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看法白才知道：被判死刑確定，平反後國家卻可能不太想認錯 —— 有一個人叫做謝志宏，2000 年他被指控涉入發生在台南縣歸仁鄉的雙屍命案，在 2011 年判處死刑確定。 直到 2018 年，監察院提出調查報告，指出判決的瑕疵，請求最高檢察署研擬非常上訴。檢察官重啟調查後，向法院聲請再審。 謝志宏案也是史上第二件檢察官主動聲請再審的死刑確定案件。 2020 年，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審理後，認為原先的死刑判決真的有問題，因此改判無罪，檢察官也沒有上訴，全案確定。 經過 20 年，謝志宏終於得到一個無罪判決。 —— ▶︎ 關錯人國家要負責嗎 在這之前，謝志宏總共被羈押了 6834 天。 依據《刑事補償法》規定，曾經被羈押、或被執行徒刑，並在之後被判決無罪確定，可以請求國家補償。原則上補償以日為單位，可以理解為每關一天，補償 3000～5000 元。 不過，《刑事補償法》也規定，如果請求補償的人，有「可歸責事由」（也就是算在他頭上的問題）、而且從個案上來判斷，依「社會通念」補償金額過高的時候，可以往下扣，計算標準變成 1000～3000 元。 這個規定，成為《刑事補償法》最令人詬病的問題。 —— ▶︎ 被判死刑，你也有責任 我們來看幾個冤案當事人的例子。 蘇建和案的 3 名當事人，曾經被羈押 4170 日。在後來的刑事補償案件，他們請求 5000 元折算一日，法院卻只補償一日 1200、1300 元。理由是，蘇建和「自白」有拿菜刀押被害人（但這個自白卻很有可能是被刑求出來的），造成國家誤判、而且 3 名當事人學歷不高，也依「社會通念」再扣下去。 2015 年獲判無罪的徐自強，曾被羈押 5624 天。獲得平反後請求刑事補償，以一日 5000 元折算。法院認為他從 26 歲被關到 43 歲，處在隨時會被執行死刑的壓力下，而且羈押 16 年造成社會與社會脫節，還要繼續面對訴訟，因此同意每日 5000 元計算，共補償 28120000 元。 鄭性澤在 2002 年被指控涉嫌殺人，2006 年被判處死刑確定，直到 2017 年法院開啟再審才獲判無罪，期間被羈押 4322 天，請求刑事補償時也以一日 5000 元計算。但法院卻因為鄭性澤在本案中確實有攜帶槍枝子彈的「違法不當行為在先」，有一部分可歸責在他身上，因此一天只補償 4000 元，總計 1728 萬元。 —— ▶︎ 謝志宏 去年，謝志宏平反後請求刑事補償，以一日 5000 元計算，高等法院卻以 3500 元計算。他被羈押 6834 天，總共補償 2391 萬 9000 元。 法院的理由是，2000 年警方沒有將謝志宏否認犯行的「行蹤交代稿」移送檢察官，而謝志宏和他的律師之後也沒有要求法院調查這個證據，認為謝志宏「有所忽略」，可歸責於他，一天只補償 3500 元。 謝志宏和他的律師在最開始審判時，也有所疏忽，所以這部分「可歸責於他」，所以只補償 3500 元，剩下 1500 元駁回。 謝志宏不服聲請覆審，司法院的刑事補償法庭在覆審之後，認為法院先前的認定有問題，因此撤銷被駁回的 1500 元，發回台南地方法院。 —— ▶︎ 「賠太少？」 有媒體報導這件事，下標時以「嫌太少提覆審成功」，這個下標的方式，很值得重新思考。 當你被關了十幾年，人生從此中斷，每天面臨隨時會被槍決的恐懼，好不容易等到被釋放的那天卻人事已非，還要再等幾年，司法才會還你一個無罪判決。 之後你依法請求補償的時候，法院可能還會覺得，你也要為你自己被關負起一定的責任，把你已經被國家摧殘到面目全非的人生再打個折。 當你付出十幾年的歲月，你還會覺得這是「嫌太少」嗎？ —— #法律白話文運動 #謝志宏 #蘇建和 #鄭性澤 #徐自強 #冤案 #死刑

1929 年，卡蘿•強森出生在紐澤西的鄉村，她的父母都是優秀的園藝家，她的童年夏天經常在佛蒙特的農場度過。 卡蘿早年就讀於衛斯理女子學院英國文學系，在景觀設計師歐姆斯德規劃的美麗校園裡，她初次體會到冰河遺留的鼓丘地形，及地面高低起伏的空間感。 畢業後，卡蘿在當地最大的新英格蘭苗圃商工作了一陣子，在此，她遇見了未來哈佛的同窗，開啟了學習景觀建築的契機。 早年的波士頓是養成地景建築師的得天獨厚環境。波士頓除了擁有全美國最古老的城市公園、鄉村墓園、植物園與綠地系統外，在專業教育上，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相繼設立了最早的景觀建築課程。 1955 年，卡蘿就讀於哈佛設計學院時，正逢建築界「國際樣式」發展的高峰時期，然而，相較於信奉新技術、材料與工法，並為任何基地提供一套普世的應用法則，卡蘿在哈佛所接受的景觀教育則強調設計必須因地制宜，回應在地的群眾，營造獨特的地方感。 然而，來自外部的壓迫始終存在。在哈佛的第一年，卡蘿雖受到謝爾蓋‧切爾馬耶夫、諾曼‧牛頓等當代名家的賞識，但身為景觀系裡唯一的女性學生，仍不免受到普遍的性別歧視。 1957 年，研究所畢業後，卡蘿先是進入一間工程顧問公司，隨後轉入華特‧葛羅培斯創辦的 TAC 建築事務所。 當時，適逢二戰後嬰兒潮，社會上大量興建學校，卡蘿因此參與了不少校園景觀規劃案。但卡蘿不滿公司裡的大家都只談建築，幾乎沒人關心景觀，於是三十歲那年，她決心自行開業，但開業後卻面臨招聘不到員工的窘境。 這是因為，在哈佛劍橋一帶，多數高學歷、高自尊心的白人男性菁英，不願屈就於默默無名的女主管之下，因此只好聘請二位雕刻家出身的員工。沒想到，這兩人受到她的影響，紛紛轉投入景觀建築的領域。 剛開業時的忙碌可想而知，當回憶起事務所剛開業的忙碌，卡蘿強森的門生、在波士頓景觀界享有盛名的瑪麗安‧普萊斯利說，她第一天上班時，卡蘿強森就當面告訴她： 「在這一行，身為女性，妳必須比男性優秀至少兩倍才行。」 卡蘿的事務所位在劍橋的一間小辦公室，案源多來自前業主及朋友介紹，一開始員工只有五、六人，流動率頗高。 早期她接到的工作都是以公共住宅、校園景觀為主，直到接了劍橋廣場一案，事務所才真正開始踏入都市開放的大眾空間，並逐漸打響知名度。 1960 年代的美國是一個急遽變化的社會，隨著反戰文化、女權意識高漲，傳統家庭兩性分工角色亦逐漸改變，此時已婚婦女投入職場的人數大幅增加，生育率下跌、離婚率增加。 這些不同於傳統父權至上的思維，也都默默影響著戰後一代的地景建築師。 執業將近半世紀的卡蘿，不只打破傳統的性別框架，更是個重視大眾參與生態永續的先行者，不僅在設計中展現對弱勢者的關心，更積極投入公共議題，成為景觀建築界的「女」星。 當被問及生理性別與個人職業的關聯時，卡蘿淡淡的回答： 「我生來就是一名景觀建築師，只不過剛好是女性而已。」 這樣的說法聽起來並不意外，儘管數十年來，她早已習慣外界貼上的「當代女性地景設計師先驅」標籤。 近年來，女性力量的崛起為設計界帶來一波性別平權的聲浪，景觀界也不例外。 除了 ASLA 早已成立的「景觀建築界的女性」專業實踐網，關注女性同工同酬、職場環境與教導制度等議題， 美國建築師學會（AIA）及規劃協會（APA）亦設有女性分支機構。 1998 年，卡蘿獲得素有景觀界終身成就獎的 ASLA 獎牌，成為該獎項第一位女性獲獎者，她的生涯也成為許多女性專業者的典範，激勵了如吉娜‧福特等提倡女權的後輩。 今日的社會裡，「女性主義」一詞早已是一種普世價值，甚至是一種時髦的文化認同（有時可能帶有貶意）。但我們也別忘了，「女性主義」是一門不斷演進的學科，它持續呼應著社會脈動並自我修正。 正如女性主義學者桑德拉‧哈定所提醒的：「所有知識都是特定社會情境之下的產物。」除了性別之外，種族、階級、年齡等社會結構的劃分，也都影響著人們對外部環境的認知與覺察。 就這個角度來看，儘管卡蘿始終沒有抱持著自己是一位「堅定的女性主義者」的信念來從事景觀設計，但身為一位地位相對優渥的西方白人女性，卡蘿的個人經歷、求學、旅行、美學觀等等，都是構成她整體作品風格的一部份。 對卡蘿而言，十八世紀自由派女性主義那句「先做人，再做男人或女人」的古老名言，如果套用在她身上，也許可以這麼說： 「無論生為男人、女人、或任何性別，在那之前，我都先是一名好的景觀建築師。」 #卡蘿強森 #CarolRJohnson #景觀設計 #性別 #行業 #波士頓 #設計師 📖歡迎至網站閱讀【#鄭台祥：「妳必須比男性至少優秀兩倍。」在男人主導的圈子憑實力突圍，一代景觀建築大師卡蘿強森】完整文章！

女校男生之後，我的小學歷程，還有石硤尾徙置區、舊街唐樓、山邊寮屋，以至小山丘上的秘密花園，每天上學，都像一場探險。 女校男生的生涯只去到小學三年級，我便由聖羅撒學校轉到聖芳濟愛德小學。上午班是英文部，我讀的是中文部下午班。對我來說，轉校最大得著，是不用和姐姐同校，所以除了頭一兩年仍由佣人阿姐送返學，家姐接放學，很快便可以自己返學放學，簡直是開闢了一個新天新地。 聖芳濟小學位於石硤尾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石硤尾邨還是七層徙置區，遠一點的李鄭屋邨一帶，則是一大片木屋區，學校後面的小山，亦蓋了鱗萃比櫛的寮屋。從小山上，還可以俯瞰山坡另一邊界限街的大球場，有時球賽進行，會有不少球迷在這𥚃睇「免費波」。這些如迷宮的社區和四通百達的大街小巷，就成為我上課前的探險之旅。 聖芳濟小學是天主教學校，上課前要先在禮堂按班別排好隊，唸經後才魚貫返課室。我來自天主教學校，小時雖不甚了解經文（何況當時的經文是文言文），但天主經聖母經聖三光榮經都已唸得滾瓜爛熟。但聖芳濟各有一首自己的經文，每天要隨上述三首經文後唸頌。不知是否因為白話文不及文言容易入腦，整首經文今日已不復記憶，但開頭兩句「主，求爾變化我，使我作為和平的工具」，卻不時在腦海浮現。 返學前除了四處遊蕩，我還會前往同學家中一起回校，當時幾個最要好的同學，一個住蘇屋邨，一個住青山道，一個住鴨寮街尾，還有一個就住在學校對面的石硤尾徙置區樓下。返學前串門子，也成為我重要的節目，直到有一天⋯⋯ 這一天在禮堂排隊時，我剛好站在女同學黃燕珍後面，望著她的背面，不知怎的臉竟然一陣炙熱，一顆心也撲撲的跳，這是未曾有過的感覺。往後幾天，排隊時能夠站在黃燕珍背後，成為我人生的最大目標。每天等待、冀盼，但結果總是令人失望。 然而命運還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一星期後，我沒有再去其他同學家中一塊兒返學，也沒有在學校周邊四處遊蕩，而是站在街角等候黃燕珍出現，然後跟著她入禮堂排隊。當然，為了不錯過，我要更早在街上守候。但我始終沒有和黃燕珍再進一步，而記憶中這個「儀式」也沒有維持很久，很多事兒都隨學年結束暑假到來煙消雲散。 慶幸的是，聖芳濟各小學的建築今天依然健在，不像改建後的聖羅撒，很難再找到昔日的光影。學校永遠寧靜的教堂，兩旁的梯階，禮堂後面的中式聖母壁畫，兒時感覺很高其實是頗矮的舞台，以及旁邊排列著的班房⋯⋯到現在，仍會帶回一連串的回憶。 學校周邊的七層大廈石硤尾邨早已改建，曾經是新型大樓的東盧大廈雖依然存在，但商場門口的涼茶舖和肉檔已經轉手不知多少次，而對面原本是一大群唐樓的耀東街，整條街也正在重建。至於學校後面的小山丘，除了那間小小的健康院，山上寮屋當然已不復再。但小山丘卻成為街坊及晨運人士的綠洲，打理得井井有條，街坊甚至可以在綠蔭下打場乒乓球。 不變的學校建築，讓人的成長和情感的變化有了寶貴的憑證。在變幻原是永恆的香港，能夠舊地重遊而又仍能找到昔日痕跡、讓我們可以緬懷過去的地方，已經愈來愈罕有，也讓人倍加珍惜。 #童年回憶 #聖芳濟各英文小學 #石硤尾 #徙置區 #聖羅撒學校 #女校男生 #龍先生講故 #就係香港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