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總統蔡女士：

首先，我要恭賀您連任成功，並祝新年快樂。

在過去的4天 (編按，1月9-12日) 中，我能夠親身見證台灣民主的實踐，也了解到台灣年輕世代對貴國政府充滿信心。因此，我決定就去年7月在桃園機場從一名台灣官員那裏所領受的對待，寫這封正式投訴信給您，來尋求那樣的信心。

在這次我首度前往台灣的旅途中，我被這位官員當作是罪犯。一開始只是個文書作業的小問題，竟然演變成7小時的監禁和精神虐待。

7月7日，我和最要好的友人，在從親友那邊聽到台灣有多麼美麗、友好和文明後，決定前往旅行一週。

我們兩人都去過美國或歐洲，因此都有有效的簽證，得以事先申請免簽證的旅遊許可憑證。這個申請程序要求輸入姓氏和名字，於是我如同在美國時一樣，分別輸入「Nguyen」和「Linh」。憑證通過了，我們列印出來，並對即將成行感到興奮。

7月7日上午11點，當我們到達桃園機場時，我的朋友首先通關。但輪到我時，海關人員決定將我帶到一邊。我等了一個小時，一位女警官告訴我得重新申請憑證，因為我護照上的姓名有中間名「Thuy」，而原先申請的憑證卻只寫著「Nguyen Linh」。

我們去了長榮航空櫃檯，那裡有電腦螢幕和印表機。我信心十足地按照要求輸入中間名，結果螢幕卻跳出錯誤訊息，並顯示：「請聯繫中華民國 (台灣) 當地使館申請簽證 (2006) 。」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新申請，試了15分鐘，但一直行不通。這位女警官帶我回到海關部門。與同事們一番討論後，她告訴我，因為沒有適當的證件入境台灣，我必須返回越南或泰國。

我說：「好吧。」我看過一些被困在機場的人的報導，以為自己可能不得不在機場的沙發上等待返航班機。然而，她卻把我帶進一個高度戒備的房間。當我一進門，一個坐在辦公桌前的男性官員就站起來，用中文對著我吼叫。

我很禮貌地回說，我知道我的憑證沒有通過，所以台灣拒絕我入境，但是，我沒有做任何讓自己感到羞辱的事情，需要受這個甚至沒有穿制服的陌生人的情緒虐待。我問了替我們翻譯的女警官，這位男性官員為何態度如此奇怪，但她沒有回答。

他顯然知道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種威脅和恐嚇。

他要求我交出手機和護照。我問為什麼？這裡並沒有「禁止攝影、禁用電話」等標示。他再次大喊。

我說我必須先打電話給我的朋友和家人，讓他們知道我在哪裡。

女警官說，我的航班將在隔天下午3點出發。但我問曼谷的一個朋友，他說其實當晚8點就有班機，為什麼我要在那裡待上超過24小時？

我爭辯說，如果他們希望我盡快離開這個地方，那麼讓我自己訂機票，我會在數小時內離開他們的視線！經過15分鐘的來回回話，他們終於讓步，讓我預訂那趟航班。然而，那名男子仍在大喊大叫。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立即把手機交給他，我不會知道那天晚上有飛往曼谷的航班。而且，如果我一開始就與他們配合，我的命運將完全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他們可以將我留在那兒，只有他們知道會持續多久，而我的朋友和家人會一直為我的下落感到擔心。

一走進那間房間，我是否就失去了所有權利？

那名男子不停吼就，並開始表現出一些暴力傾向。我也注意到，在房角牆上的一根金屬桿上，掛著一雙手銬。

我告訴女警官，我跟這個男人單獨待在這個房間裡並不安全。他似乎很生氣、帶有攻擊性。我沒有在房間裡看到監視器，如果他襲擊我該怎麼辦？我說，上機前，我願意在機場的其他任何地方受他們監視，但不要待在這裡。

那名男子拍了拍桌上的一張文件，並丟下一支筆，要我簽名。而我閱讀的文件暗示，簽署人承認違反台灣《入出國及移民法》的規定。我拒絕簽名，也指出那張文件並沒有提到要交出手機等任何內容。

這個人變得更加氣沖沖。我問女警官我是否觸法？我是罪犯嗎？她說都沒有。那麼，我就不該像在囚一樣交出電話，並被關在這裡。

我請她轉告，我是一名記者，服務於英國廣播公司BBC，並不是非法勞工或罪犯。我應該受到尊重，我有我的權利。

她一直點頭，好像能理解，但我不確定她是否真的把這句話翻譯給了他，因為他持續吼叫。

一個小時左右後，他用力砸了桌子上的手銬，用手指著我，並用最大的聲音大喊。

她請我照他說的去做。我當時又怕又累，只好屈服，決定等待有關航班的消息。接下來那個男人告訴我要去一個較小的房間，看起來是女性專用。

小房間裡有五張床和看來骯髒的床墊，沒有床單。右邊的角落，有一個櫃子，裡頭放了一些已經變色的枕頭和毯子。左側是一間有兩個洗手間和淋浴設備的浴室。這顯然是為了得在此待上幾天的人們而設計的。

我睡到下午5點左右，一位長榮航空的年輕人敲門，想確認我的航班情況，並說晚上7點左右，他們會帶我去登機門。我請他給我買點東西吃，結果我首度品嘗到台灣知名的牛肉麵，竟是一邊看著台灣電視新聞，一邊瞄著離我不到一公尺遠的一雙搖搖晃晃的手銬，。

最終，在晚上7點，我得以飛回曼谷。

無法進入台灣並享受我的旅行是一回事。遭到憤怒的台灣官員像罪犯一樣的對待又是另一回事。我以為我再也不會回到這個島上了。

然而幾個月後，我聽說台灣即將舉行總統大選，我決定計畫去那裡採訪作報導，再次嘗試。

我剛拿到新護照，所以我想可能會有所不同。我小心翼翼輸入我的名字、我的新護照號碼。我甚至在還沒按下「提交」鍵前就檢查了3次。然後，我心頭一沉，因為同樣的錯誤訊息再次出現，要求我申請簽證。

我抬起頭，意識到這個錯誤發生在很多越南人身上，因為有很多名字相似的越南人。也許與我同名的人被列入黑名單。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以至於旅行社甚至發布有關如何申請簽證的說明。

我與一半的越南人口同姓，而我的名字既可以用來命名男孩，也可以用來命名全國各地的女孩。如果這發生在我身上，我不禁想知道有多少人可能遇到這個問題並遭到虐待？

美國、英國、紐西蘭可以告訴我其他方法，台灣不能嗎？對於不總是使用中間名的人，你們在旅遊憑證上的「姓」、「名」設定，可能會造成真正的混亂。你們的移民控制系統可能存在嚴重缺陷。

我忍不住想知道，如果我是白人還是持有另一本護照，我是否會受到這種對待？

我可以大聲說出來、為自己奮戰，因此得以盡快擺脫這種局面，但是不諳英語或中文的其他人呢？

我認為這是一個強烈的歧視案例，尤其是針對越南國民的歧視。甚且，它如何與您的「新南向政策」保持一致？

總統女士，因此我希望我的信最終能寄給您。

我唯一要求的，是那個男性官員的道歉。我希望他只是一個「壞蘋果」，不能真正代表台灣人。我也希望在台灣，無論種族、性別、國籍如何，都不會有人受到這種對待。
　

● 作者為越南籍記者，於泰國曼谷工作。本月9日來台採訪總統大選相關新聞。
● 本文為作者向總統府投訴信件原稿。投訴信件因字數限制略作刪節。
● 內容不代表公共電視立場。

尊敬的總統蔡女士：

首先，我要恭賀您連任成功，並祝新年快樂。

在過去的4天 (編按，1月9-12日) 中，我能夠親身見證台灣民主的實踐，也了解到台灣年輕世代對貴國政府充滿信心。因此，我決定就去年7月在桃園機場從一名台灣官員那裏所領受的對待，寫這封正式投訴信給您，來尋求那樣的信心。

在這次我首度前往台灣的旅途中，我被這位官員當作是罪犯。一開始只是個文書作業的小問題，竟然演變成7小時的監禁和精神虐待。

7月7日，我和最要好的友人，在從親友那邊聽到台灣有多麼美麗、友好和文明後，決定前往旅行一週。

我們兩人都去過美國或歐洲，因此都有有效的簽證，得以事先申請免簽證的旅遊許可憑證。這個申請程序要求輸入姓氏和名字，於是我如同在美國時一樣，分別輸入「Nguyen」和「Linh」。憑證通過了，我們列印出來，並對即將成行感到興奮。

7月7日上午11點，當我們到達桃園機場時，我的朋友首先通關。但輪到我時，海關人員決定將我帶到一邊。我等了一個小時，一位女警官告訴我得重新申請憑證，因為我護照上的姓名有中間名「Thuy」，而原先申請的憑證卻只寫著「Nguyen Linh」。

我們去了長榮航空櫃檯，那裡有電腦螢幕和印表機。我信心十足地按照要求輸入中間名，結果螢幕卻跳出錯誤訊息，並顯示：「請聯繫中華民國 (台灣) 當地使館申請簽證 (2006) 。」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新申請，試了15分鐘，但一直行不通。這位女警官帶我回到海關部門。與同事們一番討論後，她告訴我，因為沒有適當的證件入境台灣，我必須返回越南或泰國。

我說：「好吧。」我看過一些被困在機場的人的報導，以為自己可能不得不在機場的沙發上等待返航班機。然而，她卻把我帶進一個高度戒備的房間。當我一進門，一個坐在辦公桌前的男性官員就站起來，用中文對著我吼叫。

我很禮貌地回說，我知道我的憑證沒有通過，所以台灣拒絕我入境，但是，我沒有做任何讓自己感到羞辱的事情，需要受這個甚至沒有穿制服的陌生人的情緒虐待。我問了替我們翻譯的女警官，這位男性官員為何態度如此奇怪，但她沒有回答。

他顯然知道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種威脅和恐嚇。

他要求我交出手機和護照。我問為什麼？這裡並沒有「禁止攝影、禁用電話」等標示。他再次大喊。

我說我必須先打電話給我的朋友和家人，讓他們知道我在哪裡。

女警官說，我的航班將在隔天下午3點出發。但我問曼谷的一個朋友，他說其實當晚8點就有班機，為什麼我要在那裡待上超過24小時？

我爭辯說，如果他們希望我盡快離開這個地方，那麼讓我自己訂機票，我會在數小時內離開他們的視線！經過15分鐘的來回回話，他們終於讓步，讓我預訂那趟航班。然而，那名男子仍在大喊大叫。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立即把手機交給他，我不會知道那天晚上有飛往曼谷的航班。而且，如果我一開始就與他們配合，我的命運將完全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他們可以將我留在那兒，只有他們知道會持續多久，而我的朋友和家人會一直為我的下落感到擔心。

一走進那間房間，我是否就失去了所有權利？

那名男子不停吼就，並開始表現出一些暴力傾向。我也注意到，在房角牆上的一根金屬桿上，掛著一雙手銬。

我告訴女警官，我跟這個男人單獨待在這個房間裡並不安全。他似乎很生氣、帶有攻擊性。我沒有在房間裡看到監視器，如果他襲擊我該怎麼辦？我說，上機前，我願意在機場的其他任何地方受他們監視，但不要待在這裡。

那名男子拍了拍桌上的一張文件，並丟下一支筆，要我簽名。而我閱讀的文件暗示，簽署人承認違反台灣《入出國及移民法》的規定。我拒絕簽名，也指出那張文件並沒有提到要交出手機等任何內容。

這個人變得更加氣沖沖。我問女警官我是否觸法？我是罪犯嗎？她說都沒有。那麼，我就不該像在囚一樣交出電話，並被關在這裡。

我請她轉告，我是一名記者，服務於英國廣播公司BBC，並不是非法勞工或罪犯。我應該受到尊重，我有我的權利。

她一直點頭，好像能理解，但我不確定她是否真的把這句話翻譯給了他，因為他持續吼叫。

一個小時左右後，他用力砸了桌子上的手銬，用手指著我，並用最大的聲音大喊。

她請我照他說的去做。我當時又怕又累，只好屈服，決定等待有關航班的消息。接下來那個男人告訴我要去一個較小的房間，看起來是女性專用。

小房間裡有五張床和看來骯髒的床墊，沒有床單。右邊的角落，有一個櫃子，裡頭放了一些已經變色的枕頭和毯子。左側是一間有兩個洗手間和淋浴設備的浴室。這顯然是為了得在此待上幾天的人們而設計的。

我睡到下午5點左右，一位長榮航空的年輕人敲門，想確認我的航班情況，並說晚上7點左右，他們會帶我去登機門。我請他給我買點東西吃，結果我首度品嘗到台灣知名的牛肉麵，竟是一邊看著台灣電視新聞，一邊瞄著離我不到一公尺遠的一雙搖搖晃晃的手銬，。

最終，在晚上7點，我得以飛回曼谷。

無法進入台灣並享受我的旅行是一回事。遭到憤怒的台灣官員像罪犯一樣的對待又是另一回事。我以為我再也不會回到這個島上了。

然而幾個月後，我聽說台灣即將舉行總統大選，我決定計畫去那裡採訪作報導，再次嘗試。

我剛拿到新護照，所以我想可能會有所不同。我小心翼翼輸入我的名字、我的新護照號碼。我甚至在還沒按下「提交」鍵前就檢查了3次。然後，我心頭一沉，因為同樣的錯誤訊息再次出現，要求我申請簽證。

我抬起頭，意識到這個錯誤發生在很多越南人身上，因為有很多名字相似的越南人。也許與我同名的人被列入黑名單。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以至於旅行社甚至發布有關如何申請簽證的說明。

我與一半的越南人口同姓，而我的名字既可以用來命名男孩，也可以用來命名全國各地的女孩。如果這發生在我身上，我不禁想知道有多少人可能遇到這個問題並遭到虐待？

美國、英國、紐西蘭可以告訴我其他方法，台灣不能嗎？對於不總是使用中間名的人，你們在旅遊憑證上的「姓」、「名」設定，可能會造成真正的混亂。你們的移民控制系統可能存在嚴重缺陷。

我忍不住想知道，如果我是白人還是持有另一本護照，我是否會受到這種對待？

我可以大聲說出來、為自己奮戰，因此得以盡快擺脫這種局面，但是不諳英語或中文的其他人呢？

我認為這是一個強烈的歧視案例，尤其是針對越南國民的歧視。甚且，它如何與您的「新南向政策」保持一致？

總統女士，因此我希望我的信最終能寄給您。

我唯一要求的，是那個男性官員的道歉。我希望他只是一個「壞蘋果」，不能真正代表台灣人。我也希望在台灣，無論種族、性別、國籍如何，都不會有人受到這種對待。
　

● 作者為越南籍記者，於泰國曼谷工作。本月9日來台採訪總統大選相關新聞。
● 本文為作者向總統府投訴信件原稿。投訴信件因字數限制略作刪節。
● 內容不代表公共電視立場。

尊敬的總統蔡女士：

首先，我要恭賀您連任成功，並祝新年快樂。

在過去的4天 (編按，1月9-12日) 中，我能夠親身見證台灣民主的實踐，也了解到台灣年輕世代對貴國政府充滿信心。因此，我決定就去年7月在桃園機場從一名台灣官員那裏所領受的對待，寫這封正式投訴信給您，來尋求那樣的信心。

在這次我首度前往台灣的旅途中，我被這位官員當作是罪犯。一開始只是個文書作業的小問題，竟然演變成7小時的監禁和精神虐待。

7月7日，我和最要好的友人，在從親友那邊聽到台灣有多麼美麗、友好和文明後，決定前往旅行一週。

我們兩人都去過美國或歐洲，因此都有有效的簽證，得以事先申請免簽證的旅遊許可憑證。這個申請程序要求輸入姓氏和名字，於是我如同在美國時一樣，分別輸入「Nguyen」和「Linh」。憑證通過了，我們列印出來，並對即將成行感到興奮。

7月7日上午11點，當我們到達桃園機場時，我的朋友首先通關。但輪到我時，海關人員決定將我帶到一邊。我等了一個小時，一位女警官告訴我得重新申請憑證，因為我護照上的姓名有中間名「Thuy」，而原先申請的憑證卻只寫著「Nguyen Linh」。

我們去了長榮航空櫃檯，那裡有電腦螢幕和印表機。我信心十足地按照要求輸入中間名，結果螢幕卻跳出錯誤訊息，並顯示：「請聯繫中華民國 (台灣) 當地使館申請簽證 (2006) 。」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新申請，試了15分鐘，但一直行不通。這位女警官帶我回到海關部門。與同事們一番討論後，她告訴我，因為沒有適當的證件入境台灣，我必須返回越南或泰國。

我說：「好吧。」我看過一些被困在機場的人的報導，以為自己可能不得不在機場的沙發上等待返航班機。然而，她卻把我帶進一個高度戒備的房間。當我一進門，一個坐在辦公桌前的男性官員就站起來，用中文對著我吼叫。

我很禮貌地回說，我知道我的憑證沒有通過，所以台灣拒絕我入境，但是，我沒有做任何讓自己感到羞辱的事情，需要受這個甚至沒有穿制服的陌生人的情緒虐待。我問了替我們翻譯的女警官，這位男性官員為何態度如此奇怪，但她沒有回答。

他顯然知道我聽不懂他在說什麼，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種威脅和恐嚇。

他要求我交出手機和護照。我問為什麼？這裡並沒有「禁止攝影、禁用電話」等標示。他再次大喊。

我說我必須先打電話給我的朋友和家人，讓他們知道我在哪裡。

女警官說，我的航班將在隔天下午3點出發。但我問曼谷的一個朋友，他說其實當晚8點就有班機，為什麼我要在那裡待上超過24小時？

我爭辯說，如果他們希望我盡快離開這個地方，那麼讓我自己訂機票，我會在數小時內離開他們的視線！經過15分鐘的來回回話，他們終於讓步，讓我預訂那趟航班。然而，那名男子仍在大喊大叫。

我一直在想，如果我立即把手機交給他，我不會知道那天晚上有飛往曼谷的航班。而且，如果我一開始就與他們配合，我的命運將完全掌握在他們的手中。他們可以將我留在那兒，只有他們知道會持續多久，而我的朋友和家人會一直為我的下落感到擔心。

一走進那間房間，我是否就失去了所有權利？

那名男子不停吼就，並開始表現出一些暴力傾向。我也注意到，在房角牆上的一根金屬桿上，掛著一雙手銬。

我告訴女警官，我跟這個男人單獨待在這個房間裡並不安全。他似乎很生氣、帶有攻擊性。我沒有在房間裡看到監視器，如果他襲擊我該怎麼辦？我說，上機前，我願意在機場的其他任何地方受他們監視，但不要待在這裡。

那名男子拍了拍桌上的一張文件，並丟下一支筆，要我簽名。而我閱讀的文件暗示，簽署人承認違反台灣《入出國及移民法》的規定。我拒絕簽名，也指出那張文件並沒有提到要交出手機等任何內容。

這個人變得更加氣沖沖。我問女警官我是否觸法？我是罪犯嗎？她說都沒有。那麼，我就不該像在囚一樣交出電話，並被關在這裡。

我請她轉告，我是一名記者，服務於英國廣播公司BBC，並不是非法勞工或罪犯。我應該受到尊重，我有我的權利。

她一直點頭，好像能理解，但我不確定她是否真的把這句話翻譯給了他，因為他持續吼叫。

一個小時左右後，他用力砸了桌子上的手銬，用手指著我，並用最大的聲音大喊。

她請我照他說的去做。我當時又怕又累，只好屈服，決定等待有關航班的消息。接下來那個男人告訴我要去一個較小的房間，看起來是女性專用。

小房間裡有五張床和看來骯髒的床墊，沒有床單。右邊的角落，有一個櫃子，裡頭放了一些已經變色的枕頭和毯子。左側是一間有兩個洗手間和淋浴設備的浴室。這顯然是為了得在此待上幾天的人們而設計的。

我睡到下午5點左右，一位長榮航空的年輕人敲門，想確認我的航班情況，並說晚上7點左右，他們會帶我去登機門。我請他給我買點東西吃，結果我首度品嘗到台灣知名的牛肉麵，竟是一邊看著台灣電視新聞，一邊瞄著離我不到一公尺遠的一雙搖搖晃晃的手銬，。

最終，在晚上7點，我得以飛回曼谷。

無法進入台灣並享受我的旅行是一回事。遭到憤怒的台灣官員像罪犯一樣的對待又是另一回事。我以為我再也不會回到這個島上了。

然而幾個月後，我聽說台灣即將舉行總統大選，我決定計畫去那裡採訪作報導，再次嘗試。

我剛拿到新護照，所以我想可能會有所不同。我小心翼翼輸入我的名字、我的新護照號碼。我甚至在還沒按下「提交」鍵前就檢查了3次。然後，我心頭一沉，因為同樣的錯誤訊息再次出現，要求我申請簽證。

我抬起頭，意識到這個錯誤發生在很多越南人身上，因為有很多名字相似的越南人。也許與我同名的人被列入黑名單。這種情況經常發生，以至於旅行社甚至發布有關如何申請簽證的說明。

我與一半的越南人口同姓，而我的名字既可以用來命名男孩，也可以用來命名全國各地的女孩。如果這發生在我身上，我不禁想知道有多少人可能遇到這個問題並遭到虐待？

美國、英國、紐西蘭可以告訴我其他方法，台灣不能嗎？對於不總是使用中間名的人，你們在旅遊憑證上的「姓」、「名」設定，可能會造成真正的混亂。你們的移民控制系統可能存在嚴重缺陷。

我忍不住想知道，如果我是白人還是持有另一本護照，我是否會受到這種對待？

我可以大聲說出來、為自己奮戰，因此得以盡快擺脫這種局面，但是不諳英語或中文的其他人呢？

我認為這是一個強烈的歧視案例，尤其是針對越南國民的歧視。甚且，它如何與您的「新南向政策」保持一致？

總統女士，因此我希望我的信最終能寄給您。

我唯一要求的，是那個男性官員的道歉。我希望他只是一個「壞蘋果」，不能真正代表台灣人。我也希望在台灣，無論種族、性別、國籍如何，都不會有人受到這種對待。
　

● 作者為越南籍記者，於泰國曼谷工作。本月9日來台採訪總統大選相關新聞。
● 本文為作者向總統府投訴信件原稿。投訴信件因字數限制略作刪節。
● 內容不代表公共電視立場。

#今天要看這一篇

尊重每位爭取權益的人，為每個替自己權益站出來的人喝采。

因為在我們的成長教育裡，這是自私、任性、幼稚，造成他人不便的。

可我們究竟為了多少，「你已經很好了，別自以為⋯⋯」「看看別人想想自己⋯⋯」「覺得自己慘，你有他慘嗎⋯⋯」去勉強自己接受了多少自己不願意的事情造成不開心，最後延伸為內傷跟委屈，還告訴自己，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每個人都有爭取的權益，不是因為身分、薪資有差別，因為好不好只有你自己知道。

當然，這都是學習的過程，鼓起勇氣時，很多時候會傷害到無辜的人（不只罷工，擺脫某種感情、追求夢想、親子關係斷捨離等，也是）。

辛苦被牽連的朋友們，不過，當自我意識逐漸覺醒，人們開始知道可以替自己爭取權利時，旅遊不便險的選擇也變得非常非常重要。雖然很多信用卡買機票都有送旅遊險，但我從很多年前（華航罷工都沒開始前）就會額外保險、選擇我覺得最適合最有保證的，用幾百塊換來減少節外生枝，老被老于笑膽小如鼠的我覺得很好😂

最後，很不喜歡「不爽做就不要做這句話」，不要學我以前，不開心就分手，工作遇到困難就離職嘛！

正面迎擊嘗試改變的可能是很棒的，面對不喜歡的事，不是逃避（離開），不然就是忍耐，這樣太可惜了。

試一把，就算失敗了，也是替自己爭取過。
我尊敬為自己爭取的人。

PS. 相關報導大家都有看到我就不分享了，基本上除了苦勞網、報導者跟自由時報，幾乎都是站在反對立場。大家都可以去看看。房慧真這篇分析為何許多人反對罷工甚至口出惡言的文章，可以參考看看，支持的人怎麼想。支持的人怎麼「觀察」反對的心態，不全然對，換個角度看看吧！

【不爽不要做，奴隸換人當】
　　　　　　　　
　　　　　　　　　
最近剛讀完Guy Standing的《不穩定無產階級：一個因全球化而生的當代新危險階級》，稍微能了解在罷工新聞底下留言叫罵「不爽不要做」的人，是怎麼一回事？
　　　　　
「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讀起來很抝口，其實就是承攬、約聘、外包、臨時、派遣等在當代並不陌生的工作形式。不穩定無產階級跨越了以往的階級之分，以大學為例，有外包的藍領清潔工，也有一年一聘的白領「專案」教授，後者雖有博士學歷，在學術市場依然待價而沽，往往必須承接專任老師不想做的雜務，好換取明年的續聘。
　　　　　　　　　　　　　　
不穩定無產階級的產生是全球化的後果，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認為，國家應該增加勞動市場的靈活度，將風險與工作的不安定性，轉移給勞工及其家屬去承受。
　　　　　　　　　
當大部分的工作，沒有未來職涯發展性，多數的大學畢業生被迫從事地位或收入低於自己能力的工作，整個社會充滿挫敗感，對於有著不同價值觀的他者包容性低，對於社會上相對弱勢的異己（同性戀、精神病患、移工、外配、女性）的容忍度也低。
　　　　　　　　
心理學實驗發現，具備基本經濟安全性的人，比經濟不安全的人更為利他，更寬容、更注意平等。不穩定無產階級在公共議題上，無法設身處地換位思考，更容易吸引他們的是仇恨言論，「罷工」首先對照自己的無工可罷（所從事的不穩定工作，沒有成立工會的可能），接著引發的是因忌妒而生的憤恨情緒，空服員罷工符合兩要素：高薪以及高顏值，其實空服員的薪水也不是特別地高，但同為「新鮮人」，月領六、七萬與月領不到三萬，後者的剝奪感必須找個出氣筒。
　　　　　　　　　　　
高顏值更是引發廢魯宅的「厭女」情緒，PTT早是沃養一則則母豬醜事的沃土，社群媒體炫耀性質的單面扁平化（空姐穿美美紐約巴黎倫敦打卡）更誘發鍵盤後的憤恨情緒。資方的父權思維與網路的厭女風潮在此合流，共同為罷工空服員貼上「公主」的標籤，嬌縱任性的大小姐需要好好「管教」。
　　　　　　　
同樣是「端盤子」的，今天如果在地面上，一個在餐廳端盤子的員工被資方壓榨，被奧客糟蹋，所獲得的鄉民「同理心」必定遠勝於空服員。空服員的體力以及情緒勞動，因為加乘上這些令人忌妒的條件（貌美與薪水），於是不被認為值得同情。長榮的空服員清一色為女性，罷工的動能也帶點反抗日式管理威權家長（資方）的女力崛起，這本是值得鼓勵，民主社會向前的進步象徵，然而這個社會上有很大一部分人身處不穩定無產階級，於是便無法為別人的團結而喝采，而是不假思索脫口而出「不爽不要做」。
　　　　　　　　　
不爽不要做，沒有說出口的下一句是「奴隸換我當」，Guy Standing說：「不穩定無產階級沒有向上流動的管道，被迫在加深自我剝削以及無所依歸之間二選一。」以「奴性」批評這些人是沒有用的，長久的不穩定所帶來的不安全感，相較於「無所依歸」，加深自我剝削，成為一個乖順好用的奴隸，至少還有個歸所，雖然這歸所就像是氣候暖化下的北極冰層一樣，隨時有破裂的可能。
　　　　　　
問題是，夠奴夠乖，再怎麼不合理的工作條件都硬吞下來，資方就會珍惜你這個人力嗎？有本書《清算：華爾街的日常生活》，作者是普林斯頓大學的人類學博士，碩士畢業時她到華爾街工作，進行田野觀察。讓她前往華爾街「臥底」的起心動念是，1994年，在全美有50萬名員工被裁員，大裁員高峰的一年，卻是美國企業營利最豐厚的一年。
　　　　　　　　　
企業並不是因為不賺錢而裁員，而是為了賺更多錢而裁員，書名清算「Liquidated」，字根是「Liquid」液體，最足以形容資本無常勢的無情本質。在股價交易主宰企業經營的現代，電影《全面開戰》裡的跨國汽車公司，工人在不景氣時自願減薪共體時艱，等到公司賺錢了，卻只因為沒達到股東要求的高獲利標準，寧願把廠關了，搬到羅馬尼亞以更便宜的人力替代。關廠後股票馬上飆漲，工人包圍總部抗議，經營者像錄音帶反覆播放的說詞：「要對股東交代」。
　　　　　　　
很弔詭的是，每逢罷工，要求薪資福利提升的員工，爭取權益成了「貪婪」，真正貪婪的資方，人們卻對之臣服，自願為奴。貪婪的定義隨人而定，「發大財」難道就不是「貪婪」嗎？人們可以隨著政客起舞琅琅上口，一個轉身卻指責他人要求加薪（合理範圍連發財都談不上）是罪不可赦的貪婪。發大財可以，「貪婪」卻不行？眼紅每次勞權的抗爭，這豈不是：「我過得很差，你憑什麼過得比我好？」
　　　　　　　　　　　　　
駱以軍說：
　　　　　　　　
// 如果我們這個社會
在經過 旁觀一場勞資對決
結果被主流媒體操作成這樣
讓資方的高段公關可以按其意對社會散放
對資方一面倒的氣氛
我們這個社會
內稟的良善 同情 看不過去強凌弱
或基本的公民素養
真的大傷 而不自知
我們便可悲的只是自私而冷漠的
「別礙到我褔利 方便
你們吵你們的 快點結束」//
　　　　　　　　　
Guy Standing說：「在一個充滿系統性經濟不安全感以及焦慮感的社會中，妖魔化會更為簡單。人們的不安全感越高，就越容易煽動恐懼……越容易相信那些拿人錢財的專家刻意用語言與畫面編出來的故事。」
　　　　　　　　　　　　　
新自由主義從上世紀八○年代發展至今，創造了全球性的「不穩定無產階級」，所收穫的毒果實就是訴諸民粹、搧風點火的仇恨政治，從美國川普到義大利貝魯斯柯尼，歐洲極右派政黨的崛起，台灣也趕上這股災難潮流。
　　　　　　　　　　　　　　　　　　　　　　　
要不要繼續往下沉淪，希望我們還有得選擇。
　　　　
＃挺勞工
＃長榮罷工加油
＃試論寒流崛起與不穩定無產階級之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