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鮮卑首領軻比能是如何在亂世中崛起的!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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軻比能（２世紀？－２３５年），為中國三國時期的鮮卑首領之一。

軻比能出身鮮卑支部，因他作戰勇敢，執法公平，不貪財物，所以被鮮卑民眾推舉為大人。軻比能因其部落近塞，所以他抓住有利條件積極學習漢族先進技術和文化，促進了鮮卑族的進步和北方的民族融合。

軻比能統率下的部眾，戰守有法，戰鬥力相當強大。自曹操北徵後向曹氏進貢表示效忠。魏文帝時，軻比能受封附義王。軻比能在進行部落統一戰爭時，受魏國干涉，受沈重打擊，於是對魏懷貳，獻書魏帝表忠，以麻痺魏庭，使之放鬆警惕。此後，軻比能的部眾變得強盛，控弦十餘萬騎，為害魏國邊境。每次鈔略得財物，軻比能都公開透明地均平分配，所以得部眾死力，各部大人都敬畏之。實力強大後，他繼續部落統一戰爭，於是威行諸部落，建立起強大的鮮卑族政權。深感威脅的魏國幽州刺史王雄派刺客韓龍將其刺殺，其政權立刻崩潰，鮮卑民族再次陷入混戰。


人物生平

崛起亂世

軻比能本來是鮮卑的一個小部落人，因為勇敢，執法公平，不貪財物，所以眾人推舉他作為首領。因為這個部落靠近邊塞，自從袁紹佔據河北，中國人有很多逃奔軻比能。軻比能教會他們使用兵器，同時他自己也學到不少中原文化。所以他統率部下，摹效中原王朝。他外出打獵時，高舉軍旗，以擊鼓作為進退的口令。

建安（１９６年—２２０年）年間，軻比能通過護烏丸校尉閻柔向朝廷進貢。

建安十六年（２１１年），曹操西徵關中十一路諸侯，田銀、蘇伯在河間反叛。軻比能率三千騎兵，隨閻柔平定叛亂。

建安二十三年（２１８年）四月，代北烏桓無臣氐（一作能臣氐）等反叛，請求歸順扶羅韓。扶羅韓統率一萬多騎兵前往迎接。到了桑乾縣，無臣氐等人商議說，扶羅韓的威信並不很高，恐怕不能成就事業，於是另外派人向軻比能送信。軻比能馬上派萬餘騎兵前來迎接，並與無臣氐一起對天盟誓。軻比能於是在宴會上殺死扶羅韓。扶羅韓的兒子洩歸泥及眾部下都歸順軻比能。因為考慮到自己殺死了洩歸泥的父親，軻比能對洩歸泥特別友善。步度根因此埋怨軻比能。

之後，軻比能率軍協助烏桓作戰，曹操任鄢陵侯曹彰為驍騎將軍，率兵北徵，大敗鮮卑、烏桓聯軍。軻比能由此退出塞外。後來他恢復向中原政權貢獻。

延康元年（２２０年），軻比能派人向朝廷獻馬。魏王曹丕封軻比能為附義王。

大戰魏將

黃初二年（２２１年），軻比能將住在鮮卑的五百餘家魏國人驅遣出來，讓他們回代郡居住。

黃初三年（２２２年），軻比能率部落三千多騎兵，驅趕牛馬七萬多口與中原通商，並派遣一千多家魏國人居住在上谷。後來軻比能與東部鮮卑首領素利及步度根三部互相鬥爭。素利向烏丸校尉田豫求救，田豫擔心因此互相兼併，造成更大的危害，認為應該救助善良、懲治凶惡，向各部族顯示威信。於是單獨率領精銳士兵，深入到鮮卑控制的地區，鮮卑軍很多，在魏軍前後進行抄掠，截斷退兵之路。田豫遂率軍挺進，距鮮卑軍十餘里時，紮下營寨，收集許多牛馬的糞便燒了起來，從另外一條路撤走了。軻比能見煙火不斷，以為田豫的軍隊還在，便離去了，走了數十里之後；才發現田豫已撤走。軻比能又率軍追擊田豫至馬城，將其重重圍困，田豫嚴密防守，令司馬樹立起旗幟，奏起鼓樂，率步騎兵從南門殺出，鮮卑軍把注意力集中到哪裡，便向哪裡攻擊。田豫則率領精銳騎兵從北門衝了出來，擂鼓呼叫衝殺，兩面發起衝擊，鮮卑軍措手不及，陣腳大亂，都丟棄弓、馬逃走了。田豫率兵連擊二十餘里，鮮卑軍的屍體佈滿了原野。

步度根不斷與軻比能相互進攻，其勢力日益衰弱，只得率領部下萬餘人保守太原、雁門郡。步度根又派人對洩歸泥說：「你父親被軻比能所殺，你不想法替父報仇，反而歸順仇人。他今天雖待你不薄，其實那是在想日後殺死你的計謀。還不如回歸我方，我和你是骨肉至親，怎能和仇人相同呢？」從那以後，洩歸泥率其部下逃奔步度根。軻比能想派兵追趕，可是沒有追上。步度根、洩歸泥率三萬多戶百姓來到雁門郡內，請求歸附曹魏。雁門太守牽招下令還擊軻比能，殺死了軻比能的弟弟苴羅侯。軻比能與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結下怨仇。因此，牽招又親自率領歸泥等攻打軻比能，在雲中故郡打敗軻比能。

黃初五年（224年），軻比能再次入侵素利。田豫率輕騎牽制了軻比能的後部，軻比能派部將瑣奴抵禦田豫，田豫出奇兵擊退瑣奴。

黃初六年（225年），軻比能又被併州刺史梁習所破。

專擅漠南

軻比能因兼併各部的戰爭多次遭到田豫等的干預，由此心懷反叛之心，並給輔國將軍鮮於輔寫信說：「胡人不識文字，已故的校尉閻柔為我向天子保舉。我與素利為仇，往年派兵攻討，但是田豫卻協助素利。我在陣地上派瑣奴前往，聽說您來，馬上撤回軍隊。步度根處處搶掠，又殺死我弟弟，反誣衊我為強盜。我們落後，不知禮義，但我們接受天子印綬，牛馬尚且知道水草為美，何況我還有人心。將軍應替我向天子講明情況。」鮮於輔得到書信後，上報朝廷，曹丕又派田豫招納安慰。軻比能的勢力因此更強盛，統領十多萬人。搶掠所得財物，他都平均分配，當著眾人面處理完畢，從不私貪，所以部下願意為他效死力。其餘部落的首領都很敬畏他。但是他的勢力還是趕不上檀石槐（東漢時鮮卑部落首領）。

太和二年（２２８年），田豫派遣翻譯官夏捨到軻比能女婿郁築革建部落，夏捨被郁築革建殺害。這年秋天，田豫統率西部鮮卑蒲頭、洩歸泥出塞討伐郁築革建，大獲全勝。田豫率兵返回到馬城時，軻比能率兵三萬，把田豫圍困七天。上谷太守閻志，是閻柔的弟弟，歷來為鮮卑人所信任。閻志前往解釋勸說，才為田豫解圍。後來幽州刺史王雄兼任校尉，對鮮卑實行安撫信任政策。軻比能多次入塞，到幽州進貢。

被刺身亡

太和五年（２３１年），蜀漢丞相諸葛亮再出祁山，北徵曹魏，與軻比能串通，兵屯石城，遙相呼應。魏明帝曹叡命牽招適時進討。諸葛亮退兵後，軻比能回到漠南。

青龍元年（２３３年），軻比能誘使步度根依附，讓他背叛並州刺史畢軌，並和他結親。又率兵萬餘人在陘北迎接他的家口資產。畢軌派部將蘇尚、董弼等部阻擊，軻比能派兵在樓煩與蘇尚等會戰，將其殺死。曹叡派遣秦朗率領中軍出討軻比能和步度根，最終二人敗走，步度根部將洩歸泥再度叛降。後來軻比能殺了步度根。

青龍三年（２３５年），王雄派勇士韓龍刺死軻比能，換立軻比能的弟弟為王。之後，鮮卑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曹魏的邊陲因此得以安息。

史籍記載

《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第三十》

歷史評價

陳壽《三國志》：①後鮮卑大人軻比能複製御群狄，盡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為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幽、並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圍，畢軌有陘北之敗。青龍中，帝乃聽王雄，遣劍客刺之。然後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由是邊陲差安。②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

親屬成員

弟弟：苴羅侯，為步度根、洩歸泥所殺；還有一弟，在軻比能死後，被曹魏立為鮮卑首領。

子女：軻比能有一子，名不詳；有一女，嫁予郁築鞬。

藝術形象

在小說《三國演義》裡，軻比能於第八十五回《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登場。呼應曹丕五路進攻蜀漢的計畫，與羌兵一同出征。知道對手是令異族聞風喪膽的「神威將軍」馬超後，便不戰而自行逃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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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名將生死錄】商鞅：作法自斃的緣由

兵無常勢，水無常形，世事常因處境不同而有需變革的時刻。
戰國時代是競爭激烈的亂世，各國為求生存無不求新求變。正因競爭激烈，能從中脫穎而出的勝利者自然更受到關注及推崇，所以讓日後一統天下的秦國實力蛻變的「商鞅變法」，就成為後世研究改革的典範。
很值得玩味一點，我小時候聽商鞅的故事，講的人很少提他改革如何成功，反而比較聚焦在他「作法自斃」的結局。為何一個人幫助國家強盛，最後卻遭到舉國痛恨？雖已有無數前人對此做出點評，但老ㄕ這次也決定提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探討這位戰國中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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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國的王孫

商鞅，原名衛鞅，衛國宗室的後代。雖然出身高人一等，但衛國國力衰弱，衛鞅為求更好的發展就跑到戰國首強的魏國為國相公叔痤服務。
公叔痤非常欣賞他衛鞅的才華，所以在病重時向魏惠王推薦：「衛鞅年輕有才，可以讓他擔任國相治理國家。」
魏惠王一聽這話就露出滿臉狐疑的表情：「國相呀，你是不是病糊塗了？且不說咱魏國那麼多人才，你卻只推崇衛鞅。依他的資歷，怎麼排也排不上他，若是用他那要如何服眾呀。」
眼看魏惠王反對，公叔痤說：「主公如果不用商鞅，那就殺掉他！不要讓他投奔別國成為後患。」
等到魏惠王走後，公叔痤趕緊找來衛鞅說：「我向主公推薦你當國相，他不答應，之後又告訴他，若是不用你就一定要殺了你。現在你趕緊離開魏國吧。」

相信看到此處，不少人會覺得：「這公叔痤有毛病吧？都說要殺人了，竟然還告訴當事人？於公，他這樣是縱虎歸山；於私，這是展現自己的殺意。如此只會陷入兩面不討好、兩頭都落空的結局呀。」
這裡就要解釋一下，戰國時代以前的春秋，很多時候家族或個人關係凌駕在國家之上。舉個例，有人跟孔子說：「我們這裡有人偷羊，結果被他兒子告發，這兒子不是很正直嗎？」結果孔子卻說：「父為子隱瞞，子為父隱瞞，這才叫正直呀。」這就是家庭人倫凌駕在國家之上的言論。但了戰國時代，國家的力量開始膨脹，但就有的傳統卻沒有完全消退。對公叔痤而言，和國君對談就要以國家的利益為出發，和衛鞅談話卻以兩人的交情及利益為主，這兩者在不同時空場景下是可以切割且不衝突的。

衛鞅回答公叔痤：「主公既然認為我是小咖，所以不採納你推薦我的建議，又豈會再聽你另一個建議呢？」所以衛鞅繼續待在魏國，而魏惠王也果然沒對他下手。
衛鞅為何會冒著被殺的風險(即便極小)，也要留在魏國呢？因為老ㄕ說過很多次：「魏國是戰國中率先革新的首霸。」也就是說，風氣開明的魏國還算是有創新及向上爬的空間，所以衛鞅需要觀察一下，自己在魏國是否還有機會。另一方面，衛鞅也密切注意有沒有其他國家也會掀起改革的風氣，如果有更好的機會，那再離開也不遲。所以用一句話就可以解釋衛鞅的思考，那就是「騎驢找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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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秦國

西元前362年，秦孝公繼位。雖然是老牌諸侯國，但秦國當時的表現卻非常堪憂。首先它位置偏僻，在當時的國際外交上直接被中原各國諸侯忽略；另外秦國那時的物資及生產不豐，經濟困頓；最後，魏國曾多次擊敗秦國，這其中尤以名將吳起佔領河西之地對秦國打擊最大，因為這徹底封死秦國向東發展的可能性。
外交孤立、國力落後、強敵在旁，這些危機促使秦孝公積極改革，他頒布求賢令，並明確指出：「誰能為秦國獻出富國強兵之策，我便給予他高官及土地的賞賜。

「這就是我要的機會！」
看到秦國的改革契機，衛鞅來到秦國，並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迅速見到秦孝公。
「先生有何指教？」
面對秦孝公的發問，商鞅開口：
「我為您講一下，遙想當年黃帝乃至堯與舜的時代……」
秦孝公聽著衛鞅的發言，越聽眼皮越重，強大的睡意讓他忍不住對眼前之人頻頻低頭。好不容易聽完衛鞅的發言，秦孝公衝回去找推薦人景監：「你這混帳！推薦的是什麼狗屁神經病？跟老子談黃帝？跟我講什麼神話故事？」
被噴得滿臉的景監衝去指責衛鞅：「主公說你就是個狂妄之徒，不可任用！這下好了，害我也被罵！」衛鞅卻說：「安啦，對我有點信心，再安排我見主公一面吧。」
不知是怎麼樣的神之操作，景監竟然信了衛鞅而且又成功讓他與孝公碰面。然後衛鞅開口：「今天跟您講，昔日武王伐紂，其後有周公制禮作樂……」
這次秦孝公雖然沒睡著，但回去依然對著景監就是一頓噴：「又讓這個廢物跟我講廢話！你敢再叫他來，信不信我弄死他後再弄死你！」
景監肚爛地找衛鞅：「你是不是想搞死我！信不信我先搞死你！」衛鞅依舊自信地說：「再給我一次機會，如果失敗了，你想怎麼搞我，我都認了。」
還是在老ㄕ摸不透的神之操作下，衛鞅第三次見到秦孝公，然後開口：「今天跟您說昔日齊桓公在管仲的輔助下，中興齊國並會盟多國諸侯……」
等到衛鞅發表完言論，秦孝公點點頭，之後回去找景監說：「你推薦的人，今天講的東西總算是比較有長進了，雖然我沒打算採納，但講的內容還是不錯地。」
景監找到衛鞅時，衛鞅這次主動說：「我想是時候開誠佈公我的壓箱底了。」
於是衛鞅第四次找上孝公，開口道：「昔日李悝著《法經》，文侯用之……」說著說著，旁邊的侍衛全都傻眼了，因為主公竟然越聽越嗨，甚至忍不住連連向衛鞅湊近，好像恨不得耳朵都要貼在衛鞅的嘴上，而且接下來好幾天，兩人都是從白天談到黑夜。
這個消息傳到景監耳中，連他自己都不敢置信。他在之後找到衛鞅問：「為何主公四次見你，態度差異如此巨大？」衛鞅說：「第一次見面，我講的是帝道，這樣實施好幾代才能達到天下安定的局面。第二次見面，我的是王道，要經文王、武王、周公輔政的成王三代才能定天下。這些對於主公都耗時太久，所以才不中聽。我第三次講的是霸道，一任君主就可以達成，但要顧及許多禮節。現在我講的是強國之道，是我總結魏國崛起的經驗內容，效果之強近在眼前，且無須顧及固網的法度，這就是主公最需要的治國理念呀！」

講到這裡，相信有人一定會說：「衛鞅幹嘛不直接就把壓箱寶拿出來？拖延這麼多次，萬一中間秦孝公完全放棄他，那該怎麼辦？」那我會回答：「衛鞅在進行一次結果滿意的向上管理。」試問，哪個領導者或是公司主管不喊著要人才？但請問又有幾個能真正用人才？所以在秦孝公考核人才時，衛鞅也在考核這號稱求賢之人的肚量。事實證明，秦孝公的肚量不是一般的大，面對前兩次都報告失敗之人，仍舊願意騰出時間繼續接見，這個舉動就是孝公向外昭告：「臭魚爛蝦來我都接待，難道人才來我不重用嗎？」看見領導的包容及耐力，並在之後提出改革理念看見秦孝公的飢渴及激動，這才讓衛鞅確定：「眼前之人，是願意大破大立的好領導，最適合讓我攀附並一展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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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厲風行的改革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衛鞅展開激烈的改革變法，由於內容非常多，老ㄕ試著精簡出其中較為重要的核心概念：
1. 重農抑商
強迫各行各業的百姓(尤其是商人)從事農業，並限制農民遷徙以及接觸知識的自由，其目的是累積戰爭軍糧。(在之後威力加強版的第二位變法，還規定從事工商業者，連同妻子、兒女罰入官府為奴。可見商人在衛鞅的法律下有多麼沒人權。)
2. 加重賦稅
明確規定土地稅、人頭稅、徭役(可以想像成為政府免費勞動服務)，這三種稅收方式。為了達到加強稅收的效果，貴族成為重點打擊對象。首先，貴族的稅率更重；再來，貴族子弟除嫡長子外必須服徭役；最後，貴族世襲享受祖先功勞的規定被取消，其目的是削弱貴族資產，一方面能迫使貴族要投入國家生產，另一方面可以強化王權。平民也別高興，因為衛鞅規定家庭若有兩個以上的兒子，必須在他們成年後分家獨立，如此可讓秦國按增加戶口數徵調人力，而不從此法的家庭，要繳加倍的賦稅。
3. 思想管制
明確用法律規定什麼性情的人要被處罰(大家也可以看看自己是否有中槍：心胸狹窄、性情急躁、懈怠懶惰、揮霍錢財、阿諛奉承……)，居民要互相監督檢舉，一家犯法，十家連坐。不告發奸人的處以腰斬，告發者則可賞賜爵位一級，若是藏匿奸人，鈽彈自己被處斬，全家財產還要被充公。(之後的第二次變法，衛鞅還焚燒諸子百家的著作，避免有人使用其他學說挑戰法令。)
4. 確立軍功制度
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士兵斬敵甲士首級1顆可得爵位一級，良田一頃，住宅土地九畝，役使無爵位的庶子一人，並擁有做官資格；斬敵甲士首級5顆可以役使本鄉的五戶人家。隨著爵位越高，就須以更多的斬首數換取，例如屯長若要晉身，所領導的五人小隊要斬首33顆。
另外，五人小隊沒砍到敵人首級，全隊處斬！衝鋒時有臨陣退縮者，在全軍面前處黥刑或劓刑(就是在臉上刺字或是砍鼻子)！

當變法內容一推出，秦國不分階層的人都炸了，因為新法完全顛覆秦國社會就有的習俗及體制。就因為這改變如此巨大，一開始大家都不敢置信。衛鞅對此還搞了「徙木立信」的宣傳，就是派人在首都市場的南門豎起一根約8公尺的木頭，並表示：「誰能把木頭搬到北門立即獲得賞金10鎰。(後來賞金增加到50鎰，然後1鎰金可兌換12石粟，根據葛劍雄教授研究，一個秦人平均一年吃18石的粟，所以50鎰金的概念就是……讓你可以購買大約34年份的粟！)」有人真的去搬木頭，果然獲得賞金，這讓所有人了解：衛鞅是玩真的。

但新法的改變實在太大，幾乎所有階層都因極度不適應而表達抗議，甚至連秦孝公的太子都違反新法，可見當時秦人有多麼水土不服。
衛鞅的對應方法很簡單：罰到你怕就不敢囉嗦了！
太子的犯法對衛鞅而言，是挑戰，也是一個公關宣傳的時刻。他表示：「法律推行不成功，就是上位者自己不先好好身體力行，所以太子必須接受新法的處罰，也就是處以黥刑(也就是在臉上刺青)，如此才能證明法律的效力！」
「不可呀！」
所有官員都跳腳了，在太子臉上刺青？這樣他未來當領導還能見人嗎？
「太子是儲君，不方便黥刑，所以讓太子的老師代替受罰，因為他管教無方！」
隨著衛鞅的命令，太子的其中一個老師被施以黥刑，而另一個老師─公子虔也被處罰，並在四年後因觸犯新法，直接被劓刑(削掉鼻子)。這一波操作讓所有貴族都安靜了，至少表面上如此。
對平民，衛鞅也不手軟。有平民議論新法的好壞，結果不論是贊同還是反對，全被衛鞅給抓了，理由是：「點讚的是阿諛奉承！批評的是目無法紀！全部違法我制定的善良風俗，所以通通發配邊疆服勞役！」

姑且不管秦人的心理陰影面積，衛鞅變法的成效很明顯提升秦國國力。因為秦國之後擊敗韓國，使各國不敢再小覷，於是楚宣王與秦孝公聯姻，魏惠王與秦孝公會盟，秦國終結外交被孤立的處境。
而隨著變法越加徹底，衛鞅終於要實踐他的目標─擊敗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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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師東進

前面提到，掌控河西之地是秦國能否東進發展的關鍵，所以秦孝公不惜徵人才、搞變法，都是為了擊敗魏國好佔有河西之地。
於是在西元前354年，衛鞅趁魏國派大軍進攻趙國首都邯鄲(順帶一提，有沒有覺得這個戰役有點眼熟？因為這就是在孫臏篇提到的桂陵之戰，也是「圍魏救趙」的成語由來)，立刻領軍偷襲魏國，之後殲滅7000守軍並占領少梁。雖然戰果看似不多，但足以顯示衛鞅對當時國際局勢觀察的敏銳，使他能把握魏國與關東強國對戰的時機趁隙發兵。
之後，魏國在桂陵之戰被齊國軍隊擊敗，加上楚國以「救趙」的名義加入戰局，魏國一時之間被圍毆的狼狽不堪。精明的衛鞅自然不會放棄擴大戰果的機會，於是率兵直接攻占魏國舊都安邑。這下可把魏惠王嚇壞了，再擋不住秦國，自己可要面臨三路大軍的夾擊，於是緊急調軍修築防禦工事好阻止秦軍。問題是，這反而激起秦軍的鬥志，因為根據衛鞅的軍功升級制度，攻城戰可是能讓戰功累積增加數倍的，我想當時秦軍可能懷著「有城牆？我好興奮！我好興奮呀！」的心態去暴力衝鋒，於是衛鞅攻破防禦工事，進一步占領魏國土地。

有道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即便連連吃虧，但魏國畢竟是底子厚的戰國首強，所以魏國先後擊敗齊國並與楚國休戰，隨即集中兵力向西反攻，並且馬上擊敗秦軍奪回了安邑等失地。而且估計是受不了昔日的手下敗將竟把自己一度逼得如此窘迫，魏惠王竟一口氣召集宋、衛、鄒、魯等十二個小國組成聯軍，準備爆打秦國。
這下換秦孝公嚇尿了，想不到連受重創的魏國竟還可以如此強勢，於是秦孝公決定：「召集全國軍隊跟他拚了！」此時衛鞅跳出來說：「拚個頭啦！我們一個國家打得過對方十三個國家嗎？安啦，我有辦法。」
於是衛鞅去見魏惠王，隨即發言：「大王的實力強大，我秦國萬不能敵，如今放眼天下能抵擋大王者，唯有東方的齊國。大王如今已能號令泗河地區的十二諸侯，何不繼續向北聯合燕國，如此就可以夾擊之勢向東攻打齊國，而我們秦國也願幫助大王，這樣大王就能向南攻打楚國。齊楚兩國一敗，韓趙兩國定會屈服，屆時大王就可真正的稱霸天下！」
衛鞅這一頓說詞，頓時把魏惠王哄得心花怒放，然後決定把矛頭轉向他國(而這麼做會成功的前提，我認為主要建立在兩點：1.秦國相比齊楚較弱，非魏國首要德的威脅；2.魏國先前的戰敗，這是尤其齊國的圍魏救趙做為開端，所以魏惠王自然更惱火齊國)。不只如此，衛鞅還出了一個餿主意：「大王何不先稱王，如此可作為號令天下的準備呀。」
這裡要跳出來解釋，先前為了敘述方便，所以都說是「魏惠王」。但實際上，當時用「王」之名號的，只有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還有從春秋時代就表示天下我最大最強的楚國。在接受衛鞅的慫恿前，魏國君主地位只到「侯」，而齊、秦、燕這幾個老牌諸侯國，甚至是魯、衛、宋等實力衰弱的小國君主，地位都是更高階的「公」，所以衛鞅抓準魏惠王積極稱霸的心態，讓他直接稱王，如此就能在名義上成為高人一等的存在。
魏惠王毫不猶豫地接受衛鞅的主意，立刻自封為王，這讓他自我感覺非常良好，問題是……其他諸侯國覺得自己被小瞧，所以都很怒！魏國也注定在日後要被所有人針對。
說到這，眼看魏惠王一直被衛鞅牽著鼻子走向更大的危機，我突然想到公叔痤當初曾對魏惠王說：「主公要是不用衛鞅，一定要趕緊殺了他！」如今看來，這預言是何等的準確，又是何等的諷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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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出擊

面對魏惠王聯軍的強襲，秦孝公認識到秦國國力雖有長進，可仍不及對手，所以接下來的時間，他繼續力挺衛鞅推動更激烈的改革，而衛鞅在強國練兵的同時，依舊關注著出兵時機。
終於在西元前341年，魏國在馬陵之戰被齊國重創，衛鞅立刻揮軍攻魏。魏國很快派公子卬領軍迎戰，在兩軍對峙時，衛鞅聯繫公子卬：「我當初與公子相處愉快，卻沒想到如今要兵戎相向，我不忍心與你生死交鋒，不如我們見面訂立盟約，然後彼此痛飲，正好紀念我們既維繫彼此情誼又保兩國相安無事。」
公子卬看到衛鞅的訊息，心裡真是感動的一蹋糊塗，於是準時赴約……然後瞬間就被衛鞅埋伏的士兵給綁了。
「你口口聲聲說念及我倆的情誼，結果以此來訛詐我？」
面對公子卬的控訴，我猜衛鞅會不會訝異地反問：
「敵人在戰場上說的話，你也信？」

由於主將被擄，魏軍因群龍無首大敗，已經無法再承受戰爭損失的魏惠王只能割讓河西部分土地求和，但這只是極為短暫的和平，因為元氣大傷的魏國此時與秦國的強弱之勢已然逆轉，依照可預期的發展，秦國必然持續東進，而魏國未來將繼續挨打。此時魏惠王喟嘆：「寡人真後悔沒有聽公叔痤的話呀！」
在魏惠王垂足頓胸的同時，衛鞅因戰功被秦孝公加封於「商」，由於擁有獨立土地算是一個小國君主，當時人會以封地的名字稱呼他，於是那個名聞後世的「商鞅」就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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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好死

從實力衰弱的小國王孫，如今成為崛起大國的百官之首，商鞅非常得意。所以有次他見到一個叫趙良的人，志得意滿的問：
「我以一個外人的身分來到秦國，之後改造了整個國家風氣，還建造不輸文化古國的雄偉宮廷城闕，這樣的功績與昔日同樣以外來身份輔佐秦穆公稱霸的五羖大夫百里奚相比，你覺得誰更有才幹？」
面對明擺著要人肯定的商鞅，趙良這麼說：
「百里奚當年聽說秦穆公賢明，寧願把自己賣為奴隸也要湊齊路費，對於百里奚克如此刻骨的誠意，秦國沒有人不佩服。之後他出任秦相，累了也不坐車，酷暑炎熱也不讓人不打傘，就以德化教育百姓。他死的時候，舉國百姓無不痛哭流涕，皆因感念百里奚的恩德呀。
可您之所以成為秦相，最初是靠著寵臣景監的推薦走後門，這事本身就沒啥好名聲。之後執政期間，一昧用嚴刑酷法強迫百姓改變及遵行，還讓百姓修建大規模建築，您覺得自己在百姓心中有會有什麼樣的名聲？事實上，您的新法還得罪秦國貴族，特別是當年為了立威，將受到貴族推崇的公子虔施以肉刑，如今他閉門不出八年，可見他對你怨恨極深。
百里奚當年出門，因受眾人愛戴，根本不用攜帶任何戶衛。可您如今，若沒有前呼後擁且持矛操戟的甲士貼身警備，就根本不敢出門。您的處境就好像早晨的露水，隨時準備完蛋。我看您不如把交還封地並退到偏遠的地方去自力更生，同時勸秦君施行德政，使弱勢百姓獲得照顧，或許能稍保平安。否則您要貪圖富貴並繼續獨攬國政，若有朝一日你無法再獲得秦君，那秦國想要你命的人還能少嗎？」您喪身的日子就會像抬起腳來那樣迅速地到來。」

商鞅沒有聽從趙良的勸告，而五個月後，秦孝公去世，昔日差點被演上刺青的太子繼位(這位新王日後被稱為秦惠文王)。
眼看昔日死敵成為領導，商鞅趕緊表示想退休，但此時先有人向秦惠文王建議：「秦國百姓如今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這種功高蓋主之人太危險了。況且君上您不是與商鞅有仇？不如趕緊清算他！」同時公子虔等貴族告發商鞅意圖謀反，秦惠文王於是派人捉拿商鞅。
不過商鞅提早得知消息，於是在拘捕前先落跑好投奔他國，連日的奔波後，商鞅在夜晚時分逃到邊境地帶。由於太過勞累，商鞅決定住宿旅店，結果旅店老闆說：「商鞅的新法律規定：旅店不可接納未帶身份證之人。勞駕您拿出身分證明吧。」商鞅囧了，因為逃難太急所以他沒帶身分證，何況就算他帶了，在被通緝的狀況下也不敢拿出來，於是他只能倖然離去，並道：「這法律可還真嚴謹呀。」
好不容易，商鞅走到秦魏兩國的交界處，結果把守國境的魏將忿恨地說：「你這欺騙公子卬的小人還妄想進入魏國？告訴你……沒門！」於是商鞅只能返回自己封地，而且索性發兵攻打秦國城市，估計是不想坐以待斃的被拘捕。
「哈！這下可是你主動造反，可不是什麼誣告了吧。」
秦惠文王派兵鎮壓商鞅，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商鞅戰死，其屍身被帶回秦國首都處以車裂後示眾，商鞅全族也被誅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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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ㄕ一己之見

關於商鞅不得好死的原因，歷史上許多人都有分析：得罪當權貴族、強制改變風俗、以詭詐之道行事……我覺得有道哩，但也還有可以為商鞅辯駁的地方。

比如：得罪當權貴族。但這是戰國時代的必要策略，如果不將全力及戰果從特定階級解放出來，誰還肯為國家賣力？更何況打擊貴族勢力，其實君主也在中央集權的過程中撈到好處，所以即便商鞅死，秦惠文王仍然執行商鞅新法，因為對君主而言，這法律簡直太好用了。
強制改變風俗，這的確會讓老百姓哀號遍野，畢竟人天性追求穩定。可是商鞅變法也讓不少平民獲得以往難以想像的晉升，更是讓秦國人享受到國際地位提升的尊榮。要說商鞅的改革會讓人民因不便而忿恨一時，但時間拉長，享受到福利的群眾應該會感恩戴德的鼎力支持才是。可詭異的是，商鞅死時卻幾乎是人人歡慶，難道秦國人各個是忘恩負義的白眼狼？
以詭詐之道行事，那就見仁見智了，因為對敵人的殘忍就是對自己人的恩慈。(但我認同呂思勉教授提出的一種看法，就是當你慣性的以詭詐待人，那身旁的人自然也會易詭詐待你，這就是把自己投入在危險的環境之中。)

到底為何商鞅如此被集體忿恨？觀察商鞅的變法內容，我找到自己版本的解答……相互監督檢舉，告發後採連坐懲處。

如果對課本提到「白色恐怖」時期有印象，應該知道言論及思想管制下，民眾有多麼被壓抑，而這股壓抑會形成怨念，長期的怨念若有機會抒發，將會發酵變質成巨大的反撲，即便這樣的管制當初有他的背景上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以白色恐怖而言，是為了防止共產黨進一步透過言論宣傳破壞治安，如果研究就共產黨歷史，很容易發現他們真的很會操作言論並以此動搖對手；若以商鞅變法來說，他則是希望人民先無豪易易的遵從新法，才能使秦國迅速富國強兵)。
同時，告發後採連坐懲處，遮當中有多少人因誣告而得利？又因被告而家破人亡？這不但是累積怨念，還培養一個最要不得的風氣：誣告。
大家回憶一下，秦惠文王是在何時決定要逮捕商鞅？答案是：在公子虔等人告發商鞅要謀反。但這引申出很多疑問：商鞅謀反的動機是什麼？有沒有證據？透過這些疑問不難發現：這個告發超級站不住腳，商鞅如果據理力爭，應該能輕易反駁，可商鞅的反應卻是立刻落跑。為何商鞅反應這麼大？或許我們能合理推斷，商鞅在執政期間，對於誣告是清楚甚至縱容，所以他明白這招搞死人的功力有多厲害，以至於當他自己面臨誣告，連抵抗的念頭都不敢有。

最後做個結論吧。
以天下大勢而論，我毫不猶豫的肯定商鞅，但對於他的結局，我會說：「你活該，為你自己加諸在他人身上的所作所為負責吧。」

圖片為：電視劇海報 大秦帝國─裂變
這部電視劇大致描寫了商鞅的一生以及秦國變法的崛起，但其實自創情節非常多，也就是我說的，充滿太多現代人意淫了。
其實不是說歷史影視作品不能改編，畢竟只要是藝術創作就一定會摻有主觀的創作環節，但這部劇中把商鞅改編的超級正氣，或可稱為龍傲天、高大上......拜託，這其實很沒層次呀。

齊國為何當時不能一統天下？｜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歷史學者周振鶴曾在《假如齊國統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反歷史假設：如果戰國末年不是秦國而是齊國統一中國，那可能帶來一種完全不同的中國文化。

與當時的中原各國相比，齊國無疑是個異類，但就國力而言卻是個強大的異類：在春秋五霸中，齊桓公是最先稱霸的，戰國時齊威王任用孫臏，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戰中大敗驕橫的魏軍，「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在很長時間裡，齊國一直是東方國力最盛的國家之一，周振鶴據此認為：「秦的統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東方六國完成統一大業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魏、齊、楚都曾經強盛一時，尤其是齊國，始終是秦實行統一的最大障礙」，他假想如果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是齊國佔上風，那麼「似乎可以說，中國走另一條道路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這當然不失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假設，但仔細考察一下就會發現，齊國的這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幫助它在戰國晚期諸國激烈競爭的局面中勝出，由它來統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說是不存在的。

打造戰爭機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東方創建齊國，被授權專徵不守王命之方國，這一專徵大權遂成為日後齊國開疆拓地的合法根據，故西漢末年劉向《說苑》稱「魯有王跡者仁厚也，齊有霸跡者武功也。」在直至戰國中期的數百年裡，齊國作為東方大國很少受到能威脅到其存亡的強敵進迫，戰敗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圍乃至遷都，既然足以應對國外挑戰，那恐怕也就不會被倒逼改革。晏子「二桃殺三士」之舉恐怕更多是著眼於消除不穩定因素，重建國內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統一天下，那麼戰國時代的政治演進已表明一個殘酷的現實：無論士人如何設想理想的「天下」，最終要「定於一」，事實上還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戰爭機器。此時的戰爭形態與春秋時貴族武士之間那種謹遵禮制的車戰已大為不同，而需要國家力量、資源的總動員化，但齊國的軍隊組織卻甚難適應這一挑戰而及時轉變。

在齊國，有一點乍看起來相當矛盾：中國軍事史上公認的兩部偉大軍事理論著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的作者都是齊人，但齊軍的整體戰鬥力在同時代人中的評價卻不高。孫臏圍魏救趙時便曾明白承認：「彼三晉之兵索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到戰國末年，荀子作為三次出任齊國稷下學宮祭酒的大學者，對齊軍理應知之甚多，但他對齊軍的評價卻極低，認為是「亡國之兵」，因為齊軍過分推崇個人技能、在意物質獎勵，遇到弱小的敵人還能有用，遇到大事強敵就渙散了。在他眼裡，秦軍戰鬥力最強，魏軍次之，齊軍最差；但講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齊國最發達，三晉次之，秦又次之，兵學自東往西傳。

荀子所描述的齊軍，在某種程度上仍遺留著兩三百年前田開疆等三士那種對個人英雄主義的推崇，整體協同作戰則較差，這一好勇鬥狠的單兵作戰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這一民風頑強地保留下來，直至西漢初年，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仍然評價說，齊國風俗「怯於眾鬥，勇於持刺」，也即對群體性搏鬥消極，而對單兵較量卻非常勇猛，這與齊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質是密不可分的，管子等政治家的傳統治國思路也注重對人的私慾因勢利導，主張順應人的私慾才能達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結果這在促進「民富」的同時，也使齊軍將士的個人英雄主義更為功利。直至西漢時，龔遂為渤海太守，仍發現「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於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氣「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見到「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也正因此，齊國被迫在軍事理論、尤其是軍事謀略上入手來彌補其整體戰鬥力不強的弱點，這便促成了孫子這樣的兵法家興起。張華松在《齊長城》一書中指出：「齊國對外戰爭敗多勝少，但發達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種種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齊國的兵家文化獨領風騷，先秦時代的著名軍事理論家和兵書戰策也就大多出自齊國。以孫武和孫臏為代表的齊國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他們所強調的首先是防禦，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然後通過‘伐謀’、‘伐交’的手段而制敵取勝。」

此種注重單兵格鬥技能的軍隊，在面對與較弱敵人決戰時往往表現尚可，其最大的弱點恰恰是難以適應戰國中後期那種曠日持久的慘烈集團作戰。孫子兵法雖然注重謀略，但同樣強調軍紀（故有「三令五申」、殺人立威之舉），那恐怕是因為他所生活的時代（約前545－約前470）正處於「二桃殺三士」之後那種弱化個人作戰技能而強調高度紀律約束的新作戰模式。個人的英勇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尚有發揮餘地，但公元前541年，晉國大夫魏獻子打造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步兵方陣。魏國在戰國初年稱霸一時，恐怕依靠的就是這種步兵作戰中高強度的軍紀（荀子稱讚魏國武卒能負重帶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這沒有極強的軍紀約束是不可能的）。這種軍事模式由晉國開創，推動社會結構性調整為中央集權制，因而三晉在戰國時代法家和縱橫家最為發達，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晉。

軍事史學者李碩認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為戰場主力兵種之後，「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到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均已確立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相比起來，漢代的匈奴人則從不與中原軍隊主力進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這與匈奴遊牧社會的權力結構有直接關係，因為匈奴單於並不是能驅使戰士投入這種決死戰鬥的絕對君主。反過來，當時名將李廣雖然個人騎射技能極高，但他之所以在對匈奴多次作戰中未立大功，反而幾度覆軍敗績，正是由於他作戰依靠個人英勇而非嚴整的軍令紀律。直到東漢末年騎兵成為作戰主力後，才再度出現一個主將親自披甲上陣、與敵軍肉搏血戰的英雄時代。

在戰國時代那種步兵密集陣型長期作戰的模式下，齊軍的弱點就暴露無遺了。這道理不妨以足球運動為例，曾任中國男足國家隊外籍主教練的霍頓說過：「中國球員並不缺乏技術和體能，缺的是整體意識。足球是集體項目，整體不行就消耗了技術和體能。」2002年世界杯中國隊首次進入32強，結果三戰皆負，淨輸９球而未進一球，在觀看中國隊０：３敗給土耳其隊後，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足球是一項集體運動，但中國隊的隊員們顯然不喜歡依靠集體的力量，場上大部分時間都是單打獨鬥，並最終丟了球。」

這在作戰中也一樣，古羅馬時代的日耳曼戰士雖然悍勇，但他們缺乏紀律、各自為戰，最終還是抵擋不過羅馬軍團。由於中國春秋戰國時代對軍陣的相關記載較少，羅馬軍團可以啟發我們這種步兵作戰模式的特點：其關鍵在於紀律約束之下的強大作戰耐力，因為「羅馬的軍事體制能夠讓其部隊的基礎構成天生具有一種可替換性，因而更易於混合與匹配」，其結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後方的多行陣列也能像輸送帶一樣進行更替，因而「這種佈陣在遭受正面進攻時幾乎不會被擊敗，從而令軍隊得以穩步推進」。戰國後期的秦軍也是，其戰鬥力不是來自出眾的單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戰」，堅忍頑強，穩紮穩打的作戰意味著依靠消耗和逐步推進，當軍隊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時，戰陣的人數與耐力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各自為戰的武士很難與這樣的戰爭機器對抗。

這一戰爭機器需要社會結構的整體改造，因為這意味著與社會制度之間構成一個功能性的相互聯結的複合體才有可能。如我們所知，在古希臘城邦和古羅馬共和制下，也能產生這樣紀律嚴密的步兵方陣，但在中國當時，唯一能鍛造這一戰爭機器卻只有郡縣制之下貫徹國君意志的軍國主義國家。因為戰國時代以步兵為核心的新軍隊，是以社會的全面徵兵為基礎的，這就不能像春秋時那樣還把軍事作為一小部分貴族武士的專屬事務；其次，如何訓練這些應徵的農民士兵，使其遵守紀律，也是當時政治思想家無法迴避的問題。這都促使戰國時代的政治家們持續關注「民」——與此前的「士」和「國人」憑藉血緣性結合的共同體不同，在封建解體之後，人力的動員機制主要是依靠郡縣鄉里的行政系統來發揮作用的。

按杜正勝在《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一書中的論述，郡縣制正是在離都邑較遠的新辟領土上開始萌生的，「秦漢統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統可能是從封建時代天子或諸侯直轄地的行政組織蛻變而來」，到後來則將逐漸沒落的封建世族採邑逐漸納入中央權力管轄之下，隸屬於中央設置的縣，「國都以外的鄉大概從春秋中晚期到戰國逐漸完成，城邦意義的‘國’被縣取代」，「縣」的本義就是「懸系」，指其地與中央政府直接統治之地區不相接壤，如以線繫於國都。戰爭越劇烈，內外新並的土地越多，則國君直領的縣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縣城，多從邊疆軍事區設起。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觀，至此被逐漸改造為中央權力垂直所屬的嚴密行政體系統。

這套制度，眾所周知是在秦國貫徹得最為徹底。這不僅確保了秦軍源源不斷的人力調配，而且鄉里告發、連坐等制度也使得臨陣脫逃變得更難——因為逃回老家肯定會被發現，而父老也不敢冒險隱瞞。與此同時，秦國又實行最嚴格的金字塔式階級制度——軍爵制，根據戰陣上的表現決定士兵一生的榮辱，這就在用外部紀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時，又給耕戰之士提供內在的激勵。杜正勝一針見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國徹底勵行等爵制，授爵必以軍功，耕戰合一的齊民階層才有遠景、有生氣。但在山東列國我們卻絲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氣息，根本原因是軍功祿賞不能塑造身份制。」在魏國，當兵這條路的極致也不過就是豁免租稅繇役，個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齊國，士兵作戰最多只能因立功而獲賞金，這順應齊國發達的功利文化，但卻無法因軍功而授爵。

這恐怕就是齊國這架戰爭機器的問題所在：它既無法像秦國那樣有絕對權威迫使士卒投入長期艱苦的殊死作戰，又不能給他們提供足夠的進取動力。其結果，齊國保守有餘而開拓不足，齊人的戰鬥力只有在遭受外敵入侵時才能被充分激發出來。

齊國的悲劇

公元前284年，齊國滅宋，此舉貿然打破了長久以來的各國力量均勢，引起諸侯震恐，結果五國聯軍伐齊，齊國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均是齊「五都」之一，原本就有著相對獨立的政治根基。雖然齊國國力此後在田單復國主政之下迅速恢復，但它作為當時東方的強國，竟然這麼容易就被擊破——在戰國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國之外，沒有一個大國像齊國這樣在一兩次決戰失敗之後就陷入近乎亡國的危難境地，這意味著它的軍政體系存在嚴重的結構性漏洞。

齊國採用五都制而非郡縣制，因而編戶齊民並不徹底，被燕軍輕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會組織結構不夠堅固嚴密，因而當決戰失利後，不能作頑強耐久的抵抗。本來，管仲為齊桓公所規劃的治國方略，雖然也是「分畫都鄙而集權中央，獎勵農商以充實國富，修整武備以擴張國威」，但仍是在舊制基礎上的順勢而為：整理賦稅、發展農商，在國家有充足財力的基礎上，再將軍令寄在內政上，由保甲制度來獲得穩定的軍事力量。不僅如此，管仲還將齊國分為21個鄉，其中６個鄉不用服兵役，專職作為工匠、商人來替國家生產。這樣做的結果，便是使齊國首都臨淄成為戰國時經濟實力最強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齊國在戰國時代採納新制度上比其餘六大國更為遲緩，何必呢？它現在這樣也過得好好的，何況多元分權的社會構造本身阻止它作出這樣徹底的變革。

這裡也再次體現出齊國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無法通過軍功獲得社會地位的向上流動，這恐怕正是由於貴族世家的強大。在當時的楚國，縣之首長稱「公」，多由強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襲，也有非貴族出身者，縣雖有相當高自主性，但似仍須向中央政府繳納賦稅；這種直屬於國君的「縣」性質上還不同於秦之郡縣，但相比起來，實行五都制的齊國甚至像楚國這樣程度的郡縣都沒有，由此可見其集權程度之有限。

對活躍經濟、學術自由來說，齊國的這種政體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處，因而它在這些方面均表現突出，然而在戰國時代的激烈戰爭中，相對分權、保守的政治結構卻使得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己的所有潛力。既然對齊國士卒來說，平日生活也相對寬裕，而打仗所積累的戰功也不過只是財物上的一些好處，那自然更沒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去幹這樣的事。二戰時日軍戰鬥力最差的第四師團就多來自大阪的商人，他們圓滑惜命，不願打硬仗，卻善於經商。抗倭名將戚繼光在《紀效新書》中便曾明確提出，徵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動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說，這樣的兵就算由韓信、白起來管教也是帶不好的。在這種情況下，齊國不僅軍隊戰鬥力不夠頑強，恐怕自身就缺乏對外擴張的內在動力。

由此也能解釋另一個歷史謎團：在戰國七雄中，相對於其餘六國，齊國為何在領土擴張上表現得相對消極？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就說，齊國富強，但卻是「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這恐怕不僅是由於齊國政治上不振作，也因為它比其餘大國都更依靠工商業，也就相對不那麼看重領土擴張所帶來的農業產出收益；不僅如此，由於新並領土在各國的慣例都是直屬於國君，那對於分權的齊國權力政治來說，內在的動力也不強，因為各大貴族恐怕也並不那麼希望看到國君力量繼續膨脹。

當然，齊國在領土擴張上也有短暫的輝煌：前314年齊軍三十天內攻滅燕國，佔領長達兩年；前284年齊軍又滅宋，但這兩次擴張都沒能維持有效佔領，第二次甚至差點帶來亡國之禍（前284－前279年燕攻齊之戰）。可以說，這兩次對外擴張都是齊宣王、齊湣王父子兩代國君好大喜功的結果，他們的黷武恐怕正是君權膨脹的結果，但卻缺乏秦國那樣穩紮穩打的軍事推進加上行政系統管理所促成的有效佔領，結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國的敵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種子。此前齊國也曾多次組織合縱反秦，但正如《齊國史》所言：「齊國在策略運用上有致命的弱點，每次合縱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卻沒有給秦國以實質性打擊，在兼併土地方面也幾乎一無所獲。」這些都表明齊國的軍政體制在對外戰爭中無法應對新局面，這些戰爭非但沒能增強自己的實力，反而消耗了國力，將自身的弱點暴露無遺。

只有在外敵將齊人逼入絕境時，他們才真正爆發出來。燕軍圍困即墨時，殘虐俘虜、挖掘墳墓，即墨人見狀「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這正表明重視宗族的齊人最深沈的鄉族意識被激發之後能轉化為極強的戰鬥力。總體來看，齊國這樣一種政治體制很難產生對外擴張的持久內在動力，滅燕、滅宋這兩次對外戰爭都只不過是黷武君主的一時心血來潮，這最終不是增強而是削弱了齊國的力量。尤其到戰國末期，面對秦國越來越高效運轉的強大軍事機器，實難想像齊國有任何希望統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為兩度亡國復國的歷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齊國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鄉土，這才是真正能激發齊人為之奮戰的事物。

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歷史實在令人感慨：齊國的政治體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現代眼光看來，它卻又是比秦制更「先進」的，尤其能保障社會經濟、文化學術的活潑多元，然而在面臨激烈戰爭逼迫時，這卻使齊國無法有效動員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終落敗。這不僅是齊國的悲劇，也是後來中國歷史上再三出現的局面：兩宋、明朝這樣經濟文化更為繁盛的複雜社會，卻敵不過組織更簡單的外敵。其結果，直到進入近代，中國社會在發展到更為繁榮的階段時，始終無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機制將之轉化為自身的力量，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點，最終趨於向內坍塌。我們不必去遺憾為何齊國不能統一天下，因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齊國的悲劇就是傳統中國國家的悲劇。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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