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老師評《香港革新論》。

〈#香港革新論書評〉

余杰評《香港革新論》

//《香港革新論》一書，是一群香港年輕世代的知識精英為香港的前途而戰的思想結晶。從主編方志恒以下的二十四位作者，他們術業有專攻，人生方向也各不相同，但最大的共通點就是活力四射的年齡和對香港深沉的愛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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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天朝意識，創造香港價值
—— 評方志恒編《香港革新論》
(原文刊於2015年10月2日《自由亞洲電台網站》)

在東亞、中亞、中東、北非、南美等地波瀾壯闊地推進的全球新一波民主化浪潮中，香港人的抗爭格外引人注目。與包括中國在內的那些長期處於獨裁暴政之下公民素質發育不全的國家不同，香港擁有成熟的公民社會、法治基礎、資訊自由和市場經濟，回歸中國以後這一切卻成為中共的眼中釘、肉中刺，恨不得除之而後快。這些年來，香港民眾經歷的是一個自由逐漸喪失的痛苦過程，其方式甚至從溫水煮青蛙轉換成沸水煮青蛙。於是，以雨傘革命為標誌，香港人發出了“不是天朝同路人”的怒吼。如果僅以體量而論，彈丸之地的香港難以抵禦無比龐大的中國；但若以價值觀而論，香港人擁有進步和文明的價值，北京只有落後而野蠻的價值，香港的抗爭只要持之以恆地堅持下去，還是有很大的勝算。

《香港革新論》一書，是一群香港年輕世代的知識精英為香港的前途而戰的思想結晶。從主編方志恒以下的二十四位作者，要麼是任教於香港各大學的年輕學者，要麼是活躍在學運和社運前線的先鋒，要麼是泛民政黨的明日之星，要麼仍然在本港或歐美名校攻讀學位的學子。他們術業有專攻，人生方向也各不相同，但最大的共通點就是活力四射的年齡和對香港深沉的愛與關懷。所以，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是一致的，正如本書的綱領《革新保港，民主自治——香港前途宣言》中所說：“我們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須產生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長，最大程度地讓香港按自治原則，自行管理香港事務；而在民主政制以外，我們更需要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根植於社會的自治意識。”

在每一個領域與“土共”和“港姦”貼身肉搏

香港人稱呼中共為“土共”，我很欣賞這個發明，一字之改，頓時傳神繪影、境界全出。說中共是“土共”，絕非城市人對鄉下人的歧視，這裡的“土”，指的是中共罔顧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與人類文明的大方向背道而馳，數十年來，窮兵黷武、殘民以逞，謊話說盡、壞事做絕。張曉明、陳佐洱、強世功之類自以為是香港人的太上皇的妄人，可以用“土”字形容之；那些到香港隨地大小便、瘋狂搶購奶粉和日用品的陸客，可以用“土”形容之；那些將文革舞蹈搬到香港、沒日沒夜地擾民的廣場大媽，也可以用“土”形容之。

除了南下的“土共”，香港本地也出現了一個為數不少的“港姦”群體，從董建華到梁振英，從葉劉淑儀到田北辰，從成龍到王晶，乃至形形色色的“愛字頭”團體和越來越像內地公安的香港警隊高官，都是惟北京馬首是瞻、大膽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港姦”。他們將靈魂出賣給魔鬼，卻不思想日後如何將靈魂贖回來。

香港民主力量需要對抗的是“土共”及其滋養的“港姦”兩大勢力，惟有推翻這兩座大山，香港人才有出頭天。而與“土共”和“港姦”的抗爭，無法單單依靠街頭運動中一決勝負。以街頭運動而論，從紀念六四的維園燭光晚會到七一大遊行，從反對二十三條立法的大遊行到雨傘革命、佔領中環，就動員民眾的數字而言，乃是建制派所組織的反制活動所望塵莫及的。即便建制派派錢派物、請客吃飯，甚至招攬黑社會參與，仍然搗鼓不出數十萬民眾群情激奮、眾志成城地上街抗議的陣勢。這就是人心所向。然而，人心和民意並不一定能轉化成持久而恆定的、支持民主的“群眾基礎”。

以香港的選舉而論，週日東和雷浩昌在論文中指出，奉行天朝主義的北京，利用中聯辦等機構直接操縱香港的選舉，使得立法會的席次跟民意南轅北轍。因為沒有民主的普選，香港的選舉已經淪為“選舉專制主義”。區諾軒則更為細緻綿密地分析了建制派如何在從區議會到立法會的選舉中實現“有中國特色的選舉操控”，北京將其傳統的統一戰線策略用於選舉，配以中共精細的組織工作及資源優勢，相比俄羅斯、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選舉專制政體等選舉操控技巧，可謂更加厲害。面對“進化了的獨裁者”掀起的攻城略地狂潮，民主力量難道只能束手待斃嗎？作者指出，如何落地生根，完成“社區改造”，以新思維“在地抗爭”，將是民主派下一步的工作重點。

本書的各位作者，從基礎教育、學術界、媒體界、法律界、工商金融界等香港社會的不同面向展開論述，每一個場域中共的魔爪都已伸了進去，每一個場域都是民主力量寸土必爭的戰場。今天港人對抗“土共”和“港姦”，必須像當年中國以全面抗戰應對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那樣，“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如果用《香港前途宣言》中的話來說就是：“香港人必須喚醒我城的自由靈魂，以力挽狂瀾於既倒。香港民主運動的戰場，不能再局限於爭取普選制度，而必須擴大至在社會各層面在地捍衛核心價值——不論專業界別或社區組織、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公管部門或私人企業，都是香港人捍衛核心價值的戰場。”否則，若是民眾繼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面對“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且武裝到牙齒的北京當局，勢單力薄的民主派絕無勝算。

以南方的視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建立香港敘事

本書中最讓我感興趣的篇章，是鄺建銘撰寫的《華南文化圈——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和何偉倫撰寫的《復興我城文化軟實力》。這兩篇文章不約而同地提及了香港未來的方向，不是“北上”去“朝貢”或“勤王”，而是“南望”去結交更多平等友愛的“兄弟之邦”。前者指出：“南望回顧華南文化圈的歷史背景以及與香港的關係，從而思索香港前途，才可以挑戰以北方視角為基調的官方論述框架。這套官方論述，不足以瞭解過去香港的海洋性格與內涵、放眼四海的網路與活動，亦令香港背負不必要的枷鎖與包袱、猶如為香港劃地為牢。”後者則以支持佔中的藝人杜汶澤遭到中國封殺後，轉向東南亞市場，結果闖出新路為個桉，進而指出：“與其抱殘守缺北望神州，倒不如南看華南粵語區，為香港電影業找到一條自立之路。香港電影業如是，香港流行文化如是，整個香港的發展定位更是如此。”

這兩篇論文啓發我繼續提出一個問題：如何以南方的視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講述香港自己的故事”？

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框架下，思考這個具有顛覆性的議題，不僅對香港的民主人士有益，也會讓中國的民主人士在山窮水盡之際又見柳暗花明。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在政治和權力層面，大多數時候都是北方壓倒南方、北方統治南方；但在文化層面，南方從來都比北方更俱生機與活力。比如，春秋戰國時代，南方的楚國文化就比北方的秦國文化更具有自由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成分。再比如，唐代海洋貿易和國際貿易最繁榮的地方，不是帝國中心的長安、洛陽，而是南方邊陲的泉州和廣州。再比如，被北方史觀視為積弱奢靡的南宋，在歷史學家何炳松看來則是“吾國文化史上最燦爛之時期”，歷史學家陳寅恪也認為宋代文化創造為華夏民族文化之“造極”。而近代以來，南方更是積極汲取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幾度催生“思想北伐”，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和香港兩個小漁村迅速崛起成為國際級的商業文明中心，讓政治中心北京黯然失色。

在北京的根深蔕固的“天朝史觀”中，香港是一個帶有殖民地原罪的“私生子”，是長期滋生西方“反動思想文化”的“反共基地”。在中共經濟困窘的年代，中共對港採取按兵不動、長期利用的政策，香港成為即將溺斃的中共政權的一根通氣的吸管；而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顧盼自雄的中共政權認為香港是一隻被擠乾的檸檬，可以讓上海來取而代之了。

但是，香港不能被動地接受此種殺雞取卵的命運，香港必須通過重構自身的歷史，達成“永續自治”之願景。換言之，香港不是中國的香港，香港是亞太的香港；香港不是大陸的香港，香港是海洋的香港。我到台灣訪問時，常常鼓勵台灣的朋友說，不要以為台灣面對中國是弱不禁風的小國，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迄今為止，中國仍然是一個心態封閉的內陸國和製度滯後的專制國；台灣則是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開放國和在民主之路上大步邁進的自由國。如此一比較，在價值上，中國是小國，台灣才是大國。這樣的論述，也可以用在香港和中國的對照上。袁彌昌在《要五十年不變，博弈政策就得變》一文中倡導說，香港其實可以“經略中國”。我欣賞這種開闊的胸襟和宏大的氣魄，香港空間狹小逼仄，但香港人的精神、心靈和理想不能狹小逼仄。當年，小小的英倫三島可以將近代文明傳播到全世界；今天，香港未嘗不可樹立這樣的雄心壯志，孕育這樣的遠大使命。

不過，我不太同意作者文中提出的“把握一帶一路機遇創造空間”，“在其中起主導作用”，這是“為自己爭取談判籌碼的最好機會”。首先，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的策略，正是因為中共認為自己在東太平洋方向被美國及其盟友封鎖，不得不尋求一條打通與中亞各國的“陸上絲綢之路”。在這個藍圖中沒有香港的位置，因為它本身就是要拋棄香港。其次在地緣政治的現實中，“一帶一路”完全走不通。中亞各國隸屬泛伊斯蘭世界，因為中國在新疆對少數民族實行的苛政，這些國家不可能成為中國的鐵桿盟友。再加上在該區域傳統的強者俄羅斯對中國充滿疑慮，這一路沒有穩定的政治格局，更談不上會發生商貿的神蹟。第三，此前十年中國宣傳得轟轟烈烈的“西部大開發戰略”，至今都是“雷聲大、雨點小”；如今經濟疲軟的中國更不可能為“一帶一路”注入血本。 “一帶一路”只是習近平的畫餅充飢，港人切莫信以為真。

如何打造香港的共同價值或核心價值？

近年來，香港政改停滯甚至倒退，佔中運動無疾而終，似乎讓人沮喪失望；但長遠來看，香港本土意識蔚為大觀，“香港民族論”初露雛形，年輕世代的知識儲備、思想觀念和行動能力，都讓泛民前輩望塵莫及，這一切又讓人感到充滿希望。

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左翼論者擔憂香港形成某種排外（主要是排中）主義，為消除這種憂慮，我們就必須思考和回答這個問題：如何打造香港的共同價值或核心價值？

在香港，已經有過好幾輪關於共同價值或核心價值的討論，有關論述還處於“現在進行時”。在香港毫無公信力的親共媒體《大公報》認為：一國兩制是香港最重要、最切實、最可貴的核心價值，並認為「其他普遍的價值只有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或特定的環境中去，才能真正顯示出其不可取代的價值」而最能代表香港民意的是二零零四年，近三百位來自香港不同專業的人士聯署發表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

在這裡，我想引述美國歷史和美國價值之淵源，供香港有識之士參考。美國是多民族國家，從來沒有哪個美國政治家或思想家企圖打造所謂的“美利堅民族”（就像子虛烏有的“中華民族”一樣）的概念。美國人對美國的認同，不是對民族、種族、血緣、文化傳統、宗教、語言等的認同，而是在價值層面的認同。為什麽平時自由散漫的美國人在面臨一戰、二戰、九一一恐怖襲擊時，卻能同仇敵愾，如溷凝土般團結在一起呢？因為他們擁有強大的共同價值，而且這種共同價值就是美國這個多種族國家的“國家鋼筋”和“社會水泥”。

網絡上有一篇文章分析為什麽視人命關天的美國能戰勝官兵個個都視死如歸的日本，文章指出，美國學校有統一的宣誓誓言：“我宣誓忠誠於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忠實於她所代表的合眾國——蒼天之下，一個不可分割的國家。”接下來，誓言給出愛國的理由——“在這裡，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

一九四三年，美國在亞洲和歐洲兩線作戰，急需兵源，遂發行題為“美國總是為自由而戰”的徵兵海報。畫家將一九四三年奔赴歐亞戰場的美軍士兵與一七七八年的大陸軍排放在一起，向美國民眾展示這場戰爭的實質與獨立戰爭並無區別：都是為了美國所信仰的自由而戰。日本是“為征服世界而戰”，美國是“為自由而戰”，這是決定兩國勝負的根本原因。

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德國投降，美軍即將進攻日本本土，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演說，道出美國與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在價值層面的分歧：“這場戰爭說要消滅德國、意大利、日本的所有居民，而是要消滅這些國家裡的基於征服和奴役其他人民的哲學思想。”當兩種哲學互為天敵，一場戰爭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而“哲學戰爭”的最後勝利者，取決於“大是非”——“終極正義”。

基於同樣的道理，未來得到絕大多數香港人認同的核心價值，乃是公民主體和自由至上。陳智傑在論文中分析了“港式國族主義”如何從種族血緣論發展到公民價值論，作者強調說，愛國並不等同於要以“大中華天朝意識”去壓迫地方的主體性，“惟有北京政府願意以'公民價值論'為主軸，去重塑其在香港的國族論述，以核心價值和現代文明取信於香港人，'香港人身份'及'中國人身份'之間的張力才有機會得到緩解”。對於北京當局的“良心發現”，我從來不抱任何幻想，習近平重提共產主義目標，已然表明中共的意識形態何其僵化；但是，對於香港人和覺醒的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和勇氣，我從來都不會低估，任何一種極權體制都不可能“江山永固”。如聖經所說，“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只要願意為自由而戰，自由終將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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