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的勞基法修正過程，我一直在反省。
　
我擔心的，不僅是勞工的權益是否有得到保障，不僅是產業的衝擊是否有受到緩和；我更擔心的，是世代之間的落差，已經愈來愈嚴重險峻。
　
每天在基層奔走，早六晚九的馬拉松行程，現實與網路是兩個世界。在地方上與民眾面對面的時候，常常因為一例一休被唸，但唸得卻是：怎麼不趕快修法？
　
一套勞基法，一次勞基法修正，為什麼會引發這麼大的爭議？顯然是哪裡出了問題。我認為，現況的問題至少有三點：
　
第一，目前的勞動體制，已經跟不上時代與產業的變遷。
　
姑且不論從《工廠法》到《勞基法》的沿革，也姑且不論勞檢與法遵的落實。不同的企業規模和不同的產業特性，應該給予不同的監督密度與裁罰強度，但現在的勞基法卻是攪在一起。為什麼世代落差會這麼嚴重？那是因為不同世代身處在不同的位置。隨著時代與產業的變遷，網路科技愈發達、服務要求愈高端、資訊流通愈快速，這個落差也會愈來愈嚴重。
　
第二，目前的政府，缺乏與青年世代溝通的能力。
　
民進黨期許成為最會溝通的政府，很可惜地，在這次勞基法修正過程，卻錯失了許多對話與協商的機會。而對話與協商，卻是青年世代最最重視的事情。為什麼？因為他們是最沒有資源、最沒有權力的一群人。我不認為這群人是無法對話的，但是民進黨顯然沒有足夠的耐心、信心來面對這些質疑。
　
第三，目前的台灣政治，需要更多的想像力。
　
從兩次的修法過程，正反意見往往都指向一個關鍵，那就是台灣的產業轉型。我們必須要承認：雇主斤斤計較員工的人事成本，其實是企業競爭力不足的表徵。這就像是太陽花學運，如果我們只是把服貿協議給擋了下來，卻沒有為台灣的產業找到出路，那仍然擺脫不了依賴他人的命運。那要怎麼找到出路，我們就需要更多的想像力。
　
這三點問題，才是令我念茲在茲的問題。這三點問題，才是我作為民進黨籍市議員參選人真正的挑戰。
　
因為，沒有人比起我們，更能夠理解兩個世界的思維；也沒有人比起我們，更能夠促成世代與世代間的對話。
　
所以，我是認同賴清德院長所說的：台灣的勞基法應該要大翻修，台灣需要一部真正先進、符合世代需求的勞基法。
　
台灣要走入勞動2.0的時代。如果世代與世代之間有著這麼嚴重的落差，難道我們不應該正視問題直球對決嗎？
　
對此，我有許多想法與做法，但先提出四點主張。這四點主張，我認為都應該納入勞動2.0時代的長期戰略。
　
第一，全面檢討就業輔導體系。勞動彈性與勞動安全的平衡，應該以有效的就輔體系為前提。政府不能保證每一個人都能找到穩定持久的工作，但應該要確保在失業待業時能夠受到基本照顧。
　
第二，設置人力資源研究所。勞動部目前有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卻沒有一個專門調查研究勞動市場的機構。許多爭議正是來自對於勞動現場和產業調查的基本理解不足，這需要長期的田野調查和資訊公開，也就需要一個專門的研究所。
　
第三，制定最低工資法。過勞與低薪是一體兩面的現象，只要低薪現象不改，過勞現象也不會根絕。最低工資法可以把最低工資的計算、審議法制化，甚至明訂裁罰條款，確保底層勞工可以獲得基本保障。
　
第四，推動勞動教育法。大家都在吵勞資會議有沒有效？公不公平？卻很少人去追問：從小到大，有誰教過我們怎麼開勞資會議嗎？如果沒有，我們要怎麼期待勞資會議促進勞資和諧呢？
　
如果民進黨對於勞動體制和產業轉型的改革，僅僅止步於從一例一休修到當前勞基法修正，那麼一切的批評我們理當概括承受。但是我作為爭取黨內提名的民進黨籍市議員參選人，負責任的態度則是應當就地方層級提出新的政策方向。
　
具體來說，前述的第三與第四點主張，可以從地方自治團體做起。在勞動2.0的時代，中央法令應該要畫出一個架構，賦予地方因地制宜的空間與權限。《台中市勞動教育自治條例》與《台中市最低工資自治條例》，將會是值得我們賭上未來追求的理想。
　
我不會說這次的勞基法修正是令人滿意的。不管是內容還是程序，民進黨都可以做得更好。但這次勞基法修正，確實給了我們一個思考台灣經濟發展新模式的機會。
　
二十年後，2017年勞基法修正有什麼四不變四彈性、七休一怎麼休、八小時十一小時，甚至哪裡的青年議員當選或落選，大概都將遺忘於眾人的記憶，只留存在數位資訊茫茫之海的一角。
　
但是，二十年後，人們回首將會清楚看見，在那個局勢劇烈變動的十字路口，台灣是陷在舊思維的桎梏中動彈不得，或者，台灣找到了屬於自己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