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了不起的杂志
——《一行》创刊30周年纪念
徐敬亚

《一行》，就是那本刚刚还摆在我们桌上的“外国”杂志吗，就是那个一袭白衣皂靴的黑脸汉子吗，就是那一行行飘飞在太平洋上空的神秘幽灵吗……30年了，当鸡毛蒜皮也变成文物之际，我们翻开记忆，辨认它走过的每一页白纸，如同紧盯着一位失散多年的兄弟。
我们也老到有资格纪念30年前的事儿了吗。
30年有多长？二战光复到文革中止，几乎30年——内中的起伏逆折纠结，漫长得像100年；1889光绪帝亲政到五四，整30年——多少兴亡，多少荣辱，像跨越了古今百代；从五四到四九，又30年——刀光剑影，血肉贲张，如同天和地全翻全覆。30年，自然界可以把大河从东方移动到西方。30年，人类的沧海桑田里足以容纳一个甚至几个王朝。
我不会去管什么狗屁文学史。我们是360行中最末的一行，我们是一行人中要么走在最前面要么走在最后面的那一行。我们只是摸着自己的脉，走回不耻于史的记忆。
那不是一本普通的杂志。那不是官府的告示和文书。那是我们自己人凑的银子，自己攒的力气，是自己的纸自己的墨，自己写的诗，印上了自己的青葱生命与灵肉，那是一代人30年的刻痕与编年。

缘起：它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

30年前，诗歌猛然大热！
先是朦胧诗用一个又一个瞬间点燃了中国。之后数年，官方动用国家宣传机器围剿——于是，历史上演了一幕“好产品+好广告”的巨大营销盛况。哪个民族能遭遇攀爬血泪上升的快感，又有哪个国家舍得用一版一版白银为诗歌积年累月地推销。
对于当年诗歌，无论你怎样学术，也只能被迫使用“盛况”这个虚幻形容。中国历来没有理性与数据。几十年了，即使在大数据里人们只能也找到这一条：“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千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哈哈，上述统计，是我1986年举办“两报大展”时从一份记不清名字的民刊上转抄后发布。没想到，这组数字便成了后来被不断频繁引用的最权威数据。
权威总是可疑的。没办法，历史上冒名顶替的东西太多了。
不管怎样，它总算给了我们一组煞有介事的阿拉伯。我现在不关心诗集，我要的是民刊。按上述统计“打印加铅印”两种诗刊，总数99种。与“两报大展”公示的64个流派基本吻合。但，这些年我不断发现，当年被大展遗漏的诗人和流派太多太多了！
怎么办，八十年代的诗歌民刊、民报，到底有多少？
被当事者们模糊过的历史，后世能够给予补救的惟一方法，也许就是收藏。
目前，中国两大诗歌民刊收藏馆，一个是“世中人汉诗馆”，一个是姜红伟的“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按收藏者统计的数据之大，足以令我们这些过来者震惊。
世中人汉诗馆内收藏的非公开印行的刊物约3000种（ 时间不限于八十年代。品类为综合统计）。这个数字是世中人刚刚微信发给我的。世中人称，他几乎攒全了《一行》，只差两期，严力已答应帮他补全。哈哈，这本宝贝杂志已经珍贵得达到历史邮票的地位了。
“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的收藏。按姜红伟发布的统计：全国大学生各类诗刊、诗报（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大约300余种。此外，八十年代全国各地中学诗歌社团创办的诗歌报刊大约200种。请注意：中学生社团报刊是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品类。
好了，按上述两家诗歌馆的藏品计：八十年代诗歌民间报刊，种类应不低于500种。
明晃晃的收藏品，以物理性的真实，无声地保留着历史，如同出土文物，考古证据般的权威性无可辩驳。
我之所以统计这些遥远的数据，只是为了给《一行》杂志的出世，考证一个宏大的诗歌背景。我们的面前是：煌煌500种民刊，泱泱500乘N首诗、500乘N行诗……
现在，我让一束强光只照亮那一行。
相比于500家群峰并起的民间报刊，《一行》铺起摊位的时候，那个风起云涌的集市即将打烊——直到1987年，几乎在现代诗盛行于中国的10年后，这一行才在遥远的地方出现。但由于它混血般的出身和纯净编风，这本杂志犹如一只最强的聚光灯照亮了中国未来十多年诗歌的血灰色天空，在500家报刊中，成为收割九十年代诗歌最大的一把镰刀。

发轫：一种美国式的AA制艺术公社

1987年5月，诗画刊《一行》在纽约创刊。
然而，无论从诗还是从画的内在视角，都纯属诗画之外的偶然——虽然历史向前挪了百年，大清国的年轻子民对遥远大陆的神秘向往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一窥究竟的愿望几达历史之最。一批又一批以留学方式远抛他乡的窥视者们，不经意地裹带了浓度不低的诗歌因子。正是生存背景的移动，意外地带来了中国现代诗一次额外的分蘖。
作为《一行》的主创者及灵魂的严力，在苦苦的海外生存两整年之后，及时发现了自己体内的诗歌发酵，又在一座城市中与未来的合伙人相遇，并以合并诗画的恰当方式升华了一批流亡艺术家共同的内心愿望。OK，一个以汉语、汉文化为纽带的团体、一家以中文诗歌为主体的艺术季刊就登场了。
在500家民刊中，这无疑是一家萌芽过晚的两栖诗刊。但谁也没想到在随后13年中，与大陆层出不穷但屡屡短命的民刊相比，《一行》展现了强大的生命韧性。从1987年至2000年共出版了25期（1994年之前为季刊）。加上全国各地诗人在每年的《一行》周年的10期纪念年刊，整整35期《一行》杂志，横跨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在与新世纪相交后，完成历史使命般地恰当停止在一个明暗之间的节点。
《一行》之所以能够完成了13年跨国绵延，并不事声张地成为彼时中国诗歌的高端集散地，有三点独特的内在依据：

1、主导传统：朦胧诗派与星星画派的宿将合流
诗歌辈份很高的严力，其实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作朦胧诗的一个艺术载体。空降异邦的孤独生存，使这位留学者几乎完整保留了此流派的执着、纯真的使命感信息。于是，朦胧诗的后期传播与升华，并不是由北岛、芒克等原创者完成，而恰恰是那位当年《今天》中的小兄弟，作为老牌诗歌的记忆载体，化成一柄得天独厚、飘扬过海的蒲公英。同时，严力的另一个《星星》画派的老牌双栖身份，使他准确地迎合了纽约这座诗画合璧的留学城市，并把这两股相得益彰的棉纱，搓成了一根美妙缠绕的长绳。正是主创者严力内心中诗画的高远传统，使《一行》自认死理地严格秉持着最高的诗歌准则，以一种国内混乱诗界无法达到的清静、单纯的高标，非世俗地照亮了一盘散沙的现代诗，成为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最权威的集结舞台。

2、艺术公社：美国式的AA制诗画基金
和大陆现代诗人凌乱的生存相比，纽约人的生活几乎可以称为正人君子者流。稳定的生态背景，极易使人产生按部就班的稳定节奏，这与国内诗人们朝不保夕的动荡形成强烈对比，这其实是《一行》杂志恬淡、从容、持久的、类似哲学般的大背景与大依据。此外，《一行》杂志独有的、AA制的集资模式，使它具有了一种类似股份制、合伙人的某种艺术公社味道：20几位成员每个季度拿出一天的工资，有的每季度出50元，有的100元，还有两个医生，因为工资高，出200元——一举解决了每期1000册、1500美金的印刷费用。这真是纽约人才能想出的集资方式。应当记住这些被称为“离人”的名单：严力、王渝、郝毅民、艾未未、张伟、秦松、李斐、非马、斯仲达、艾伦金斯堡、安晨、王福东、姚庆章、方家模、张宏图、邢菲……严力说，有的成员每三个月甚至拿出5天以上的工资。
近代，有军事学家拆解战争的制胜因素时指出，决定一场战争成败的，不仅是战略与战术，更常常是武器的较量，甚至是给养与后勤的比拼。当土八路们背着粮袋生火煮饭的时候，装备精良的八嘎牙路们吃的却是美味快餐与刚发明出来的鱼肉罐头。同样，在《一行》以丰盈稳固的资金运作之际，大陆的游击战士从来没逃脱艰苦卓绝的挣扎。《一行》创办4年后，由芒克、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横空出世。这个与《一行》并驾齐驱的著名民刊，最终倒在了日益匮乏的白银面前。作为其编委，1994年，我代表深圳出资1000元，由欧宁主办编辑了最后一期《现代汉诗》，宣告分封制式的各城市轮流作庄方式的中止。
因此，《一行》证明：由若干合伙人共同集资的、同仁式的基金方式，可能是中国现代诗民刊的长治之道。

3、代理人制：类似现代营销的集散中心
勤勉而谦逊的严力曾写道：“在一行漫长的道路上，国内各地诗人组织及策划稿件的负责人包括：莫非、贝岭、李松樟、瓦蓝、梁晓明、伊沙、肖沉、古冈、孟浪、付维、朱凌波、杨春光、蓝皮等，没有这些诗人在创作之余的努力，一行就不可能完成如此的使命和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贡献。”
正是上述中国现代诗中坚力量的加入，使《一行》形成了一个遍及中国的集稿中心与发行基地。这其中的每一个名字，在当年都是一个恒星与行星环绕的诗歌星座。这种弟兄般的借力，由几个城市扩展到了十几个省市的辐射，北京、杭州、天津、大连、西安、长沙……这相当于《一行》在中国大陆同时开办了多省市的派出机构。诗人之间的江湖传播，常常以几何基数发展。
据严力的精确统计：“13年间《一行》共集结了780位大陆、港台及海外诗人、画家。其中港台及海外诗人160名，中国大陆诗人535名，插图或插画作者85名。”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几乎涵盖了当代两岸几地华语诗人的大部。这并不包括大量暗中的名单。大凡有据可查、显现出来的事物永远不是全部。可以想见，在经过严格筛选后的存品背后，它的外围是一个多么大的隐形落榜者与庞大的阅读群体。
值得后世研究者们注意的是：《一行》不但形成了海外向大陆的派出，代理诗人们甚至还额外产生了一种扩展与再生的能力。只要严力一声令下，或者代理者们一个漂亮的建议，一本冠以“一行”全部符号标识的刊物便在大陆上印刷发行。当然，施发号令的严力还需要在纽约为这些印刷物寻找美金赞助。据严力统计，这些总名为“周年纪念版”的《一行》共策划、出版、发行了10种，自1994年一直延续到2000年。这件事有点怪，仿佛一个总部设立在纽约的海外诗歌出版社，莫名地赐出了一个个“书号”，代理者便获得了一种加盟者的主体地位，以《一行》的名义进行工作。这样的出版发行事实，证明当年的《一行》已经产生了一种全国性的品牌效应与加盟店的色彩。
在我写此文的昨天，身在纽约的严力通过微信发来一句话：“这是众人的一行史，是众人的一行诗。”
这是实话。没有一批诗歌力工、诗歌买办、诗歌编外股东，就不会有《一行》这家以最小诗歌细胞命名的民刊10多年的风行天下。

辉煌：那条窄路上的一束强光

我很喜欢本文标题中的“了不起”三个字。
今年春“红皮书”再版，我写了一篇名为《一本了不起的书》的再版序言。我说：“一切了不起的事物，如同英雄。首先必备基础性的优秀因素，同时它还必须意外地得到历史的青睐。”
1987年创刊，《一行》已显不同凡响。
我可能是大陆较早的见者。从大胡子孟浪手里接过《一行》创刊号，见惯了民刊的我仍然为之一震。黑白分明的设计，使它那么洋气，那么现代，又那么另类。深圳与香港人熟悉的电脑繁圆体表明了它确凿的海外华侨身份。更有一堆又一堆没人细看的英文，让人想象着华尔街的阔绰与体面。在当年，我们哪里知道留学生和海外人士们精致而艰难的生活。在大陆青年人心目中，只要沾上了USA的人似乎百分百全是富翁。而严力、非马、艾未未、马德升、孟浪、郁郁、黑大春、李冰、金斯堡……这些诗人、画家的集体亮相，标明了这是一家语言标高线非常敏感的现代杂志。
两年之后，一场从天而降的精神核爆吞噬了一切。《一行》开始发光。

1、在最黑暗的时刻，它上演了辉煌
“1989，肉体般致命的一击，重重地落在心猿意马的诗群上……内在背景被突然抽离，热度浓浓的脏器突然空空如也。诗人们一刹那站在原地发呆，“想”和“写”在根本方式上发生了犹疑……几乎所有的人暂时放下了笔，四散而逃，怀着凄苦、破败、无聊的心情……一种模模糊糊的倒塌，一种自怨自艾的无奈与悲凉，缓缓而升……人文主义的脖颈，在苍凉中微微挺起……诗的力度，在病弱中出现了一股伤残雄性的气息……”（本人作《隐匿者之光》）
那一年，诗歌江湖崩盘。鸟与兽一哄四散。而此时，创刊两年的《一行》刚刚完善了它与大陆现代诗各路英雄们的秘密联络图。
就在大陆地下民刊纷纷偃旗息鼓的时候，一期又一期的《一行》仍然如约而至。在诗人们遭受着复辟的革命词语重度侮辱的岁月，它像一行黑白分明的光，跨过太平洋那苦难之水，照亮了国家与诗歌共同的那条窄路。
那是一束丝毫也没有中断的强光，处于鼎盛期的《一行》，在洪水肆虐的时候，充当了一次诗歌的诺亚方舟。随着《一行》在各省市的推广人逐渐到位，这本杂志在最黑暗的时刻达到了它的辉煌。
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一本杂志带给诗人们的慰藉。它带来的几乎是死亡中的生命暗号，它使人们相信，即使在最苦闷的日子，只要天空中还有一行鸟在飞行，也足以使黑云重压下的天空充满了弹跳的想象。
这是一次诗的幸运，也是族类的幸运：所幸的是，世界毕竟不只一个大清朝。所幸的是中国诗歌预先在远方埋伏了一彪人马……

2、它参与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自救
“被我称为“灰暗而平庸”的乏味的九十年代，可能恰恰是伟大的10年！……历史的辉煌都是英雄们创造，历史的创伤却是由平民百姓一天天愈合……整个九十年代，它的确是用一种正常生活困境中的苦闷感，默默消化着前朝的一切！”（本人《诗歌回家的六个方向》）
1989之后的数年内，大陆一片萧杀。那是一段中外精神反差最大、意识形态对抗最激烈的岁月。仿佛从天而降的《一行》，带着一种异邦的人文尊严与艺术公正，无可替代地成为了中国诗人的诗歌集散地，甚至精神家园。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官员们哪里知道，再次引导精神航标的仍然是那些落魄的诗人。在禁锢的精神重压下，在窘迫的生存逼迫下，诗人一天天收拾着破碎的心情，重新编织着内心的秩序……翻看一下那些年的《一行》可以看到，无论老诗人还是新诗人们的作品中，充满细节的生活画面在苦涩中一点点缓慢升起，大量的日常经验一天天回归生活，而新鲜的口语逐渐不可阻挡地涌现出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行》参与救助了中国人重建日常精神生活的履历。这不是救世主的恩赐，而是诗人的自救。像一块高挂在天空的诗歌告示，在中国现代诗被扼住喉咙的那些年，《一行》持续地发出它的独唱，带领着它从千百件诗稿中遴选出来的优秀诗人。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流亡作家赫尔岑曾在伦敦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并出版《北极星》和《警钟》期刊。当时那些刊物也曾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与这类流亡回流的政治宣传品迥然不同的是，《一行》的出版印刷基地虽设在异国，但它的作者与读者却都是百分百的华语诗人。它不是流亡者的观念输入，而是一种与母体息息相融鱼水关联。从刊物属性来说，《一行》不是一本大陆的民刊。同时，它也绝不是一家纯种的美国杂志。它发动的所有自拉自唱的战争，主战场其实一直在中国大陆。它只是把指挥所放在了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它有点像中国现代诗伸向海外的一只手，它收集的仍然在自己的雨水，然后它把这盆水再次泼回到中国的大地。
这样的事，历史上还能再次发生吗——中国现代诗在美国安装了一台诗歌的透析机，由一支支自来水笔制造的汉字划痕，乘着飞机到达地球的另一端。似乎经过了某种化学药剂的过滤与溶解，它们再以铅字的形式飞回故土的时候，仿佛已经沾到了某种仙气与灵光，用来医治这个国家的精神创伤。一行行诗，一个个最微型流亡因子，在两大半球之间往返飞行、航行，经年累月，周而复始。

3、它一直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
现在想，很有意思。《一行》独有的，不过是纽约的编辑与印刷，这一点儿小小的特殊身份，当年产生了无限的神秘感。不过是几张普通的纸，由于其背后的巨大普世权威，获得了诗人们由衷的信任。在举目无亲的九十年代，《一行》就这样成为现代诗一位海外归来的阔绰亲戚。据严力介绍，乘机飞回来的，只是作者的两本样刊。在太平洋的波涛中，每期满满的8大箱《一行》仍在向这块大陆缓缓移动——那是经严力周旋，由纽约佩斯大学东亚历史系主任郑培凯先生资助的海运美金在移动。它们要两个半到三个月才能抵达中国。
奇怪的是，《一行》似乎从来没有被阻拦。它那莫名的假洋鬼子的出身和道貌岸然的纯艺术姿态，使它带上了一种类似外交官一样不可侵犯的神秘。它的存在，使人充满了想象，而想象往往通向神秘。有人曾跟我说，严力是不是有美国政府的背景啊。
在那些最难忍受的日子，在“有一双眼睛注视着现代诗歌像注视着凶器”（严力）的险恶年代，这本刊物给中国诗人签发的“诗歌签证”，使囚禁者以另一种方式越洋布道，如同在蜡纸上一行行刻写黑暗中的《挺进报》。
说到挺进，我一直敬佩《一行》的艺术定力与对诗沉浸的深度。只有《一行》自己知道，它必须怎样不挺进而才方得挺进。它默默地进行着战略上的自我说服与修正。在身边最严厉、最嘈杂的国际声浪中，他们小心翼翼地秉持着一种纯正的艺术理念，以一行行诗纠正着世界。这使《一行》一直稳稳地保持着诗歌的操守与尊严。

道场：一次在国际背景下的华语诗歌盛宴

我相信，即便没有《一行》，中国现代诗的脚步也不会停止。
《一行》，是中国现代诗一个时空跨度最大的“道场”。假如没有《一行》，汉语诗歌至少缺失以下三种局面：

1、罕见的诗歌道场：中国地下诗歌几代人同时在场
《一行》的意义是，它不仅使诗通过了那条忧伤的窄路，顺畅地维系着应有的水准。同时，《一行》着意推举了一批新诗人，对下一个世纪的口语诗歌产生了首发式的推动。
在《一行》连续35期、横跨13个年度的版面上，即使不是职业的评论家，读者也能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条由朦胧诗→第三代→口语诗→下半身……之间的流派过渡线索。
创刊之初，《一行》的主力诗人阵容，仍然包含着一些朦胧诗和海外的老牌诗人作为支柱。很快，以孟浪、默默、黑大春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开始更多地占据舞台。再后来，伊沙、萧沉、梁晓明等口语诗人逐渐渗透而出。最后，下半身的诗人沈浩波等出现……也包括九十年代大放光彩的俞心樵。通过《一行》，也可以看到很多重要诗人在九十年代的转变轨迹，如于坚，如王小妮，如韩东。
在中国现代诗门派分争的当年，很少有刊物能形成民间与知识分子等不同风格流派的汇集。同时，中国地下诗歌几代诗人的同时在场的版面，也显示了《一行》道场的最大包容。这的确需要一统天下的纯正诗歌气场。

2、惟一的诗画道场：口语诗与现代画的大合奏
对口语诗人的发现与扶植之功，应首推《一行》。
当年，它一度作为中国第一权威诗刊，对口语诗的兴起充当了某种国家级伯乐的功效。而使诗人的年龄不自觉地呈现着由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嬗变。
这些，并非《一行》有意为之。以严力为主体的编辑小群体，既不在国内的诗歌圈子之中，也没有足够的大陆诗歌经验，他们所秉承的是对中国现代精神本质的把握，对汉语诗意的执着寻找。高标与公正，这两点编辑宗旨一旦祭起，刊物上呈现的必然是大陆诗歌的原始自然生态。
从诗歌美学上看，反英雄、反理性、反文化，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现代诗的主潮。而对日常生活的简化，对繁琐修辞的屏蔽等，正是口语诗的主导观念——这恰与《一行》的美术画风相吻合。严力、艾未未、马德升、曲磊磊等“星星画会”的主力画家赴美后，画风一直不断趋于抽象与超现实。正是由于艺术观念上的志同道合，才造就了中国当代诗人与画家在《一行》上演绎了一场历时数年的现代诗画大合奏。

3、国际艺术道场：华语诗歌几大版块的融合
朦胧诗后，中国现代诗与国际社会产生了更多的接轨。但在《一行》之前，华语诗歌的几大版块，从来各自孤岛，各行其是。
《一行》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诗歌艺术道场。这个以诗歌为主凝点的刊物，以其足够的磁力，牢牢地吸附了中国大陆、港台、东南亚及部分国际诗人的创作。
今天，重新浏览《一行》那洋洋780位诗人画家的作者名录，我想到的一个词是“史诗级的名录”。这是一张遍布全国乃至世界的华语文学地理版图。在电脑上，以五号字排版，它仍然达5页之多。当年，它不但发表了大陆地下诗人的作品，还包括了严力、艾未未等星星画派主力画家的最新画作，还有国际诗人金斯堡的诗，甚至崔建具有冲击力的歌词也是第一次在《一行》上发表。形成了大陆、港台、国际诗人、画家们频频的同台演绎与融合。
伊沙说得好：“《一行》的使命在于度过黑暗期！它起于民刊兴旺之年，止于网络兴起元年，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与诗歌大任！”台湾诗人陳克華写道：“于当时我这个蛰居台湾的年轻诗人而言，无宁是打开了阅读和创作的一扇视野开阔的窗，知道了华文现代诗的诸多样貌。”
在这个意义上，《一行》称得上一本真正的国际诗歌杂志。几个大型汉语地理创作源的汇集，不是人为的邀稿、拼凑，而是出于一种千载难逢的时空凝聚。在纸媒日渐式微的当下，这种跨国的诗歌盛宴，后世几代人都不容易出现了。

显性的历史，从来都是一惊一乍的变态。
1986年由我发起并主持的“两报大展”，以典型的、惊悚的方式，冲破了主流意识形态禁锢，人为地使第三代诗人集团性地一夜间登上了诗歌舞台。现在看，这一暴动般的诗歌推广事件，不但基本结束了官方出版对于现代诗的封锁，也使中国现代诗一惊一乍的急切心理得到了相当大的缓解。因此大展之后的几年，诗歌水面一片平静、一片生长。数百家民刊民报相安无事地新陈代谢。
历史其实有两种，一种是一惊一乍，一种是安步当车。
安步就是两次惊乍的连线。在惊乍之间，流淌的就是正常的日子。正是在那些平常中一点点积累着不平、不常，才注定着下一次的历史惊厥。一条河流不可能全是瀑布与急流，在两条瀑布之间，就是历史的基本身份，是它的稳态。《一行》，像它的简约、朴素、多方向的命名一样，正是以最基本的诗歌单元，一行一行地稳步书写着历史。
人间不太公平。爆炸性的大展，不但充分震荡了诗界，甚至还不断得到后世的宠爱。2006年起，大展不断地被纪念，20周年、25周年、30周年……真是纪念得让人嘴软笔软，连我这个早年爱出风头的人都不得不惊呼：“写诗人的这件事儿，不可能没完没了纪念下去吧！”（《大展30年后说》载《诗歌月刊》2016-11）。
没办法，历史总是偏爱惊涛拍岸。而隔岸观火的后世人们，又总喜欢围观那些祼露着的伤口。这也是我执意要为《一行》写一篇长文的内心动因。仿佛为了洗清那莫名受宠的主观故意，仿佛为了从不公正者那里讨回一点过时的歉意。
2000年，《一行》中止。
我相信，它仍然活着。那一行黑白分明的大雁，只是恰如其分的收拢了翅膀。在完成了最有意义的使命后，默默地与诗、与生活、与生存构成特殊的同步。
一定有一座纪念碑，向这本了不起的杂志致敬。它可能是声音的，可能是语言的，也可能是默默的，通向记忆的深处。

2017-7-3深圳

早安 Blue Monday
把藍天送給你們

上海下雪了
香港呢 降溫了嗎?
来自野兽派花店
蓝白双色的枪炮玫瑰 :)

【笑蜀：台湾学运暴露两岸深层危机】台北论坛董事长苏起4月1日带团访问大陆，与国台办、商务部等部门交流。谈到太阳花学运，大陆官员很困惑。商务部一位官员就说：服贸协议规定的台湾对大陆开放的项目，要么早已开放，要么是早已适用其他国家的待遇；且大陆对台湾的要求不多，实在无法理解台湾为何有这样的反弹。大陆当局的这种困惑，实际是对台湾民意的隔膜。但隔膜的岂止是大陆当局。
两岸当局都难读懂"太阳花"

纯就经济而言，大陆官员说的可能不差。服贸对台湾服务业可能尤其利好，因为没有独特资源、制造业也不强悍的台湾，竞争力最强的就是服务业。若服贸协议生效，则整个大陆市场，都可能向台湾服务业开放，堪称台湾经济的大突破。

必须承认，今日之中国经济，较十多年前已大不同。今日中国经济不再限于加工制造业，而意味着巨大市场，空前强悍的购买力，其诱惑越来越不可抗拒。且不谈资本家，就连各国名流包括大知识分子，都纷纷来中国"打躬作揖"，用自己的话语权做交换，但求在中国市场分杯羹。这现象用三个字概括，或可叫做"吃中国"。"吃中国"之人头汹涌，已蔚为壮观。

于中国当局来说，国内巨大的市场有如经济上的三峡水库，闸门朝谁开、灌溉谁的田园，全凭一己好恶，是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利器。就此而言，经济与政治、市场与统战，本不可分。中国当局的经济统战大致分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直接送钱，如每年上千亿美金的对外援助，大多针对没有自我造血功能的落后国家；其次是送订单，比如买美国波音、买法国空客；最高层次则是开放市场尤其高端服务业。

服贸的最大看点，即是大陆服务业、金融业对台开放，等于给台湾送去一个大礼包。显然大陆最高当局下了最大决心，要以两岸关系的历史性突破作为自己任内最大成就，以奠定其个人的历史地位，为此不惜血本。在大陆最高当局看来，既然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确定了经济全面自由化的总方针，大陆服务业包括高端服务业的开放就是迟早的事。与其先向欧美开放，不如先向同文同种的台湾开放，让台湾服务业在大陆先声夺人，即吸引大陆经济三峡之水灌溉台湾服务业，打造两岸经济共同体，再向欧美开放不迟。

在大陆当局看来，这样做一定是投台湾所好，毕竟台湾内需市场太小，经济上几乎完全没有规模和腹地可言。破天荒地让大陆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首先对台开放，让台湾一举解决经济腹地问题，在大陆当局看来无疑是空前大手笔，台湾民众和台湾舆论，理应喜出望外感恩戴德才是。

大陆的动人承诺，给了马英九政府"拼经济"的最大希望，也让马英九政府有了最大动力，不惜一切代价为服贸保驾护航。马英九第二任后期，声望急剧下跌，恶评如潮，而有"九趴"总统之讥，执政合法性也大打折扣。且台湾经济萎缩十多年，有如泥潭困兽，这是台湾最大的焦虑之一，也被马英九视为力挽狂澜的突破口。马英九政府只剩两年时间，若能在最后两年通过服贸给台湾经济带去活力和前景，在马英九看来也算对得起台湾父老，可以挽回自己的声誉。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跟大陆签署和平协议，确保两岸和平的永续，自己就更可以名垂青史了。这就注定了服贸协议必然是马英九执政后期政治上决定性的一役，必然为此投入全部力量。马英九坚信，只要闯过了服贸这个要隘，后面一定是坦途。前面多少的困顿、屈辱，都可以得到补偿。台湾父老一定会深深感激他为台湾的付出尤其为台湾经济的付出。

但以反服贸为主题的太阳花学运突然爆发，犹如平地惊雷，把两岸政府震得晕头转向。弄不懂，想不通，气不过。对大陆当局来说，从江泽民时代强硬的"飞弹政策"，到主要致力于"争取台湾人民"的柔性对台，再到开放大陆高端市场给台湾做经济腹地，已经是大陆对台政策的最大调整。但无论怎么调整台湾民众都不买账，难道不是"逢中必反"么？

对马英九政府来说，台湾最大短板就是经济。亚洲四小龙之首已一落千丈，不复昨日辉煌，更致命的是看不到突围的可能，这不仅影响2300万台湾人民的生计，更有损台湾的尊严尤其有损自由、民主的尊严。所以当务之急只能是"拼经济"。自己千辛万苦才在这方面有所斩获，台湾经济终于有望突围，台湾民众却非但毫不珍惜，反倒群起攻之，在马政府看来，这也太不领情，太民粹。

岂止两岸两党困惑，就连大陆知识界，对太阳花学运也大多莫名其妙。必须承认，反服贸确有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一面。在深受计划经济之苦的大陆知识界眼里，这太不可理喻，太理想化、太左倾，对太阳花学运也就颇多批评，造成两岸知识界的激烈争议。但争议无论多激烈，其实都是合理的、正常的，可以沟通，可以求同存异。但有人缺乏起码的善意，把大陆知识界的批评一概贬为政治上的反动，一概斥为"维稳"，不过是当年"革命大批判"的做派，不值一驳。

但是，反服贸决不止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这一面，而有复杂成因，其复杂成因中颇多合理成分。大陆知识界则对此所知有限，这种隔膜确实需要消除。

"太阳花"是对"中国模式"和大陆统战的反弹

台湾太阳花学运最重要的成因，是对"中国模式"的反弹。这种反弹之强烈，用惊弓之鸟形容，也不过分。

所谓"中国模式"，崛起于2008年奥运会。接下来的世界金融危机，更让各国不能不一度仰仗中国的钱袋，更助长了中国当局的傲慢。这傲慢主要体现为制度上和价值观上的所谓自信，即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想象。从前，中国在国际话语市场上一直弱势，中国当局也默认这种弱势，只敢向世界输出物质产品，即所谓"韬光养晦"。但在2008年奥运会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当局在国际话语市场上越来越不甘寂寞，越来越急于输出价值观，越来越急于扩张所谓中国模式。

但中国当局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努力只对各国政府部分有效，在民间起到的都是反效果。越是输出所谓价值观、扩张所谓中国模式，就越发导致全球公民社会尤其国际舆论的普遍恐惧，逢中必反就越有市场。流风所及，甚至株连民间交往。

我前年访日，一位日本学者就坦率告诉我，2008年奥运会之前，他只反感中国当局，但同情中国人民，认为中国人民都是受害者。2008年奥运会之后，他越来越不这么看了，认为所谓中国人民跟中国当局，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的分别。我几次访问港台，港台一些朋友也向我陈述过几乎一样的观点。因而中国模式愈崛起，中国愈要在国际话语市场有所作为，世界范围尤其跟中国本土最直接的港台两地的民间社会，中国形象就愈不堪，中国这个词就愈让人谈虎色变，"去中国化"就愈声势浩大。香港在97回归前并没有所谓"港独"问题，回归多年之后"港独"竟渐成气候。97前香港已有大规模移民，稳定多年之后，近年再现移民潮。台湾的"去中国化"曾随着陈水扁政治上的破产渐趋沉寂，但因香港"一国两制"遭遇困境，近年也再起高潮，对中国的恐惧再度弥漫于台湾民间。

众所周知，类似服贸这样的经济关系，如果存在于台湾和美国之间，台湾和日韩之间，台湾和欧盟之间，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大风潮。今天这大风潮，并不是服贸具体内容真有多大问题，真对台湾多么不利。很多反服贸的台湾学生和台湾民众，可能到今天都未必了解服贸的具体内容，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反，甚至认为自己反服贸根本不需要以了解为前提。为什么？就因为跟中国有关。只要跟中国有关，就无法让他们安心。这都是所谓中国模式的阴影投射，其实无关服贸，服贸不过正好撞上了枪口。

具体分析，中国模式与台湾社会，至少存在以下三方面的冲突。

首先是与台湾人文传统的冲突。三次访台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台湾社会的人文性和人情味。经济的腾飞、市场的扩张、工商业的高度发达，并不一定要以牺牲传统的人文价值为代价，而可以完美结合，让每个社会成员既享受发展的红利，也享受人文的美好、人性的温暖。这点上，台湾在世界范围内可能都是做得最好的。而恰恰在这点上，中国模式跟台湾形成强烈反差，台湾民众绝难接受。

其次是与社会正义的冲突。在台湾，社会正义主要体现为均富。且以交通为例。大陆为发展高铁，充分保证高铁的客流量，原来的绿皮火车统统取消。坐不起高铁的穷人咋办？这问题根本不在决策者的视野之中。但在台湾，虽然也有跟大陆高铁类似的自强号，有跟大陆特快类似的莒光号，但逢站必停的"区间车"，照样四通八达，跟自强号、莒光号共存共荣。我从台北坐"区间车"到基隆，票价折合人民币区区八块钱，台湾谁会坐不起？而且车内宽敞明亮，干干净净，低价但绝不低质。不仅交通如此，台湾吃穿住各方面莫不如此，富人富得克制，绝不敢炫富，否则会被视为粗鄙、野蛮，后果非常严重。穷人穷得有保障、有尊严。不止有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保障，更重要的是有整个消费结构保障。用台湾流行的词汇概括，叫消费正义。

不只在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环节注重均富，市场自发的消费结构也注重均富，可见均富代表的正义观在台湾之深入人心。从政治文化层面说，多数台湾人都有社会主义倾向，因而都比较左倾。国民党固然从来强调均富、强调节制资本，民进党则更重视分配正义。如果说国民党价值观上接近民主社会主义，民进党则更接近社会民主主义。两大政党在社会正义上你追我赶，造成的结果是台湾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充分发达，比北欧不差。但台湾人的税负却比北欧低太多。即台湾人用最低税负，拥有了可能最好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这是台湾最大的成就和骄傲。中国大陆的两极分化则令他们恐惧，中国模式在他们眼里属于典型的原始资本主义、野蛮资本主义，跟台湾的发展方式没有任何兼容性。

再次是与自由价值的冲突。台湾的宪政体制确实颇多缺失，代议制确实常常失灵。但无论如何，台湾的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确有充分保障。这首先表现为骂总统的自由。民主转型后台湾历届总统，在任时没有一个不被骂得狗血淋头，都是万众欢呼中昂然登台，全民痛骂中黯然下台。总统如此，其他官员更不在话下，真的是官不聊生。

固然，民主社会人人皆可骂官，但像台湾那样每届首脑都被骂翻，所有官员都难有职业尊严，则世界少见。可见台湾自由度之大，确实首屈一指。台湾人对此非常享受，根本不能想象失去自由的日子。对于大陆的种种不自由，尤其对于台湾诸多网站被大陆封杀，他们觉得匪夷所思。我有个作家朋友一度定居北京，买了一套大别墅，但后来还是卖掉别墅回台湾，问他为什么？他说北京的两个东西让他无法容忍，一是雾霾，再就是封网。这感受为很多穿梭两岸的台湾人所共有。尤其是台湾中产阶级。因工作需要他们经常去大陆出差，但每次去都很痛苦，仿佛去"敌占区"，皆因对雾霾和封网的恐惧。

纯就物理意义而言，台湾海峡并不宽。但就价值观而言，所谓中国模式与台湾价值的距离，恐怕比两个星系之间的距离还要遥远。在台湾人看来，如果说十多年前即江泽民时代，中国大陆的主要威胁是布点福建的几千枚飞弹，那么今天中国大陆的主要威胁则是价值观威胁。中国模式所代表的价值观，即绝对的发展主义，彻底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金权主义，对自由平等的排斥，对人的尊严的无视，在台湾人眼里，再恶俗不过，再丑陋不过。台湾人在骨子里极度鄙视，他们坚信，两岸的价值冲突本质上是文明冲突，两岸最大的距离是文明的距离。

一方面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上，台湾人极度自信乃至自负。但另一方面，两岸经济体量落差太大，这又导致台湾人经济上的极度不自信乃至自卑。而经济上愈是不自信乃至自卑，对大陆当局在价值观上和文化上可能的渗透就愈是恐惧。我有个台湾朋友刚出一本书，书名就叫《没有中国的台湾》，代表很多台湾人的梦想――既然中国模式之下，有关中国大陆的一切都让人无法忍受，则不如干脆无视，当中国大陆不存在，不跟中国大陆有任何实际交道，惹不起，躲开还不行吗？两岸关系上的光荣孤立因此颇有市场。

两岸政客对台湾民间焦虑都缺乏意识

但事实证明，所谓光荣孤立说轻点一厢情愿，说重点是把头埋进沙堆的鸵鸟思维。两岸关系根本就是剪不断，理还乱。

说到这里，不妨讲个故事。

2012年3月，笔者第一次访台，去嘉义的路上碰到一个珠宝商场，专售各类红珊瑚宝石。平时都关门，陆客观光团来了才开门。笔者亲眼所见，陆客大巴刚到，就不知从哪冒出一队保安，急急忙忙地设路障。原来的双车道马上变成单车道，即大巴停靠的商场一侧禁止通行，形同戒严。随后陆客下车，在导游引领下鱼贯而入。我也混入其间，但见商场内人头汹涌，灯光昏暗，保安林立，仿佛黑社会开设的地下赌场。让我最恐惧的是，整个商场居然只有一个出口，且出口通道很窄，我当时就产生一个不祥的联想：要是突然发生火灾，商场里那么多人怎么疏散？得烧死多少人？

观光团规定购物时间是一个小时。时间一到，陆客大巴即绝尘而去，整个街区一下变得冷冷清清。商场关门，路障撤除。隔壁有很多小摊小店，其间我没见到一个陆客出入。大巴走后，我好奇地问摊主：为什么没有陆客来购物？摊主都一脸苦笑：有保安拦截，谁敢买我们的东西？我这才恍然大悟。

商场保安是没有执法权的，却可以实施交通管制，阻止陆客到隔壁摊点购物，这显然已违法。违法而能长期存在，商场想必大有来头。但打听结果，老板不过县长秘书的老婆而已。县长本人又该何等手眼通天？让人浮想联翩。后来我把这故事讲给大陆的媒体同仁听了，因为我相信陆客观光团一定更多坑蒙拐骗，希望他们派记者卧底调查。惜因事涉两岸关系，太敏感，没有大陆媒体敢涉水。

从这个故事，可窥两岸经贸寡头化、权贵抱团两头吃之一斑。这当然不是两岸经贸的全部，但的确是两岸经贸不容忽视的黑洞。黑洞的存在不足为怪，是大陆当局统战逻辑尤其维稳逻辑的必然产物。以经统政是大陆疆藏地区的统战指南，尤其是维稳指南，造就了一大批吃"维稳饭"的寡头，他们的任务就是所谓"反分裂"，全部利益也都在所谓反分裂。中央政府经常委屈地表白自己给疆藏经济输了多少血，但因利益结构不均衡，输血大部分用于赎买吃维稳饭的各级寡头，反而加剧疆藏地区的贫富不均和社会矛盾，中央政府对此则讳莫如深。

对台统战也靠利益输送，只是不能像对疆藏地区来得那么直接。两岸经贸就成了利益输送的主要管道，重点是对台湾几大家族，如连氏、江氏、辜氏家族等等。不单蓝营，绿营新贵近年也有分羹。譬如当服贸风头最盛时，偏有民进党"中央评议会"主委陈胜宏、不分区"立委"薛凌夫妇为主导的阳信租赁公司，在上海成立大陆总部，挺进大陆金融业。民进党发言人郑文灿不得不出面给说法，却解读为经济的归经济，政治的归政治，要公众勿过度解读。此说显然不能令人信服。轮到蓝营就是政经不分，涉嫌卖台，轮到绿营就很天真很纯洁，经济跟政治就要分开？事实上没有谁能分开，没有谁能避嫌。因为大陆市场尤其要素市场的闸门对谁开对谁不开，背后显然都有政治考量。

阳信个案上民进党的双重标准，说明即便台湾所谓反对党，也难逃脱被大陆当局赎买的命运，跟国民党并没有本质的分别。这种赎买的有效，才是台湾社会深层恐惧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大陆市场诱惑太大，大陆当局拥有的资源太多，且制约太少、底线太低，没有什么搞不定，台湾根本不是对手。

迟早要被大陆同化，被纳入中国模式的体系中，这是近年台湾社会最大的恐惧和焦虑。大陆对台统战越成功，台湾社会的这种恐惧和焦虑就越强烈，台湾民众对大陆就越是抵触。太阳花学运则是多年恐惧和焦虑累积的总爆发。所谓服贸，不过导火线而已。

但对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恐惧和焦虑，无论大陆当局还是台湾的国、民两党，都缺乏足够认识。此前，两岸两党关系几乎到了三十年来最好的时期。当时我在台湾，经常对朋友开玩笑说，第三次国共合作开始了。国共两党合力推进所谓和平进程，简直凯歌行进，都以为大功即将告成。民进党的抵制也是半心半意。但他们并不知道，台湾民众都在冷冷地看着，他们越高兴，台湾民众越不放心，逆反心理越升级。当马英九政府决定孤注一掷强推服贸时，火山终于一夜引爆。

这时台湾民众不仅不满中国模式，不满两岸关系，而且不满所有政党政客和政治势力。所谓太阳花学运，是台湾民众抛开所有政党政客、所有政治势力，甚至抛开代议制，通过直接民主集体自救的一次尝试。这对两岸三党，甚至对台湾的代议制，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统不独不武"已无法维持两岸现状

回头再说苏起。曾任台湾国安会秘书长的苏起，任上最大贡献之一，是首倡"不统不独不武、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这管用了十多年。但今天开始，"三不"不再管用，而必须超越。

为什么这么说？且以服贸为例。

如前所述，反服贸有多种成因。对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层面的反服贸，笔者无法苟同。小众可以尝试理想化的新生活，可以不被现代经济裹挟，但不能强加给大众。就大众而言，现代经济显然不可逆，没有哪个国家的当代经济，因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而发展而繁荣。

既承认现代经济不可逆，则不能不承认服贸对台湾的合理性。有人会说，为什么台湾的自由贸易一定要对大陆？不可以只对欧美对日本么？这假定如果成立，台湾经济何至停滞十多年而无良策？过去十多年，台湾对欧美对日本难道不开放么？但并未拯救台湾经济。世界经济普遍复苏乏力，欧美日本拉动台湾经济复苏的能力有限，这是客观事实。这就注定了，犹如8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开放主要是对美国，今天台湾的经济开放主要是对中国大陆。而如果放弃大陆市场尤其是大陆的高端服务业市场，就等于放弃了台湾最重要的经济腹地。接下来的问题是，可替代的方案在哪？台湾的经济腹地何在？出路何在？

因不统拒绝服贸，难。大陆当局对此最多无奈，但不致伤筋动骨，对台湾经济前景却可能是重创。那么无条件拥抱服贸如何？显然也难，因为服贸的确有政治后果，那就是通过两岸经济融合，打造两岸经济共同体，进而影响台湾民心，推进两岸政治上的一体化进程。可见，如果停留于"不统不独不武"，首先服贸问题就解决不了。

又岂止无法解决服贸问题。最要命的是，"不统不独不武"根本无从应对大陆当局的全面渗透。这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全面渗透的结果，只会是台湾的价值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全方位失守，台湾全方位的中国模式化，没有任何力量能遏制这一趋势。即"不统不独不武"已然不可能维持现状，只会导致台湾社会的不断沉沦和溃败，导致台湾越来越不复为台湾。

超越蓝绿，公民自救，是去年洪仲秋事件以来台湾新公民运动最强劲的呼声，正在成为台湾社会的共识。这是台湾社会觉醒的第一步，但这不够，还可以再跨一步，即不仅超越蓝绿，更超越"不统不独不武"。"不统不独不武"建立在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下，即十多年前两岸政治经济体量相对均等，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大陆当局也有强大制约。这前提今天已不复存在，两岸政治经济体量已极不对等，国际社会尤其美国对大陆政府的制约也越来越乏力。如此情势还固守"不统不独不武"，无异刻舟求剑。越是被动防守，就越是被动挨打，就越是节节败退而不知伊于胡底。

这就需要大智慧，大战略和胆魄。既然必须面对，何不坦然面对？既然被动防守等于自杀，何不主动出击？台湾政治经济体量固然弱势，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无论价值观、文化还是生活方式，整个软实力上，台湾都占绝对优势。十多年来的两岸民间交流，也充分证明了台湾软实力的巨大吸引力。渗透从来是双向的，中国模式固然一直在渗透台湾，但两岸十多年的软实力竞争，台湾决没有吃亏，恰恰渗透和改变大陆更多。而对大陆的这种渗透和改变，正是台湾所最需要的。对此，台湾民间应有足够自信，而不是自暴自弃，自废武功。

台湾民间还需要抱以信心的，是对大陆内部改变的力量的信心。大陆不是铁板一块，甚至，在大陆的体制内部，执政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新极权早就不可能像老极权那样无所不能，它越来越泡沫化，碎片化，越来越是一种有限的力量。有限的力量偏要控制一切，结果必然适得其反，即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客观上对一切失控，直至对体制内、对中共自己失控。改变的力量则从失控的缝隙和管涌中，从体制内外、四面八方不断生长起来。大陆不都是野蛮、落后的代名词，它已经越来越逼近触底反弹的最后一刻。

汇集一切善意、汇集一切力量改变中国，不仅可能，更有必要。两岸所有僵局的根子都在中国模式，及产生中国模式的病态体制。在中国模式及其病态体制的制约下，大陆社会不可能是正常社会，台湾社会也不可能是正常社会，两岸关系也不可能是正常关系。想绕开中国模式及其病态体制独善其身，实则一厢情愿。两岸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中国能改变，两岸有空间；中国不改变，两岸无出路，一切都是死结，一切都没得谈。

再说服贸。针对中国模式的反服贸，是台湾民众被迫的防守反击，正当性不容置疑。总被温水煮青蛙的台湾社会终于被一盆开水烫醒，开始正视两岸关系的严酷现实，开始如何面对不得不面对的中国大陆，这是好事，是台湾社会的自我启蒙和自我革命。

但至于服贸的具体内容，应另当别论，不可脏水跟婴儿一起泼掉。不仅台湾经济需要服贸，改变中国也需要服贸。如果服贸重点是大陆服务业和金融业对台开放，这本身就可以是改变中国的支点。因为过去台商到大陆，从事的大多是加工制造业。而加工制造业跟集权体制及官商勾结可以很好兼容，除了让业主暴富，确实对大陆体制的改变并无实质推动。被改变的反而是台商，所以台商的整体社会评价不高。但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不然，它们对制度环境极其敏感，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法治程度、对信息自由流通要求都很高。一旦在扎紧台湾的篱笆之后，台湾服务业尤其高端服务业以台湾为总部而大举进军大陆市场，不可能设想他们会像加工制造业的台湾业主那样，对大陆的制度环境有那么高的容忍度。那么无论他们愿意不愿意，他们都必须跟大陆的民营资本一起，共同推动体制的变化。两岸也就更容易形成合力，持续推动中国的改变。

这也是台湾可以自信的第三个理由。没必要夸大大陆的体制力量，没必要过于恐惧。现时代已经不是只靠拳头就能打遍天下的丛林时代，而是普世文明占优势的时代，即软实力占优势的时代。文明则是最好的软实力。当文明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柔克刚这个反复重演的人类奇迹，就不难再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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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N F O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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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3 （是的，第二天我们基本没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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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N T A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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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S C O U N T C O D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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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I S C L A I M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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