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生，謝謝你演活了我。

《火星實驗室》 余文樂：天生好皮囊，不意味著人生便輕巧

人們不常提他的心思和努力，他也習慣將這一切輕描淡寫地帶過，旺盛的好勝心和衝勁都被藏匿在一副無所謂的臉孔下。

演了17年電影的演員余文樂，因為“青年陳永仁”、“暖男張志明”被觀眾熟悉，但他覺得反派角色同樣有魅力。比如電影《蝙蝠俠》裡的小丑，一個沒有動機的反派，抱著“幹嘛那麼嚴肅”的人生信念，崇尚絕對的混亂、無序和虛無。

在電影《狂獸》中，余文樂就演了個徹頭徹尾的“反派”——黑幫漁民江貴成，信仰天后娘娘，相信金錢萬能，為此殺人越貨，最後抱著金子沉入水底。巨幅海報上，余文樂沉著臉，眼神凌厲，眉宇間透著狠勁。

談到江貴成，他說，哪有什麼正派反派之分，人人做事都有因可循。江貴成是為了討生存，要找飯吃。 “找飯吃沒錯啊，出發點沒錯，過程做錯了。”余文樂對火星試驗室說，某種意義上，江貴成是純粹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純粹。

2017年上映的另外兩部電影中，余文樂扮演的角色也有類似的特質。電影《悟空傳》和《一念無明》裡，余文樂分別扮演冷面二郎神楊戩和躁鬱症患者黃世東。他當“警察”當夠了，要找點新鮮感。

出道第二年他便接拍電影《無間道》，扮演陳永仁——梁朝偉的青年時期。戲份不多，卻被業內認定為“謝霆鋒最有力的競爭者”、“梁朝偉的接班人”。

未經歷從龍套到主角的漫長苦熬，就有了代表作，又是在港片落寞的年代，人人道他演藝生涯順利。

“順利嗎？我發現真的是……”余文樂側身轉向身邊的工作人員，緊皺眉頭，“為什麼每個人見到我都覺得我蠻順利的”。他脫掉牛仔外套，背過身，淡淡地說：“我拍了80多部戲了，多少人拍幾部就紅了。”

電影《一念無明》預算200萬港幣，拍攝16天。這個零片酬演出的角色讓余文樂首度入圍金像獎最佳男主角。該片導演黃進稱余文樂是被低估的演員，“如今終於讓人看到他的演技”。

“被低估”或許源於他那副永遠又酷又鬆弛的模樣，容易讓人以為一切來得輕巧。

“不喜歡交代自己”

黃進第一次見余文樂時，已經寫好了劇本。

余文樂正在香港佳隆片場拍攝《賭城風雲》，黃進從張家輝、曾國祥那兒得知，余文樂當天會有一點時間，便去了片場。趁著余文樂等戲的間隙，黃進跟他說了故事，留下劇本。

第二天，黃進就收到余文樂參演的回复。 “即使他很明白資金很少，甚至不一定能收到片酬，他還是很有興趣一起講好這個故事。我知道有幸運的地方，但很重要的是，他很愛這個故事。”黃進告訴火星試驗室。

因為電影《一念無明》，余文樂第一次走進香港的劏房，逼仄的走廊上密佈著十幾個房間，每個房間只有數平米，沒有洗手間。步入其中，余文樂立刻感覺到壓抑，心裡起了變化，很快融入電影的情緒中。

《一念無明》色調灰暗，將香港底層社會的生活現狀層次豐滿地表現出來。上映至今，余文樂不敢看第二遍。有時坐飛機，時間漫漫，想點開重看，想想又作罷，“太難受了”。當然，也有不想讓空姐覺得他自戀的緣故。

演員金燕玲對余文樂稱讚有加，自謙她和曾志偉在片中的戲份都有爆發的段落，並不困難，整部戲最難演的是余文樂。

有一場戲，黃世東聽到未婚妻在教會對他的控訴，情緒崩潰，衝進超市猛吃巧克力。 “其實當時他的角色情緒是爆炸的，但又想要去控制，不能隨意地發洩，所以他在表演中不能一味地'放'，還要有'收'，這讓我感觸非常深。”金燕玲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余文樂此前雖從未去過劏房，但從小在香港的鋼筋水泥中長大，也能感覺到壓力重重。他的童年並不愉快。父母忙著做生意，他跟姨媽住，每週六晚上站在姨媽家門口，眼巴巴等著父母接自己回家，星期天晚上再哭哭啼啼地被送過來。

他一早明白“揾食不易”的道理。父母為了讓哥哥出國唸書，將家裡的房子賣了。他不想增重家庭負擔，高中畢業便出來工作，發誓要把家裡賣掉的房子買回來。這個夢想不到30歲就實現了。

2016年，真人秀節目《我們相愛吧》中，余文樂和周冬雨坐纜車前往太平山頂。他說上一次坐纜車是和媽媽，那時他年幼，看著旁邊的房屋，問道：“為什麼人家的廚房都比我家大呢？旁邊怎麼會有樓的？長大了我要住這邊。”媽媽叫他別做夢了。

這個夢想，他長大後也實現了。他戴著墨鏡，伸手撓了撓耳背，不好意思地對周冬雨說，“男生都這樣。”

人們不常提到他的心思和努力，他也習慣將這一切輕描淡寫地帶過，旺盛的好勝心和衝勁都被藏匿在一副無所謂的臉孔下。

但與余文樂合作了“志明春嬌三部曲”的楊千嬅知道，余文樂很努力，私下會為拍攝做大量準備工作，閱讀資料，研究角色，分析人物性格、外形，連同生活細節，但在接受訪問或宣傳時，話卻很少。

楊千嬅說余文樂“先天多愁善感”，是一個“不喜歡交代自己”的人。 “他都是默默付出的，他在現場，你可以看得出他已經準備好來開工的，你會感受到他的認真。”楊千嬅告訴火星試驗室。

為了《悟空傳》20秒的出場鏡頭，余文樂閉關健身10個月。再說起這段經歷，他還是一副酷酷的模樣：“健身，完全是為了戲。”“結果？結果就是完成導演的要求。反正我也不是為了好看​​，導演要求，我答應了，我就做。”

但紀錄短片《余文樂的靈與肉》記下了過程的艱難。他的教練說他是“值得掌聲的人”，因為“全世界只有2％的人能堅持一次做完1000個俯臥撑”，余文樂是那2%。

成果背後是嚴苛的體能訓練，以及對糖分和澱粉的戒除。

晚餐只有6顆藍莓，他就撿起來一顆一顆慢慢吃，彷彿嚼久一點能帶來飽腹感；有一次，他練到快崩潰，忍不住偷吃了冰淇淋。紀錄片中，他笑著解釋自己當時流下的眼淚，“我不是哭，可能是太久沒有糖分了，眼淚不由自主就流出來了……”

“每個人的命都不一樣”

余文樂的演藝生涯有個足夠漂亮的開局。

他天生明星相，身高181厘米，五官精緻。編劇柏邦妮說他有“黑曜石一般的眼瞳”，香港作家林燕妮則誇讚他的眼睛“亮晶晶的像琉璃彈子”，林燕妮寫他，“在年輕男演員之中，二十四歲的余文樂是外形最好的一個”。

突出的外形讓他高中暑假時在尖沙咀環街大道上被星探發現，拉入演藝圈。

2001年，20出頭的余文樂有了首部電影作品《憂憂愁愁的走了》，海報上寫著“人氣偶像余文樂初登大銀幕之作”。同年，他去台灣拍攝偶像劇《愛情白皮書》，扮演氣質憂鬱但善解人意的男主角歐陽掛居。那是台灣偶像劇鼎盛的年代，他很快成為少女追捧的偶像。

天生好皮囊，出道就演男一號，余文樂的運氣好到讓人忌妒。但鮮少人知，他曾問老闆自己能不能退出演藝圈，他不想乾了。因為矚目的姐弟戀失敗，他從台灣拍完電視劇返港，一下飛機就被媒體層層圍住。看客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利用了藝人女友的名氣為自己鋪路。

“我明明待在家裡啥都沒做，天天都封面，每個禮拜都寫我什麼什麼，做錯了一些什麼。那時候覺得我幹嗎要這樣，我真的需要承擔這種壓力嗎？天天在哭，門都不敢出。”余文樂參加訪談節目時曾回憶，他下樓吃東西，必須把帽子拉低，不敢看對方的眼睛，走過街道，被人認出，就會被罵一通髒話。

演藝生涯看似平順，其實只是他對挫折避而不談。一直到2016年，在《我們相愛吧》中，他才說起在台灣拍戲的艱難。他那時不會講普通話，拿到劇本，抓著同劇組的彭于晏一邊拍戲一邊學，“他們睡覺，我還在拼劇本”。

出道第二年，余文樂接到了《無間道》。那時好萊塢影片進軍中國，港片已成頹勢。這部電影席捲了2003年香港金像獎，暫時挽救了下行的香港電影業。余文樂也真正聲名鵲起。他戲份不多，但青年時期的陳永仁被警校“開除”，踏出校門一回頭的畫面至今是影迷們的心頭好。

最初，余文樂並不是導演劉偉強心中的最佳人選，“你看看他，比梁朝偉高半個頭，怎麼演一個人”。但那次合作，余文樂給劉偉強留下好印象。他不懂演戲，就向劉偉強請教。劉偉強後來回憶，他讓余文樂去看梁朝偉怎麼演，“他真的在家裡看了100遍梁朝偉的演出”。

余文樂承認自己開局好，轉而又說打球打四節，開局漂亮並不決定最後的輸贏。他知道14年前的自己是特殊的例子，出道第二年就在大咖雲集的《無間道》中佔有一席之地。 “但是你拍《無間道》過後呢？”余文樂突然哈哈大笑，前俯後仰，像在​​自嘲，“有什麼啊”，聲音裡的笑意漸漸消失，“每個人的命都不一樣。 ”

“中間也吃過苦，中間也沒有想像中那麼順利。”當你以為他要吐吐苦水，他卻話鋒一轉：“但是無所謂，好跟不好都是一個過程，沒有不好，也不覺得好有多好。”

說歸說，落差還是存在。 14年前他才22歲，一炮而紅，真以為從此星途順遂了，甚至立下30歲前拿影帝的豪言。 “以為飛了，結果一下子停機坪不行要回去，”他被自己的說法逗笑了，“所以那個時候不多想，就拍吧。”

“有些事不用一個晚上做完”

那就拍吧。

他非科班出生，就通過拍戲來學表演。他自嘲剛出道時演技爛，“你想有多爛，就有多爛”的那種，又跟媒體解釋，拍這麼多電影真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看到周潤發、梁朝偉這些前輩，年輕時也拍過很多電視劇、電影，想通過這樣的方式磨練自己的演技。

那時港片沒落，內地電影市場還沒起來，香港藝人處境尷尬，個個辛苦。他以股票做類比，股市行情好，人人買入，人人賺錢，行情一不行，眾人皆完蛋。為了給行內人製造工作機會，不少大咖主動湊錢拍戲。他雖有代表作，畢竟戲不多，又是新人，只能在家等。

於是，從男一號到只有一兩個鏡頭的小角色，他不挑，有得拍就拍、勤奮高產。最多的時候，余文樂一年拍9部電影。一天工作20小時，香港地方小，他得以在不同劇組間來回串場，曾連續一周沒進過家門。

甄子丹的《龍虎門》是余文樂的第一部功夫片。他小時候連架都沒打過，只能和同劇演員謝霆鋒一起，三更半夜在賓館拼命練習，“片子在橫店取景，橫店把我們悶壞了。坐車出去得六個小時，甄子丹很嚴很兇，不過我們兩個不怕死，打便打啦。”他撒嬌般地對林燕妮說。

余文樂一直很感謝當年的伯樂劉偉強。 2005年，劉偉強開拍《頭文字D》，余文樂加盟，與周杰倫相識；2010年，周杰倫拍攝《熊貓人》，給余文樂打電話，他立刻飛去客串；2012年，接到劉偉強一通電話後，他連自己演什麼都沒問，就答應出演《血滴子》。

《血滴子》中，余文樂是殺紅了眼的海都。他早就想演大反派，“從來不覺得自己帥，看著這張臉幾十年，甚至有點討厭，特別高興看到它被變成別的樣子”。導演彭浩翔告訴火星試驗室，余文樂不介意做臟造型，“他反而喜歡，整天喜歡一些沒有那麼乾淨、難看點的造型”。

余文樂總記得朋友告訴他的話：“你要記住，是你挑的這個工作，這個工作沒有挑你，你不要跟我說這個那個，你今天隨時可以放棄，無所謂。”

他理解這句話的意思等同於“我要當演員是我的選擇”。 “就算余文樂告訴大家我不干了，你覺得明天有轉變嗎？這個演藝圈有改變嗎？不會的，無所謂的。但是，你自己有沒有所謂？那你有所謂的話，你就不要跟別人說很累，你不要給自己任何藉口。”

或許是因為這種勤奮又重義氣的性格，大導演們都青睞他，都願給他留個角色。但這難免給人留下缺乏個性的印象，雖眼熟，可除了《無間道》，再難說出余文樂塑造過的角色。

2006年，柏邦妮採訪余文樂，直言他角色多，但給人印象深刻的不多。當年的對手謝霆鋒憑藉《線人》問鼎金像獎影帝時，余文樂還在主流外兜兜轉轉。

他一度被媒體稱為“票房毒藥”，但他就能用那副又酷又鬆弛的模樣調侃自己：“周潤發也當過票房毒藥，那我應該是周潤發的接班人了”。

演多了酷酷的角色，余文樂開始嚮往“愛情小品”，想拍一些簡單、平和的故事，演一部真正打動人心的電影。他演過太多充滿激情的角色，心裡覺得累，“你要保持那個狀態很不容易……沒感覺了。我不想重複再演了。”

可是愛情小品難拿獎。他倒無所謂，觀眾喜歡就好。那個想在30歲前拿影帝的人開導自己：“說到底，你這麼年輕，不用這麼急著去拿獎。要不然以後還有什麼事情做啊。”

這句話很熟悉，像極了電影《志明與春嬌》中張志明的經典台詞“有些事不用一個晚上做完”。這部豆瓣評分8.0的愛情小品在2010年找到余文樂。他演張志明，標準的港男，20出頭的普通上班族，穿襯衫搭配針織衫、鬆鬆垮垮的牛仔褲，悶騷、永遠長不大，愛看美女，遇到喜歡的人會和對方聊，但又不太主動。

《無間道》8年後，余文樂終於有了新的代表作。余文樂告訴彭浩翔，他在過關的時候，工作人員對著他說：“張志明，你來北京拍照嗎？”

彭浩翔認為，觀眾將對角色的感情移植到演員身上，用角色名稱呼他，這是一個成功演員擁有的最重要的事。

余文樂也因此被與張志明劃上等號。在人們的猜想中，余文樂就是一個普通的、悶騷的、玩世不恭的港男。偏偏他恰好有著易於模仿的著裝風格和茫然的神情，儘管他多次辯解：“我不是張志明，我是在演張志明。”

張志明的原型其實是彭浩翔。

彭浩翔和余文樂都喜歡陶瓷，在片場經常聊起來。兩人躲在角落，手指在手機上劃動，津津有味地賞閱陶瓷照片，不時嘖嘖稱讚：“你看，做得多漂亮。”演春嬌的楊千嬅總以為他倆在翻看黃色照片，聊一些“鹹濕”之事。 “其實不是。我們真的在看陶瓷，但是她不相信。沒人相信我們兩個是在看這些東西，每個人都覺得‘你們兩個人躲在角落一定是在看黃色的東西’。”

形成自己的模樣

彭浩翔一早就認識余文樂。他客串過電影《憂憂愁愁的走了》，覺得余文樂不錯，一直想合作。後來在曼谷相遇，彭浩翔說起想拍的關於抽煙的戲，兩人一拍即合。但當時，他們對這部戲都沒有太大期望，純粹當作玩，誰知竟連拍三部。

拍到第三部，彭浩翔、余文樂與楊千嬅三人關係已經很親密。彭浩翔感覺拍攝現場不像工作，反倒像“有人給你錢，讓你們在這裡玩”。

這種默契感很重要。志明與春嬌系列，精彩之處不在於轟轟烈烈、死去活來的愛情故事，而是“踏實的感覺”。楊千嬅說，踏實就是“不用說很多話，從大家的眼神和生活的動態中都能看得出的那種親密關係”。拍戲過程中，她和余文樂互相過招、拉扯，雙方都能猜中對方的反應，“我相信這個就叫做默契”。

彭浩翔有時會突然發現，余文樂比他更了解自己。有一次，余文樂認為彭浩翔設計的某句對白有問題，彭浩翔說：“你不要跟我爭呀，張志明的原型就是我呢。”

余文樂反駁：“你平常不是這樣講話的。”他學著彭浩翔的樣子演了一遍，現場包括彭浩翔太太在內的所有人都覺得余文樂演得比較“彭浩翔”。彭浩翔於是按照余文樂的方式修改了台詞。

還有一場戲，余文樂建議楊千嬅換別的衣服。楊千嬅不解：“是不好看麼？”余文樂告訴她，不是不好看，而是在這場戲中，從男人的角度看，女生應該以另外的模樣走出來。 “他不僅僅關注自己的部分，還關注對手。作為一個對手，他挺好的，他不是盲目跟隨著劇本的流程，他會很靈活，去把角色的立體部分抓緊。”楊千嬅告訴火星試驗室。

志明與春嬌系列拍了8年，貫穿了余文樂迄今為止的大半個演藝生涯。余文樂也由“比較少年”的人成長為成熟的男人。彭浩翔發現，每拍一部，余文樂的演技都明顯比上一部成熟，他的表演越來越內斂、生活化。

“內斂”的演技在黃世東一角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拍攝時，余文樂與黃進達成共識，這部戲必須“很小心地處理”。拍的人謹慎，余文樂演得也謹慎。他不將黃世東當作病人，而是演成一個敏感的人。

余文樂告訴黃進，他不想消費病人，不願將角色塑造成電影中經常出現的典型——瘋狂的、誇張的。 “不應該這樣，因為你在講事情，你不應該誇大這個事情”，余文樂說香港電影過去喜歡誇大“笑果”，比如車都翻了，或者人被挨了100槍都不死，“那個是電影世界。但這次我是拍一個事情，它該怎麼樣就怎麼樣，不多不少。”

黃進眼中，余文樂是個很有“香港味道”的演員，望著他，“會覺得他很有經歷，會覺得他和大家一樣，在這個城市裡有他的生活、他生活的掙扎，不會覺得他是一個完全架空了的、完全離地的明星。”

而彭浩翔眼中的余文樂是天真與世故的結合體，“成熟中帶點衝動”。 “他很混雜的，他有時候很小孩，有時候又很成年人。他做生意的時候很成年人，在現場的時候又會玩得跟大小孩一樣。”

生活氣息與過往經歷將他變成了一個更好的演員。

30歲前，他對媒體說，那時的自己還沒形成自己的模樣。他知道身為男人，尤其是演員，除了天生資質，還得有後天經驗加持，才能形成自己的獨特氣質。

在36歲生日即將到來前，他還在找尋這種氣質，他告訴火星試驗室，“我永遠都覺得還沒形成（自己的模樣）。”

楊千嬅卻說，余文樂肯定知道自己是一個什麼模樣的人。 “他挺了解自己的”，但有些人，太了解自己，卻不太能馬上接受自己的所有，得從人生累積經驗中慢慢對自己坦白、接受自己。

她樂於見到余文樂的變化，並從他的作品中看到了成熟，“《一念無明》、《悟空傳》、《狂獸》裡面的他，都是不一樣，可塑性很高，內心層次也是豐富了，那個就是最好的反射。”

關於二二八，我見證的是他們的壯舉。
關於二二八，我追隨的是他們的勇敢。
只要統治者邪惡血腥，我們就有反抗的義務。

我因此學會的是：「寧受不義，而不為惡。」一如蘇格拉底。
當年在牢裡絕食時，我寫下我見證的二二八。

-------------------------------
「三角公園」儘管曾替我的童年、少年期,抹上了不少美好、有趣的色澤,但是,在更早年的「二二八事件」,發生在「三角公園」的悲劇,使我對鐵樹有更具體的厭惡。「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才六歲,還沒上學;但是,發生在火車站附近的事,我看得很清楚,也記得很清楚。我很奇怪,和我同年紀的朋友都記不住那些事。前年,大哥、王麗華和妹妹來探監,我擔心記憶有誤,曾和大我六歲的大哥一起回憶。結果非常吻合,而且我比他看的和記得的還多。因為那時他已半大不小,媽媽一直把他藏起來。我,則常常趁爸媽不注意,便溜出去窺視或旁觀。好幾次,我都非常接近「現場」。我早年對鐵樹的嫌惡,是和這些記憶混在一起。

我不曉得高雄有騷動、有反抗行動,是三月幾日開始的。我只記得那幾天,高雄的天氣一直很陰晦。那天,接近中午時分,我聽到人聲吵雜,我立刻衝到門外張望。我看到有人正往火車站奔跑,但大部分的人則往建國路和中山路的十字路口上快速集中。十字路口已聚集一團人了,那裏好像才是「焦點」。我就衝向「焦點」,並從人縫和大人袴下又鑽進到「核心」。幾個大人正從一部小汽車上把一袋袋的東西卸下來;同時,有人接著把布袋打開,倒出來的全是紙鈔。「燒掉!燒掉!這攏是咱的錢!」果然有人便點了火柴,那堆鈔票便像冥紙般燒了起來。「這攏是伊們把咱們吃去的錢!」隨著火光,大人們叫得更興奮。然後,車站方向傳來槍聲!「伊們開槍了!伊們開槍了!」人群開始四散奔跑,我也跟著跑。「焦點」距我家不到三十公尺。我跑進門,爬過櫃台,我想躲在櫃台後面,繼續偷看。但是,跳下來時,被放在櫃台下的鋸子劃破了後腳跟,流血了。我只好跛著腳進去後房找爸爸包紮,等我包紮完再到前房時,門已鎖起來了,我只能站上椅子從玻璃窗往外看。街上又空蕩蕩了。火車站有一些端槍的兵,車站二樓的洋台上也有兵,還有機槍。我不曉得高雄的戰事,是不是從這一天火燒鈔票點燃的。在我的記憶中,那天以前沒有甚麼特殊異樣。

爸媽都很緊張,不准我們兄弟出去。然後,偶而會有槍聲響起。到了下午,仍然可以聽到火車進站,但我不知道那些旅客那裏去了。天黑了,電也停了。槍聲沒有真正停過,有時稀稀疏疏,有時很密。等戰事平靜後才知道,那天高雄的旅客大多被困在車站。天黑後,想跑的旅客都遭到兵的射殺。兵還朝躲在地下通道的男女旅客掃射;死的被移走,傷的沒人照料。事件後,陪著爸爸去治療那些被抬到出口處的傷者時,我都呆了。每個傷者傷口都發臭了、長蛆了。長大後,每次坐火車,我都會用手去撫摸地下道那些凹進去的彈痕,遙想當年。

那幾天,我們幾兄弟都躲在家裏,全家都睡在後房的樓下地上。爸媽怕我在樓上被流彈所傷。樓下有一堵石塊圍牆保護。但是,我會常常偷跑上樓,從窗戶遙望大港埔方向的狀況。這一方向的觀視,沒有甚麼特殊的印象留下來。我印象最深的是學生和中國兵的槍戰。

那是白天,是上午或下午,我記不清了。槍聲很響、很密。我趁媽媽到廚房匆匆做飯時,溜到前房。我太小了,只得爬上椅子才能從玻璃朝外看。槍戰從兩個地方互射。火車站是中國兵,正廳陽台上有機槍不斷掃射,樓下台柱後也有槍兵,他們的目標都朝向「長春旅社」。「長春旅社」是那年火車站前唯一的水泥鋼筋建築,有三層樓,樓下石柱很寬,確是很好的掩體。「長春旅社」就在我家左方,中間只隔了五間店面,所以我能看得清清楚楚。那裏,正有六、七或八位仍穿著學生制服的大哥哥,這些大哥哥也朝火車站開槍。我站上椅子時,馬路上和車站前的廣場地上已躺著兩、三具學生屍體了。忽然,我看到一位大哥哥從「長春旅社」端著槍衝出來,朝火車站跑!他才跑過馬路(建國三路),就倒下了!他被來自車站的機槍射中了。我一陣震驚還沒有平靜,我又看到一位大哥哥又接著衝出去!方向仍一樣!一樣也沒有跑得遠多少,便也倒下了!接著又是一位大哥哥衝出來!這位跑到他最接近的屍體,也倒下了!緊緊倒貼在屍體旁,動也不動了。雙方槍聲仍然在響。但,我注意到這位最後倒下的大哥哥沒有死!他的腿慢慢在縮,

突然他躍了起來,像閃電般又往前衝!他是從南方位朝東北方向衝的,火車站就在那裏。那時的市公車站是木造的,低低的,像涼棚,是南北走向,和中山路平行,但是坐落在建國路和火車站之間。這位大哥哥居然跑到候車亭了!從「長春旅社」和我家都可以看到他閃在木板牆處。他回頭向「長春旅社」的戰友看看,做了幾個我不瞭解的手勢,然後就全神注視火車站。他本來在我的左方,現在他跑到我的右前方了。機槍和步槍仍然交織著。我正在注視右前方這位正沿著候車亭往前潛進的大哥哥,「長春旅社」又有大哥哥衝出來!但是,他沒有衝到候車亭便倒了。緊接著,候車亭中的這位大哥哥也像兔子般撲躍出去!他才衝出去,便被火車站陽台上的密集火力掃中了!甚麼叫「前仆後繼」或「不屈不撓」,從小我就深刻體會了。

突然,我被往後拉,倒進了一個人的懷抱中。是媽媽。「再看!你會給槍打死!」媽媽的聲音很用力,卻壓得很低。「媽媽,好幾人被打死了。」我說,媽媽也探頭看了一下,「可憐喲,攏是高雄中學的學生。」媽媽一定是從這些大哥哥的學生制服上,辨認出他們的身分。

那幾天,晚上比白天恐怖得多。雖然整天整夜,高雄車站這一帶,槍聲從來沒有停息過,特別是大量中國兵登陸台灣以後。那幾天,媽媽都在白天悄悄在廚房做了飯,天一黑,便全家鎖在後房。那時,我家前面有四間店面,其中有兩間是租給別人出售批發水果,所以堆積了不少西瓜之類的水果。店面後接一長條形的「後廳」,然後,就是我所謂的二樓「後房」。「後房」是我們全家的住屋。天黑後,連蠟燭都不敢點。有幾次,前門(店面)的門被撞開了,我們全家怕得不敢作聲,只聽到一些中國兵講一些我那時還不懂的語言。當他們的腳步聲到後廳時,我都嚇得不敢喘氣。還好,他們吵雜一會之後便走了。事件過去後,我們才知道所有水果全被偷光了、吃光了。果皮丟得滿地都是。

有一夜,終於有人來敲後房的門了。最初,爸媽決定不開門,好讓對方以為沒人住。但,那中國兵顯然並不想走。最後,他用槍托撞門,也大聲叫。這時,媽媽決定開門。門打開後,中國兵先用裝上刺刀的槍對著房內,同時用手電筒照我們。當他看清楚或躺或坐在地下的一家人全是老小,他才說一些我們只聽懂的一個字「ㄧㄡˊ」(「油」的發音,北京話和台語同音)。媽媽用台語說:「要ㄧㄡˊ?」。對方點點頭。媽媽就去廚房端來一碗豬油。中國兵搖搖頭,又嘰嘰咕咕地說和比劃,指媽媽的頭髮。我們仍只懂一個字「ㄧㄡˊ」。最後媽媽拿出她抹頭髮的「茶油」,那個兵看到茶油,就伸手來拿,還笑著一再點頭致謝。

但是,我們家後面一位婦人就沒有我家這樣幸運了。這位婦人的丈夫在二次大戰被日本人徵去南洋,死在戰場;她只有一位兒子在讀高中。有一夜,我們聽到一陣婦人的淒厲哀號,久久不止。後來,我們才知道她躲在床下的兒子,被進去搜查的兵刺殺在床下。四十年了,我還能記得那陣悲鳴,是那麼哀慟和絕望。我不知道那位婦人後來如何活下去。沒有人關切。

有一天早上,再沒有槍聲了。我不知道怎麼搞的?接下來發生的事,又有兵來敲門了。這次,媽媽很快就開門了。幾個槍兵,就對著爸爸,當場就用繩子把爸爸綑起來,拉走了。我們都哭了,跟著爸爸走出門。我一看,火車站廣場已有數百男人像爸爸那樣被綑綁著,一排排地蹲在那裏了。四周全是槍兵。路上沒有人,全是兵和軍車。我注意了左右鄰居的門全被敲開了。這一天,下著毛毛細雨,天空昏暗的不得了。媽媽要跟爸爸去,但兵把我們全擋在走廊。各家的大男人全被抓走了。軍用大卡車駛到廣場,被捕的人陸續上車。

正當左右鄰居的婦人和小孩都在門口哭泣時,一部吉普停在我家門前,開車的兵跳了下來。那位兵會講台灣話,不久前摔斷了手骨,爸爸替他治好。據說他是當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的駕駛兵。媽媽看到他,就像看到貴人一般。媽媽告訴他,爸爸被抓走了。他立刻跑向廣場。我看到爸爸站起來,被解綁了。爸爸又向那位駕駛兵指指被捕的一些人,他們也陸續站了起來,被鬆綁了。那些人都是我們的左右鄰居的大人。爸爸和鄰居跟著駕駛兵回家了。多少年來,我常常會想,爸爸如果被抓走了,會怎麼樣呢?為甚麼一個駕駛兵就有那麼大「權力」放人?抓和放顯得都太荒謬了,正如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小說中所描述的一些情節。我蠻喜歡沙特、卡謬、卡夫卡等存在主義作家的作品,大概和我一生中面對了許多荒謬的事有關吧。他們描述的一些意境,使我很有臨場感。

槍聲休止後的情形,我完全沒有甚麼印象了。然後,記在腦海裏的是,常常會有打鑼打鼓的聲音。每次,我總會應聲跑出去看。媽媽常說,我從會跑會說時就很好奇,會問東問西,尤其會把在外看到的事回家描述給爸媽聽。少年以後,媽媽常常會提起我在四、五歲時,負責養雞、撿蛋,還會哼哼吟吟。媽媽說,我們家有一陣子養了兩隻白母雞。我撿蛋時,會大聲吟:「白雞仔生一粒,黑雞仔生一粒,一粒ㄍㄨㄥ(打)破,一粒ㄍㄜ(沾)ㄍㄚ(得)ㄗㄨㄢ(滿)雞屎。」長大以後,我倒不是一個話多的人。在「美麗島時代」,我負責組織和群眾運動,但我極少在群眾大會上或人多的時候發言。當時,我所以不願公開演講也不發表文章,是因為我認為既然身為「在野政團」的總幹事,我必須嚴守「行政中立原則」。「美麗島事件軍法大審」,我的話最多,可能比其他七位受難者加起來還多,是因為我覺得該說了。

當年,那些鑼鼓聲,不是別的,是當權者要槍斃「二二八事件」的「叛亂犯」時,押他們遊街示眾,以便恫嚇台灣人。每次聽到鑼鼓聲,我一定會跑出去看。卡車上的「叛亂犯」被五花大綁著,背上還插著一支寫著他姓名的牌子,就像現在連續劇中那些要被砍頭者那樣。執行的地點,據說有好幾處;他們都是挑選人多的地方。如果要在火車站執行,地點就是「三角公園」,而且一定是靠建國路這一角落。「叛亂犯」被押下車,兵都會動粗,要他跪下。但是大多數「叛亂犯」都拒絕跪下,多數都是拉拉扯扯之間便被射殺了。

由於當權者蓄意要恫嚇台灣人,所以並不禁止旁觀。靠近去旁觀的人並不多,差不多都是小孩子。每次我都會跑到兵允許的範圍內,大約只有三、四公尺遠。那時槍斃「叛亂犯」都是從後面直接打頭部,幾乎每次腦袋都會碎裂,血肉模糊,白色腦漿和鮮血混在一起,沾滿草坪,樣子非常恐怖悽慘。每次,鑼鼓聲響,大卡車停在「三角公園」,我們那一帶的人都知道,又要槍斃人了。頓時,家家戶戶都會停下工作,無奈地、寂靜無聲地屏息以待。第一次,我不曉得要幹甚麼,和媽媽站在門口遠望。當槍聲響起,人倒下,媽媽叫我劃十字聖號,唸三遍「天主經」;那是媽媽的致哀方式。我注意到鄰居也有人低頭,雙手合掌放在胸前,雙唇微動。後來,每次跑近去看,我也都會劃十字聖號致哀。那時,每次去看,回家就吃不下飯。有一次,媽媽強迫我吃,結果吃下去就吐了。從那次起,媽媽就不准我去看。但是,除非被媽媽抓住了,我一定會跑去看。

每次槍斃後,左右鄰居就會傳頌那位「叛亂犯」的資訊。我是爸媽的包打聽,我聽到甚麼,都會回家轉述。每次,媽媽都會重複那句二次大戰一結束,許多人在歡迎「祖國」時,她常說的:「新的還沒來,不知舊的好寶惜」。其實爸媽在「光復」初期也一樣對「祖國」充滿夢幻。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自己目睹的。有一次,一位「叛亂犯」腦袋被打碎的剎那,腦漿、血漿齊飛,一塊「肉」也迸出來,然後從地上反彈起來,斜飛過去,正好插掛在一株鐵樹的針葉上。我注意一看,是眼珠!以後,每次到「三角公園」,看到那株鐵樹,我就會想起這一慘景。然後對它「呸」一聲,如果穿鞋子,就踢它一腳!我也只能這樣阿Q地把怒火發洩掉。當然,我也想過把它偷偷砍掉,但又怕警察抓;因為那時人少,派出所又在附近。(寫到這裏,「基督教長老教會嘉義中會」寄來的一份「邀請函」,希望我能參加八月十九日座落在嘉義市的「二二八紀念碑」落成活動。我當然不可能參加。我會寫封信給該「中會」,感激大家努力促成此事,並祈禱類似的悲劇永遠不要再發生!)

『囚室之春』 第64頁 - 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