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的連線會議結束了，雖然一開始有一點不順，但是後來依照流程進行了！
還是必須說真的很感動，我看到的是四位女英雄！
Erin and Sarah 的大愛我要講一下，他們其實是住在費城的資深護理師，但是在紐約疫情最嚴重醫院人手不足的時候他們自願去紐約醫學中心幫忙，一週去紐約醫學中心三次！2020年的時候沒有疫苗，他們是用他們的身體、他們的專業、他們的熱血站在前線最危險的地方跟大家一起對抗病毒！他們有分享其實壓力很大但是好險有家人跟朋友的支持這對他們而言很重要。溫暖的支持很重要（大聲說）
非常感謝他們願意犧牲了他們休息的時間分享他們在醫療照護上寶貴的經驗！
林倬睿醫師更是熬夜值班了一整天還是上線幫忙翻譯！然後怎麼還是這麼美，專業到不行英文好強好強，我整個被圈粉！報告林醫師你的高中同學是我的國中同學喔（硬要認親戚）
Tina 真的辛苦你了，謝謝你！我知道你明天是紐約時間凌晨四點要起床距離現在也沒有幾個小時了祝你睡飽飽，心情好❤️
Tina 一直跟我們的醫護人員信心喊話，大家加油，不要因為是COVID 就特別緊張，所有的防護措施做好，並不可怕！
謝謝四位女英雄，謝謝全世界的英雄，我們一定會勝利的💪

會議的錄影連結我之後再放上來

<劉真的困境-醫療抉擇的兩難>
大家喜歡的劉真安靜的離開她先生、女兒以及粉絲，再多的靈堂獻花與弔殤也無法彌補她的來不及說再見。

人生的幸福是健康與財富的相乘數，失去健康就一切歸零。但生病無法避免，人生最困難的決定之中，醫療抉擇絕對名列前矛。當自己或家人生病時，要開刀嗎?要插管嗎? 要化療嗎?要截肢嗎?要換肝嗎?to be or not to be?絕多數人陷入生死相煎左右為難的困境。要訴之理性?醫學太專業資訊又不足，要訴之直覺?直覺如求神問卜買彩券豈能盡信?碰到這種情況，人們要如何做出聰明無悔的決定來降低不測的風險呢?

(一)有科技才有選擇

首先，病家有選擇是因為醫學的進步，一個心臟衰竭的病人考慮是否做心臟移植是因為有換心的技術，主動脈狹窄在過去只能任它惡化，但現在有了瓣膜置換術的選擇。有積極的治療選擇就一定更好嗎?不知道，這是另一個議題，我們在下段討論，但絕大多時候有選擇才有機會，才有希望，病家當然可以選擇「維持現狀」 status quo，以劉真事件看這是更聰明的選擇，但這是事後之明，人生最大的無奈就是無法早知道，下注離手，機會與風險並存。

(二)希望與權衡取輕

病家因此選擇有風險的手術是基於「希望」，期望一牢永逸的擺脫病纏，但醫師選擇風險較高的手術可不是基於「希望」，而是依據「權衡取輕」trade-off，「權衡取輕」就是為病人找出傷害較小利益較大的治療方法。生病無全順，通常只剩壞與次壞的選項，醫師的職責就是協助病家做出較好的抉擇。

(三) 風險無所不在

即使走路也可能車禍，人生的風險無所不在，所以說「醫師不是神，沒有零風險的手術。」醫療的風險可以分成兩方面-一是病人端，病人是否太衰老，有嚴重共病(如糖尿病心臟病肝腎病)，有免疫過敏血液問題等等，這決定病人是否支撐得過麻醉手術過程及術後恢復。另一則是醫療端，醫療端包括醫院醫療團隊的整個系統。因為人就可能犯錯，醫療是人的行為，無論多小心還是可能有誤，統稱為「醫療錯誤」(醫誤)medical error，這並不表示一定是醫療團隊的錯誤。手術的醫誤最多也最嚴重，尤其是心臟與大腦手術。

(四) 醫誤的來源

醫療的副作用造成新的疾病稱為「醫源性疾病iatrogenic disease」，舉例來說，病人術後感染肺炎就是。醫源性疾病通常不是醫師的錯，而是治療本身的副作用。即使是醫學最進步的美國，統計一年因為「醫誤」損失的性命達10萬人浪費171億美元。(Van Den Bos, 2011) 像「壓瘡」、「術後感染」就是醫誤前二名。舉我較熟的脊椎手術為例，平均每個手術犯2.2個醫誤。進一步分析原因有四分之一是由於醫師的技術，另四分之一是由於醫師的判斷與處理失誤，其他50%則是醫師外的原因如麻醉、護理、設備、延遲等等。(Rolston JD, 2014)可見手術風險高，即使你到最好的醫院，拜託到從不犯錯的神醫為你手術，還是有另外50%的參與者系統環節可能出差錯，更何況絕沒有零失球的神醫。事實是當病家起心動念簽了手術同意書，排定開刀時間後，就已經在「手術賽局」裏，風險無法全知，不能完全避免，病家必須有這種心理準備。

(五)手術分成三種

首先需瞭解手術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是「緊急手術」，不手術馬上有生命危險如內出血癌症或槍擊，第二類是「選擇性手術」elective surgery，能夠改善疾病與生活品質的手術如椎間盤突出，白內障或痔瘡手術。第三類是「改善形象及功能手術」如整型隆乳近視手術。第一類手術不需考慮，風險再高也要做，至於第二類與第三類則值得好好考慮，因為病家的期望中絕不包括死亡或終身殘障。

(六) 保守療法

人有兩種。「風險趨向者」與「風險趨避者」，醫療的選擇常與個性有關。此二者醫師病人都有，自覺藝高膽大醫師為高齡多病十分嚴重病人手術，病人為整型接受削骨隆鼻等多次手術。但面對醫療風險，保守點可能更好。天下文化有一本書「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練」，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的阿圖葛文德醫師，此書英文直譯應該叫「併發症」complication。作者說：「醫學沒有那麼完美，也沒有那麼神奇。病人抱持過多的期待常要失望，因為即使是最簡單的手術，也不能保證病人術後一定會好。」

病家常不瞭解「併發症」，對手術抱持不切實際及一廂情願的想法，醫師不僅不該因利益推波助瀾陷病人於險境，反而該堅持立場，不必開刀的要說服病人不要手術。前台大朱樹勳教授稱讚神經外科黃勝堅醫師是好榜樣，他立場堅定很少讓步，總是勸退病人能不開刀儘量不開。他說：「愈早跟病人解釋手術風險，提供的資訊愈豐富，病人通常會打退堂鼓。」黃勝堅醫師經常拿自己的「腰椎滑脫」來規勸病人，雖然下背疼痛影響走路，但他從來不想開刀，而且照常打網球。「手術若不具有急迫性，可以與它共存，試著去忍受它。」

像黃醫師這種自己不開刀也勸病人不要開刀的醫師少之有少。大多數外科醫師是力勸病人開刀，但自己有問題時卻變鴕鳥。德國有一項研究，調查醫師自己生病時是否願意手術?結果發現多數外科醫師都不願接受手術，83％醫師認為治療椎間盤突出或慢性背痛，手術是多餘的。其他疼痛的髖關節壞死疾病，74％醫師也不開刀；64％醫師不修補受傷韌帶；57％拒絕網球肘手術。這些外科醫師似乎寧可相信「憑藉自已與自然的康復方式，才是上策。」(朱樹勳, 2008)外科醫師天天開刀當然比別人更深切體會手術的利弊得失，他們採取保守療法不願手術更值得深思。

(七) 醫師的道德風險

病家還需提防醫師的道德風險，醫師的道德風險是什麼?那就是為了業績壓力與個人利益的過度或不必要手術。天下雜誌曾做過一專集「過度醫療誰的錯?」指出台灣過度醫療的推手有三：第一是扭曲的健保總額制度，使得每家醫院都拼命衝營業量與自費醫療；第二是以業績計算醫師的薪資與獎金，許多醫院甚至沒有給醫師底薪，純粹以營業額的比例當醫師業績獎金，這使得內科醫師有明顯誘因多開藥與多做檢查，而外科醫師則是多開刀及多使用自費器材；第三是醫院、醫師與藥商、儀器商互相結合謀利的共生結構，如多開藥賺藥價差、多開有器材的手術賺器材佣金。(黃靖萱, 2011)我一位學弟在某醫院骨科，他的業績壓力是每個月500萬，這使得他必須抓住每個可以手術的機會。或許多數外科醫師不是如此，但聽憑片面之詞就去開刀絕非明智，在拙著「背痛怎麼辦要手術嗎?」我建議要找第二意見，但同一科醫師們很難直接去講得罪同儕的意見，所以第二意見應該要包括內科醫師，第二外科醫師意見則需要問話技巧及聽懂弦外之音。

轉貼友人文。
觀點讚。文字好。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0315/NFRJGHFYXWIWXL5D6DQG75F5GE/

火網評論：如果我們已經是WHO會員國（張鴻仁）

如果WHO沒有以禮相待，以正式名稱邀請我們加入，我們不必急，因為台灣沒有參加WHO而防疫大成功的這個事實，會一直被用來嘲諷這個失能腐敗的國際組織。

有個網路笑話：「How are you？中文翻譯是『怎麼是你？』；How old are you？中文翻成『怎麼老是你？』」2003年SARS爆發，在這種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的時刻，應該把政治擺一邊，全球通力合作抗疫，所以很希望台灣可以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然而，當年中國衛生部長沙祖康說了一句名言「誰理你們」，翻成英文「Who care！」正確中文是「世界衛生組織關心您」。

武漢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1月22日爆發之初，WHO在日內瓦召開的會議，台灣依例被排除在外。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加拿大總理杜魯道為代表的國際社會，開始為台灣抱不平。美國眾議院亦於日前通過「台北法案」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
2月14日，5位前衛生署長不分黨派，共同呼籲全民連署。雖然2月10日WHO在國際壓力下，勉強讓台灣以視訊會議參加；不過代表參加的台灣專家，只能用電話會議，連個「名牌」都沒有。很像古時候的「童養媳」天天做苦工，用餐時只能拿著碗、蹲在牆角吃飯，連位子都沒有。有時候大家長心情好、賞塊肉吃，連名字都叫不出，直接叫「喂」或「那個誰來的」。
我認為如果這次武漢肺炎疫情我們已經是WHO的一員，那才是災難一場！
台灣兩字像被詛咒

首先，我們會相信所有WHO傳來的資訊，所以不會先派防疫專家去武漢，更不會立刻啟動防疫措施。因為WHO告訴我們（1）有限度人傳人不必恐慌；（2）限制國際交道是不必要的。
等到武漢1月23日封城，我們已經迎來春節返鄉潮，等到WHO在1月31日（大年初七）宣布「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我們社區感染也已經爆開，加上春節期間各醫院人手不足，我們醫療體系一下子就跟著淪陷。台灣可能不至於淪落到武漢那種慘絕人寰的地步，但至少會像韓國現在的慘況。
十幾年前美國有一群專家來台訪問，當時最熱門的議題是愛滋病，當他們看到台灣是亞洲第一個禁用未經加熱過的凝血因子（用於治療血友病），所以我們血友病患不幸因使用污染的血液製劑而傳染愛滋病的比例非常低，只有美國和日本的十分之一。
台灣也是亞洲第一個全面篩檢血液的國家（我們的捐血系統也是另一個台灣之光）。而當1996年第一個雞尾酒療法問世之後，台灣是第一個亞洲國家免費提供所有愛滋病患使用的。當這些國外專家聽到我們的抱怨「我們被排除在WHO的門外」，絕大多數的人都說「你們做得那麼好，為什麼需要加入WHO？」也有人說「我們想退出都來不及，你們擠進來做甚麼？」有一位專家更勁爆說「只有笨蛋才參加WHO！」
時間再往前，1984年台灣展開全世界第一個出生嬰兒全面接種B型肝炎計畫，成績斐然。10年後的1993年，WHO根據台灣經驗把B肝疫苗納入新生兒預防接種的範圍。我國的肝病專家像中研院陳定信、廖運範院士與他們的學生（都是知名教授），以及流行病學專家，像陳建仁副總統，經常被國際醫學會奉為上賓，分享台灣經驗長達10年、20年。連我這種小咖，都曾被邀請至東南亞與中南美洲分享我國成功經驗。這些學術性研討會不講政治，所以我們通行無阻；然而，只要是WHO主辦，台灣兩個字就好像被詛咒一般，全面封殺，不得其門而入。
這個「童養媳」到了較為懂事之後，有一天下定決心離開那個大宅院，到了一個小鎮，靠著努力先替別人做工，最後自己開了一家小店，雖無法與故鄉的大宅院相比，但衣食無慮，一家和樂。她有想回大宅院嗎？當然！不過，在逃離家鄉的那天，她就暗自發誓，我今生除非被以禮相待，在大廳上有一個座位，否則我不再回來。
3月12日WHO終於宣布，新型冠狀病毒已經正式變成「全球大流行」（Pandemic），但全球各地疫情早已經烽火遍地。正如《紐約時報》標題所寫「WHO的話還有人聽嗎？」

沒以禮相待不必急
我們如果真要進WHO，絕對不再接受小鞋，連個名字都沒有，什麼「台北及其周遭地區」，台北以外的都不是人？乾脆用天龍國加入好了！至少也應該比照世界貿易組織（WTO）用「台澎金馬防疫領域」之名。我建議政府，如果WHO沒有以禮相待，以正式名稱邀請我們加入，我們不必急，因為台灣沒有參加WHO而防疫大成功的這個事實，會一直被用來嘲諷這個失能腐敗的國際組織。所以我國是否能參加WHO？說真的Who care？我們真的不在乎！
國立陽明大學兼任教授、台灣疾病管制局首任局長，著有《關鍵戰疫：台灣傳染病的故事》

大廈水渠傳播細菌，香港人強逼焦慮出哂嚟！(香蕉俱樂部 D100)

明渠（英語：Open Channel、Nullah），又名水渠、人造河流、河道、運河，一個狹窄的谷地。在大雨的季節，明渠可以有效流走山洪。在工廠區，明渠引導廢水到海洋或廢水處理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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