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週年 ：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

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 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

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

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

卡特問，是有什麼壞消息嗎？

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 嗎？

鄧小平不那麼認為。

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 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 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 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

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

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卷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 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 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里。

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

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 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 的路線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來，要么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

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 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

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 厚。 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 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

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 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 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 柳百成也在促進信息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 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台。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 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

在金門島，聽到這個消息的27歲台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 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台。 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 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舖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 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 第一人”。 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 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余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秘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 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 “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

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

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 ”、“万科”等得以誕生。

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布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

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 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 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 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

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 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 。

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 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 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

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

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

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 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 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

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 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 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 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

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 百老匯。 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盡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個中國人面前。 “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 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借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互聯網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互聯網衝擊波。 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互聯網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 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卹了，李彥宏斷定：互聯網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 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

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 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 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

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互聯網思維”攪個天翻地覆。

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 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

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

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 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發布，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

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

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 ，養成了張揚的個性。 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 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

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 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 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 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 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占到了出國總量的70%。 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

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發布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 。 相對早年的迅速復制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

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

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 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代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 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互聯網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 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 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係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 、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

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進程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 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干，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幹”！ 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鑒、赶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回歸的40年。 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

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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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

《1122洛夫今扺南京創作70年研討會》
台灣詩人洛夫創作70週年
來源：深圳商報　

記者 韓墨
　　今年是台灣著名詩人洛夫從事創作70週年，而由洛夫、張默和痖弦共同創辦的蜚聲海峽兩岸的《創世紀》詩刊，也剛剛度過了60歲生日。作為特別的紀念，前不久，洛夫在深圳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洛夫感慨地說：“《創世紀》的存在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它成長的歷史也是我詩歌成長的歷史。”記者 夏和順
　　處女作稿費是銀圓五角
　　《文化廣場》：從您1944年在衡陽《力報》發表處女作開始算起，從事創作已經70週年了。您最初10年的文學創作是個什麼狀況？
　　洛夫：東南大學姜耕玉教授和華文詩歌研究所正在籌備紀念我創作70週年研討會。1944年，我在《力報》上發表了一篇散文，題為《夏日的庭院》，一千多字，我記得稿費是銀圓五角。我的創作是從散文開始的，寫詩則是我在湖南嶽雲中學讀高二時。
　　最有意思的是，1949年赴台灣時，我的行囊中帶著馮至和艾青的詩集各一冊，和我個人作品的剪貼本，包括二十多首詩和十幾篇散文。到基隆下船時，詩集和剪貼本都丟了。那是兵荒馬亂的年代，我安慰自己：生命都顧不上了，這本作品集丟了也就丟了。沒有想到的是，過了40年以後，1988年我回衡陽探親，當年《力報》的副刊主編王晨牧先生仍健在，已80多歲了，他又從《力報》上幫我找出十幾首詩來。現在看來，當時我在大陸發表的作品都太幼稚，因為是習作階段。
　　《文化廣場》：王鼎鈞在回憶錄中說，他在大陸時並沒有開始寫作，到了台灣時為謀生才開始投稿。王先生要比您大，但您的寫作卻早于他。您到台灣最初幾年的創作情況怎樣？
　　洛夫：王鼎鈞大我3歲，他起先是在一個廣播電臺做主任，全部投入寫作是在退休以後，特別是到了美國以後，寫了很多東西，內容紮實，語言生動。
　　我剛到台灣，因為要調整生活，忙於生計，大概有3年沒有寫作。1952年12月，我在《寶島文藝》月刊發表《火焰之歌》，這是我到台灣後發表的第一首詩。之後每年都有作品，到1954年進入高峰期。我的創作期在台灣這一代詩人作家中比任何人都長，成果最豐碩，經歷也最完整。我小時候讀過三年私塾，讀過唐詩，三字經沒念，念過幼學瓊林，四書五經。然後讀小學，那時讀過《封神榜》、《西遊記》、《水滸傳》，很多字都不認識。《水滸傳》到高中、大學時再讀，每個時期體會都不一樣。
　　我跟張默流汗也流淚
　　《文化廣場》：請您回憶一下《創世紀》創刊及同仁詩社成立的經過。
　　洛夫：1954年我跟張默先認識，我們都是海軍低級軍官，在海軍的報紙上發表作品，彼此都很欣賞，後來商量辦一份刊物。開始張默負責主編，我負責組稿，到第二年痖弦加入進來。刊物開始很薄很簡陋，後來改為20開本，四四方方的季刊，一直堅持了60年，現在印得更加漂亮了。
　　開始詩刊沒有經費，我們自掏腰包，把工資貢獻出來。印一期一兩百塊錢，我們的工資才五六十塊錢。經常遇到印好了放在印刷廠拿不出來的情況，我們就拿腳踏車、手錶去當，把刊物換出來。印數大概是一千冊，訂戶很少，大部分送給寫詩的朋友，也拿到書店寄售。我們親自到高雄、左營各個書店去送，三個月或半年結賬，現在想起來很難過。
　　有一個老闆是山東人，說這個東西不賣錢，沒有人來買。他從櫃子底下拉出一包書，連封都沒有拆，顯然他從內心裏是拒絕的。我們跟他吵，他就把一包嶄新的詩刊扔到大街上，我們也沒有辦法。我跟張默流了汗也流了眼淚，一一從街上把詩刊拾起。草創時期的艱難可想而知。
　　《文化廣場》：後來情況是否有好轉？您印象中是否有銷售特別火爆的時候？
　　洛夫：後來漸漸好轉了，但還有很長時間要自己掏腰包，同仁多了，大家分攤。過了一段時間，台北市政府、文化建設委員會都給了一些資助，還不夠。所以《創世紀》一直付不出稿費，台灣所有同仁刊物都是沒有稿費的。
　　《文化廣場》：您主編《創世紀》，如何對詩刊的品質把關？發表作品應該符合什麼標準？
　　洛夫：我主編《創世紀》將近30年，把關比較嚴。我們強調詩的世界性、超現實性、獨創性和純粹性，說到底就是詩的現代性。我一定會選最好的、最有創意的作品，不好的作品或不符合這一標準的詩要退稿。一方面強調詩歌的藝術性，另一方面強調創造性，要拒絕差的、平庸的東西。它不是年輕人發表習作的園地，一定要是成熟的作品。
　　台灣詩歌界其實很多人罵我，說我太挑剔了，我不管，我要維護刊物的深度、創意性。
　　最近十年有一些變化，《創世紀》大眾化了，要求不太嚴格，退步了。這是不好的現象。我到了加拿大後，沒法親力親為，但有時也會提醒他們以表示關心，只能這樣了。
　　《創世紀》鐵三角各有特點
　　《文化廣場》：您和張默、痖弦被稱為《創世紀》的“鐵三角”、“三駕馬車”，後人評價不一。回顧這60年，您對自己怎麼評價？
　　洛夫：我剛才講過，我的創作生命跟《創世紀》一起存在，一起發展。尤其在最早期主編的十年過程中，我將西方現代派大家們的理論、作品介紹到台灣，出過一些專輯，包括波德萊爾、艾略特、龐德等，為台灣詩歌的現代化作出很大貢獻。
　　台灣現代詩運動主要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紀弦的一個觀點很著名，很震撼，他強調詩歌是“橫的移植”，而不是“縱的繼承”，認為現代詩與中國傳統沒有關係。到80年代，我們回過頭來重新審視中國傳統，重新評估中國古詩時，我們發現原來有很多優秀的、閃光的東西。只是我們原來太盲目了，一直強調反傳統、反傳統，沒有慎重地思考這個問題。
　　我回眸中國傳統比較早，後來余光中他們也回歸了。在這方面，我不但有作品，也寫過很多文章。唐詩中有很多意象，它的永恒之美完全可以作為年輕詩人創作的營養。你可以不寫格律詩，但不能把老祖宗好的東西丟棄。我認為重要的是把西方現代主義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融為一體，打造出中國現代詩。
　　《文化廣場》：您對張默和痖弦怎麼評價？
　　洛夫：張默、痖弦各有各的風格。痖弦年輕時比我更紅，因為他的詩比較甜美，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女性讀者比較喜歡他的詩，風頭甚至蓋過余光中。可是他後來不寫了，他到美國參加聶華苓的愛荷華國際寫作坊後，回來就不寫了，這有心理上的原因，也有一個客觀原因，就是他做聯合報副刊主編，工作比較忙。他的作品不多，只有幾本詩集，但到現在還有許多年輕人喜歡他。台灣曾三次評選十大詩人，我跟他每次都當選，其中第三次我還排第一，比余光中多幾票。
　　張默的詩歌也不錯，他的風格是語言節奏比較特殊，多用疊句，也有很多人喜歡他的作品，他也寫過很多評論。在一般人看來，他是一個很有成就的詩歌編輯者，編詩刊，還編了很多詩選。
　　我們這一代詩人凋零了
　　《文化廣場》：紀弦去年以100歲高齡去世，他是《現代詩》的創始人，也是台灣現代詩運動的發起者。請談談您跟這本雜誌及紀弦的關係。
　　洛夫：紀弦去世後，美國一個作家幫他辦紀念特刊，打電話給我，我第一個寫了悼念他的詩，現在網上很多人轉載。
　　他在大陸時已經成名，來台灣後在成功中學當老師，當時他的身邊聚集了許多年輕人。他很浪漫，他的詩歌也很浪漫。1956年1月15日，紀弦發起組織現代派成立大會，我代表《創世紀》以觀察員身份出席，當時是從左營乘火車北上的，因此與紀弦相識。
　　《現代詩》開始影響比《創世紀》大。紀弦後來也不寫了，他1976年定居美國前宣佈要取消現代詩。但你只能取消你的《現代詩》刊物，你不能也不可能取消現代詩。《現代詩》1983年由梅新主持復刊，梅新60歲時因肝癌去世，這是一個巨大的損失。
　　鄉土文學還沒有起來之前，台灣整個是現代詩的天下，年輕人都喜歡現代詩，絕大部分詩人是大陸去的，我從湖南去的，痖弦從河南去的，余光中是從福建去的。老一輩三個人，紀弦、覃子豪、鐘鼎文號稱台灣詩壇三老。覃子豪1963年去世，比較早，鐘鼎文去年去世，也活了近百歲。下面就是我們這一代了。張默小我兩歲，痖弦又比張默小兩歲，他有心臟病，醫囑不能乘長途飛機。我的身體比他們都好。
　　《文化廣場》：您怎麼評價余光中？他好像在台灣文壇的地位很高。
　　洛夫：余光中在文壇的地位很高，在詩壇就未必。他的散文寫得也很好。在一般人印象中，余光中最著名的詩就是《鄉愁》，我還為他打抱不平，其實他還有更好的詩。因為他的詩是民謠風格，念起來都很順口，讀者都很喜歡。
　　我跟余光中在大陸曾被人稱為“雙子星座”。我不在乎什麼稱謂，我們高度、深度和風格不一樣，他是詩歌明星，我的詩則被詩評家廣泛重視。
　　《文化廣場》：商禽和楊牧的詩怎麼樣？
　　洛夫：楊牧和商禽的詩都不錯。商禽的詩作不是很多，讀者層面也不廣，但他的詩很精練，很好。楊牧曾用葉珊的筆名，他的詩特別是早年的詩很抒情。還有楚戈，原來寫詩，後來專門畫畫了。
　　商禽是前年去世的，我寫過悼念他的詩。去年又有好幾位詩人亡故，想起來就很傷心。有些是根本就想不到的，像我的好友南韓詩人許世旭，突然就去世了。我們這一代詩人漸漸凋零了。
　　向西方“借火”取經
　　《文化廣場》：您認為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台灣現代詩運動與大陸二三十年代的現代詩之間有沒有傳承關係？
　　洛夫：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現代詩主要是受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影響較大。戴望舒他們在上海有一個《現代》雜誌，主要介紹西方的現代詩歌潮流，有現代主義的因素。但戴的詩，比如《雨巷》還是浪漫的，現代主義的精神並不夠。李金髮受到西方的影響，我覺得他消化得不夠，他的作品看起來更像是翻譯作品，他還沒有把現代主義精神與中國的語言結合起來。
　　現代詩運動到台灣後更擴大化、普遍化了，我們叫向西方“借火”、取經。我認為任何好的現代主義詩歌，其精神和表現技藝必然要融合在作品裏，你看不見。好像有人說我的詩像李白的詩，但你又指不出哪些地方像李白。應該達到這種境界，這種吸收比較好，而不應該像翻譯作品。
　　《文化廣場》：您當年讀西方現代主義大家的作品，是直接讀原文，還是通過翻譯？
　　洛夫：我自己做了一點點翻譯，做得不多。我是學英文的，畢業于淡江大學英文係，我翻譯過一些超現實主義的文章，是從英文譯過來的，如果讀法文，就有一些隔膜。我編《創世紀》時，主要是請香港和台灣一些精通英語或法語的朋友來翻譯。比如葉維廉翻譯了艾略特和龐德。艾略特不好懂，《荒原》開始發表時，《紐約時報》有不少文章攻擊他，說讀不懂。我寫《石室之死亡》時，也有不少人批評我，說看不懂。但到現在越來越受到重視，很多年輕詩人喜歡。
　　《創世紀》最早關注朦朧詩
　　《文化廣場》：您怎麼看現代詩派與鄉土文學之間的衝突？
　　洛夫：現代詩派與鄉土文學的筆仗我涉足不是很深，只是開座談會時發表了一些意見，余光中寫過幾篇文章，介入得較深。我覺得這場論爭有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成見，他們假借對抗現代主義，實際上是對抗所謂的“外來政權”。
　　《笠》詩刊聚集了一批本省籍詩人，他們發表的詩除國語外，還有一些鄉土語言。當然也有一些好的作品，但他們總體實力還是不如現代詩派。比如年度詩選，特別是十大詩人的評選，70%以上都是外省籍詩人。他們每年也出版年度詩選，也選過我的詩，我還擔任過他們的評委。他們對我不滿的是，我在大陸說“我不僅是台灣詩人，我也是中國詩人”。我這樣說也沒錯。
　　現代詩、創世紀、藍星是三足鼎立的現代詩組織。現在有一本《台灣詩學》，編輯人員除蕭蕭之外，白靈、陳義芝二人是第二代外省人，也是當今台灣詩壇的中堅分子。
　　《文化廣場》：大陸的朦朧詩比台灣現代詩運動晚起二十多年，後者在某種程度對前者起到啟迪與嚮導作用，您怎麼看這一文學現象？
　　洛夫：1987年12月，《創世紀》第72期推出“大陸詩人作品專輯”，是我主編的，刊出北島、舒婷、顧城、食指等22人120余首詩。朦朧詩是一次心靈的解放，謝冕、孫紹振、徐敬亞等起了很大推進作用。我們當時很好奇，儘量找一些刊物來看，決定出專輯。當時一般台灣人對此了解不多。1990年12月，《創世紀》推出“大陸第三代詩人作品展”，也是我主編策劃的，共發表海子、歐陽江河等20余位青年詩人作品數十首。
　　1988年以後，我經常回大陸，與老中青三代詩人多有接觸。艾青、馮至、卞之琳等人是老一輩詩人，相比之下，我更喜歡卞之琳，艾青詩的藝術性不夠。有一年聽說他獲得諾貝爾獎提名，《中國時報》副刊主編打電話給我，向我要艾青的資料，並問他有沒有得獎希望。我說希望不大，艾青的詩國家民族的情感很豐沛，但藝術性不夠，後來果然沒有獲獎。巴金沒有獲獎也是這個原因。
　　在我心中，詩歌絕對神聖
　　《文化廣場》：有一觀點認為，中國詩人很難獲諾獎，因為首先有語言的障礙，中國詩歌翻譯成西方語言很困難。
　　洛夫：確實是這樣。中文作品要評獎，最好是翻譯成瑞典文，至少也要翻譯成英語、法文。問題是中國詩的優點如“意境”，還有語言的味道是譯不出來的。
　　《文化廣場》：您在70年創作生涯中，經歷了文學的起起落落。眼下是詩歌式微的時代，有人甚至宣佈文學已經死亡，您怎麼看？
　　洛夫：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兩岸三地社會開始轉型，市場經濟決定了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內容，同時也顛覆了傳統的人文精神和價值觀，人們的物質慾望過度膨脹，精神生活日趨枯竭，因而導致了文學的退潮，詩被逼到邊緣，備受冷落。
　　詩歌活動沒有亡，詩歌也沒有亡，但詩的藝術水準確實下降了。從世界眼光來看，從我們民族的角度來看，或者從藝術本身的尺度來看，詩歌的生命力要延續，它的高度、深度、美感度一定要維持。可是今天我看非詩的、甚至反詩的內容很多，沒有標準，一個晚上能寫很多詩，隨便就能在網上發表。
　　網路的好處是給更多的人提供了創作與發表的平臺，壞處是沒有人管制，沒有評審，沒有紅綠燈，今天發表的詩，明天就消失了，耐人尋味的詩，讀了還想讀的作品太少太少。現在大家都處在迷惘狀態，大陸許多人也在反思詩的本質和典律問題。
　　詩歌活動倒是很多，每年幾乎每個鄉每個鎮都在辦詩歌節。去年我就推辭了兩個，一個在嘉興，一個在青海。深圳的詩歌節我也應邀參加過，還不錯。我這次來大陸，也參加了南京《金陵晚報》舉辦的詩歌活動。
　　《文化廣場》：剛才您也談到，您是台灣現代詩人中創作期最長的一個。在詩歌日漸被世俗社會遺棄的大環境中，是一種什麼力量使您堅持詩歌創作數十年不懈？
　　洛夫：我對文學有高度的潔癖，在我心目中，詩歌絕對是神聖的，我從來不以市場價格來衡量詩的價值。我認為寫詩是一種價值的創造，包括人生境界的創造，生命內涵的創造，精神高度的創造，尤其是語言的創造。詩可使語言增值，使我們民族語言新鮮豐富而精緻，詩是語言的未來。有生命就會有詩歌，因此，雖然詩歌的生態環境不是很好，但詩人並不氣餒，照樣寫詩，絕不掉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