻後，再以模子塑形而成，帶有濃郁香氣和奇妙的澱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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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種聖誕糕起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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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分享聖誕喜悅的糕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呢？簡單搜尋了一下起源：

1. #老順香糕餅舖(新莊)：1961年店鋪剛成立時，曾經有位輔大的神父帶著聖誕糕的模具前來餅舖，希望能夠按照模具為他們製作聖誕糕，發放給同學，也因此之後也有越來越多教會開始與餅舖做聖誕糕的合作。（網站故事）

2. #十字軒糕餅(大稻埕)：由十字軒第一代邱炳星先生發明(30年代創店)，乃融合聖誕節跟台灣傳統食品的文化創造出來的節慶糕點。（網站故事）

3. #馬偕牧師傳教（淡水）：淡水馬偕牧師傳教時，發現台灣人在節慶時喜愛食用糕點，請淡水餅舖用在地方式製成，分享聖誕喜悅。（網站故事）

4. 「#聖誕糕模子淡水龜具展重頭戲」聯合報報導(1996/9/18)(淡水)：淡水三協成餅店展出全台僅存聖誕糕模具，已有30年歷史。由徐政德長老與餅舖創始人李清水共同設計與製作。（新聞）

從有限的資料(基本上是故事)來看，比較可以確定的是，60年代已經存在著聖誕糕，因此，台北老字號的糕餅舖，尤其與教會關係較深者，都製作了聖誕糕。從傳教的觀點來看，若馬偕牧師觀察台灣人的節慶食品材料與技術，並融合聖誕故事，形成聖誕節糕點，也並非不無可能。

【盧斯達：John Wick 3 - Winston 恐成最大贏家】

John Wick一打就三集，動作畫面這個邊際報酬，自然會穩定遞減。

第三集最可觀的場面是紐約圖書館和NBA球員對打，厚書打頸擊殺敵人；其次是古董店的近身刀戰，之後的就好像食一隻火雞，開了個頭就繼續食埋落去，都好食，但不會令你眼前一亮。動作之外的玩味之處，竟然比想像中多。

約翰的根源

高桌會的追殺令生效之後，Wick去了找「同鄉會」幫忙，這裡揭示了他的白俄羅斯根源。第一集的故事介紹Wick收山前為一個俄羅斯幫派Tarasov效力，而Wick背部的紋身則顯示其早期可能曾效力於美軍；第三集的「白俄同鄉會」是一個幫派，專門訓練殺手，在一個場口可以看見白俄青年在練習Wick殺人時經常使用的摔跤。

如果第四集的高桌會之戰同樣大收旺場，電影公司按現在DC或者Marvel的流水作業方式，開拍Wick初出茅廬前後的起源故事，也十分容易。白俄羅斯這個身份充滿異域的歷史感，就像Christian Bale版本的蝙蝠俠在不丹和喜馬拉雅山接受訓練。

現在John Wick也看起來像美漫角色，他以一敵百的設定，也無疑是美式超級英雄，並且跨地域地繼承了香港槍戰和武打電影的文化DNA。

殺手界與天主教

殺手世界的很多概念，同樣可能來自宗教年代。Wick被踢出會的時候，叫做Excommunicado，即天主教將教徒「逐出教會」的極刑，理論上沒有了教會這個中介，就沒有了救贖的力量。當高桌會向酒店宣戰，則宣稱其領地已經「還俗/褻瀆」(Deconsecrated)，刺客可以在酒店內任意殺人。

這些名詞形成的體系，就是天主教系統的反面。這個設定亦可以產生大量衍生作品。中央權力所不祝福之處，即褻瀆之地；只要教座點頭，又可以重新變成神聖空間，一套跟外面不一樣的法則自動生效。

員工 VS 管理層

第一集是殺手 vs 僱主(黑幫組織)，第二集是殺手 vs 地下世界深層政府 (高桌會)，第三集則是殺手 vs 工業體系。故事表面上是由高桌會追殺令引發，無論Wick如何神勇，他還是跳不出管理層的權謀。

Wick去摩洛哥找幫手，同樣是找殺手界的歷史根源，即歷史上存在過的伊斯蘭教派「阿薩辛」，現在它和山中老人因為《刺客教條》而成為一段較普及的歷史。Wick打算找更高層權威，也就是找長老去「釋法」取消高桌會發下的追殺令。在Matrix第三集，Neo同樣是找了更高權威 (機械世界的首領)去打倒暴走的史密夫。但世上沒那麼便宜的買賣。第三集表達的是：殺手的世界坑死人，每個動作和交易成本都極度高。

用藥者、英雄與刺客

John Wick在系列中似乎只是肉體性能強勁，其實他也是一個用藥者。在暗殺令生效之前，幫助Wick的老醫生除了幫手縫傷口，還給他某種藥物，說可以「止痛和增強體力」。

在摩洛哥，某個大佬在講述阿薩辛派的歷史，特意提到這個教派的成員也吸大麻 (有說是鴉片)。在極為戲劇化/漫畫化的故事中，說出了一段平衡而隱秘的歷史：刺客的起源是一班受毒品催化的沙漠宗教狂戰士。主要不是戰鬥技巧令刺客出現，而是宗教製造死士。

不少現時橫行在銀幕的超級英雄，說穿了都是特殊藥物 (例美國隊長／超級血清)製造出來。根據「漫畫以誇張手法反映某種歷史」的講法，在戰爭 (二戰期間德軍以配給冰毒幫助士兵提神聞名)和運動競技上，官方大量使用「禁藥」，根本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John Wick不是狂信利益。第三集他的求生理由是「為了記住愛妻的愛」，但說服力不知為何遠低第一集，令Wick死戰下去顯得欠缺理由。只能說聖天奴、高桌會、血印的出現，是殺手世界之間的內戰，狗也在開戰前放走獲得政治庇護，第三集已跟Wick的亡妻難以扣連。

雖然我們都知道他只是要有個理由去打。因此第三集的拳腳了得，但透露出開到荼蘼的味道。好像打到最後，Wick的動作已經慢過兩個印尼對手了。

高桌會 vs 紐約自治領

沙漠中的刺客大佬沒有動刀槍，而是以外交家的面貌出現。John Wick只是如來手中的孫悟空，跳不出去，無礙大局。但體制面臨更大的政治風險，不是一個形單隻影的殺手，而是掌握紐約「大陸酒店」 (The Continental) 的Winston。

根據高桌會與大陸酒店後來的互動，我們看到Winston早已預備大量軍火對抗高層。表面上，雙方衝突是因為John Wick違反規則在酒店殺人，但任何看似隨機的政治衝突，下面都是鋪陳已久的必然發展。

高桌會趾高氣揚的強力介入，大陸酒店則希望維持高度自治，並且預視衝突遲早來臨。Winston因為在第二集放走John Wick而獲罪受清算，要辭職走人。但放走Wick恐怕只是Winston對抗高層的謀略之一。高層自然也洞悉Winston的帝皇術，於是追到窮巷決定策反Wick，以「不再追究」換取Wick倒戈對付Winston，撲滅高桌會面對的「分離主義」。

第二集營造了高桌會無所不能的大一統表象，但第三集則看到地下世界各組織，對此憲政安排向來口服心不服。除了Winston，包厘街的丐幫則是因為地盤受壓，而被迫押注於John Wick，最後受高桌會打壓而不得不反。窮人和有錢人都厭秦久矣。

John Wick參戰之後成功擋下高桌會對大陸酒店的第一波攻擊，為Winston爭取到議和機會，使其得以留住酒店管理者的職位。Winston最終假意槍殺John Wick令對方不會落入高桌會手中，Winston要向高層交代，不能政治庇護John Wick，但也要留住後者的命，沒了這張王牌，高桌會和大陸酒店的勢力平衡就會更加失衡，危及Winston的統治。

在Wick回歸復仇之前，高卓會和大陸酒店都會面對共同敵人而不得不暫時休戰。Winston在動亂中施展政治家的六韜三略，以柔勝剛、以小搏大，化解了高桌會的死命令，成果豐富。

Wick由頭打到尾，雖然回到紐約之後背叛高桌會，希望在各種利用關係抓回主導權，但最終還是又落入Winston的大包圍，最後卻是Winston恐成最大贏家。

第一二集是光明，因為個體和英雄最終打倒了集體，但第三集卻是進入黑暗，員工鬥不過管理層、殺手打不過機構。Wick面對命運這個收買商，每一次買賣都是虧蝕，最終利息將他趕入窮巷，丐幫。本來是天之驕子的John Wick，或至少是封建社會中屬於騎士的他，跌入了平民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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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山區，原廣東省廣州市昔日的一個市轄區，原屬番禺縣鹿步司，是廣州市著名的老城區（老四區）之一，昔有「有錢有勢住東山」之說。民國20年（1931），設立東山區公所，是市屬行政區以「東山」命名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東山區為人民政府接管，經歷了三次分合和區名更改，1960年8月定稱東山區。於2005年5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撤銷併入越秀區。東山名的由來，與區處州城之東且崗阜連片，廣州人向稱丘陵為「崗」、主崗為「山」之俗有關。「東山」最初是以寺名出現。
廣州「東山」以寺名相稱始見於明成化年間（1465－1487）。總鎮兩廣的內官太監韋眷於廣州城東部（今署前路）建永泰寺，後亦稱東山寺。清順治八年（1651）重修東山寺，「東山」源此得名。因寺名而漸次將寺四鄰成片的崗台地區泛稱東山，大概始於清初。及至清末民初，這片崗台地開發成街村，僑房成批湧現，民俗習稱寺四鄰的街區為「東山」一直相沿未改。美國浸信會國外傳道部（簡稱美南差會）在 1888年（清光緒十四年)在五仙門（原長堤青年會）創立培道女學堂，並率先把東山定為傳教基地。光緒二十九年，美南差會通過華人教徒廖卓庵（又名廖雲翔）與東山寺右、山河兩鄉村民疏通關係，以高價購買入兩塊土地構築新校舍，是東山最早出現的新式建築物。教會人士陸續在東山廣為購地，建築教堂、醫療、社福、教育等相關設施。基督教東山堂，原名東山浸信會堂，是美南浸信會在中國廣州創建的一座重要教堂。東山浸信會堂起源於1870年建立的五仙西福音堂。到1908年，因教徒增加，而該地喧鬧，不適於擴建，乃將舊址出售，遷往東山寺貝通津9號重建新堂。1909年落成，同年5月2日成立東山浸信會。此後聚會人數又有較大增長，1923年7月擴建工程動工，至1927年4月16日竣工，教堂擴建成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兩層樓房，並舉行隆重的獻堂典禮，改名為基督教東山浸信會堂，設座位1300個。1949年有信徒2000餘人。1960年，中國大陸實行「聯合禮拜」，該堂與其他幾間教堂合併，易名為基督教東山堂。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教堂被迫停止活動。1979年9月30日恢復開放，為全市基督教首間恢復聚會的教堂，目前仍是廣州規模最大的基督教堂。1986年，曾將主日學堂及副堂房屋借出辦廣東協和神學院，該院現已搬到郊外。
芳村堂亦是位於中國廣州的一座基督教堂。其起源於1891年由美北長老會傳教士那夏禮(Rev.Henry V.Noyes)創立的長老會五支會，位於培英學校內。1923年信徒增加以後，募集巨款在上芳村平民大街建造新堂，稱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芳村堂，又名平民堂，英文名稱為那夏禮紀念堂。1960年教堂大聯合時，芳村地區的信義會芳村堂（1898年起）和中華基督教會白鶴洞堂（1937年，今培英中學（八中）內，原貌尚存）被併入該堂，實行聯合禮拜。1966年8月文革爆發，芳村堂被關閉，直到20年後的1986年1月才恢復宗教活動。1993年又因建珠江隧道被徵用，遷到下芳村原信義會芳村堂址。後搬遷信義路27號現址。
廣州錫安堂是位於中國廣州荔灣區西門口的一座基督教堂，1901年由旅美華人美以美會的余錫生牧師回國創立，初期地址位於油欄門(今海珠南鹽亭東街)，因會址失火遷西濠口所買之地搭棚禮拜。1913年遷到西濠二馬路，並設立群淑高等小學。不久因該處成為商業鬧市，於是在1935年遷往西瓜園(今荔灣區人民中路392號)購地建堂，1936年2月新堂落成，取名“錫安堂”，意為“上帝聖殿”。1947年，該堂加入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1960年以後，中華基督教會的萬善堂、七株榕堂，禮賢會的大德堂，救世軍的西華隊堂和基督徒聚會處（地方教會）都被併入該堂的聯合禮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錫安堂也被關閉，到14年後的1980年9月21日，該堂恢復宗教活動。該堂附設有小學及幼稚園一所，基立村支堂一所，並出版有錫安會刊。1983年收回副堂，逐漸恢復各項事工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