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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爾坦克 在 張不知 Instagram 的最佳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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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文摘:英國鬼才建築師Thomas Heatherwick 新作品》
* 《讓工作有趣的兩個方法》羅素
使工作有趣的有兩個元素:第一是巧技的運用,第二是建設性。
每個練有什麼特殊本領的人,總樂於施展出來,直到不足為奇或不能再進步的時候為止。這種行為的動機,在幼年時就開始:一個能頭朝地把身子倒竪的男孩子,在頭向天正式立著的辰光,心裏是不甘願的。
有許多工作予人的樂趣,和以妙技為戲得來的樂趣相同。
一個律師或政治家的工作,其包含的樂趣一定還要美妙得多,正如玩橋牌遊戲時的趣味一樣。雖然,這裡不但有妙技的運用,也有和高明的敵手鈎心鬥角之樂。即在沒有這種競爭元素的場合,單是應付一樁艱難的工作也是快意之事。
一個能在飛機上獻本領的人感到其樂無窮,以致甘願為之而冒生命之險。
我猜想一個能幹的外科醫生,雖然他的工作需要在痛苦的情勢之下執行,照樣能以手術準確為樂。同樣的樂趣可在一大批比較微末的工作上獲得,不過強烈性較差而已。我甚至聽到鉛管工匠也以工作為樂,雖然我不曾親身遇見一個這樣的人。一切需要巧技的工作可能是愉快的,只消它有變化,或能精益求精。
假如沒有這些條件,那麼一個人的本領學到了最高點時就不再感到興趣。
一個三英里的長跑家,一過了能打破自己紀錄的年齡,就不復感到長跑之樂。幸而在無數的工作內,新的情勢需要新的技巧,使一個人能一天天地進步,至少直到中年為止。有些巧妙的工作,例如政治,要在六十至七十歲間方能施展長才,因為在這一類的事業中,豐富廣博的人情世故是主要的關鍵。
因此成功的政治家在七十歲時要比旁人在同年齡時更幸福。
在這方面,只有大企業的領袖堪和他們相比。
然而最卓越的工作還有另一元素,在幸福之源上,也許比妙技的運用更加重要,就是建設性。
有些工作(雖然絕非大多數的工作)完成時,有些像紀念碑似的東西造起。
建設與破壞之別,我們可用下列的標準去判辨。
在建設這件事情的原始狀態是紊亂的,到結局時卻形成一個計劃;破壞正是相反,
事情的原始狀態是含有計劃的,結局倒是紊亂的,換言之,破壞者的用意是產生一種毫無計劃的事態。這個標準可應用於最呆板最明顯的例子,即房屋的建造與拆毀。
建造一所屋子是依照一預定的計劃執行的,至於拆毀時誰也不曾決定等屋子完全拆除後,怎樣安放材料。固然破壞常常是建設的準備;在此情形中,它不過是一個含有建設性的整體中的一部分。
但往往一個人所從事的活動,以破壞為目標而毫未想到以後的建設。他大抵把這點真相瞞著自己,自信只做著掃除工作,以便可以重新建造,但若這真是一句托詞的話,我們不難把它揭穿,只要問問他以後如何建造就行。
對這個問題,他的回答必是模糊的,無精打採的,沒有重點的,不比他提及此前的破壞工作時說法又確切又有勁。
不少的革命黨徒,黷武主義者,以及別的暴力宣傳家,都是如此。
他們往往不知不覺受著內心仇恨的鼓動;破壞他們所恨的東西是他們真正的目的,至於以後如何,他們是漠不關心的。
可是我不能否認在破壞工作內和建設工作裡,一樣可有樂趣。那是一種更獷野的,在當時也許是更強烈的歡樂,但不能給人深刻的快慰,因為破壞的結果,很少有令人快慰的成分。
你殺死你的敵人,他一嚥氣,你的事情便完了,因勝利而感到的快意也不會久存。
反之,建設的工作完成時,看了令人高興,並且這工作的完滿也不會到達無以復加的田地。最令人快慰的計劃,能使人無限制地從一樁成功轉入另一樁成功,永不會遇到此路不通的結局;由此我們可發現,以幸福之源而論,建設比破壞重要多多。
更準確地說,凡在建設中感到快慰的人的快慰,要大於在破壞中感到快慰的人的快慰,因為你一旦充滿了仇恨之後,就不能再像旁人一般在建設中毫不費力地獲得樂趣。
所以人要治療憎恨的習慣。
—-羅素
* 理想的動物社會沒有盼到,而他們反倒落入了這樣一個時代:誰也不敢說出自己的想法,動輒狂吠不止的惡犬到處橫行,你不得不眼睜睜看著你的同志在招認了醜惡罪行後,被撕成碎片——她不知道怎麼會鬧成這樣的。—-喬治歐威爾
* 羅斯福自一九三三年就任美國總統,提出一連串百日維新政策,使用的都是憲法裡賦予總統的緊急行政命令權。
到了一九三六年,羅斯福在美國的聲望已經到達最高峰了。
什麼叫最高峰?零負評嗎?不是的。
他的主張等於是抓住社會主義裡某些重要精神,然後補足資本主義貪婪及製造災難後所形成的不平等;雖是資本主義,可是用了部分社會主義的精神。
這個結果是什麼?結果是他兩邊都沒有討好。
美國企業界、政治菁英普遍認為他太左。
而哈佛大學──羅斯福的母校,現在在美國被認為是平等及自由精神的象徵──在當時三百週年的建校紀念會時,羅斯福走進去, 本來以為會迎來美國最高學府學生給予他的掌聲,但他面對的是噓聲!
學生以噓聲對他表達抗議。因為有很多社會主義信仰者認為,羅斯福應該以更符合民情需求的方案,來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當時左派在美國校園裡已經開始萌芽。
羅斯福怎麼自處呢?他憤怒?委屈?或是討好年輕學子?都不是, 他一跛、一跛的走上台、發表演說,一如往昔,充滿自信。
他告訴學生們:
這個國家現在正步上經濟復甦的路途,我們當然會繼續尋求改善美國工人的工作環境;我們當然也會繼續為降低電價而努力;我們仍會繼續為年輕男女、殘疾同胞、失業保險、老年福利及女性保護等問題而努力。
但是我們才剛開始,有太多類似的問題要被解決,制度的改變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年輕學子沒有耐性,他沒有說服這些學生。
但美國下層社會的人們心中,羅斯福是他們的英雄。那個時候羅斯福所到之處受歡迎的景象是:一位資深記者記錄小羅斯福來到紐澤西州澤西市(Jersey City)這個地方,車隊通過荷蘭隧道(Holland Tunnel)——連結紐約市跟紐澤西的一條隧道──洞口之後,如雷的掌聲已經響起,整個城市沸騰。
在萬里無雲的晴空下,舉目所見是一片搖動旗幟的人海。
當時在美國華府最重要的辯論,並不是我說的在哈佛大學,而是剛好與哈佛大學學生批評的方向相反,也就是「羅斯福把整個國家帶離資本主義太遠了。」
所以當哈佛的學生罵他:你還是在保護資本主義啊,你還是在保護貪婪的富人!但共和黨與民主黨參議員對他都有意見,認為他:太左了。
很快的,一九三七年進入羅斯福第三屆總統的競選活動。
選舉有時候是媚俗的,因為民主政治的前提是由老百姓決定國家未來。
當一個制度危機可能連專家都非常困惑時,人民怎麼可能有他們的理性分析、合理及最好的政治選擇?
面對一九三六年年底大選時,共和黨提出競選主張,最重要的四個字叫作「平衡預算」,在美國這可是天經地義。
他們認為,羅斯福拿太多國家的錢創造「新政」,留下太高的國家負債。
共和黨當時批評:美國正處於危急之秋,美國人的福利太高了,高到那些人根本不想工作,美國年輕人沒有任何前途、看不到未來,政府又有這麼高的赤字。
共和黨不是希望贏得總統寶座,他們知道沒有人可以打敗羅斯福, 他們要的是贏得參眾兩院。
但他們不知道正由於那一次的競選勝利之後,共和黨大贏了國會,他們真的如願以償:但代價是:華爾街股市因政府過早走向平衡預算,再度大崩盤,美國走向「二次衰退」,失業率又大升,美國做為世界經濟當時惟一的中心,世界經濟又再度被拖垮。
於是,大西洋這邊納粹主義達到巔峰:太平洋那端日本軍國主義羸得絕望社會的全面支持。美國平衡預算不到一年,日本發動七七事變:美國平衡預算剛好兩年又九個月,德國侵佔波蘭。
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戰爭:二次世界大戰正式掀開序幕了。—-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 1940年二戰已經開打了半年,根據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8%的美國人支持同盟國,只有2%的人支持納粹;可是問他們要不要捲入這次歐洲戰爭,90%美國人說:不。
今天我們所熟悉的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是不存在的。美國眼看著納粹在整個歐洲連戰皆捷,不動如山。
美國不想捲入戰爭的民意,多麼的深入人心,幾乎在每一個美國人的血液細胞裡流動。
然而,羅斯福對於國際事務的看法不一樣。其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看到威爾遜總統支持國際聯盟卻被國內批評,他曾經説:自己也很想找各種理由來反對國際聯盟,可是想破頭也想不出理由。
在那個年代,羅斯福很感慨的說:「我們就算中立,也不應該不聞不問吧?」
可是他拿這樣的美國一點辦法都沒有,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敦促國會,廢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禁止軍火出售的規定,也就是可以賣一些軍火到歐洲去。
其中,出口44%軍火都賣到英國。
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年春天,經過幾個月的觀戰,德國已經在很短的時間裡不只是打下了奧地利、波蘭,一路打到了北歐,征服丹麥;征服了東歐,打到北歐了。
此時,英國人才從幻想和夢中驚醒,但美國人仍然置身度外。
全英國開始恐慌了,因此邱吉爾出任了首相。德國在歐洲大陸勢如破竹,這個情形一直到一九四○年九月,眼看希特勒下一個目標就是英國。
美國和英國有一種特殊關係,但美國人普遍厭戰,他們深信正是因為一次大戰美國沒有介入,美國才能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的大國。
面對反戰的民意,羅斯福採取一項大膽的措施:他以總統的行政命令權,把五十艘服役已久但還可以用的驅逐艦,以退役為由送給英國,交換可以租借英國在海外的海軍基地。
一九四○年,又時逢美國總統大選,羅斯福在這一刻面臨抉擇。過去的慣例,總統連任兩屆就不選了,可是他覺得為了歐陸戰爭,他必須參選。
他知道大多數美國人民並不瞭解,美國人不可以把自己置於國際事務之外,他必須用個人的聲望來領導這個世界,所以他決定競選第三任。
那時候的美國憲法沒有禁止競選第三任或第四任總統;直到一九五○年,美國才通過新的憲法修正案第二十二條,美國總統任期最多連兩任。
羅斯福想解決歐洲事務,他覺得只有他可以做得到, 但當時他也沒意識到這即將成為人類史上最慘烈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
其實人處在二次世界大戰中,都還未必意識到這就叫做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的羅斯福說:我好幾個夜晚都躺著想,自己問自己,身為美國的三軍總司令,是否有權力呼籲美國人,自我訓練為國家效勞,然後拒絕一己之私呢?面對危難,每個人都不應該逃避應負的責任。
但是他自己也知道,在那一刻並不容易。
其實他對於競選第三任,自己也常常處於搖擺之中,沒有那麼堅定,他曾說:「有一部分的我很想退休,回到海德莊園。」
也就是回到他出生的羅氏大宅,寫寫回憶錄。
可是他的良知不允許,所以這次他仍然競選了。當然,輿論的批評就大了, 批評者認為他不該打破慣例,世界大戰干美國人什麼事情;連他曾經在大蕭條時期史無前例的在田納西河谷設立管理局,成立一間水力發電公司,等於是美國第一次有國營事業,也被拿出來批評是左翼,或說這就叫做官僚作風。
選舉的結果,羅斯福還是連任了,得票數是二七二四.四萬張,和他競爭的共和黨候選人叫威爾基Wendell Lewis Willkie,他的得票是二二三○.五萬張,美國人打破總統連任兩屆的傳統,讓羅斯福繼續領導,可是贏的票數就沒有羅斯福第二次連任時這麼多。
這說明瞭其實大多數老百姓未必知道自己所面臨的危險是什麼;其次老百姓容易很厭煩一個人,我們都已經看了你八年,我還要再看到你?──這當然是老百姓的一種天性。
所有的英雄都會令人厭煩。這是一位很有名的歷史學家保羅• 甘迺迪Paul Kennedy講的話。
美國國內本來還為羅斯福勝選問題繼續吵,但是吵到一九四一年, 突然沒什麼人再吵下去了;因為美國已經變成民主同盟國家的兵工廠,利用了租借法案,將飛機、坦克還有其他用品送到英國。
簡言之,美國從歐陸的戰爭,開始嘗到甜頭,發現了一門好生意。
那時中國也開始因為抵抗日本侵略獲得美國的援助,貸款達到五百億美元。同時,羅斯福凍結德國、義大利這些法西斯國家在美國所有的存款以及信用,接著日本也被列入凍結的對象。
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兩人會晤,共同發表《大西洋憲章》,宣稱確保世界遠景更美好的共同原則──可是請注意,即便如此,美國仍然沒有參戰。
歐陸戰爭打到英國時,美國出口大增,失業率開始大降。美國人突然在那一刻發現一件鬼魅般的事, 原來支持其他的國家打仗,變成軍工廠,可以解決美國大蕭條的問題──這是之前他們從沒想到的,他們只想著如何避免捲入戰爭。
但這件事情很重要,因為這使得美國後來出現「軍工複合體」。他們發現此事,實在太穩賺不賠了。
美國第一次嘗到甜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許多人難以想像,包括最優秀的經濟學家。
等二戰快結束、一九四五年時,美國的失業率只有1.2 %。
從一九四○年的10%,短短四年之內降到1.2%,幾乎達到充分就業。
所以經濟及歷史學家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挽救了美國的大蕭條:也從此改變了美國人的思維。—-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圖片:https://www.archdaily.com/554750/bombay-sapphire-distillery-heatherwick-studio
邱吉爾坦克 在 新經典文化ThinKingDom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天才の思考_高畑勳與宮崎駿 上市倒數6天
紅豬 │ 1992 │ 宮崎駿導演
#從15分鐘變成93分鐘
#宮崎駿的飛行夢想
小時候,有次我讀到了《小牛頓》裡的林白傳記漫畫,從此有一段時間我很想當飛行員。後來眼睛搞壞了,這個夢想不了了之。而我在很久很久以後才赫然發現,原來當初《小牛頓》還有很多故事沒說,像是林白在兩次大戰間作為納粹在美國國會的喉舌,運用他的影響力,將美國拖向了孤立主義。
另一位活躍在兩次大戰間的知名飛行員聖‧修伯里也在1940年末來到了美國。但由於他不齒邱吉爾的作為(他為了避免凱吉爾港的以投降德國的法國船艦進入納粹手中,因此進行了轟炸,造成船上千餘人罹難),因此對戴高樂在海外組織的自由法國也殊無好感。他沉醉在紐約的溫柔鄉中,完成了經典作品《小王子》,而後在一次偵察任務中消失在了地中海上空。
儘管立場不同,林白和聖‧修伯里的關係還是相當不錯。我們在聖‧修伯里的《風沙星辰》中看到了他如何賦予飛行員聖徒一般的肉體和意志,他眼中的林白,一定也同樣是條好漢。
但這段歷史跟《紅豬》有什麼關係?其實沒什麼關係。宮崎駿先生是位極端的反戰主義者,但有趣的是,他非常喜歡這些「老派」的飛機坦克,還 #在雜誌上畫起了連載,成為了後來《紅豬》的原型。我覺得,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是飛行員最帥的時代,那是一個飛在亞得里亞海上,你會同時覺得超脫與謙卑的時代。管你好人壞蛋,開飛機是多浪漫的一件事,就算駕駛員是一頭豬。
(文/新經典L小編,大豬公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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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爾坦克 在 文茜的世界周報 Sisy's World News Facebook 的最佳解答
《夜.語錄.山區花農的一天》
* 吃清淡食物,過樸素生活,把慾望降低一些,再降低一些,卻依然懷抱著期待、夢想和愛,這樣的日子就是快樂的日子。——張小嫻
* 所有的人類都是活在主觀之中,只要改變自己的看法,世界就會改變,從那一瞬間開始,人就能獲得重生。世界簡單的令人驚奇,但是,人總是用自己賦予的看法和想法,主觀地將事情複雜化,一切煩惱皆來自於人際關係,這就是個體心理學的根本思想,如果這個世上不存在他人,一切煩惱也隨之消失。—-阿德勒《被討厭的勇氣》
* 我面對人生的態度,從這時候起便是如此。過分地期待,事前憑借幻想過多地修飾,到頭來我還是不得不從中逃離。—-三島由紀夫《假面的告白》
* 本性善良的人都晚熟,並且他們是被劣人所催熟的,當別人聰明伶俐時,他們又傻又呆,當別人權衡利弊時,他們一片赤誠,當別人心機用盡,他們靈魂開竅,後來雖然開竅了,但內心還會保持善良與赤誠。
他們不斷地尋找同類,但最後變成了孤獨的那一個。—-莫言
* 我出生前就已經有著無窮的時間,我死後仍然是無窮無盡的時間。活著的時候我根本不想這些。一直以來,在兩團永恆的黑暗之間,我生活在明亮的世界里。
——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紅》
* 我們無法選擇遇見什麼人,也無法選擇生活中的經歷,但我們可以選擇記住什麼,遺忘什麼。—— 鈴木大拙 《禪者的思索》
* 一個成大事的人,不能處處計較別人,消耗自已的時間去和人家爭論,不但有損自己的性情,且會失去自己的自制力。在盡可能的情況下,不妨對人謙讓一點。與其跟狗一路走,不如讓狗先走一步,如果給狗咬一口,你即使把狗打死,也不能治好你的傷口。—-林肯
* 假如你覺得自己的日常生活很貧乏,不要去指責生活,而應該指責你自己。——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信》
* 快樂要有悲傷作陪, 雨過應該就有天晴。如果雨後還是雨 ,如果憂傷過後還是憂傷, 請讓我們從容的面對。這離別之後的離別, 微笑的去尋找一個不可能出現的你。—-塞林格《麥田守望者》
* 閃光的東西並不都是金子,動聽的語言並不都是好話。—-莎士比亞
* 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堅強,於是乎,在假裝堅強中,就真的越來越堅強。這是真的。——楊絳
* 遠離那些企圖讓你喪失雄心的人吧。小人經常如此,而真正的偉人會讓你覺得你也可以變得偉大。—-馬克吐溫
* 遠見的另一個代名詞:孤獨與誤解
戴高樂雖然成為德國戰俘,他卻抓住機會學習德語,認識許多重要人物,對他日後治理法國很有幫助。
一次大戰結束時,戴高樂才二十八歲,很快的,天生將才必有用。他在戰爭過程中開始學習各種戰略、戰術,包括他在戰俘營裡也把握機會,不斷學習。
四年後,三十二歲的戴高樂進入陸軍參謀學院,他認為他需要更好的戰略訓練。但是他突然發現,學院裡的教官仍將壕溝戰奉為戰時的最高規格,這讓他很不開心,因為他是進來學習的,他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被俘擄的時候就已經跟當時法國的空軍英雄、最優秀的戰士關在一起,他知道學校教官教的東西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老經驗與老教材。
未來的戰爭一定會進步,戰術一定是往前走,一次大戰中的戰溝、戰壕根本派不上用場。
他常常和學院院長激烈辯論,還差一點被退學。最終,雖然他還是取得軍官身分畢業了, 成績當然還是很爛!不過,他從學院結業之後,就自己要求到德國境內的萊茵河谷駐防一年。
人生沒有一條路是白走的。
他被俘虜,而且從小就聽爸爸媽媽告訴他普魯士如何打敗法國,他想要親身瞭解這個打敗法國的國家。這個時候,雖然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了,但他自己曾經是德國的手下敗降,被抓到戰俘營去,看過德國的精銳部隊。所以, 他到萊茵河谷去,一點都不覺得法國是個戰勝國,德國是個戰敗國,德國沒什麼了不起──完全不是!
在那裡,戴高樂親眼目睹法國的宿敵──德國如何快速重整起來, 法國軍隊的軍事力量和德國差距越來越大。
法國從「凡爾賽條約」拿到一大筆錢,舉國揮霍,成為時尚之都。在那個時候,香奈兒的香水問世,整個巴黎街上都是珠光寶氣、噴香水的人。但是德國人想的是如何雪恥,如何重新站起來。
許多人把二次世界大戰歸咎於美國的大蕭條,經濟崩潰間接導致二次世界大戰;另一派是完全歸咎於希特勒。可是從戴高樂的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條約」的賠償條款帶給德國奇恥大辱,反而讓德國很快的開始發奮振興。
他在一九二二年以及一九二四年左右,寫了好幾次的信告訴他的朋友們,說:「法國將和德國再大戰一場,戰爭無法避免,而且幾乎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型態完全不同。」
他認為法國根本不瞭解世界真正的情勢,在未來的戰爭裡頭,缺乏足夠的準備。這樣的遠見及語言,很像我們當代很多無聊人士對於關懷國家的人,動輒批判「唱衰自己的國家」。一點也不討好。
當時的法國人普遍厭戰,追求和平。這很正常,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超過一百萬人,所以這時的法國追求某個程度的和平, 不能說他們是錯的,但是法國可能不夠警覺全世界正在發生什麼樣的困境。
其實,一個國家與人們的性格一樣,會有逃避心理;在那個時刻, 法國覺得他們只需要做一件事:構築一長列的碉堡,來防禦未來德軍的攻擊。這個防線的設計者就叫馬其諾Android Marginal,後來我們稱作馬其諾防線,史上最著名的就是這條防線。
在那個時代,法國覺得他們只要做這件事情,就足以抵擋一切了!
戴高樂雖然覺得追求和平很重要,但是他認為壕溝戰根本就是可笑的事情,他覺得最重要的是擁有坦克車,他認為法國雖然有備戰車,但並不足以對付德國當時最大的坦克車。他看到德國坦克車的可怕,所以在整個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代,尤其是大蕭條爆發、希特勒崛起的時候,戴高樂是孤單的身影,他的主張是孤軍奮鬥的。
他在各地著書演講,希望喚醒法國人理解他已經看到的未來:唯有建構以坦克為骨幹的陸軍,才能夠保障法國的安全。
結果,法國當然沒有人要聽他的。但是有一群人卻聽到了,因為戴高樂把他的想法寫成書發表,書名叫《未來的陸軍》The Army of the Future,結果看到這本書的是德國人,這本書反而變成德國陸軍建立第一豹式戰車軍團的基礎理論。
歷史會不會太荒謬?
而戴高樂的遠見一直到什麼時候才被法國人看到?你能想像嗎?
戴高樂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六年不斷的演講又演講;一九三九年,德軍的豹式戰車團用他的戰爭理論攻破了波蘭軍隊的層層防衛,橫掃波蘭全境;一直到一九四○年,德國攻佔丹麥和挪威的時候,法國陸軍才開始相信戴高樂,這個時候陸軍最高司令部倉促授權給戴高樂,要他建立兩支裝甲師。
但是太晚了,一九四○年五月十日,德軍對法國展開閃電攻擊,就像戴高樂早就預料的,馬其諾防線根本擋不住德軍,法軍的坦克部隊也沒有辦法趕到前線保衛法國。
儘管如此,戴高樂也沒有說:「你看吧!你們都不聽我的,我就看你們怎麼垮的。」
我說過,他的血液裡頭流留愛法國的熱血,他一生下來,到他最後嚥氣的那一分鐘,他都認為他是為法國而生,他也該為法國而死。
所以,他仍然嚴格的督軍,使部隊成為當時最驍勇善戰的單位。
嚴格到什麼地步呢?
當時他的母親已經病危,快要走了,戴高樂的媽媽親手把他帶大,經常跟他講述故事,他跟母親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即使他督軍的地點離母親居住的地點沒有多遠,部隊行軍到離母親的住處只有數哩的時候,他猶豫了一下,看一眼母親的住處,鞠了一個躬,跪了下來,親吻了土地,掉下眼淚,就當成是和母親的告別。
他並沒有回去見母親最後一面。
在那個時候,法軍所有的裝甲師,只有戴高樂所轄的單位能夠延緩德軍凶猛的攻勢。當時法國分成兩派,一派希望趕快跟德軍妥協;另一派則是要繼續作戰。那時候法國總理叫作雷諾Paul Reynaud,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雷諾總理指派戴高樂到英國。
這個時間點非常重要。一九四○年六月九日,戴高樂到了英國,這也改變了戴高樂的一生。他見到英國首相邱吉爾,兩個人的首度會晤即惺惺相惜,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捩點。
當時的邱吉爾已經六十幾歲,算是英國政壇元老,而戴高樂只是一個剛開始在戰場崛起、被提拔為少將、會打仗的軍人而已。他們兩人見面能夠代表什麼呢?
這兩個人不愧是世紀偉人,他們達成一種前所未聞的態度和協議。
邱吉爾和戴高樂想到的是暫時擱在法國、英國的國家獨立主權,兩國軍隊統一,建立單一政府、單一軍隊,才有辦法阻擋德國。
英國願意這麼做,戴高樂也認為不必談什麼法蘭西榮耀,事實就是如此。所以邱吉爾曾經說:「戴高樂在六月九號搭著飛機來到英國,這架小飛機不只是載著戴高樂,還包括法國的命運。」
這個提議被提出來之後,戴高樂懷抱希望回到法國,但是他發現在出國期間,雷諾總理在失敗論與投降論者的逼迫之下,已經辭職下台了。
繼之而起是後來大家對法國歷史比較瞭解的,稱作「維琪政府」,也被稱為投降政府。
當時擔任維琪政府總理的人是誰呢?
我們在第一講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戴高樂參加三十三軍團,他覺得要跟隨著一位最會打仗的將軍, 他的名字叫貝當,維琪政府總理就是貝當。
人,此一時,彼一時,貝當當時想做的就是趕快送上一份停戰協議。
戴高樂此時站在人生的重要關口,他究竟應該支持以前的長官貝當維琪政府呢?
還是為他摯愛的法國全力奮鬥呢?
戴高樂後來回顧他一生,他說那一次是最痛苦的抉擇之一,他曾說:「我生命的一部分似乎在這一刻死掉了!這部分就是我長久以來信守的整體法國、不可分割的法國陸軍,還有我對領袖的忠誠。」
然而,命運對他的呼喚,從小就十分清晰而響亮,一個沒有榮譽感的法國,就不是法國。歷史要他為法國做出高貴的貢獻,只許戰鬥,絕不許投降。
他拒絕了維琪政府所有要求他做的事情。
搭上一架小飛機,流亡,再次前往英國倫敦。
—-陳文茜《文茜説世紀典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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