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日，行政院將電子支付管理條例修正案，正式送交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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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灣電子支付一個進步，也終於從正向表列，走向原則允許，開放的態度，從顧主委到黃主委，從四年前跟時任副主委的主委談話時，就發現他對於相關法令的在保護民眾權益之下，談到開放時閃亮的眼神，當時旁邊坐著的，還有蔡福隆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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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修法，還新增了一個為了促進外籍移工匯款，正在監理沙盒中等著法規調適後，有相關配套法規之後，可以出沙盒運行的業務，外籍移工小額匯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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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在這時候，我看到了一個不屬於金管會管轄，卻又很糾結的問題：我們如何確認外文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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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外籍人士到了台灣，經常會看到很多奇怪的路標、地名翻譯。
但法規的翻譯可不能這樣，所以都會有英文版本的法規(參見全國法規資料庫)，
今天移工小額匯兌這件事情，重點在於普惠金融跟降低匯款成本，所以透過科技的技術，用APP取代臨櫃，用其他的方式解決銀行跨國匯款過慢的問題。但相對的他很重要的一點：他還是金融業務。我們必須以嚴謹的角度去看待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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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勞動統計查詢網截至109年 6月底的資料，產業移工加上社福移工共有703,517人，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為前四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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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在銀行的APP上看到的會員條款、文字說明，都是用我們熟悉的中文所表示。
但在此同時，符合台灣法規的金融業者，要如何提供一份讓外籍人士看得懂的合約、APP介面，又要確認意思表示跟中文的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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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的人口不斷的增加，社會高齡化越來越明顯，我們的社福移工輸入，但台灣有多少位具備印尼語或越南語認證的公證人，來確認一份中文跟印尼文或越南文合約的正確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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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沒有。我們沒有一位公證人，核定外文是這幾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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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給外籍移工的APP上，相關的規章條文，看起來都必須要是由律師透過當地語言的版本跟英文版對照，再由台灣的律師進行英文跟中文的對照。由律師來出具法律意見書，這也是目前業界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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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律師，有更嚴謹的法律意見，當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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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過頭來想想，我們已經有這麼多的新住民、外籍移工來台服務的時候，當他們的任何一份應該具有法律效益的文件，要簽名或行使同意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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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沒有想過，他們應有的人權，英文究竟他們看得懂多少？是否有充分讓它們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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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一份契約文件前，能以他自己的母語看過，了解並同意的權利，對他們來說，是何其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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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沒有辦法做到？有沒有公證人能夠做到？

歡迎轉貼，但請註明作者　米球

7/30日，行政院將電子支付管理條例修正案，正式送交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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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台灣電子支付一個進步，也終於從正向表列，走向原則允許，開放的態度，從顧主委到黃主委，從四年前跟時任副主委的主委談話時，就發現他對於相關法令的在保護民眾權益之下，談到開放時閃亮的眼神，當時旁邊坐著的，還有蔡福隆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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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修法，還新增了一個為了促進外籍移工匯款，正在監理沙盒中等著法規調適後，有相關配套法規之後，可以出沙盒運行的業務，外籍移工小額匯兌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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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在這時候，我看到了一個不屬於金管會管轄，卻又很糾結的問題：我們如何確認外文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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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外籍人士到了台灣，經常會看到很多奇怪的路標、地名翻譯。
但法規的翻譯可不能這樣，所以都會有英文版本的法規(參見全國法規資料庫)，
今天移工小額匯兌這件事情，重點在於普惠金融跟降低匯款成本，所以透過科技的技術，用APP取代臨櫃，用其他的方式解決銀行跨國匯款過慢的問題。但相對的他很重要的一點：他還是金融業務。我們必須以嚴謹的角度去看待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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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勞動統計查詢網截至109年 6月底的資料，產業移工加上社福移工共有703,517人，印尼、越南、菲律賓、泰國為前四大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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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在銀行的APP上看到的會員條款、文字說明，都是用我們熟悉的中文所表示。
但在此同時，符合台灣法規的金融業者，要如何提供一份讓外籍人士看得懂的合約、APP介面，又要確認意思表示跟中文的一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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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的人口不斷的增加，社會高齡化越來越明顯，我們的社福移工輸入，但台灣有多少位具備印尼語或越南語認證的公證人，來確認一份中文跟印尼文或越南文合約的正確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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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沒有。我們沒有一位公證人，核定外文是這幾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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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給外籍移工的APP上，相關的規章條文，看起來都必須要是由律師透過當地語言的版本跟英文版對照，再由台灣的律師進行英文跟中文的對照。由律師來出具法律意見書，這也是目前業界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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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律師，有更嚴謹的法律意見，當然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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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過頭來想想，我們已經有這麼多的新住民、外籍移工來台服務的時候，當他們的任何一份應該具有法律效益的文件，要簽名或行使同意的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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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沒有想過，他們應有的人權，英文究竟他們看得懂多少？是否有充分讓它們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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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一份契約文件前，能以他自己的母語看過，了解並同意的權利，對他們來說，是何其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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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沒有辦法做到？有沒有公證人能夠做到？

歡迎轉貼，但請註明作者　米球

<三倍券的數位綁定比率不到一成，並不是因為九成多民眾都不習慣數位支付，而是台灣的整體金融環境太落後、太不友善、太支離破碎，讓使用者難以自由。這些，都與國家治理者的思維遲緩有關；一心只想著操弄民意的政府，怎麼會有誠懇的服務理念？>

至昨日為止，前往領取紙本三倍券的民眾已接近一千九百萬人，占領取數九成一五；而選擇數位綁定者僅一七六萬人，占比不到一成。如此懸殊的比例，對照閣揆蘇貞昌上月聲稱將有半數民眾選擇數位綁定，簡直天差地遠。這項差距，也反映了政府發放三倍券始終一意孤行，不聽外界建言，結果一路錯、錯、錯！

選擇數位綁定的人數遠不及領取紙本三倍券的民眾，最粗淺的解釋是：三倍券的遊戲規則太複雜，因實體店家提出的優惠更吸引人，使紙本最終勝出。然而，拋開遊戲規則設計的問題不談，台灣近年來的金融數位化始終不見提升，金融主管機關近年的工作重點仍放在管制與防弊，而未曾試圖利用數位科技打造更快速便捷的金融環境，這恐怕才是更深層的因素。

舉一個最鮮明的例子。英國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稍早發布的「世界金融中心城市排名」，台北從去年的卅四名暴跌為七十五名，一口氣狂跌了四十一名，簡直像掉落懸崖。這個新聞並未引起太多注意，主要原因是蔡政府的「大內宣」及「大外宣」正在熱頭上，訊息立即被淹沒。當時金管會前主委顧立雄曾解釋，稱中國大陸與編製這項排名指數的英國智庫「關係密切」，言下暗示評比或有不公。但他也坦言，台灣要成為金融中心基本上有些關卡要過，並不容易。

顧立雄的解釋，看似合理，其實卻完全說不通。原因是，這項金融城市排名行之多年，台北拿過的最佳成績，是在二○一○年的第十九名。如今，台灣在十年內跌到七十五名，足足掉了五十六名。即使只看蔡英文的任內，二○一六年台北的排名仍為廿一名，二○一七跌為廿七名，二○一八年跌至卅二，二○一九跌到卅四，今年更滑落至七十五名，已掉入後段班國家。如果說英國智庫的評比可能不公，為何我們先前有過不錯的佳績？對於台灣金融發展落入這種急速下墜的困境，蔡政府真的毫無所覺嗎？

且看今年金融中心城市的前十名，除紐約、倫敦、東京分居前三名外，上海躍居第四，新加坡第五，香港降為第六，北京維持第七。可見，中國大陸城市正在加速前進。不僅如此，連深圳、廣州都已進入前廿名，台北卻排在七十名外，執政者不覺得慚愧嗎？以這樣直直落的成績，政府官員還奢言台灣要趁香港自由港地位下滑，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豈非癡人說夢？

聯合報社論／從三倍券看台灣金融排名暴跌之謎
https://udn.com/news/story/7338/4744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