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版包裝革命的種子」~賴阿勝

「以出版包裝革命的種子」是賴老闆跟我說過的話。這是我幫桂冠出版社翻譯的第二本書，書名叫做「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也是我與賴老闆合作的最後一本書。原訂2019年12月21日要在賴老闆的家苗栗三灣(也是現桂冠出版社所在地)舉辦新書發表會，但沒機會了。感謝桂冠，紀念賴老闆，跟大家分享這本書:

#譯序：未竟的旅程
Kolas Yotaka

作為一個從小就隨著父執輩從東部的「部落」移民到西部「都市」謀生的女性；一個熱愛「人類學」和「心理學」卻投入「社會學」領域的學生；一個理應熟練的操控阿美語，卻必須大量使用「漢語」和「英語」的公共事務工作者；一個經常受邀前往世界各國的博物館「看展覽」，卻總會看見自己人「被展覽」的台灣原住民族後代；一個主觀選擇「批判」殖民與資本主義政權，卻必須向現代性「妥協」的當代媒體工作者….我深深地愛上這本書。在本書許多思辨的過程中，我彷彿看見自己尷尬卻又真實的身影，也或許本書正是克利佛(James Clifford)作為白人、中產階級、文化歷史研究者在面對被研究客體時最真誠的告白。在現代性中，我們因為資本主義與傳播科技的革新，不斷跨越邊界(border)如鄉村、城市、國界、學科、種族、性別等；因此克利佛批判自己與現實的距離，邀請讀者(研究者)誠實地面對自己與田野的差距，重新定義「田野」的範圍，也要讀者重新挑戰對自我的定義。在歷史的洪流中，我們正站在哪裡? 這是本書作者提出的疑問，作者要讀者也誠實地回答這個問題。

早在2003年當我依然為某家平面媒體工作時，我就拿到這本書，有幸取得中文翻譯授權，不過卻因為同一時間再度「跨越邊界」，2005年進入原住民族電視台就業，每天忙碌的新聞工作，讓幾乎已經完成90%的翻譯工作就此停擺。多年來我始終無法釋懷自己竟然擱置這本好書，2012年感謝桂冠圖書公司負責人賴阿勝先生還願意讓我還清這筆稿債，我多麼振奮，就像獲得首肯的小孩，不顧一切要達成完成翻譯的目標，單純而且快樂。或許是老天的安排，在完成本書翻譯工作的隨後幾年，我剛好有機會大量旅行或出差，前往許多克利佛在書中曾前往的地點：夏威夷的中國城、加拿大的西北部博物館、美國西部、阿拉斯加的極圈依努特族地區、加勒比海沿岸的部落、大洋洲的島國、中美洲的馬雅族村落、南太平洋的紐澳、東南亞的城鎮….當然，也累積了更多從台灣的東部到西部、接觸台灣社會底層與金字塔頂端的經驗….現在經過了人生的旅行，再翻開這本書，重新校閱比對，所能擁有的心領神會恐怕是2003年時無法達到的境界。

如果讀者仔細閱讀本書，勢必會為克利佛廣博深遠的知識所震懾，他引用的文章類別從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哲學、希臘神話、藝術、甚至流行音樂….無所不包；加上他創意的書寫與編輯手法，經常以疑問句取代肯定句，他擅長以連珠砲式的提問切入，排山倒海而來，讓你來不及回應，逼得你只能不斷站在原地反覆揣想他極具威力與創意的提點。他以「旅行」(travel)作為他論述的武器，透過引述許多不同領域的人物在旅行中「翻譯」(translate)的經驗，挑戰文化人類學「定點」在某個田野進行研究的傳統。例如第三章〈空間實務：田野、旅行以及人類學訓練〉，他將人類學宗師馬凌諾斯基長期駐紮在初布蘭部落的帳篷，和1990年以後人類學者搭乘地鐵往返自家和研究社區之間的差別進行比較；克利佛也要讀者思考傳統上「到」田野做研究，與地震後坐在乘直升機往下「看」田野(災區斷層線)的差別；他也要讀者想一想，戰火頻仍的阿富汗地區的網路社群算不算一種田野….然後他會針對有關「田野」在學術與實務上的定義上進行思辯。精彩絕論的論述與文章引用，深入淺出地帶領讀者透過實際的旅行經驗，來討論方法學層次的問題。

間或也可見克利佛展現其絕佳的文采與掌握閱讀節奏的能力，穿插簡短如散文般的創意書寫，但卻依然寓意深遠。例如在第二章〈美拉尼西亞的幽靈〉中，克利佛解讀20世紀初，一位英國青年人類學家到太平洋島國後，因為不斷想念在英國的愛人而寫的情書，克利佛在書中引用含情露骨的戀人囈語，但也同時挑戰研究者的「田野」是否離英國並不遠?並質疑傳統民族誌的研究方法有其限制。又例如第八章〈帕連克日誌〉，克利佛依時間序以類似日記的形式，紀錄他本人前往墨西哥旅行的所見所聞，他記載從他走出飯店開始，一直到前往馬雅古蹟時看見的、已經被資本主義觀光化的景觀，克利佛在自己看似輕鬆的遊記中，夾敘夾議所謂的「田野」正透過何種手段被呈現。相同的問題，他還是要問：「田野」在哪裡?

這本書看似深奧，但穿插的旅行經驗淺顯易懂，但如果以為它只是一本落於俗套的旅遊書那也大錯特錯，因為其中論及的反思與觀點，早已深入哲學的層次了。

我擔心個人有限的學識與旅行經驗，依然限制了我對本書翻譯的成效，如果再經過十年的旅行，讓我再有機會重新翻譯本書，或許屆時看到的克利佛又會是不同的景觀。但正如克利佛所說的，旅行是不會停止的；你永遠無法確切地掌握克利佛，一如你無法掌握歷史的未來。

所謂大師。

【音樂節序：音樂大航海仍在進行中 】　作者／黃大旺

　　從2015年11月初開始，在台北不同場地接連舉行的「第一屆台灣國際即興音樂節」，在台灣的表演藝術類節目中即使不是破天荒的頭一次，至少已經是勇氣可嘉的大冒險。作為演出的第一彈，主辦單位邀請了德國著名的長笛演奏家馬克‧阿班‧若茲（Mark Alban Lotz）吹奏兩種長笛、一隻短笛（piccolo）以及印度竹笛（bansuri），先舉行工作坊，再與台灣即興樂圈兩大怪物─薩克斯風手謝明諺與鋼琴手李世揚「對決」。若茲的即興演奏經驗相當豐富，不僅在於爵士的領域，更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故在此借題發揮，略論什麼叫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其實說穿了沒有多麼了不起，只是許多人聽到即興都只會想到爵士樂，想到爵士樂就聯想到都會夜生活，想到都會夜生活就聯想到紅酒，想到紅酒就想到生活情調，於是爵士樂就變成了生活情調與優越品味的代名詞，在台北成為一種小資階級與音響發燒友的浪漫禁臠，放諸四海都顯莫名其妙。

　　顧名思義，即興演奏就是不靠視譜，也不靠記譜，完全從第一個發出的聲音開始，以自己的即時想法開枝散葉「即時作曲」的演奏型態，聽起來可能跟亂敲亂打很像，但是合乎定義的即興演奏，在亂敲亂打之中，多半存在著自己的規則，即使沒有讓聽者習慣的四四拍子和十二平均律，都還能找得出演奏者的思考脈絡。與其去理解背後的意涵（有些錄音或演奏，演奏者會以文字說明），不如用心去感覺，即使未必是享受，但只要敞開心胸、放下成見，即使不是那麼浪漫、優質、高品味的雅痞音樂，都具有自己的血肉與靈魂。

　　其實即興表演的能力，早就根植於人的情感表達能力之中，只是後天的各種行為制約、道德禮教不允許我們這樣做。一開始，音樂與舞蹈還不是為祭典、儀式服務的表演，打擊樂器與笛類、弦樂器是依照經驗逐漸改良，才有了我們認識的樣子。各種音樂形式，乃至於中世紀黑暗時代歐洲的吟遊詩人，還是絲路綠洲都市賣藝的樂手歌手，除了細心準備表演內容以外，也必須要有一些即興，才能得到觀眾的打賞。

　　而且在莫札特、貝多芬出現之前的古典音樂，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前後的古典音樂，由於樂譜的不發達，以及對於歌唱的偏重，樂手依照主旋律即興演奏和音，乃是司空見慣之事。後來有類似協奏曲與奏鳴曲等型態出現，獨奏的裝飾音（cadenza）往往需要即興演奏（記譜法發達以後，才有作曲家或演奏家譜寫裝飾樂段）。再者，根據音樂史紀載，莫札特與貝多芬等大作曲家，都很擅長即興演奏，或是以即興演奏發展作品。十六世紀住在義大利的西班牙作曲家奧提斯（Diego Ortiz , c.1510 – c.1570），就曾經在羅馬發表《古大提琴演奏之裝飾論與變奏論》（Tratado de glosas sobre cláusulas y otrosgénéros de puntos en la música de voilones nuevemente puestos en luz, 1553），不僅提出了許多主題裝飾變奏的譜例，更透過里切卡爾（ricercar）這種更複雜的旋律，開拓了即興演奏與作曲的可能性。到了十八世紀以後，為古典音樂奠定重要基礎的莫札特或貝多芬這些人，其實都以即興演奏聞名於世。

　　提到中國，漢人最具代表性的即興演奏是古琴。無關於江南貿易都市名商巨賈的風雅，古琴有譜可以參考，但不是最理想的記譜法，彈奏者可以知道左右手的位置，如果沒有老師帶進門，或是參考錄音可以記住，光憑臆測速度，是很難彈成一首像樣的曲子的。尤其聽者的想像力豐富，光是看人操琴就覺得好有品味，左手按絃或顫音的細部動作，以及古琴特殊的擦絃聲（小音量樂器，故需要極端安靜的環境），再加上房內的薰香（什麼時候開始的？），由操琴者及時判斷的部分，往往被聽者忽略；古琴音樂的欣賞，如果沒有演奏者或解說者的引導，很容易就成為紫砂壺、沉香、七子餅之類的風雅，大爺說一句，你就模仿一句；沒有了大爺，你什麼都不是。

　　到了二十世紀，既然在作曲技法上有了更長足的進展（由白遼士到印象派，由華格納、馬勒到荀白克、魏本與貝爾格，由穆索斯基到史特拉汶斯基……由有調到無調），古典音樂就已經不再是那些什麼「春之聲」、「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的故事」了。巴黎音樂院教授奧立維耶‧梅湘（Olivier Messiaen, 1908 – 1992）的另一個身分，是巴黎聖三一教堂的管風琴司琴；他在鋼琴與管風琴的即興演奏中，大量模仿了各種鳥類的鳴叫聲，這些即興演奏留下的旋律，也被引用於他的許多作品之中。義大利貴族後裔，「頻譜樂派」（école spectrale）的精神導師─賈沁托‧謝爾西（Giacinto Scelsi, c.1905 – 1988）使用鋼琴與早期的電子合成器（主要是ondioline）即興演奏並錄音，並交由其他的作曲家採譜完成各種配器的作品，多半由一個單音發展成為密集而高動態的音牆；這樣的作曲流程，對於日後以更進步技術分析聲響，並且譜成聲音色澤豐富作品的作曲家，帶來的啟發可說非常深遠。出身自前蘇聯韃靼共和國，拜師於蕭士塔高維契的女性作曲家索菲亞‧古拜都琳娜（Sofia Gubaidulina, 1931 - 　），也曾經在一九七○年代，與志同道合的另兩位作曲家維克多‧蘇斯林（Viktor Suslin, 1942 - 　）、瓦切斯拉夫‧阿爾徹莫夫（Vyacheslav Artyomov）合組融合各種民族樂器與人聲的即興合奏團「阿斯特亞」（Astraea），錄音作品屈指可數，在二手唱片市場上千金難求。

　　新大陸的古典音樂，不僅從美國民謠或黑人靈歌取得經驗（蓋希文；柯普蘭），還有更加挑釁的即興演奏。來自法國，歸化美籍的瓦雷士（Edgard Varèse, 1882 – 1965）的曲風，一則完全無視調性與音列，二則旋律好走不等拍，三則導入各種特別的編制，比方說全打擊樂編制、手搖警報器、倒吊在半空中的鼓（以濕布上下摩擦栓在鼓皮正中間的竹棒發出聲音，巴西傳統樂器cuica），乃至於電子音響、預錄磁帶，在他的作品中都習以為常。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七月，瓦雷士與包括約翰‧凱吉（John Cage, 1912 – 1992）、現代音樂理論家詹姆士‧譚尼（James Tenney, 1934 – 2006）、「開放形式」代表厄爾‧布朗（Earle Brown, 1926 - 2002）等當時美國最前衛的作曲家，以及一群前衛音樂的愛好者，請來了包括低音提琴手查爾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 1922 - 1979）、小號手亞特‧法默（1928 – 1999）等當時活躍的爵士樂手，進行一種特別的嘗試：在完全沒有樂譜的情形下，由瓦雷士本人「指揮」即興演出，並且把這些無調性、無節奏的和聲錄下，放進日後的電子音樂作品中。作為一種完全原創的音樂類型，自由即興的精神就是不斷開創未知領域；瓦雷士也曾經因為作品難以被當時的觀眾理解，而在首演時接受音樂廳滿場的噓聲與謾罵（《沙漠》﹝Dèserts﹞一九五五年巴黎首演，薛爾亨指揮合奏團）。同一時期，想要追求音樂上突破的爵士樂手們，也不再滿足於既有的各種形式。薩克斯風手查理‧帕克（Charlie 'Bird' Parker, 1920 – 1955）一度想要拜師瓦雷士門下，當瓦雷士完成了上述《沙漠》的巴黎首演回到紐約，帕克很可惜已經飛向彼岸。同樣在紐約的薩克斯風手奧內特‧柯曼（Ornette Coleman, 1930 – 2015）也企圖在爵士樂中加入更多當代音樂的元素，最後造就了他自由爵士一代宗師的地位。一九四九年，雷尼‧崔斯坦諾（Lennie Tristano, 1919 - 1978）與弟子們的六重奏，在紐約嘗試六人同時即興演奏，成為自由爵士過早開放的一朵奇花；一九六○年代美國的爵士樂日趨複雜，火花飛散到歐洲，更形成了歐洲自由爵士的百花齊放，乃至於東歐國家如東德、波蘭或立陶宛，都曾經舉辦自由爵士與即興演奏的國際音樂會。

　　即興演奏不僅講求腦筋動得快，也要讓自己發出來的音色與其他樂手調和。台灣古典鋼琴界的叛徒李世揚在2012年冬至與法蘭德斯資深鋼琴家佛列德‧凡霍夫（Fred van Hove）於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的現場演奏，兩人的平台鋼琴對置，並且將共鳴響板拆除，周圍的觀眾都可以看到演奏雙方的細微動作。這場台灣少見的鋼琴決鬥，光看照片會以為是兩個調音師傅在比誰調音快，在當時的演奏中，實則包含了非常豐富的音響對位與和聲；再加上「預置鋼琴」手法的充分使用，充分擴增了鋼琴演奏更多的可能性。據說即興演奏在歐洲，不但已經成為演奏廳常見的節目，還有不少幼兒園或是安養院，會把即興演奏排進例行節目表。

　　第一屆台北即興音樂節除了上述的洛茲與台灣即興演奏家合奏以外，還有董昭民老師與荷蘭特殊歌唱家馬克‧凡‧佟赫仁博士（Mark van Tongeren）的論壇（詳見節目資訊，以下同）、荷蘭人聲藝術家亞普‧布隆克帶來的聲音即興表演（受到包浩斯主義建築師Kurt Schwitters啟發，拆解語言要素成為類言語人聲）、本土樂手與海外來賓的交鋒，最後的壓軸，則是來自瑞士的木管演奏家漢斯‧柯赫（Hans Koch）與電子音響操作者湯瑪士‧彼得（Thomas Peter）的二重奏。這一連串的即興演奏音樂會，既不是沒有樂譜就可以胡作非為，更不是拿到樂器就可以亂吹；在聲音中音樂的輪廓可以變來變去，甚至會帶給人聽爵士樂的感覺，但就如同節目名稱所述，今天不是來跟你們講爵士樂的，我們在音樂的探測船上，探索前方未知的目標。

【音樂節序：音樂大航海仍在進行中 】　作者／黃大旺

　　從2015年11月初開始，在台北不同場地接連舉行的「第一屆台灣國際即興音樂節」，在台灣的表演藝術類節目中即使不是破天荒的頭一次，至少已經是勇氣可嘉的大冒險。作為演出的第一彈，主辦單位邀請了德國著名的長笛演奏家馬克‧阿班‧若茲（Mark Alban Lotz）吹奏兩種長笛、一隻短笛（piccolo）以及印度竹笛（bansuri），先舉行工作坊，再與台灣即興樂圈兩大怪物─薩克斯風手謝明諺與鋼琴手李世揚「對決」。若茲的即興演奏經驗相當豐富，不僅在於爵士的領域，更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故在此借題發揮，略論什麼叫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其實說穿了沒有多麼了不起，只是許多人聽到即興都只會想到爵士樂，想到爵士樂就聯想到都會夜生活，想到都會夜生活就聯想到紅酒，想到紅酒就想到生活情調，於是爵士樂就變成了生活情調與優越品味的代名詞，在台北成為一種小資階級與音響發燒友的浪漫禁臠，放諸四海都顯莫名其妙。

　　顧名思義，即興演奏就是不靠視譜，也不靠記譜，完全從第一個發出的聲音開始，以自己的即時想法開枝散葉「即時作曲」的演奏型態，聽起來可能跟亂敲亂打很像，但是合乎定義的即興演奏，在亂敲亂打之中，多半存在著自己的規則，即使沒有讓聽者習慣的四四拍子和十二平均律，都還能找得出演奏者的思考脈絡。與其去理解背後的意涵（有些錄音或演奏，演奏者會以文字說明），不如用心去感覺，即使未必是享受，但只要敞開心胸、放下成見，即使不是那麼浪漫、優質、高品味的雅痞音樂，都具有自己的血肉與靈魂。

　　其實即興表演的能力，早就根植於人的情感表達能力之中，只是後天的各種行為制約、道德禮教不允許我們這樣做。一開始，音樂與舞蹈還不是為祭典、儀式服務的表演，打擊樂器與笛類、弦樂器是依照經驗逐漸改良，才有了我們認識的樣子。各種音樂形式，乃至於中世紀黑暗時代歐洲的吟遊詩人，還是絲路綠洲都市賣藝的樂手歌手，除了細心準備表演內容以外，也必須要有一些即興，才能得到觀眾的打賞。

　　而且在莫札特、貝多芬出現之前的古典音樂，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前後的古典音樂，由於樂譜的不發達，以及對於歌唱的偏重，樂手依照主旋律即興演奏和音，乃是司空見慣之事。後來有類似協奏曲與奏鳴曲等型態出現，獨奏的裝飾音（cadenza）往往需要即興演奏（記譜法發達以後，才有作曲家或演奏家譜寫裝飾樂段）。再者，根據音樂史紀載，莫札特與貝多芬等大作曲家，都很擅長即興演奏，或是以即興演奏發展作品。十六世紀住在義大利的西班牙作曲家奧提斯（Diego Ortiz , c.1510 – c.1570），就曾經在羅馬發表《古大提琴演奏之裝飾論與變奏論》（Tratado de glosas sobre cláusulas y otrosgénéros de puntos en la música de voilones nuevemente puestos en luz, 1553），不僅提出了許多主題裝飾變奏的譜例，更透過里切卡爾（ricercar）這種更複雜的旋律，開拓了即興演奏與作曲的可能性。到了十八世紀以後，為古典音樂奠定重要基礎的莫札特或貝多芬這些人，其實都以即興演奏聞名於世。

　　提到中國，漢人最具代表性的即興演奏是古琴。無關於江南貿易都市名商巨賈的風雅，古琴有譜可以參考，但不是最理想的記譜法，彈奏者可以知道左右手的位置，如果沒有老師帶進門，或是參考錄音可以記住，光憑臆測速度，是很難彈成一首像樣的曲子的。尤其聽者的想像力豐富，光是看人操琴就覺得好有品味，左手按絃或顫音的細部動作，以及古琴特殊的擦絃聲（小音量樂器，故需要極端安靜的環境），再加上房內的薰香（什麼時候開始的？），由操琴者及時判斷的部分，往往被聽者忽略；古琴音樂的欣賞，如果沒有演奏者或解說者的引導，很容易就成為紫砂壺、沉香、七子餅之類的風雅，大爺說一句，你就模仿一句；沒有了大爺，你什麼都不是。

　　到了二十世紀，既然在作曲技法上有了更長足的進展（由白遼士到印象派，由華格納、馬勒到荀白克、魏本與貝爾格，由穆索斯基到史特拉汶斯基……由有調到無調），古典音樂就已經不再是那些什麼「春之聲」、「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的故事」了。巴黎音樂院教授奧立維耶‧梅湘（Olivier Messiaen, 1908 – 1992）的另一個身分，是巴黎聖三一教堂的管風琴司琴；他在鋼琴與管風琴的即興演奏中，大量模仿了各種鳥類的鳴叫聲，這些即興演奏留下的旋律，也被引用於他的許多作品之中。義大利貴族後裔，「頻譜樂派」（école spectrale）的精神導師─賈沁托‧謝爾西（Giacinto Scelsi, c.1905 – 1988）使用鋼琴與早期的電子合成器（主要是ondioline）即興演奏並錄音，並交由其他的作曲家採譜完成各種配器的作品，多半由一個單音發展成為密集而高動態的音牆；這樣的作曲流程，對於日後以更進步技術分析聲響，並且譜成聲音色澤豐富作品的作曲家，帶來的啟發可說非常深遠。出身自前蘇聯韃靼共和國，拜師於蕭士塔高維契的女性作曲家索菲亞‧古拜都琳娜（Sofia Gubaidulina, 1931 - 　），也曾經在一九七○年代，與志同道合的另兩位作曲家維克多‧蘇斯林（Viktor Suslin, 1942 - 　）、瓦切斯拉夫‧阿爾徹莫夫（Vyacheslav Artyomov）合組融合各種民族樂器與人聲的即興合奏團「阿斯特亞」（Astraea），錄音作品屈指可數，在二手唱片市場上千金難求。

　　新大陸的古典音樂，不僅從美國民謠或黑人靈歌取得經驗（蓋希文；柯普蘭），還有更加挑釁的即興演奏。來自法國，歸化美籍的瓦雷士（Edgard Varèse, 1882 – 1965）的曲風，一則完全無視調性與音列，二則旋律好走不等拍，三則導入各種特別的編制，比方說全打擊樂編制、手搖警報器、倒吊在半空中的鼓（以濕布上下摩擦栓在鼓皮正中間的竹棒發出聲音，巴西傳統樂器cuica），乃至於電子音響、預錄磁帶，在他的作品中都習以為常。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七月，瓦雷士與包括約翰‧凱吉（John Cage, 1912 – 1992）、現代音樂理論家詹姆士‧譚尼（James Tenney, 1934 – 2006）、「開放形式」代表厄爾‧布朗（Earle Brown, 1926 - 2002）等當時美國最前衛的作曲家，以及一群前衛音樂的愛好者，請來了包括低音提琴手查爾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 1922 - 1979）、小號手亞特‧法默（1928 – 1999）等當時活躍的爵士樂手，進行一種特別的嘗試：在完全沒有樂譜的情形下，由瓦雷士本人「指揮」即興演出，並且把這些無調性、無節奏的和聲錄下，放進日後的電子音樂作品中。作為一種完全原創的音樂類型，自由即興的精神就是不斷開創未知領域；瓦雷士也曾經因為作品難以被當時的觀眾理解，而在首演時接受音樂廳滿場的噓聲與謾罵（《沙漠》﹝Dèserts﹞一九五五年巴黎首演，薛爾亨指揮合奏團）。同一時期，想要追求音樂上突破的爵士樂手們，也不再滿足於既有的各種形式。薩克斯風手查理‧帕克（Charlie 'Bird' Parker, 1920 – 1955）一度想要拜師瓦雷士門下，當瓦雷士完成了上述《沙漠》的巴黎首演回到紐約，帕克很可惜已經飛向彼岸。同樣在紐約的薩克斯風手奧內特‧柯曼（Ornette Coleman, 1930 – 2015）也企圖在爵士樂中加入更多當代音樂的元素，最後造就了他自由爵士一代宗師的地位。一九四九年，雷尼‧崔斯坦諾（Lennie Tristano, 1919 - 1978）與弟子們的六重奏，在紐約嘗試六人同時即興演奏，成為自由爵士過早開放的一朵奇花；一九六○年代美國的爵士樂日趨複雜，火花飛散到歐洲，更形成了歐洲自由爵士的百花齊放，乃至於東歐國家如東德、波蘭或立陶宛，都曾經舉辦自由爵士與即興演奏的國際音樂會。

　　即興演奏不僅講求腦筋動得快，也要讓自己發出來的音色與其他樂手調和。台灣古典鋼琴界的叛徒李世揚在2012年冬至與法蘭德斯資深鋼琴家佛列德‧凡霍夫（Fred van Hove）於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的現場演奏，兩人的平台鋼琴對置，並且將共鳴響板拆除，周圍的觀眾都可以看到演奏雙方的細微動作。這場台灣少見的鋼琴決鬥，光看照片會以為是兩個調音師傅在比誰調音快，在當時的演奏中，實則包含了非常豐富的音響對位與和聲；再加上「預置鋼琴」手法的充分使用，充分擴增了鋼琴演奏更多的可能性。據說即興演奏在歐洲，不但已經成為演奏廳常見的節目，還有不少幼兒園或是安養院，會把即興演奏排進例行節目表。

　　第一屆台北即興音樂節除了上述的洛茲與台灣即興演奏家合奏以外，還有董昭民老師與荷蘭特殊歌唱家馬克‧凡‧佟赫仁博士（Mark van Tongeren）的論壇（詳見節目資訊，以下同）、荷蘭人聲藝術家亞普‧布隆克帶來的聲音即興表演（受到包浩斯主義建築師Kurt Schwitters啟發，拆解語言要素成為類言語人聲）、本土樂手與海外來賓的交鋒，最後的壓軸，則是來自瑞士的木管演奏家漢斯‧柯赫（Hans Koch）與電子音響操作者湯瑪士‧彼得（Thomas Peter）的二重奏。這一連串的即興演奏音樂會，既不是沒有樂譜就可以胡作非為，更不是拿到樂器就可以亂吹；在聲音中音樂的輪廓可以變來變去，甚至會帶給人聽爵士樂的感覺，但就如同節目名稱所述，今天不是來跟你們講爵士樂的，我們在音樂的探測船上，探索前方未知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