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泰國佛牌的十三大誤會，你一定要看的最全面知識】

1. 聽說佛牌不能戴雙數！ ？網上最普遍的說法，也誤導了很多善信，其實不能戴雙數是完全錯誤的觀念！佛牌之所以戴單數是因為雙數項鍊不好平衡而已。雙數可以是在其中一個鉤上戴兩個，或者在頸鍊後面扣的地方加一個，戴一個較薄而戴得舒服的牌，很多泰國的佛牌鏈就有頸後的掛鉤方便人戴雙數的，泰國人本身並沒有這方面的避忌。所以你總是看見那些泰國大腕們戴的都是整串的佛牌聖物。你覺得他會去算到底是單數還是雙數嗎？

2. 龍婆（Luang Phor）是和尚而阿贊是則是俗家法師 ！龍婆是對較年長僧侶的尊稱，不同的年齡的僧侶或者泰國不同地區有不同的稱呼，如Luang Lung, Luang Pi, Kruba, Luang Ta等。阿贊則是老師的意思，和尚也可以成為阿贊，稱呼人做老師是很普通的尊稱，而俗家術士則只能稱為阿贊，不能用和尚的尊稱。例如“崇迪瓦拉康”就是被稱為阿贊多的高僧“崇迪菩塔阿贊多”所督造的。所以不要在稱呼上搞錯了哦。

3. 我的佛牌需不需要再開光！ ？泰國佛牌沒有再開光這回事。佛牌從收集材料，到準備材料，到壓模，到最後加持，整個經過都有師傅不斷的誦經加持，高僧的法力注入了原本就有法力的聖料裡頭製成佛牌，完全不需要開光。再開光是華人神明的一種儀式，因為華人神像都經過工廠製造，用料幾乎都以泥沙、石膏、陶瓷等沒法力的原料，所以才需要拿到神廟裡再經過開光儀式讓神像有法力。而泰國佛牌是不需要這個儀式的，也不用拿到廟裡過香爐。

4. 特定的佛牌管特定的事！ ？很多人認為某個佛招財，某一個佛牌又只招人緣，其實佛牌的功效都差不多，都是保佑戴牌的人在各方面都順順利利。只是某一些牌由於師傅修為法門稍微不同，對某一個方面更有效。曾有一年曼谷某一酒店發生大火，死了很多人，到最後有人發現其中的生還者，就算是從高樓跳下的人都毫髮無損，而這些人都戴著龍婆坤的佛牌，立即令龍婆坤聲名大噪。但這不能說戴龍婆坤的佛牌就只管避險。龍婆坤也著名讓人帶來財運。

5. 佛牌裂了就不能再戴！ ？這說法其實源於中國古老的傳說，玉器如幫你擋了災，裂了就不能再戴了。但佛牌本身就是擋災的，沒有擋了災會破會裂的說法。破了，裂了照樣可以戴！泰國有人將破了的崇迪瓦拉康碎片用金鑲好戴著，還有人將崇迪瓦拉康鋸成幾份分給幾個人戴。佛寺也經常把稀有珍貴的佛牌聖物再磨碎參入新的原料再重新督造過一批新牌。難道磨碎了就沒有功效了嗎？但必須要注意的是，一般如果不是佛牌頭斷了，幾乎都沒避忌。如果是頭部斷了，就不太鼓勵佩戴。

6. 佛牌需要經常請大師誦經加持！ ？佛牌不是手機電池，沒有這種經常要充電的必要！請回佛牌之後最好的加持就是你尊奉佛的為人法則，多行善舉，心存善念，平時多做善事，對長輩父母有禮貌，守五戒，就是最好的福報！因為佛牌靈驗度是和佩戴者本身的福報有直接關係的，就是為何有的人戴了靈驗，有的人戴了不靈。拿著佛牌到其他寺廟請和尚加持，未必會有任何效果，因為製作的師傅和加持的師傅可能根本不同的修為法門！需要知道，並非每一個師傅都有資格和能力製作佛牌，在泰國的和尚要製作佛牌必須符合一定的僧階。

7. 戴佛牌禁忌很多，不能進廁所，不能走過晾曬的衣服下面，不能這，不能那！四個字回應，胡說八道！還有人說佛牌不能讓其他人觸碰的，這個送3個字，胡亂講~~ 一個佛牌從籌集材料到你戴在身上，少說也有幾十人人碰過，那不就失效了？還有人說上廁所要把佛牌轉到背後去，那泰國世界紀錄保持者身戴27公斤佛牌的那位老哥，不就早被自己的佛牌勒死了？佛牌不是這麼脆弱的東西，我們戴佛牌求的是保護，如果反過來我們要去保護佛牌，那還戴來幹什麼呢？戴佛牌只要不做對佛不敬的事，沒別的禁忌。其實不戴佛牌，只要是信佛，也不該做對佛不敬的事。

8. 女人經期身上不干淨不能戴佛牌！ ？經期不能戴佛牌只是華人思想閉塞的一種觀念。心中有佛，何必介意生理上的變化？那是不是意味著如果一位女性是有戴佛牌的，今天突然發現經期到了，就必須馬上把佛牌脫掉？那是不是很奇怪？

9. 佛牌是小乘佛教的產物，中國行的是大乘佛教，信奉中國佛教會有衝突！什麼是小乘？什麼是大乘？大乘，就是普渡眾生的意思；小乘，就是先渡自己。這就像一個人見到人溺水，跳下去救人，可是自己不會游泳，於是原來死一個，這下子一死兩個。自身未渡何來談到普渡眾生？
佛教來到中國之後摻入了中國儒家思想，於是有了普渡眾生的說法。那佛陀當初傳予的是大乘佛教嗎?當然不是的。佛陀涅槃後多少年佛教才傳入中國，小乘只是先渡自身後渡眾生。先確定自己會游泳才跳下水去救人。信佛教的人以大小乘之分來評價佛教，是對佛教的不敬，也是對自己的不敬。
其實大乘小乘都好，先謹記把自己修的更好，才是最重要的。

10. 泰國佛牌帶有邪氣！你看，七龍佛，佛祖法相被一條七個頭（也有九個頭）的蛇包圍著，邪！可那是蛇都有靈性來保護一位聖人。一個佛像遮著臉，甚至還有很多手，邪！可那是佛陀的弟子保護著不讓外邪入侵。四張臉的神，邪！可那是像徵著神眷顧著凡人人生的四大要求。這些佛的說法，網上隨便一搜會有很多，說對的錯的都有，反正就是“大砲專家”特多！那藏傳的神像更加爭議？ ！凶神惡煞，到處有骷顱頭，那豈不更邪？那是當頭棒喝，那是警世的作用吶！我們應該先了解一下實在的意義再批評。還有，所謂的依霸、巴拉吉、帕嬰等法相，甚至如古曼童、路固等又怎麼說呢？難道不邪嗎？這些真正意義上，是不算佛教之物，但是一些和尚在修行時，遇到了高人法師，就將這些法門修行，用來幫助善信而已。就像要戒毒必須懂得用毒，要解降則必須學會下降，一般只要是修為高的“正廟”師傅超度開光加持的任何聖物，都是助人的。

11. 有人戴了佛牌還見到鬼，佛牌不靈！這話題說起來有點封建迷信的意味，見鬼是最具爭議的話題。見過的人言之灼灼，沒見過的人譏諷不斷。姑且不討論這世界有沒有鬼。在佛的世界裡，鬼也是眾生的一種。佛是慈悲的，不會莫名其妙的驅趕鬼魂，反而佛是超渡鬼魂。那豈不是戴佛牌沒用囉？這要分兩方面來說，如果你見到而且是要加害於你的，那佛牌的力量肯定會保護你的；如果你戴的是個沒經過高僧加持，不含有法力聖物的假佛牌，那你還是自己想辦法吧。

12. 古老的佛牌不知道什麼人戴過，有點恐怖！抱這樣觀點的人，多是剛剛接觸佛牌的菜鳥新人了。那寺廟裡的佛像這麼久了，不知道什麼人拜過，那我們是不是就不拜佛。如果你這麼認為，那你根本就是對佛沒有堅定的信念。其實一般來說，老佛牌要比絕大部分現今的新佛牌功效要大。原因很簡單，以前的和尚心無旁騖，沒有電視、沒有互聯網、不需要每天面對一堆的佛牌商前來“談生意”。
從前的小和尚每天做完該做的事就跟著師傅學習，每天閒暇時間就只有打坐念經和學習，到了一定的修為就開始苦行，無形之中對自己的法力增加很多。現在的修行條件，不比當初了，誘惑也越來越多，近10年裡多少師傅破戒，盜用寺廟款項、破色戒等等。同時，由於科技發達，國外信眾對佛牌審美觀的因素，大部分新佛牌都是工廠代工，而很少象從前師傅選擇材料，每一步精心加持至倒模開光。因為這種製作方式，產量較低無法應付國外牌商的需求，而且外形一般不怎麼美觀，所以寺廟為了競爭，都是選擇工廠代工。以前的寺廟則不管這些，師傅只要有個小木舍，化緣有飯吃則心滿意足，剩的就是修行，就像當初的龍達馬哈波媧、龍婆卡賢等，都是一輩子沒有擁有任何資產的師傅，只擁有自己的托缽和三套袈裟。

13. 這佛牌有什麼經文能給我念的嗎！ ？這問題其實困擾了很多人。聽我朋友說戴佛牌要念它的經文才會更POWER！我說，大哥你是修行人嗎？如果你念的經文能增加佛牌的法力，那豈不是你可以自己做佛牌了？而且普遍上大部分人都不熟悉巴利文的語法和語音。萬一你自個兒在家誦經念錯音了呢？這樣對佛牌真的有幫助嗎？誦經的目的在於保持內心的平和，讓自己謹記自己配戴著師傅的聖物在身，不可做錯事、不可犯錯。而不是讓你期盼能透過你的“經咒”來讓佛牌聖物更POWER！而且，如果佩戴一串佛牌鏈，7枚佛牌，那我出門前不是得花了整小時在誦7種不同的經咒，念完後才可以出門？ 🙄🙄

请欣赏余杰先生的文章！
很高兴 余杰先生有蒙古血统 也希望他今后能多关注蒙古问题！还别说 从他的文风里我还真能感觉到有股蒙古精神：没有顾忌 勇往直前，，，

誰把“奶與蜜”之地變成“血與淚”之地？

楊海英《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

忘記遇難者意味著他們再次被殺害。我們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殺害，但我們要對第二次殺害負責。
威塞爾

我的中國身份證上登記的種族是漢族，但我是有蒙古血統的漢族。與我算是“本家”的四川老詩人流沙河（他本姓余），從諸多家譜中考證說，成都附近這支姓余的，是元末為躲避戰亂逃到四川的蒙古族後裔，為避開明朝的迫害，他們才改“金”為“余”，此後五百年逐漸融入漢族。不過，從相貌上還能看出幾分端倪來：我跟流沙河老師的長相，都有些像中學歷史課本上的忽必烈：寬寬的額頭，細長的眼睛。我這個不純正的蒙古人，只在十多年前去過一次內蒙古大草原，卻為眼前的景象深受刺激：古時中“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敕勒川，如今的草只能沒住鞋面而已。
在中國的幾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中，新疆和西藏的分離主義傾向最嚴重，內蒙古似乎長期風平浪靜。直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一日和十五日連續發生數千名學生和牧民示威抗議事件，內蒙問題才引起國際關注。當局嚴厲鎮壓民眾的示威抗議，這也成為時任內蒙封疆大吏的胡春華晉升的“投名狀”——如同一九八九年胡錦濤鎮壓西藏人民的反抗，受到鄧小平的青睞成為接班人一樣。中共重用的人，必須心狠手辣，不能有趙紫陽的“婦人之仁”。而內蒙的反抗力量微弱，不是蒙古人沒有藏人和新疆的維族那麽勇敢——蒙古人自古就是彎弓射鵰的民族，而是因為此前中共在內蒙古實施的鎮壓、清洗無比殘酷，蒙古人的菁英早被摧毀殆盡。旅日蒙古族學者楊海英所著的《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一書，就發掘出了這段被埋沒的歷史，拉響了長鳴的警鐘。

雙重屠殺：種族屠殺和階級屠殺

本書的研究重點是文革時期發生在內蒙古的大屠殺，作者稱之為“文化性的種族屠殺”。本書不是一本完整的歷史敘述，而是以第一手的訪談為主體的資料彙編——這不是貶低本書的價值，反倒因此彰顯出本書作者打撈歷史真相的努力之可貴。据不完全統計，十年文革期間，內蒙有三十四万人被捕，兩萬七千九百人遭到殺害，十二萬人致殘。當時的蒙古人口約一百四十万，也就是說，平均每個家庭至少有一人被囚禁，每五十個人中有一人被殺害。與之同時發生的還有：對於女性的強姦等性暴行各地橫行，強行移居，禁止使用母語……對此，楊海英指出：“這完全是中國政府和漢民族主導的滅絕種族的大屠殺。”
在我看來，中共政權在內蒙古實施的大屠殺，兼有種族屠殺和階級屠殺的特質。種族屠殺以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最為典型，階級屠殺以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對本民族中“資產階級分子”的屠殺最為典型。《沒有墓碑的草原》的第一部即描述蒙古人中“挎洋刀的”是如何遭到中共整肅的。所謂“挎洋刀的”是滿蒙時代受日本教育的菁英分子，他們中的一部分組成了蒙古騎兵師團，一度成為蒙古獨立的主要力量。作者的父親曾在內蒙古騎兵第五師服役，他的上級就是“挎洋刀的”。“挎洋刀的”蒙古軍官舉止端莊，談吐優雅，氣質不凡。與之對比，共產黨軍隊中掌握實權的將領，大都是不學無術的粗鄙之人，匪氣與痞氣十足。文革開始之後，粗鄙的漢族軍人對優雅的“挎洋刀的”發動了大規模的整肅。這種整肅除了種族屠殺的特質之外，當然同時帶有階級屠殺的色彩，與之最為接近的是蘇俄對波蘭軍官和知識分子發動的卡廷屠殺。
本書中還用相當的篇幅記載了最具典型性的圖克人民公社大屠殺的真相。文革期間的大屠殺，已經廣為人知的有湖南道縣屠殺、北京大興屠殺、雲南沙甸屠殺等。圖克位於鄂爾多斯地區，一九六九年有人口不足三千人，被打成“新內人党”的就有近千人，占成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被活活打死和因後遺症而死的四十九人（也有資料說七十九人），受盡折磨重度傷殘者兩百七十人。若干倖存者向作者講述了種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如灼燒女性的陰部，用鐵絲製作腦箍套到人的頭皮裡，讓祼體婦女騎在毛繩上、兩人前後拉鋸、受害者的外陰和肛門被拉通……難道這就是君臨於蒙古大地的偉大的中華文明和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文化？

標榜“反殖民”的新殖民主義者

中共一向標榜“反殖民”，並以忠誠的民族主義者自居。然而，中共對待國境之內的“少數民族”，卻大力實施“隱蔽的殖民主義”和“升級版的殖民主義”，也就是楊海英所說的“社會主義殖民體制”，比起昔日之滿清王朝和中華民國政府來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土耳其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在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華帝國的江河日下乃至土崩瓦解，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幾乎同步，所以一個是“東亞病夫”，一個是“西亞病夫”。印度裔學者潘卡吉·米拉什在《從帝國的廢墟中崛起》一書中，探討了中國、印度、土耳其、伊朗等亞洲古老帝國的重生之路，總結出居然是同一個出人意料的結局：泛亞洲主義與軍事去殖民化。
吊詭的是，這些“亞洲病夫”一旦緩過氣來，立即對更弱小者露出銳利的牙齒。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期間，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深陷一戰泥潭，戰敗後帝國崩解，建立了新的、縮小的土耳其共和國。與此同時，土耳其對亞美尼亞人實施了種族滅絕政策，導致一百五十萬亞美尼亞人死亡，是二十世紀第一起種族滅絕大屠殺。時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的亨利·摩根索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確信，在種族遏制的整個歷史上，再沒有如此可怕的情節。以往歷史上發生過的大規模屠殺和殘害，與一九一五年亞美尼亞族人的遭遇相比，都顯得微不足道。”這場大屠殺與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和盧旺達種族大屠殺並稱為“二十世紀三大種族屠殺”。
但是，在土耳其國內，這一歷史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禁區，不屬於被保護的言論自由的範疇。土耳其作家奧汗·帕幕克因為在二零零五年聲稱百萬亞美尼亞人在土耳其被殺，而一度面臨四年的牢獄之災。好在他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名聲引起歐盟干預，土耳其政府這才作罷。另一個記者赫蘭特·丁克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因為堅持認為“亞美尼亞大屠殺”真實存在而被極端分子槍殺。
在中國，因為共產極權體制的建立，極權體制衍生的殖民主義更為精密和嚴酷，對週邊少數民族的屠殺也更是高度組織化。雖然中共屠殺單一民族的人數比不上亞美尼亞屠殺，但中共屠殺的境內各民族加起來的數量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据藏族學者估計，中共政權在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屠殺了超過七十萬藏人；而維族、回族、壯族、苗族等人口眾多的少數民眾也曾有過人口劇烈減少的時代。
在冷戰時期，被中國統治的內蒙古，處於中國與蘇聯及其附庸國蒙古國接壤並對峙的地理位置，特別遭致北京的猜忌。“堅壁清野”的計劃一旦出爐，就連那些早在延安時代就“入夥”的蒙古族共產黨幹部都難逃被清洗的命運。以蒙古族的最高級官員烏蘭夫為首的“內人黨”案，在文革前夕就已經形成了一片腥風血雨。在楊海英的採訪對象中，就有多位“根正苗紅”的蒙古族共產黨官員及御用文人，最後仍未逃避滅頂之災。
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官方意識形態中原教旨主義的成分越來越弱，於是民族主義日漸高張。這種漢族中心主義的民族主義，必然要渲染近代以來中國遭到西方列強侵略的悲情史，然後以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甚至實現“偉大復興”的“恩人”自居。但是，另一方面，中共當局對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的欺淩和壓迫卻達到了亙古未有之地步。在政治和文化殖民的基礎上，近二十年來經濟殖民愈演愈烈。由於內蒙古境內儲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氣、稀有金屬等資源，掠奪式和毀滅性的能源開發，讓草原變成荒漠，蒙古族失去了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

基於自由民主信念的獨立和自決

對我個人而言，《沒有墓碑的草原》確實是第一本認識蒙古族問題的“啓蒙讀物”。對於中共建政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我與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一樣，不由自主地從所謂的“宏觀層面”來思考，卻很少從“族裔史”的角度來思考。所以，讀了這本書之後，雖然不是加害者的我，也願意因為長期以來對此議題的忽略和漠視而作出遲到的致歉。
不過，我在本書中也讀到作者激越的民族情緒，與那些受難者及其家屬促膝長談，將歷史深處最黑暗的部分呈現出來，不能不讓人感到憤怒、痛苦和醞釀出激烈的批判意識。正如長期接觸古拉格群島的資料、本人也是古拉格群島倖存者的索爾仁尼琴，自然而然地表示說：“我一直以來都用最激烈的方式批判蘇聯共產黨政權。”
但是，激情之後，還需要理性、客觀的思考、分析與判斷。本書的中文譯者劉燕子已經敏銳地發現了這個裂痕。在與作者的對話中，劉燕子詢問說：“如何超越族裔民族主義而客觀地看待這些主觀的、零碎的、斷片的、情緒化的語言？或者說，您自己如何做一位感情上的蒙古主義者，理性上的研究者呢？”楊海英的回答是：“沒有人可以百分之百地‘零度敘述’，‘情緒化的零碎的敘述’如利爪，能在被風化的廢墟中挖掘出真實。而梳理這些支離破碎的陶片，正是研究者的責任。”我期待着在作者的下一部著作中，更多地看到第二步的梳理工作，包括對那些與中共合作的“蒙奸”群體的生存處境和心理狀態的深刻剖析和反思。我個人認為，作者對作為中共黨內政治鬥爭犧牲品的烏蘭夫的評價，過於正面了。其實，對於烏蘭夫而言，黨性始終高於民族身份，他雖然飽受迫害，仍然未能像趙紫陽、鮑彤那樣邁出與共產黨體制決裂的那一步。對於這樣一位複雜多面的人物，還需要有更為深入的研究。
未來的內蒙古何去何從，是脫離中國，與蒙古國聯合成一體；還是留在一個鬆散的中華聯邦之中？在中國漫長而艱鉅的民主化進程中，蒙古族民眾的選擇以及某個“天時、地利、人和”聚合的情勢是否出現，仍是未定之數。如今，蒙古人在內蒙古已經成為絕對的“少數民族”，內蒙古的四百萬蒙古人如何與已經在內蒙古定居的一千多萬漢人和平共處？將這些漢人全部趕走是不現實的，前南斯拉夫發生的種族對抗、種族清洗已是前車之鑑。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莫大的智慧和創造性的思路。而且，必須超越激越的民族主義立場。
這也是我在與台灣知識分子交流的過程中獲得的啓發。楊海英在本書中感嘆說，與漢人交流困難重重，因為漢族中心主義根深蔕固，“漢人一開始就蔑視蒙古人‘野蠻’”。反倒是到了台灣，他跟台灣人更能順暢地交流，不僅是台灣民眾經歷了二十多年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的耳熏目染，而且台灣受到北京威逼利誘的處境與生活在內蒙古的蒙古人有些許的相似之處。台灣的獨立之路，最可依托的意識形態是古典自由主義，是人權至上和住民自決的原則，而不是近代以來排他性的、唯我獨尊的、有仇必報的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願楊海英的願望早日成為現實：“我希望出現‘對少數民族新思考’的智慧者。這本書漢文版的出版目的，就是試圖探索真相調查與對話的途徑，切斷以暴易暴的鎖鏈，清除暴力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