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蝦皮平台代購詐騙兼洗錢好所在 報警根本沒用!】

因疫情關係，「零接觸經濟」盛行，根據網路調查，約有七成民眾轉向網路消費，擁有第三方支付功能的網購平台，原本應是最能確保網路交易安全，但部分網購平台卻淪為詐騙者的洗錢好所在!

一位江小姐六月份在蝦皮網購平台請日本代購幫忙買一款當地限定販售玩具，該代購賣場非常多5星好評，近期也持續有訂單紀錄，且江小姐在網路上搜尋到該賣家同時擁有1萬6千人點讚的臉書專頁，因此便不疑有他，直接全額付清 。結果付了錢卻沒收到貨，賣家完全失聯!江小姐說到，通常預購完或付完訂金，之後就是等到商品到貨寄出，有時候會等一個月甚至是半年，因此不會天天去看訂單狀況或一直詢問賣家，過了幾天，因為想確定其它購買商品到貨日期，沒想到點開蝦皮APP，才赫然發現日本代購賣家把賣場上所有商品通通刪掉，且好幾天沒有上線，評價從平均的5星好評降到谷底，非常多人修改評價說賣家是騙子，根本沒收到貨!這時江小姐才驚覺自己可能被詐騙了!

台北市議員潘懷宗指出，根據台北市法務局統計，近三年來，網購平台消費爭議案件數皆以蝦皮購物居冠，分別為:108年305件、109年584件、110年(1-6月)645件，件數年年上升外，其占前十名爭議案件總數比例也愈來愈高，從108年時占整體爭議案件比例31.6%，到了今年已變成56.2 %，近6成消費爭議都從蝦皮來!

在意識到可能被詐騙第一時間，江小姐立刻打電話給信用卡公司，詢問筆款項能否刷退? 信用卡公司建議先跟購物平台聯繫，確認該筆交易是否真的是詐騙? 江小姐心想這也合理，或許賣家突然發生什麼事所以聯繫不上，接著就跟蝦皮提交疑似詐騙案件申訴。

江小姐在提交消費申訴之後3天沒收到任何回音，去電蝦皮客服後得到請她耐心等候的回覆，再過3天，接到蝦皮回信，卻只有建議民眾直接去報警?! 民眾抱怨:等這麼久，蝦皮到底是在忙什麼? 什麼資料也沒提供，就請我去報警，警局再去函到蝦皮，蝦皮會提供賣家資料給警方做調查，從此之後，這筆糾紛就變成我跟賣家的事??

江小姐質疑，「蝦皮不是會托管款項，為什麼我付的錢消失了?」

民眾認為，蝦皮提供平台，當然有義務去審核過濾賣家，自己也是透過蝦皮第三方金流進行付款，會暫時託管款項，不會像坊間社團將錢匯入私人帳戶，而且自己是在消費七日內發現自己可能遭到詐騙，理論上這筆款項在短時間內應該也會受到保障。

根據日本代購賣家評價，有上百筆修改過的1星負評，看評價日期自己應該不是第一個提出疑似詐騙案件申訴的買家，且江小姐詢問客服，詐騙賣家帳號何時被停權?電子錢包何時被凍結? 客服說是6/19，恰好就是江小姐購買付款那天。

按規定，買家支付款項會先存在蝦皮電子錢包中，若賣家想領錢，提交後需要3-5個工作天前才會存入銀行帳戶，因此江小姐心想付款後當天賣家就被停權，錢應該還來不及轉出，只要調查清楚，錢應該可以拿回。不料蝦皮客服卻回覆:賣家電子錢包餘額為0，至於原因，則因沒有權限無法回覆…

潘懷宗指出，根據台北市警察局統計，今年5月中宣布三級警戒至今，發生網路購物詐騙案件的財損金額為225萬餘元，較去年同期多出將近65萬元，網路購物詐騙手法，除創立大量帳號洗評價外，主要是一直以代購、進口延遲等話術不斷拖延。但實際上只要受害人一匯款，犯嫌便立即將贓款自虛擬帳戶轉出，把贓款從A口袋轉到B口袋，或向其他賣家交易購買高單價商品後轉售變現。透過以上方式，當天立刻轉移贓款，進一步來說，蝦皮網購平台可能已淪為詐騙者的洗錢好所在!

潘懷宗指出，有關網購平台業者之管理，台北市雖已研訂「臺北市網路購物平台管理機制」，但卻是由市府各權責機關依照販售商品屬性各管各的，並無專法管理或課予責任義務。例如:情色用品為警察局管轄、食品及醫療用品是衛生局、防蚊用品是環保局。然而，在現今電商發達的時代，釐清平台業者與買賣雙方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已顯得迫切需要。像江小姐的案例，若網購平台積極處理，應可從詐騙賣家的交易紀錄，循線查獲資金如何轉移，設法歸還受害者被詐騙金額，而不是叫受害人去報警，把交易糾紛丟給交易雙方、把責任推給警方去查，蝦皮自己穩穩賺交易手續費!

另外，潘懷宗提到，詐騙賣家帳戶是在與江小姐交易之後當天被凍結，表示有更多買家在江小姐之前就進行案件申訴，才導致詐騙賣家帳戶被凍結。此段時間，蝦皮購物平台是否有義務主動告知提醒這段時間有跟詐騙賣家交易的人? 如果在江小姐付完款當天，這個賣家帳戶就被凍結，蝦皮有主動提醒江小姐的交易可能有被詐騙的疑慮，江小姐就可以第一時間打電話給信用卡公司，要求刷退款項，這是非常有可能能將錢追回的(因為不是刷卡後就會馬上被請款)，但蝦皮並未主動告知，而是一周後江小姐主動發現。

再退一步來說，當江小姐向蝦皮提出詐騙申訴後，蝦皮是在一週後才通知民眾去直接去報警，但卻是在江小姐付款當天就凍結詐騙賣家帳戶，邏輯其實非常奇怪? 蝦皮客服應該是在江小姐一提交申訴就知道:可能又多一個受害者，第一時間就建議江小姐去報警才是。

最後，潘懷宗認為，雖然目前沒有電子商務的獨立專法，而是透過現有法律及制度謀求解決，但可研議是否設置專責機關，具體要求網購平台業者，踐行消費者保護之責任，舉例:
一、網購平台若發現疑似詐騙行為，應主動警示通知期間有交易的受害者或買家，讓他們可以盡早採取處理措施，如退刷或報警。
二、蝦皮電子錢包款項，大量金額應有信託，若詐騙賣家透過電子錢包消費直接在平台上洗錢，購物平台應將其視為個案，歸還受害者損失金錢。

沒有蘋果日報的七月一日，香港的報紙就長這樣，太陽升，東方紅。2021直接變1984。

同事陳虹瑾蔣怡婷寫的《當蘋果落下》，照片來自Thomas Kuo（顧爾德）臉書。

《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落地香港，不到1年，剛過26歲生日的香港《蘋果日報》也落地了。

6月17日起，《蘋果日報》（以下簡稱《蘋果》）在短短1週之內被迫關門。直至截稿，至少有7名《蘋果》員工被抓，除了管理層級，更有負責撰寫評論者，港警並警告，未來不排除逮捕更多蘋果人。

蘋果終究沒能撐到今年七一。中共歡慶建黨百年的同時，香港的新聞自由正在急速死亡。曾是新聞自由堡壘的香港，在無國界記者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從2002年的全球第18名，摔到2021年第80名。

本刊訪談的15名前香港《蘋果》員工，在《蘋果》年資最長者達25年半，最短者僅5個月，他們之中，不乏在《國安法》正式生效之後，仍堅持到《蘋果》報到的記者。走過自由的黃金年代，香港新聞界最壞的時刻可能還沒到，有人卻說，最壞的年代，最需要記者。

6月23日，收到《蘋果日報》正式停運的消息時，Ruby（化名）在旺角的咖啡店裡看著手機的新聞標題，幾乎不可置信。手機不斷彈出同事傳來的訊息，「回公司、回公司」，她忍不住流下眼淚。

　

工作最終日　公司的死期

2018年，Ruby加入《蘋果》港聞組擔任記者。這是她畢業後的第1份全職媒體工作。最初，她寫人物專訪、城市裡大大小小的人情故事，但沒過多久就遇上了反修例運動與香港政治環境變動最劇烈的時刻。「我好像是專門寫抗爭新聞…由2019年開始，全部的東西都是和抗爭有關。」

前一天，她已交出在《蘋果》的最後一份稿件。她想轉換跑道，幾週前辭職，只是沒想到，原訂工作的最後一天，竟成公司的死期。

香港《國安法》於去年6月30日深夜正式生效，阿婷（化名）在7月進入蘋果工作。其實，當時她也拿到其他媒體的工作機會，會選擇蘋果，有2個原因：「我待過親建制的媒體，想試試香港最自由的媒體；還有，我想見證歷史。」入職不到1年，歷史突襲阿婷和她的同事，她嘆：「大家都知道這一天會來，但來的時候，每個人做100次準備都不夠…」

6月17日清晨，港警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壹傳媒集團營運總裁周達權、香港《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及蘋果動新聞平台總監張志偉等5名高層，隨後正式起訴張劍虹、羅偉光，並凍結《蘋果》3間相關公司共港幣1800萬元資產。其後，警方動員逾500名警力搜查壹傳媒大樓，並帶走44部電腦和大量新聞材料。6月21日，黎智英顧問Mark Simon透露，《蘋果》缺乏資金，可能在6月25日前會被迫關閉。

恐懼纏繞著蘋果辦公室。6月21日下午，陳沛敏表示，如果同事決定辭職，可以不用通知期，即時生效。負責國際、突發及英文版的主管相繼離職，動新聞和財經版亦停止運作。6月23日，警方拘捕筆名李平的蘋論主筆楊清奇，《蘋果日報》當天表示，基於「員工安全及人手考慮」，宣布將提早於當晚關閉，並在6月24日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法治框架中　紅線在哪兒

滂沱大雨中，Ruby搭計程車趕回將軍澳壹傳媒大樓，路上買了5份《蘋果日報》，想回辦公室後分派給同事。2天前，她和一群同事像去戶外教學一樣參觀公司的印刷廠。看著機器吐出一份一份滾燙的報紙，她說當時有種看電影《Spotlight（驚爆焦點）》時的感受。《Spotlight》講述的是《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如何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醜聞。「我覺得對於任何一個做傳媒的人來說，那個moment都是一件好浪漫的事情。這是一個大家同心合力的結晶。」

但過了這一晚，這些都要成為歷史。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陳朗昇表示，從以《國安法》起訴黎智英，到拘捕公司管理層、打壓《蘋果》，這些動作背後，港府想傳遞給香港新聞界訊息很簡單，「就是做報導、做評論、做新聞工作是會有後果的。」他指出，香港新聞界在《國安法》落地後的一年內經歷多次打擊，例如整肅香港電台、撤換有線電視與《Now新聞》高層，又例如記者蔡玉玲運用查車牌資料做報導，就被控「虛假陳述」並遭定罪。「整個氣氛都是對新聞業不友善，是不是記者知道太多事情，對整個（政府）管治會不好呢？」

《蘋果》熄燈後2天，香港政府公布新人事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升任政務司司長、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任保安局局長。以往，政務司司長這個香港政府的「第二把交椅」均由政務官擔任，李家超上任後，成為首名具保安局背景的政務司司長，香港負責制定政策的機構和實際執法的機關，現在都由有保安局背景的人出任。

6月23日，李家超在接受商業電台專訪時表示，《國安法》公布1年來，國家安全的嚴重風險已降低，但須防範資金以「基金」形式透過「媒體、藝術、戲劇」等「軟性」途徑進行思想方面的滲透，「宣揚港獨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訊息」。對傳媒的整肅，可能尚未到頭。

陳朗昇觀察，香港的傳媒工作者一直站在法治的框架中思考紅線在哪裡？到底什麼樣的報導、評論會有問題？但從特首到警方，沒人說得出標準在哪裡。「不是法律，而是政治問題。」他說.......

·········《蘋果》前總新聞主任李家聰是《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的負責人，今年6月從《蘋果》離職，卻以特約方式持續參與節目製作，對外他都說：「離職原因很複雜。」《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是他去年八月底一手規劃的節目，彼時，香港2家主要電視台《Now新聞》及有線新聞台均有高層人事異動，立場親中的空降新團隊引發電視台大批記者離職，「網路上很多年輕人說，現在沒有一個可以看的電視台了，都給建制派說話了，《蘋果》可不可以開一個新聞播報？」

「我想了很久，很想做，我主管、最近被捕的（動新聞總監）張志偉就跟老闆提，他（黎智英）一口就說，『應該做，馬上做。』那是（去年）810大搜捕後，黎智英被抓進去調查，2天後放出來時，」李家聰在電話那頭笑道，「《蘋果》是很奇怪的公司，很自由，沒有規範，可以讓你不停做你想做的事情，黎智英是不能停下來的人，隨時有新想法，要做就做，企劃案都無需提。」於是他和團隊從零開始，訓練同事當主播，用現有機器建出「很山寨」的攝影棚，不到1年，《九點半蘋果新聞報道》每日直播都有1萬多人收看，最後一天直播甚至有3萬6千人在線觀看，單集點擊率已近40萬次，「香港話講，我們是『用蔗渣價錢做出燒鵝的味道』。」

彼時親民主派的香港新聞台節目正在消失，「像是47人案（47名泛民主派因「35+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審訊，我們都會在法院門外做直播，別家媒體肯定不會放在重要位置，但我們用一整節15分鐘做，人家不敢做、怕做的，我們更應該站出來。」

　

國安法逼迫　當局眼中釘
港聞靜態組採訪主任蔡元貴工作到公司營運的最後一日。他1999年入職，至今已22年。他說《蘋果》政治立場向來鮮明，這些年受到不少壓力。「2019年之前，報紙和網路經營狀況很差，被一些廣告商杯葛嘛，就算政府不搞我們，可能也會很辛苦。」但他回憶，自他入職以來，《蘋果》的編採政策從沒因政治壓力而改變。「從1999年開始做，感受到外界政治壓力越來越緊縮。所以在《蘋果》好幸運，當很多人都不敢講話的時候，你還敢講。」

但今年4月開始，前所未有的壓力，逐漸逼到《蘋果》眼前。4月15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稱會依照《港區國安法》「加強宣傳、指導、監督和管理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對國家安全事宜的處理」，時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強調「假新聞和國家安全直接有關」，將採取調查，並影射批評《蘋果日報》。5月17日，香港警方根據《國家安全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多數股份，及黎智英擁有的3家公司銀行帳戶內的資產。當天，台灣《蘋果日報》宣布停止印製報紙。

　

報導不具名　是認輸了嗎
5月底，港聞組記者阿凱（化名）身邊已有4、5個同事離職，其中包含他的主管。當時，除了年資淺的同事，還有一批中高層主管離職。阿凱證實說，「當時真的有幾個中高層的人走，他們對外都說是個人理由，但其實也是透露《蘋果》可能會關，記者可能會被抓…」那幾個月，公司迎來更詭異的低氣壓，上層甚至開始盤點人力，問人員：「有沒有想要走？」傳言流竄，「有人說他們是逃兵，但我覺得，他們不是害怕而離開的，中高層的人總是會被找到，比較像是提醒同事，每個人都應有不同考量。」

「我想自己還可以留多久呢？我還有3、4個採訪沒有做完，我一定做完，所以傾向要再待一陣子。但下一步是什麼？要等到總編被抓時走嗎？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堅定說，要跟《蘋果》走到最後。」5月初，阿凱在越洋電話那頭說。

當時他的工作已比過去艱難得多。官方活動這兩年已很少邀請《蘋果》記者，《國安法》實施後，他的受訪者紛紛拒訪，「大學教授以前很樂意回覆採訪，現在敢說話的很少，『刊登在蘋果』會不會被視為支持《蘋果》？」報導紅線在哪？哪些是「敏感詞」？「現在很流行說勾結外國勢力，像採訪外交新聞、流亡人士，都要小心，不然就會被認為是宣傳港獨思維，我們要引用比較多官方內容，盡量平衡報導，也是保護自己。」

據悉，去年中《國安法》落地，港蘋記者從此幾乎不在報導中使用真名。今年4月，《蘋果》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這是很重要的改變，像黑警這樣的詞改掉，我覺得OK，但武漢肺炎並沒有情緒化，只是形容某個疾病從哪裡發生，感覺公司更保守了。我們不應該禁止、不能用哪個字眼，這是一個重要的訊號，編採做法變了，」6月底，當阿凱再次接受我們的採訪，他無奈提及那場會議。

蔡元貴也證實，港聞靜態組近期曾舉行內部編採會議，將報導中使用的「武漢肺炎」，一律改為「COVID-19」，涉及國外制裁的內容也都盡量避免報導。

幾乎每位受訪的港聞記者，都提到「武漢肺炎」一詞用法的轉換。不少人也提及，《國安法》去年通過後，稿頭幾乎不再放記者名字，有些記者對此安心，卻有人對公司做法感到憤怒。雙方妥協後的做法是：若記者堅持要掛名才掛名，其他報導一律隱去記者真名。

6月24日清早，香港書報攤湧現購買最後一期《蘋果日報》的排隊人潮。（達志影像）
這一年之中，阿婷曾訪談香港本土青年組織與其他敏感題目，類似稿件，她都堅持在稿頭掛上本名。「我主管再三問我：『真的要掛嗎？妳確定喔？』我說：『確定。』」為什麼如此堅持？「我想…表現一種：『我就不怕』的態度吧…」

港聞記者駱嘉輝（化名）說得直接：「光榮和安全，我不用思考，安全第一。」這整年，他做的重要報導都不具名。港聞記者阿海（化名）說：「可是，自己的獨家或重要故事，還是會想給自己credit啊。」阿海又說：「雖然我不知道自己何時會出事，但受訪者是具名受訪，我們不下byline（記者署名），對受訪者也不公平。」記者阿強（化名）曾經質疑公司的做法：「我為什麼不要具名？我覺得這樣好像是我們認輸了。有同事問公司，為何要後退一步？為何讓人家覺得你怕《國安法》呢？」我們問阿強，此刻回頭來看，如何看待公司1年前不讓你們掛名的決定呢？「我不知道…」他沉默了一會兒，答道：「也許他們（主管）的危機意識很高吧。」

雖然阿強的立場是「不向《國安法》低頭」，但他仍不諱言，這一年中，經歷過前所未有的自我審查。例如在報導裡，「港獨」字眼是萬萬不可出現了；就連報導《國安法》後街頭的零星民主行動，有人高舉或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到最後他連受訪者說的原句都不敢寫，自動替受訪者隱去「那8個字」，轉而改寫成隱晦的「光時」2字。駱嘉輝更曾在挑照片時，和同事討論半天：照片裡的人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那8字是否該打上馬賽克？

　

身陷恐懼中　憂被警抓走
「《蘋果》死掉，只是反映了整個行業快要死掉的問題。每個人的『最後』是不一樣的，我不一定能承受那種恐怖（挑戰底線），在香港，沒有記者認為自己是在做非法的事情，以前在香港做記者是挺好的，但現在要想，為了做對的事情，要付出什麼代價？讚美政府的文章沒有新聞價值啊，要批評它，找出問題才是我們的工作。」但恐懼不時鑽進阿凱腦中，「我有時候會想像這個畫面，早上6點鐘，警察上我家的門要抓我。我是不是該跟家人討論、做好心理準備？不能當沒有這一回事，但這很難跟家人討論，他們一定會叫你不要做啦。我心裡也一直有一個人在呼喊，『走啊！走啊！不可以留下來！』」

阿凱終究留到最後一天。6月17日，羅偉光等人被抓那天，他在外頭採訪，他用訊息告知我們，「我問了採訪主任，他說如常採訪，我就繼續做已約好的訪問。有同事說：『做好今日，才有明日。』」

同樣留到最後一天的港聞組記者S則說，早有心理準備了，只是沒料到會有500港警上門搜公司，她見長官被港警押出《蘋果》大樓，「那種感覺很差，不是害怕，而是憤怒。」6月17日，她回到公司時見電腦被抄走，抽屜被亂翻，唯一慶幸是，她把重要資料都處理掉了，「其他所有文件都被翻過了，去年公司被搜之後，我就只在抽屜放食物、零食。」但她顯然還是不甘心：「我們之前覺得，《蘋果》能熬過六四，是不是能熬過七一呢？」答案很明顯了，話筒那頭沉默許久，傳來一聲慘笑。

凶險超乎預期。6月17日中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在記者會上稱，《蘋果日報》有數十篇文章呼籲外國制裁，危害國家安全。他並稱：「行動是針對利用新聞工作為工具，做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一般新聞工作者與他們不一樣，不要和他們扯上關係，要和他們保持距離。」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甚至形容《蘋果》大樓是「犯罪現場」，媒體追問，一般人轉發《蘋果》文章、市民購買或訂閱《蘋果日報》是否違法？李桂華竟稱：「要視乎其企圖。」

6月19日，羅偉光等人出庭那天，李家聰去了法庭旁聽，「我在公眾席上一直在想，他們到底做了什麼的大錯事？現在要面對牢獄之苦？我不禁想，如果今天坐在裡面的是我呢？」那天羅偉光對來支持他的同事們比了個握緊拳頭的手勢，示意「要加油」，卻讓旁聽的同事們哭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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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的死因】

一直打着捍衞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蘋果日報》，終於在今天停刊。外間一直說是因為《國安法》的打壓，但只被保安局凍結了區區一千八百萬資金的壹傳媒，便可導致全線停刊？政府前陣子才給了《蘋果》三千三百萬補貼支援，為何大家要用這小小被凍結的資金去大做文章，說他們被政府打壓？

壹傳媒上月發出的公告指，於3月底財政年度銀行及現金結餘約為 5.21 億元。而該集團過去五年已經虧損了二十八億港元，平均每年動用接近六億去燒銀紙維持。以現金結餘來算《蘋果》應可營運多一年半載，又怎會因凍結了千多萬而導致「無糧出」急於一星期內停刊？是否怕資金來源被追查？或是黎智英與當局傾掂數用停刊去減刑？還是留錢給自己打官司？

當中主要原因，是人手嚴重不足。一天內有七成員工即時跳船自行離職，試問又如何維持營運？大難臨頭各自飛，難道員工不用開飯？有人質疑保安局凍結《蘋果》資產會影響到其八百員工生計問題，那他們當年強逼全港市民罷工時又何止影響八百人生計？相信他們現在應該完全地感受到了。香港人但求和平繁榮生活安定，卻取笑我們為「港豬」只求搵食、政治冷感不站出來爭取民主自由。但現在你們為什麼又怕得急急關門走人？風骨值多少錢？

而另一個致命原因，是香港《蘋果日報》已經無法從其他銀行管道取得資金或借貸。上市公司停牌，股票即時call loan不作抵押，銀行亦會追收有關貸款。銀行之間更為免觸犯《國安法》亦會自動停止一切跟《蘋果日報》公司帳戶有關往來。若要動用其他渠道出糧埋數，豈不是露出背後金主馬腳？

有人說香港沒有新聞自由容不下《蘋果》，但為什麼連大家認為很自由民主的台灣，《蘋果》在當地也生存不了？他們沒有被打壓吧？為什麼沒得到當地人的支持？在2003台灣創刊，扭轉了當時台灣報業的競爭格局。原本台灣傳統三大報是一種政治光譜的競爭，《聯合》與《自由》分據藍綠兩端，《中時》居中間派；除了政治新聞與言論性格，其餘版面內容品質差距不大，但自《蘋果》空降後便打破此局面。篇幅短小、用大量圖表與照片的報道，主將「不論藍綠只求真相」方向。並以台灣報紙不敢碰觸的尺度，包括偷拍與跟蹤監控的採訪手法，徹底征服零售市場。當地有些報紙亦跟進設立狗仔隊，台灣媒體的倫理防線由那刻開始崩解。

但短短創刊四年，廣告收益便大減一半，到2012年便開始虧損，可見狗仔文化絕不符台灣民情。再加上壹電視上架無期、廣告大減後嘗試網上向讀者收費訂閱但成效不大，結果在大量虧損下終於結業。當地沒有梁振英打壓廣告、亦有沒有《國安法》，仍營運不了？事實是被市場淘汰與人無由。香港《蘋果日報》也在長期虧損，若不是背後有大水喉支持，不用《國安法》也早已倒閉吧。

《蘋果》由媒體發展至高度參與政治，七一遊行以頭版印製海報予參與者；黎智英多次秘密捐錢予陳方安生、陳日君及民主黨、公民黨等反對派立法會議員。2014年「佔領中環」，黎智英參與其中。2019年反修例事件，《蘋果》向市民派發黃傘，黎智英更在隊頭帶領。他亦與曾任美國海軍情報局分析員的助手Mark Simon，到美國與副總統彭斯及國務卿蓬佩奧見面。

由當初的誇張失實的狗仔隊，演變成利用傳媒光環言論自由去舉辦抗爭活動。美化暴力、煽動社會仇恨及仇警情緒，多年來反中亂港加深中港矛盾。請問在世上那個國家或地區可以容納一份這樣的報章繼續生存？嘗試抵賴是被政治打壓，事實是作惡多端才被取締！若沒有當天的孽，又那有今天的果。多行不義必自斃，希望各傳媒能以此為鑑，遵守專業守則，做個有責任的傳媒，以最不偏不倚公平公正的態度去報道事實真相。

朱庭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