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中文網】英國牛津擴招弱勢生 教育資源公平分配的探索與爭議

貧困人家子女上不起大學的問題，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而英國頂尖老牌名校 — 牛津大學似乎有了解決的方案。

牛津大學承諾，將對招生過程實施大刀闊斧的改革，爭取到2023年，讓貧困弱勢家庭學生的比例達到四分之一。

「小圈子收生」、「排斥窮人家孩子」 、「窮學生免入」，「富家子弟俱樂部」，等等這些外界對英國頂級高等學府的指責，對牛津大學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觸動。

牛津大學2019年新招收的學生中，60.5% 來自公立學校。這是自1970年代以來，牛津大學招收非私校學生的最高比例。

牛津大學副校長路易絲·理查德森教授（Louise Richardson）表示，她希望「在生源多元化方面，步子邁得更快些。」

要解決什麼問題？

長期以來，外界批評包括牛津大學在內的英國頂級高等學府，大搞精英特權，招收了太多私校畢業的富家子女，使成績優異但家境較差的學生失去了就讀這些大學的機會。

英國慈善機構薩頓信託（Sutton Trust）2018年發表的社會流動報告指出，牛津劍橋大學從8所私立中學招收的學生人數，高出了近3000所公立學校送入牛劍學生人數的總和。

英國工黨議員大衛·拉米（David Lammy）最近也曾痛斥牛津大學，幾乎沒有招收過幾個黑人學生。

面對社會各界的批評聲音，牛津大學希望外界理解：想要就讀牛津大學，仍然需要「過五關斬六將」經過激烈的競爭，但是選拔的重點是學生的能力，而不是學生的家庭情況。

理查德森教授說，她希望向公眾保證「全國每一個成績優異的學生都知道，他們有就讀牛津大學的公平機會。」

如何增加弱勢群體比例？

目前，牛津大學的弱勢生比例約為15%，希望在今後4年，將比例增加到25%。

牛津大學的特招計劃將每年錄取200個成績優異的貧困學生。其中有些在錄取過程中就被甄別為貧困家庭的學生，他們獲得錄取之後將在正式入讀之前得到額外的支持。

另外，有50個名額將留給大學預科生，希望幫助那些很有潛力但學業因為家庭情況受到影響的學生。他們如果能順利完成預科，將繼續在牛津大學讀本科課程。
怎麼才算弱勢？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牛津大學評估一個學生是否弱勢並不是簡單看家庭收入或者種族背景，而是主要根據學生所居住地區的社會經濟情況。

其中兩個以郵政編碼為測算基礎的評估系統Polar 和Acorn，衡量學生所住地區的貧困或者富裕程度。

Polar系統著重衡量學生所住地區的居民讀大學的比例。這一系統不乏批評的聲音，包括英國大學事務部部長都認為，應該有更好的方法反應出真實的弱勢情況。

舉例來說，在倫敦的部分市區，一個非常貧困社區的居民可能有較高的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而住在這個區內的居民就不能被視為弱勢。那麼住在這樣一個小社區內的學生，即使家境貧困，卻無法享受到特招的待遇。

為了全面公平評估學生的社會經濟情況，牛津大學表示在招收弱勢地區學生時，還將把學生其他的家庭困難也考慮在內。學生在中小學階段是否因家境困難享受免費的午餐，是參考的指標之一。

然而，專家指出所有這些措施，都只能幫助那些有意報考牛津大學的學生。對某些最邊緣化的弱勢群體，如來自工人階級家庭的白人男孩，報考牛津大學本身就像是天方夜譚：他根本不考慮報考牛津，牛津的這些「扶貧」舉措對他也就沒有意義。
能否消除精英至上論？

BBC教育事務記者肖恩·考格蘭（Sean Coughlan）認為，這些舉措要消除人們對牛津和其他頂尖大學優待富裕學生的批評聲音恐怕不大容易。入讀頂尖大學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公眾的監督也越來越仔細和嚴格。

一般認為，能夠入讀像牛津這樣的名校，不光是"學霸"的象徵，還標誌人生顯赫社會地位的開始，是未來成為專業精英的護身符。

因此，外界對名校力爭公平招生的標凖會提出很多疑問。

首先，對所謂弱勢群體的照顧，讓私校體系的人們有顧慮。他們認為，公立學校中有很多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學生，而私校中也有享受助學金的弱勢家庭的學生，所以用錄取私校還是公校學生人數的多少來作為衡量大學錄取是否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而中產階級對這樣的扶助貧困地區學生的計劃同樣憂心忡忡：如果牛津大學錄取了25%的弱勢學生，另外40%的學生來自私校，那麼留給中產階級的就只剩下35%的錄取機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裏所有的百分比都只適用於英國的大學考生，並不包括越來越多的海外留學生。
軟技能

儘管名牌大學畢業證可能成為一輩子受用的金字招牌，但入讀名校就彷彿站到人生長跑的新起點，所有人都需要繼續拼技能、實力和耐力。

而私校學生的軟技能是近年來經常出現在媒體的熱門話題。來自弱勢群體的學生，或許在學業方面並不輸給來自富裕家庭的私校生，然而軟技能呢？

幾年前，曾經擔任私校威靈頓學院（Wellington College）校長的安東尼·謝爾頓博士（Anthony Seldon）呼籲英國公立學校向私校學習，注重提高學業成績的同時，也重視培養學生的軟技能。

在他看來，所謂軟技能，是電腦不能複製的技能，包括：創造力、團隊意識、同理心、忍耐力、誠實和堅韌不拔的精神。

人力資源專家則認為最重要的軟技能有以下3點：溝通交際能力、批判思考能力、領導決策能力，因為這些能力才是僱主們最為看重的，也是英國各大公司青睞私校畢業生的原因。

#教育 #社會

【彭博觀點】你在評價商家 商家也在評價你

當你發現你購買東西的那家公司正在給你打分，你獲得的客戶服務質量可能取決於你的「客戶終身價值」得分時，你或許會覺得有點可怕。最好習慣它。我們不再只是被信用報告機構評級——這些機構受到廣泛的聯邦監管。如今，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擁有一個優步（Uber）評級，以及其他供應商提供的數十種與之類似、但無法訪問的評級。在工作場所，很多人都在接受數字評分——我知道，我的學生正在給我評分。

這還不是全部。即使那些沒有直接給我們評級的公司，也在有效地量化我們作為消費者、借款人、投資者和生產者的習慣。大資料始於我們，我們是研究物件。對大資料不可避免的、必要的、經濟有效的應用，需要不斷的分析和評估。在複雜的資料分析面前，評級實際上是一個相當粗糙的衡量標準——有許多證據表明，我們現在所做的幾乎任何事情都無法免於系統性量化，而評級是其中最不具侵入性、最容易想像的一個。

這種評級和量化狂歡為什麼會發生？我們能做點什麼嗎？如果可以，我們應該去做嗎？

原因主要在於計算能力。至少早在20世紀60年代，社會科學家們就意識到，他們可以根據個人的人口統計資訊來提取重要資訊，並做出相當可靠的預測。幾十年來，企業一直將郵政編碼作為這種預測性資訊的替代物來使用。

這並不是說以前的企業無法收集客戶的資料。他們擁有這種能力，而且也的確這樣做了。他們的問題是，這些資料只有在藉助可用的分析工具進行處理時才有用。早期的電腦，以及直到10年前的那些電腦，根本就不具備分解和分析大量資料以產生有用結果的能力。

摩爾定律逐漸改變了這一點。儘管它不會一直持續下去，但每兩年有效提升一倍的計算能力已經造就了越來越強大的資料處理能力。今天的電腦能夠處理海量資料，它現在完全可以從收集到的個人行為記錄中提取關於你的個人資訊。

與此同時，線上購物（以及其他線上行為）的興起提供了新的資料來源，而在過去，這些資料往往很難確定。一家老式超市可以粗略地估量顧客在走道裡搜尋購物單上商品的情況。亞馬遜（Amazon）則可以確切地獲悉你在做出選擇前瀏覽了哪些商品。

擁有這些資訊就是擁有價值。任何一家對我的終身價值進行排名的公司，不僅能利用這些資訊來做出一些關於如何與我互動的明智決定。它還能將我的客戶終身價值評分賣給另一家類似的企業。

在這樣一個cookie和跨平台窺探技術大行其道的時代，許多線上企業（社交媒體平台、零售供應商和新聞機構）都有能力更廣泛地獲悉或深入了解我的行為模式。

要改變這種狀況，唯一可能的途徑是極端的自我克制（比如，不使用線上供應商和服務）或政府監管。前者不切實際；我們不會回到一個只跟實體經濟打交道，只收現金的社會。

後者是可以想像的，但對於監管能夠或應該達到的效果，我們仍然遠遠沒有達成明確的共識。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同事齊特林（Jonathan Zittrain）和我曾經的老師巴爾金（Jack Balkin）¬前段時間撰文稱，法律應該將科技公司視為我們資料的受託人，它們實質上是代表使用者持有他們個人的資訊。

這個想法確實頗具創新性。但如果要採納它的話，我們就需要轉變思維，以新的視角來看待我們與其他人和當事方的互動方式。現在，如果你對我說了什麼，或者我們一起做了什麼，我通常有權使用我從這種互動中學到的資訊——除非事先約定我不可以這樣做。從本質上講，這就是科技公司根據我的行為收集和分析資料時所做的事情。

如果政府要採取某種全面的監管措施，它就必須在允許和不允許的資料使用之間劃清界限。這些界限將極其難以確定。更重要的是，將當前的資料收集和分析與包括信用評級在內的傳統資料收集和分析區分開來，將是一個重大的實踐和概念挑戰。畢竟，後者也是基於資料分析和預測進行的。我們不會認為信用評級機構是我們的受託人——或者至少當你不得不與他們互動時，你不這麼認為。

最可能的結果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將看到某種形式的資料監管——但不是信用評級機構面臨的那種嚴格監管制度。最大的可能是，我們將逐漸習慣這樣一種觀念：我們的行為是可以被監控的；經過彙總和解讀之後，它將對一系列重要的經濟和生活決策產生影響。

這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力量將繼續以創造性的新方式塑造我們生活的輪廓。這看起來可能不夠自由。但話又說回來，自由市場經濟只是承諾免受國家干預的自由，而不是免受市場懲戒的自由。（撰文：Noah Feldman）
#Uber #亞馬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