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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歷史決議》40週年，堅守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

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之際，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全文於1981年7月1日正式刊登在《人民日報》上，作為對建黨一甲子的嚴肅而誠懇的獻禮。

《歷史決議》通篇3.8萬字，大氣磅礴、一氣呵成，徹底否定了“文革”，科學辯證地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功過是非，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黨的百年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決議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石。四十年後的今天，極“左”思潮仍然不時衝撞社會底線，回顧決議的製訂歷程，重溫其彰顯的精神價值，依然有現實意義。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接受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辭職的申請，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以消除人們的思想混亂，達到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

起草工作從當年3月開始，由鄧小平和胡耀邦親自主持，參與起草的有胡喬木、於光遠、吳江、廖蓋隆、龔育之、鄭必堅、鄭惠等20多位資深理論家。當時中央對這個決議起草是異常重視的，整個過程九易其稿，先後經過了一年多的廣泛討論，範圍最廣的一次是眾所周知的“四千人大討論”。這次討論持續了一個多月，參加人員包括中直機關、地方、軍隊中高級幹部近4500餘人，此外，在中央黨校學習的1500多名學員也參加了討論，實際人數近6000。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鄧小平先後17次約談負責起草文件的中央領導同志，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後來其中9次談話被收錄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胡耀邦也是一直全程參與，多次主持書記處會議認真審閱歷次文稿。可以說，《歷史決議》是共產黨百年曆史上，打磨最嚴謹、傾注心血最多、討論最充分的​​一份文件，各個觀點都經過反复推敲和廣泛吸收各方意見，這也是雖然經歷時代的變遷，但是結論依然經得住考驗，持續散發跨越時代生命力的原因。

該如何評價這個決議的政治作用和歷史意義呢？從80年代改革之初的情形來看，《歷史決議》對建國三十二年來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功過是非，做出了系統的、較為有說服力的結論，統一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達到了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目的，對凝聚全國人心、集中搞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屆六中全會公報說》，歷史決議將標誌著“黨的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

決議的核心結論，以及份量最重的內容就是徹底“否定”文革，這也是黨內唯一一份專門討論“文革”、並作出結論的文件。從長遠歷史意義來講，可以說是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一枚“定海神針”，沒有徹底否定“文革”這個結論和政治底線，就不會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成果，也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歡天喜地慶祝黨的百年華誕的自豪感。總結1978年以來中國崛起的幾個基本經驗，那就是：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對外虛心學習和開放，給予人們充分的生產自由，建設一個包容和法治的社會，而“文革”所宣揚的價值無一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歷史決議》可以說是徹底打碎了“四人幫”給黨製造的意識形態枷鎖，如果沒有歷史決議明確向全世界廣而告之徹底否定“文革”，我們的改革開放隨時可能觸碰意識形態底線，不可能這麼縱深地推行下去。

同時，《歷史決議》不僅是鄧胡老一代革命家留給我們的政治文本，還是留給我們的一份寶貴精神遺產，其中所蘊含的很多精氣神都值得今天好好挖掘、發揚學習。

第一，《歷史決議》所體現的理論勇氣、歷史責任感值得學習。對於當時而言，如何評價毛澤東，如何評價建國後一些列重大決策，是非常棘手的事情。這個文件充分體現了當時鄧葉胡等諸位決策者的強烈責任感和擔當精神，而不是得過且過或迴避問題，留給後人再做。

第二，《歷史決議》彰顯的敢於大膽承認錯誤的精神值得欽佩和繼承。 《決議》通篇對於共產黨執政32年所犯的錯誤都沒有迴避，並且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嚴肅的剖析，鄧小平、陳雲、李維漢等當事人在討論決議的時候也坦誠承認自己所犯的錯誤，比如李維漢勇敢的檢討了他和統戰部在1957年“反右”中的錯誤，他自己要為“反右”擴大化承擔責任。這種執政黨敢於認錯的坦蕩胸懷和巨大勇氣在歷史上也是非常罕見的。

第三，制訂《歷史決議》的民主精神值得發揚。這個決議可以說是黨的歷史上唯一一份經過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形成的文件。最後定稿前，還邀請130多位民主黨派高級領導人參加討論。在討論中，大家暢所欲言，彭真、李維漢、陸定一、譚震林、夏衍、張愛萍、周揚、方毅、王光美等都提出了很多尖銳的批評意見。雖然，鄧小平、陳雲等出於維護政治穩定的考慮，最終沒有採納這些意見，但這仍是一場發揚民主、振奮人心的盛會，僅討論簡報就出了1000多份，被譽為是“黨內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中央黨校教育長宋振庭說：“我1937年入黨以來，只有這次享受了黨內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把多年不敢講的講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第四，《歷史決議》通篇展現的反思和改革基本製度的價值取向值得學習。決議的結論部分，系統指出了各項製度的改革方向，尤其是重點強調要“逐步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確保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有權威的權力機關，在基層政權逐步實現人民的直接民主，樹立憲法權威，保證國家司法機關和各種群眾全體獨立自主形式權利、開展工作。這些制度建設的設想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重要初心，也是黨的歷史上永遠閃耀光華的思想財富。

《歷史決議》透露著我們黨在那個年代的血氣、朝氣、民主、寬容、智慧和生機，這種精氣神也是80年代改革開放能夠打開局面的根本原因，我們今天又面臨新的改革開放難題，更應該學習和發揚好它。

由於過去對“文革”的反思和揭露不徹底，隨著親身經歷“文革”的那些“反思派”逐漸老去，近些年，整個社會對“文革”批判聲音逐漸式微。而另一方面，各種形形色色的力量，不斷衝擊中央徹底否定“文革”的底線，還有人試圖為林彪、“四人幫”反黨集團主犯翻案。

現在整個社會對“文革”的認識呈現虛無化、浪漫化和美化的傾向。人們有意識的忽略”文革“中的腐敗、特權、極度不平等，把它想像成為一個公平、沒有貪污的社會；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暴力血腥，美化所謂的“大民主”；有意識忽略“文革”中的道德淪喪，把它描述成道德純真的年代；更有很多知名的清華北大教授，從經濟學、政治學專業角度，為建國後蓋棺定論的一些錯誤路線做粉飾，非得說成是被誤解的“正確戰略選擇”。中央現在強調要反對形形色色的“歷史虛無主義”，這對於矯正社會試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各種美化極“左”錯誤的言論也是“歷史虛無主義”的一種，值得反思和警惕。

尤其是90後、00後的年輕一代在這些思想的影響下，對“文革”的認知發生很大的改變。 70後、80後一代，尚能對否定“文革”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然而，在知乎這些高學歷二十來歲年輕人聚集的新媒體上，徹底否定”文革“已經快成為”政治不正確”。對於“文革”對錯與否，這個不應該有爭議的問題，竟然總能引起激烈的討論。

所以，影響未來中國命運的不僅有國際外部風險，以及人口低出生率、經濟增速放緩等經濟挑戰，更有“文革”思維在中國社會捲土重來的思想性危險。這個危險的內核不是唱懷舊老歌、跳廣場舞這種表象的東西，而是：崇拜極權，抗拒民主；推崇用暴力，抗拒法治和協商精神；崇尚國家主義，藐視個人的權利；崇拜權威，反智、反理性主義；盲目自大，排斥一切外來文明，閉關自守。

《歷史決議》是改革開放的”護法神“、“緊箍咒”，只有不放鬆這個緊箍咒，中國才有向更現代、開放、有秩序的社會轉型的可能，否則有可能葬送所擁有的的一切改革成果——正像鄧小平同誌所說的那樣：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原文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dVkp3iWwACqd7ID5nJf9yA?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scene=1&clicktime=1624843105&enterid=1624843105

我十個月前就講過了! 「要防止移工成為防疫漏洞，就要從源頭的人力仲介業者開始著手! 」至於我國政府應該做的具體步驟如下：

1. 印尼政府正在推行移工「零付費」政策，要台灣的雇主負擔原本由印尼看護工、漁工自付的出國機票、簽證等安置費用約新台幣7萬元(事實上，移工們支付的大部分費用，最後都落入了仲介業者的口袋)，讓台灣需要家庭長照的年長者、身心障礙者等僱主們怨聲載道。現在，台灣的政府與納稅人替印尼移工支付的醫療費用，正好是我國政府對印尼政府談判時所應該善用的籌碼。別像 #對美FTA談判 一樣，有籌碼(萊豬進口)都不會用，自廢武功。
2. 「如果印尼政府要台灣雇主負擔移工的安置費用，那印尼政府就必須負擔移工的醫療費用；否則，印尼移工比照中國大陸學生辦理，不納入健保，自付醫療費用。」陸生與印尼移工，一樣是弱勢族群；為了維護我國納稅人的權益，希望我國政府在面對這些弱勢族群的母國政府時，要不然就一樣人道、要不然就一樣強硬，別再 #雙重標準。
3. 為什麼在印尼做的核酸檢驗，錯誤率這麼高，這些染病移工是不是刻意造假? 我的看法是：首先，印尼的醫療技術與公共衛生水平，確實比台灣落後(我在印尼長居、看病過，體會很深)，檢驗結果也就比較容易出錯。
4. 另外，我國新南向政策的醫療「一國一中心」，從2018年就開始執行，而且印尼的台灣醫療中心，還是由台大醫院負責，應該很了解印尼當地的檢驗技術水平。如果印尼當地醫療院所的檢驗報告，水準如此低落，那有沒有可能由我國台大醫院在當地的醫療中心介入，要求印尼移工來台，必須採用台灣醫療中心的檢驗報告？請問對於印尼的核酸檢驗報告的錯誤率，或是我國在當地的醫療中心能否改善移工入台檢驗的正確率，主掌新南向工作的政務委員鄧振中，能不能給個說明？拜託鄧政委～　不要像你負責的RCEP談判一樣，國人要你說明時，不是神隱、就是丟出一大堆「影響不大」之類的藉口。
5. 就算核酸檢驗報告造假，這些來自印尼東爪哇、中爪哇鄉村地區，學歷不高、當地月收入只有幾千台幣的貧困移工，有能力做出假的檢驗結果嗎? 依照過去在台灣被查獲的印尼移工年齡造假、學歷造假等案件的經驗，負責造假工作的，都是台灣人力業者在當地配合的牛頭(赴鄉村招攬村民來台打工的販子)。所以我的建議是：不論是移工的核酸檢驗報告，還是出生證明/學歷證件等，只要查獲造假，不是處罰弱勢、被迫配合仲介的移工，而是應該直接處罰沒有善盡把關職責（甚至幫忙造假）的人力仲介業者；至於我國駐印尼代表處，則應該依據所查獲的造假證據，直接控告印尼當地跟仲介業者配合的牛頭，才能從根源杜絕造假的檢驗報告。
6. 總而言之，20多年前的網際網路尚未發達，印尼鄉村的貧困居民，必須靠著人力仲介業者與牛頭的媒介，才能與台灣的雇主搭上線、獲得工作；如今的網路世界，不但印尼與台灣兩地皆不匱乏求職仲介網站，就連在印尼也都是人手一機，人力仲介業者的制度，早就應該轉型、甚至是直接淘汰。因此，我國政府應該借鏡韓國的經驗，廢除仲介制度，改採取國對國的移工直聘制度，方為正本清源之道。

最後，拜託我們的政府，新南向政策不要只會喊口號，而是應該善用目前的現有資源（例如花納稅人稅金執行的「一國一中心」），並且多聽聽專家學者與在台新住民社群的意見；別再依賴鄧振中這樣的神隱政委，或是蘇震清那樣的貪污掮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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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進平能駕馭「海歸派」和「華爾街派」嗎？

世人都在關注習近平的下一步。外有美國領頭的「堵中聯盟」，內有已然形成的「黨內抗習聯盟」，加上全國經濟的「壓力山大」，習近平可說是內外交困。

眾多分析中，有一要素長期被眾人忽略，那就是：習近平是否駕馭得住黨內的壯年海歸高層幹部，以及那些與西方金融利益糾纏不清的「華爾街之友」們？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史，其實可視為一場「國際接軌」史，其間最重要的就是與美國的供應鏈還有市場的「雙接軌」。雙接軌20年來，順理成章的，黨國金融機器的高位上，坐滿了美國訓練出來的官僚幹部，而黨內高層、家族二代中也充斥著被華爾街輸送利益、向華爾街輸送政策的人物。形象地說，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勢階級，和美國常春藤系、華爾街之間的關係是你儂我儂的。少了這層脈絡，中國的經濟走不到今天，中共家族的腐敗也到不了如此駭人的程度。

習近平不是這個圈子裏的人。真實學歷他只到高中，沒留過洋，早期仕途不順，與中國經濟改革開放期間的「洋式腐敗」擦身而過。他沒有江澤民在上海歐風社會從小學鋼琴的經驗，沒有朱鎔基、王岐山和華爾街交杯歡談的磨練，也不像李克強在北大讀書時就會背誦美國獨立宣言，他就是個崇尚毛澤東氣魄的陝北漢子。

習近平身邊的小圈圈親信，多半都是像他一樣，沒有留洋經驗、與西方金融圈沒打過交道的本土派。在集權過程中，習可以打掉本土大老虎、收拾軍中頭領，但是黨國經濟、金融的運轉，卻少不了留洋派和華爾街派。這種境況，像極了當年的毛澤東。當年在打下江山後，中共內部的本土派和留洋派之間產生了基本路線的矛盾，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是吃過巴黎麵包的留法生，大量的黨內要員、幹部也都是蘇聯一手訓練出來的菁英。他們在觀念、思維方式上都與湖南農民毛澤東有著根本差異。

為了集權，毛澤東最終採取了與蘇聯老大哥決裂、徹底清算留洋派的路數，導致了蘇聯叫停對中國的經濟及技術輸出。以史鑑今，困境中的習近平，會不會以激烈手段與洋派、華爾街派決裂，還是會屈服妥協，世人尚不得知，但是時間並不站在習近平這一邊。

本文原刊 今周刊 11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