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不開的一本書，一些事】
Cathy Park Hong《Minor Feelings》

也不是說有意避開，就是知道了很久，沒拿起這書來讀。本書在2020年初出版，作者是一位美國韓裔著名詩人，這是她的第一本非詩集/非小說作品，書的副題是"A reckoning on race and the Asian condition"：「種族和亞裔處境的反思」，隨著全球疫情後出現的反華情緒，和特別在美國發生襲擊亞裔人士個案數目大幅上升，令亞裔美國人身分認同成為熱門話題，而這書在今年初推出了 paperback，過去只讀沉悶的政經書籍的我，本來近期集中睇小說，但 Hong 的這書，再也避不開。

本書名列去年多個年終書評十大名單中，只不過是短短二百多頁、七篇文章，有什麼特別？作者以自己第二代韓裔美國人的身分和個人經歷，包括自己和一些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的故事，探討了種族、結構性種族歧視，和在白人社會主導下成長的影響等題目，也因為她是詩人和藝術家，特別討論了小時學習英文為第二語言，從而讓她對這語言有更敏感了體會和應用，和一些在藝術社群中亞裔面對的問題。

Hong 成長家庭環境中上，住在白人居住地區，甚至家有私家泳池，但不忘提醒讀者小時候住在洛杉磯Koreatown的「基層」地區，不過在1992年當地發生的黑人與韓裔種族衝突前，父親生意有成，已經搬走。與我之前介紹美國越南裔詩人/作家 Ocean Vuong 不同的，是後者以難民身分移居美國，在單親家庭中長大，一直貧苦地工讀，Hong 讀的是私立大學，但二人對英文為第二語言的體會，在他們作品中，可見相似的地方。

尋找一起走過的經歷

兩人相似的經歷，還有是一個刻苦、堅強但對子女十分嚴厲的母親，就像我們在流行文化中阿信再加「虎媽」的印象。Hong 提及，小時到白人孩子朋友家中玩，覺得很和平和安寧，父母慈祥，小狗可愛，但回到自己家中，父母總是吵吵鬧鬧，沒有寵物，但老人家總有些古古怪怪的習慣（像祖母親用咖啡罐裝自己的尿去後花園種蔥），我想如果拍成電視處境喜劇，應該嚇壞白人，但反過來，只會令他們對小數族裔 stereotyping 的印象定型，更根深柢固。

Hong 的文章中，帶出很多重要的問題，例如，她作為藝術家，作品是否被困在白人社會對亞裔的印象的框框內，要遷就他們怎看我們，才能有機會出版？甚至她透過於1982年在紐約姦殺被害的美國韓裔女詩人 Theresa Hak Kyung Cha 的事跡，質問為何媒體甚至她的藝術界同僚和朋友，分別都淡化報導或低調處理，難道亞裔面對的暴力，白人社會都不想提，不想知道太多，亞裔在他們眼中，最好是隱形？這狀況，也與黑人面對的問題和歧視，有所異同。

Hong 所提出的問題，未必有答案，卻能另我們反思自己的經驗。無論在那裡生活，或曾經在那裡生活，在「自己的國家」抑或「別人的國家」，是多數是少數，不要說沒有歧視，要是這樣說，肯定只是視而不見而已，包括在中國和香港。我也想，我曾經在美國留學和打工十多年，回到香港，種族上少數分子變回多數，但身分認同又在種族層面上增加變數，回歸後香港身分在國家全面管治下又不一樣了。但至少回想自己十多年在美國的經驗，究竟當時是怎樣的？

誰是「亞裔美國人」？

近年使用的「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一詞，原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反越戰和民權運動示威浪潮最火紅的加州柏克萊（Berkeley）所創作出來的，今天最「建制」的形容詞，當年卻已是最「前衛」的。即使在八十年代我在美國讀大學時，對亞洲人的形容詞，很多人仍然以 "Oriental"（東方人）這個顯然極為殖民主義的詞語稱之。至近年，如果要向一些美國機構有需要填表，在種族一欄往往會以「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民」（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統稱，我都會不禁想，亞裔都夠包羅萬有了，怎麼把太平洋島民都打成一片？

反觀英國，近年在這些回應表格分類，都變得比較仔細了，會分為「中國人」、「華裔英國人」或甚至「香港人」，當然也有些「混血」、「其他」或「不想或選擇不回應」給選擇，始終，說是種族但其實也是身分認同的選擇問題。然而，是否美國人就是比較懶惰，還是白人主導思想下分不開，不想分？他們分不開華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等等，這都罷了，就是兩個東亞裔人的不同面孔，都總是分不開，我們分辨白人面孔卻沒這問題，是否我們看荷里活電影太多，他們看亞洲片太少？

自去年起，亞裔在美國因種族歧視遭受襲擊個案大增，亞裔美國人團體因而加強聯繫，作出回應，我曾經聽過當中他們舉辦的數個網上論壇，華日韓越還有印度、菲律賓等主要社群的參與都有，他們都會指出，一般美國人社會和白人主導的理解，甚至在不同亞裔之間，其實都未必完全了解「亞裔美國人」所包含的複雜性，不同的種族、文化、背景、語言，分隔了他們的互相了解，還有不同國家之間的政治和歷史的紛爭、新仇舊恨，在美出生的日韓中/港/台人後代，可能感受不深，但如果是新移民或者留學生，不幸地可能根本互相敵視，另一方面，新移民與否、教育程度、社會階層不同，對種族歧視的體會也不一樣。

我比較深刻印象的，是有一位講者曾經提出過，在媒體甚至官方的描述，不宜再簡化地以"China"或"Chinese"形容中國政府或官方的事宜或行為，中國餐說是"Chinese food"沒問題，但如果是政府的行為，就應該在內容和標題說明是"Chinese government"，的確，任何政府也不能代表所有人，批評一個政府不應把不滿投射都該國的人民，這個建議，可圈可點！

黑暗的歷史

另外，他們在討論中提出的典型應對，必定包括在美國教育中加強亞裔在美過去面對的歧視歷史，由美國內戰結束後，失去了黑人勞動力後，美國於1860年代輸入數而萬計的中國勞工以參與興建鐵路，可說是美國鐵路尤其是開發大西部的，當初都是以中國人的血汗，甚至用上平均每公里幾條中國人命搭建出來的，但美國政府「打完齋唔要和尚」，之後卻因恐怕大量亞洲移民，通過了「排斥華人法例」（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中國人甚至其他亞洲人，甚至包括前美國殖民地的菲律賓人，都難以移民美國，直到1960年代才真正開始改變。

今天亞裔美國人提出應該放進中小學歷史教材的，當然還有二次大戰時的日裔美國人的遭遇，他們無辜地被視為間諜，財產土地被充公，失去自由，年輕男丁卻被徵上戰場，保衛美國這「家園」，其他家人就關押在集中營多年，直到戰後才放出來，這段黑暗歷史。至於韓國和越南人，無論是否同意美國當年應否介入他們國家的內戰，阻止共產主義擴張，大概都會同意，美國接收不少來自兩國的難民或移民，多少都為贖罪。

然而，在今天美國的本土政治環境，種族主義反而更為抬頭，在部分州政府出現共和黨人大力打壓黑人投票權利和鼓吹白人至上主義，要提出亞裔美國人歷史觀，把這些美國帝國主義的黑暗歷史，放進教科書，談何容易！反過來說，政權用作政治宣傳教育的話不算，就是過去在華人社會和教材又有多少談論「賣豬仔」和美國反華移民法案？就是我這一代香港人，對這些事的印象，只有「華英雄」和黃飛鴻電影（但這些故事內容卻反而只較多描述中國人自己人打自己人多於受白人的歧視），難道這歷史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想再提？

種族暴力未停止過

這兩年在美國發生多宗亞裔面臨種族暴力事件，特別在三藩市灣區和紐約市等地，以及在今年三月發生的亞特蘭大按摩院槍擊案中的受害者，回想我接觸這些仇恨罪案（hate crime）的報導，始於1982年的陳果仁案。案發於我入讀美國大學前的幾個月，案件和之後數年關於的審判的報導，在我讀大學時訂閱的星島日報（記住當年未有蘋果甚至world-wide web！），應該一直看到這案件的發展。

陳果仁在中國廣東於1955年出生，六歲被被同來自廣東的養父母從孤兒院收養，帶到美國長大，於1982年二十八歲之齡，在美國底特律一家脫衣舞會所與朋友慶祝八日後將舉行的婚禮時，與在場人士起爭執，後來被兩名白種人追打，以棒球棍擊至腦死亡，四日後正式離世。這是否種族仇恨罪案？有證人表示，聽到兇徒曾經說：「都係因為你班XXXX令我哋無工做」(It's because of you little motherfuckers that we're out of work.），兩名被告當然否認說過。

歷史背景，當年美國因日本經濟起飛，尤其美國汽車業面對日本進口車競爭，節節敗退，三大汽車廠大量裁員，而底特律正是美國汽車業傳統重鎮，失業情況嚴重，雖然陳果仁是華人，相信很可能是被錯誤當作為日本人而被害。然而，州政府的審判，竟然輕判兩名兇徒罰款三千美元，守行為三年了事，華人團體說，等同公告天下，三千大元可以買起一條中國人命。

之後，有華人律師和記者介入，根據侵犯死者公民權利把案件推上聯邦法庭，原本把兇徒當中一人成功入罪判監廿五年，另一人就脫罪，但在兩年後上訴判決，兩人獲無罪釋放。最終，家人僅能以民事訴訟控告兇徒，獲判約一百五十萬美元，還要分期每月幾百元地給被告慢慢還，慢慢玩！因此，今年的亞特蘭大槍擊案，社會爭論是否應該以種族仇恨罪行控告兇徒，但歷史告訴我們，在美國，要如此入罪，十分困難，結果，恐怕又是不了了之。

當然，與當年中國人被當作日本人不同，這兩年如果說有人因疫情而仇視華人，但不少在美國街頭被襲擊的，卻是其他族裔的亞裔人士，可謂諷刺，並且，這也不是因為認錯，不少襲擊者顯然沒打算再理會他們是華人或是其他亞洲人，就是發洩要叫他們「滾回家」，即使他們不少根本是土生土長美國人。可幸的是當年陳果仁案只有美國華人稍為關心，今天可能因為所有其他亞裔都一同受害，亦相信因為社會始終有少許進步，不同族裔的亞裔人士總算更大程度地合作起來。

選擇忘記的歧視？

回望我在美國生活的那些年，究竟有沒有受到種族歧視？要說出具體例子的話，我說不出來，但說沒有遇上，我可以肯定地說，一定有。小的事情地方，面對過的白眼，服務上當我隱形，言語上的欺凌，必定有，但很奇怪，雖然說已經過了廿多年，是真的完全記不起來，還是我潛意識要忘記這些事、那些人？相反，像 Hong 書中形容，美國人對亞裔有些既定形象、行為模式，作為「乖乖」的「模範少數族裔」，我們只要「fit」進這些模式，自然大體上「相安無事」。當時，不自覺下，受害者也成為了種族歧視的幫凶。

我的大學處於中西部非常保守的印第安納州（Indiana），白人絕對佔最多，黑人也少，不過，可能因為屬於理工科目較强的學校，來自分布大量不同國家的留學生算多，我大學第一年時，宿舍同房被分派了一個美國人，他來自本州的中型城市，從未踏足外國，甚至連美國本土可能只去過少數鄰近的州分，我這個香港仔同房，對他可能已算是個衝擊。我們相處不錯，但我相信他也覺得，他潛意識下覺得自己是主，我是客，他是大，我是細，而我都是用最典型的亞裔方式，用學科成績證明自己的實力，得回多些尊重，尤其因為我們主修科目一樣。不過，不自覺下，這也許又已墮進「模範少數族裔」的stereotype 了。反而我有印象的，是他初時常笑我寫中文信給家人朋友（我1993年在入學第二學期才拿到電腦戶口，學識用互聯網和電郵，減少了手寫信），寫的中文字是"chicken scratch"，如果以今天標準來說，算是有點歧視成分了，不過，當年，算了。

與 Hong 描述她的大學生活比較（我比她約早十年入大學），我們都是在中西部的保守州分（她在艾奧瓦州 Iowa），不過她讀藝術，我讀的是工程，也許在亞裔的模範形象中，數學、理科能力較佳，讀這些科目的話白人接受，問題較少，只要是繼續在這些方面發展，可謂各取所需，當年就算是畢業後要在當地找工作，拿工作簽證留在美國，入籍，都不困難。後來我碩士畢業後進入大型電腦公司，先後在東西岸，前後兩家公司工作，回想起來，都是走不出這亞裔模範形象。

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聘請我的是一位台灣人，從一開始，我真的有想過，他是不是因為我是華人而挑選了我？結果我都沒有問過他，當時組中除了我倆沒有其他華人，而我們也從沒有在工作內外講國語。當年我讀的是電腦工程，但第一份工作卻是在電腦公司生產硬碟的製造工程部門寫相關控制機械的程式，老實說，並不十分「夾」，大學學的都不一樣，要重新學過，而硬件製造可說是比較「悶」，結果兩年後在公司轉職到西岸矽谷的前線部門，才擔上較接近軟件顧問和諮詢的工作。矽谷在科技人才上即使當年已經是個大溶爐，我的同事幾乎來自世界各地，說什麼種族歧視？雖然最終大老闆，基本上全是白種人。

後來我在1994年返回香港工作後，無論是朋友討論或是媒體訪問，問及我為何回流，我的答案都會說，在香港可以更快踏上更高的職位，事業發展更好。當然，也許在一刻是那樣，不過，我也會補充說，如果留在矽谷多一會，等及互聯網 dotcom 泡沫吹起，留在美國也許發展更好也說不定。不過，當時在美國大公司所見的，的確是即使科技行業也有這個玻璃天花（glass ceiling），上面的職位望得到，但不會能上到去。我沒有詳細數據，但即使至今，大家印象中仍會覺得，除非自己創業，在美國大型科技企業的最高層，華人等亞裔的不多，除了印度人。

Minor Feelings

Hong 書中說的 minor feelings，是指當「美國式樂觀主義被置於你的身上，與自己種族實況面對呈現矛盾，導致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人家告訴你，一切在改善中，自己卻覺得，都是一樣；人家說，亞裔多成功，自己卻感覺失敗。」相反，當我們覺得，「受夠了」，要對自己誠實一些，即使要令其他人覺得「難相處」，卻會被視為「敵意、忘恩負義、妒忌、令人沮喪、好戰」，就像白人社會覺得我們走出模範樣式，出了軌。

想起來，當年離開美國，的確有點兒這些感受。不過，奇怪的是，今天在香港，如果嘗試把種族部分，自己選擇用一樣你感受到的東西代替，這「認知失調」和「被當作出了軌」的感覺，同樣出現。這，又是什麼？

所以，我說這書避不開，是因為有些事，有些感覺，是避不開的。《Minor Feelings》最成功之處，最另我覺得是所讀最佳的書之一的原因，是因為它出奇地令讀者反思。不只是共鳴，更加是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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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轉涼了，早上起來經過市場，我想到一個小時後讓我感覺非常溫暖的記憶。

那個年代的三重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希望你聽得懂這四個字是什麼意思XD)，印象中，我媽為了讓我念所謂的「台北市的好國中」，特別孟母三遷把我的戶口遷到台北、然後還把我國小多道可以用來貼壁紙的獎狀拿去跟校長說情，好不容易進入了某一個台北市的國中。

母親因為工作繁忙，幾乎都是我爸載我到台北去上學。那是我這輩子（到目前為止）跟他最親近的時候。每天早上他都會帶我去吃三重一家很老牌的油飯四神湯，那時候三重做工的人多，早餐吃這個比較補，可以一口氣撐到中午。我爸總是點了大碗的油飯、叫了一碗四神湯，自己都沒什麼吃，就急著分給我。到很後來我才知道，原來爸爸那時候公司經營不善，早餐錢都是跟我媽媽拿的——你可以想像在那時候的社會，這樣的行為是多麼的損傷「一個男人的自尊」。可是他仍然每一天用所剩不多的錢，帶我去吃他覺得心目當中最好吃的早餐。那時一碗油飯$35、四神湯$45，香噴噴的油飯淋上肉燥，再加上帶著一點點酒香的湯頭，對於國中三年都唸書唸到三更半夜，早上五點多就起來的我來說，真的是每天我最期待的事情。

這一載就是三年。
老爸是個洋派的人，每次我到學校跳下機車，他還會在我的左右雙頰親兩下，對於叛逆時期的我來說真的覺得很彆扭——尤其是校門口還有我喜歡的女生在站崗。

多年以後，四處漂泊、去了不同地方唸書、不同角落工作、甚至在國外的那段時間，都很懷念這家油飯四神湯的味道。

直到今天再度經過這家店，點了一碗油飯不加肉燥，還有四神湯的清湯，才發現我一直以來懷念的並不是這個味道本身，而是當時正在面臨第二次生命轉化的我*，與第三次生命轉化的父親之間，那種難以言喻的、尷尬而不習慣的親近。

以前，我總會偷偷加很多店家免費無限量提供、醃好的蘿蔔到老爸的碗裡面，叫他多吃一點，因為我爸跟我說他喜歡吃蘿蔔，每一次可以吃個六七片（我懷疑後來高血壓就是這樣來的XD）。

每次吃飽要離開的時候，老闆娘都還會問一句：「這是你兒子喔？長那麼大了！」我爸都會靦腆的笑，然後說我在班上考試都拿第一名。那時候我總覺得很丟臉，這種事情有什麼好炫耀的，可是我看到我爸很爽，所以我就沒講什麼話，跨上摩托車的後座背英文單字。

幾年之後重新回到這個地方，竟然有一種鼻酸的感覺。如果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當時我爸或許只是把我當成他的「延長」：一個面臨中年危機、事業起起伏伏的男子，也可以有一個看起來很有未來、讀書很厲害的兒子。但如果從他的角度來看，或許是那時候一蹶不振也不知道該做什麼才好的他，唯一想到可以用來愛我的方法。我萬萬也沒想到，那每天的30分鐘去學校的路程，竟然會在我的海馬迴裡面留下這麼深的影響。

有些事情真的是要等到父母老了之後才能理解的。

前些日子我爸爸還可以吞東西的時候，我叫了兩碗大碗的油飯跟四神湯，他狼吞虎咽的吃著，我才發現，當年他是捨不得，想要把好吃的留給我吃。

我一直覺得家人是一種很複雜的存在，所有的愛恨都交織在他們身上，而你所抗拒的陰影也都在他們身上。就像是那麼多個喝四神湯吃油飯的早晨，我爸看著我吃的很開心的樣子說：「兒子啊，長大以後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背後可能還藏著一句沒有說的話是——不要像你爸一樣，變成一個沒有用的人。（靠腰為什麼打這段話很想哭QQ)

其實我很想跟他說：「爸你把我養到這麼大，你已經是很有用的人了。」可是我孬種一直說不出口，那個「害怕自己也很沒有用」的陰影一直擋在我們兩個之間。

有時候等待就是生命的答案。

這幾天讀書的時候，一直念到「父親情結、陰影、伊底帕斯」之類云云，不管是哪一個學者都說，要修通和內心陰影的關係，就要重新回去看自己和父母之間的關係。

但每本書都講得很隱晦，並沒有說那個「看」要怎麼做，甚至還有幾本說「你就等一等就好了，生命自然會告訴你答案」，我念到的時候都覺得稿費真好賺，榮格取向的治療師也太爽了吧，這樣也可以？

但真的「等一等」幾天之後，不知道為什麼，就會信步再走到這攤油飯，然後在這一碗蘿蔔淚流滿面。今天送油飯給我的老闆已經是第二代了，根本不認得我，看到我在那邊吃個油飯哭的亂七八糟，還問我怎麼了，我只好跟他說：「醃蘿蔔很好吃！」。

或許對我來說，我爸就像是我們家的醃蘿蔔，無限量供應他可以給的那種愛，雖然有時候太鹹、有時候看起來「很沒用」，但是他在我身上花的時間跟心力，卻比當年叛逆期的我感受到的還多。

你和家人之間，也有一道「充滿感情」的食物嗎？如果這個故事也讓你回想起自己的一些什麼，或許你也可以寫一寫跟大家分享，可能在寫下來的過程當中、字裡行間，你就會發現和家人之間那種又愛又恨的連結。

然後你的眼淚，會告訴你答案。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5646

死於安樂：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清代八旗軍早期戰鬥力甚強。從統一女真各部並征服蒙古、朝鮮，到推翻明王朝政權的歷次戰爭中，可以說是所向披靡。然而入關後不久，八旗軍便開始出現戰鬥力衰退的跡象。隨著清王朝在全國的統治日趨鞏固，戰事日漸稀少，這支軍隊也逐漸蛻變衰敗，及至晚清亟需用兵之際，它已完全變成一支不堪任戰的糜爛之師。本文將著重從軍事領域的各個不同側面，揭示其由盛轉衰的歷史教訓。


一、八旗軍由盛轉衰的歷史概況

八旗軍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創建的軍事組織。他起兵後不久，便對女真族氏族社會時期就存在的兼具生產和軍事職能的社會組織──牛錄進行改造，先後建立了黃、白、紅、藍、鑲黃、鑲藍、鑲白、鑲紅8旗。皇太極時，又按民族分為滿八旗、蒙八旗和漢軍八旗。各旗設立都統、副都統、參領、佐領等官職，逐級統轄。從努爾哈赤創建八旗到1644年清軍攻佔北京這一階段，八旗實行兵民合一，兼具軍事、行政和生產等多方面的職能。兵丁平時狩獵務農，戰時自備武器糧秣，隨軍作戰，「出則為兵，入則為民，耕戰二事，未嘗偏廢」，堪稱一支能征善戰的精兵勁旅，作戰時軍紀頗嚴，有進無退，甚至在死傷慘重、屍相枕籍的情況下仍很少有人退縮逃陣。它曾以精兵6萬，採取集中兵力、連續作戰、逐路擊破的戰法，擊敗明朝10餘萬大軍，取得了薩爾滸大捷；用兩年的時間攻克明軍防守關外的寧錦防線，殲滅明軍5.4萬人；後來又在山海關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擊敗李自成大順軍，逐一消滅各地的反清力量，在建立清王朝、統一全中國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清軍入關並建立全國政權後，建立了八旗常備兵制度，將整個八旗組織原封不動地移入新的社會體系之中，成為完全由國家供養的職業軍隊和職業預備役軍人集團。八旗官兵攜家帶口，按建制集中居住在軍營之中，駐於京畿地區的部隊稱「京營八旗」，駐於全國各戰略要沖之地的部隊稱「駐防八旗」。軍營內生活設施齊備，旗兵及家屬不得私自外出。官兵嚴格從旗人內部選拔，「生則入檔，壯則當兵」。都統、參領、佐領等各級軍事長官同時又是行政長官，平時督促士兵從事生產、養活家口、操練武藝，戰時率部出征。為了維護自己的政權支柱，酬謝八旗軍功貴族，清廷開國之初即給予八旗將士相當優厚的待遇，期以免除官兵後顧之憂，專心練武，保持原有的軍事素質。同時也嚴格規定，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經商或從事其它謀生之業。然而，事與願違。從順治、康熙年間起，八旗官兵便已出現追求享受、戰鬥意志衰退的傾向。在前線指揮戰鬥的親王、郡王和貝勒們「逗留觀望。不思振旅遄進，竟爾營私適己，希圖安便，或逶兵甲之不全，或托舟楫之不具，借端引日，坐失事機」。在平定三藩之亂的戰爭中，八旗軍以往的主力地位已被綠營兵所取代。雍正、乾隆年間的一些重要戰爭，如柴達木之戰、平定大小和卓之戰、大小金川之戰中，儘管參戰的八旗官兵數量有限，其中一些號稱精銳的八旗部隊的表現卻不如綠營兵，昔日敢打敢沖的作風已不復存在。

嘉慶至清末，八旗軍逐漸演變成專靠國家供養的社會救濟組織，失去了起碼的戰鬥能力。1799年清軍在鎮壓白蓮教大起義時，曾一度把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健銳營和火器營派往前線，結果因軍紀敗壞，不聽約束，未及投入戰鬥就被迫撤軍回京。清朝末年，有人建議從八旗軍中挑選壯丁加以操練，使之恢復入關時驍勇善戰的面貌。而深知其弊的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此時早已不抱任何幻想，回答說：選練八旗丁壯是多年前的老辦法了，你們卻不知今天的八旗兵早已無可練習。

八旗軍的衰敗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官兵素質低下。八旗軍入關以後，尚武精神迅速失落，好逸惡勞的現象到處蔓延，直接導致了八旗官兵體能和軍事素質的全面下降。人人耽於安逸，優遊渡日，很少把心思用在練功習武上，掌握良好的鞍馬騎射技藝的官兵越來越少。1815年，嘉慶帝閱看左右兩翼前鋒營官兵射靶，200人內竟無一人能5箭全部射中。八旗兵每逢上操、應差大都是僱人頂替。在皇帝和大臣都要出席的玉泉山閱兵大典上，也是由僕人攜帶著兵器，騎馬乘車趕赴演武場，儼然一副老爺兵的模樣。當時京城中盛傳的謠諺「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營營要少」，說的便是這幫旗下大爺每次領歲米月糧時都要刁難發放者，臨陣交鋒時唯恐奔逃不及，操演檢閱時都要預僱替身，平日儘量少到營中當差巡城的情形。上述不正常現象的長期存在，必然使八旗軍中充斥人殘技疏、羸弱不堪任戰之人。清末甲午戰爭中，京營八旗中最精銳的部隊神機營赴山海關佈防。有人在蘆溝橋遇見他們，但見「前二名皆已留髯，第三名則一十一二齡童子也，余多衣不周體，蹲踞道旁，不願前進」。這樣的老弱殘兵當然不會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有什麼作為。

訓練形同虛設。清朝建立以後，逐漸建立起較為完善的軍事訓練制度。但因承平日久，這些制度實際上並無人認真執行。平日規定的每月練習步射、騎射，每年合操、考試大都草草了事。有的將領還肆意篡改條例，減少訓練次數，減輕訓練強度。如乾隆年間廣州駐防八旗的火炮訓練時間就由每年4周減為2周，射擊訓練的次數由10次減為5次。有的駐防八旗部隊，甚至因操場被出租賺錢，乾脆取消了火槍和火炮的射擊練習。

軍隊風氣敗壞。清軍入關以後，軍紀鬆懈、風氣敗壞的現象開始出現。終年仰食於官府的八旗官兵拋棄了以往淳樸簡約的社會風尚，以遊手好閒、華衣美食相標榜，追求安逸舒適的生活。平日裡很少有人按時巡城出操，而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遊甚或相互賭搏」，「肆無顧忌窩竊、窩娼、窩賭」。將領整日「居家彈箏擊築，衣繡策肥，日從賓客子弟飲」；士兵穿衣爭用綢緞，飲食必求醉飽，甚至將剛發下來的餉銀拿出來揮霍一空，剛領到的糧米轉手賤賣給商舖，換取銀錢大吃大喝，鬥雞走狗、入班唱戲以及抽大煙之風到處蔓延。一些人倚仗著自己的旗人身份，以為反正在生活過不下去時，官府要予以接濟，所以「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餘，以致閤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誇張，謂我從前曾食美物、服鮮衣。」一月的餉銀不足數日之需，餉米領出以後便行糶賣。

清中、後期，統治階級政治上的腐敗也嚴重地影響了八旗內部。在生活方面，一些軍官為了私人目的指使手下旗兵去做各種小差使、跑腿，打仗時則在隊伍中挑選精兵專門保護自己。一些軍官藉口各種公務對兵丁錢糧私行科斂。如旗人辦事，需要佐領出具保結，佐領往往要收受銀錢才出具手續，使旗人本來就難以養家餬口的兵餉被層層剋扣。還有一些軍官利用手中的權力對屬下兵丁放印子錢（高利貸）。有人甚至與商人勾結起來，讓兵丁先向米鋪借錢，到發放祿米的時候，則由軍官串通米鋪代領，剋扣折算欠款，等到兵丁缺糧少米時，只能向米鋪高價購買。軍官和米鋪商人靠這種卑劣手段獲取重利，不少普通兵丁卻因此家境日趨貧寒，負債纍纍。在用人方面，八旗將領往往以自己的隨營子弟立有戰功及鞍馬騎射技藝出眾為由，將他們提升為軍官。或不顧年齡的限制，挑選心腹及家屬中的孩子和老人當兵吃糧。像防禦和驍騎校這樣較低的軍官職務，簡直可以公開用錢來購買。太平天國戰爭期間，一位名叫陳升的廣州駐防八旗馬甲，就因為捐獻了2500箱火藥而被提升為防禦。八旗軍內部腐敗現象的盛行加速了官兵貧富分化的進程，使官兵關係趨於惡化，對軍隊戰鬥力的削弱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裝備殘缺廢損。按照制度規定，八旗官兵出征作戰時都應自備兵器糧草，清軍各級組織對官兵自備兵器的殘缺廢損情況平時要定期進行檢查。但從乾隆年間開始，相當一批八旗官兵的自備兵器已是徒存名目。有的八旗兵丁藉口經濟困難不按規定置辦軍器，還有人將已有軍器典當換錢，甚至偷偷地把軍中利器──火炮砸碎賣廢鐵。清廷三令五申，仍是屢禁不止，最後只好在軍器點驗時實行照顧政策，不再點驗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以至六品武職的軍器。到了乾隆末年，那些沒有經過點驗的官員所擁有的軍器、盔甲大部分朽壞。皇宮各門所備兵器也都成了擺設，不具備起碼的殺傷功能。

當然，八旗兵衰敗的根本標誌還是其戰鬥力的喪失，是其作為一個武裝集團已失去執行自身職能的基本能力。而對此最嚴格、最全面的檢驗應當是在你死我活的戰場上。1659年鄭成功攻南京之役，鎮守南京的總管喀喀穆統八旗軍不敢迎戰，只好以綠營出擊，已初露衰弱之象。康熙年間平定三藩之亂，大將軍多羅順承、郡王勒爾錦駐兵荊州，勞師數載，不敢進兵。聽說吳三桂軍隊到來，匆匆將大炮埋在土中倉惶退去。貝勒尚善、察尼、鄂鼐等領兵進攻岳州，藉口舟楫未具、風濤不測，屯兵城下一年之久，不敢一戰，聽到退卻的命令，竟「三軍歡聲如雷」。清中後期，八旗軍將無敢戰之膽、兵無縛雞之能的實情已為舉國上下所熟知，連清廷也不敢輕易把他們派上戰場了。

二、八旗軍衰敗的原因：

八旗軍從興盛走向衰敗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因素，八旗軍的興衰與清王朝的興衰是一致的。作為與廣大人民利益根本對立的封建貴族政權，清王朝的統治最終走向腐朽是歷史的必然。作為這一政權的統治工具，八旗軍由盛而衰也符合歷史發展的規律，並且是清王朝走向沒落的一個縮影。早在「康、乾盛世」時代，清王朝就開始顯露出種種敗兆。最明顯的表現是封建貴族們出於其追逐財富、剝削壓榨廣大民眾的階級本性，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各級官吏、豪紳，皆一改清初較為簡樸的風氣，肆意侵吞和揮霍人民的勞動果實，追求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康熙6次南巡，費用浩大，銀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乾隆的豪侈則遠遠超過他的祖父和父親。為遊山玩水、尋歡作樂，他倣傚康熙6次南巡，途中修建行宮30處，運河上的隨行船隻達上千艘。每到一處，地方官百般討好，搭綵棚、辦筵席、進貢山珍海錯和土產方物，酒無虛日，城開不夜。乾隆還大興土木，修建宮殿、苑囿，如擴建康熙時修建的避暑山莊，建外八廟；擴建雍正時期建的圓明園，增建長春園、綺春園等，不知耗盡了多少民脂民膏。清朝的王公貴族、文武百官也上行下效，無不沾染上奢華沒落的風氣，貪污成風，賄賂公行。而歷朝皇帝大都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作深究。康熙朝掌握大權的索額圖、明珠、徐乾學和高士奇等人無不是聲名狼籍的貪贓枉法之徒。乾隆的內侄福康安也仗著自己的寵貴地位和特殊功勛，搜刮民財，生活異常奢汰，動輒拿出上萬金幣犒賞軍中將士，家中每日裡姬妾僅買花就花費數萬錢。最典型的是乾隆晚年執掌朝政的和坤。他任軍機大臣達24年之久，專權和貪婪之名，連外國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1799年，乾隆死後，嘉慶將他治罪抄家，僅其家產的一部分就值2.2億多兩，相當於當時國庫5年多的收入。和坤的兩個僕人被抄沒的家產也值700多萬兩白銀。可見他們貪贓枉法已達到何種嚴重的程度。

清朝封建政治的腐敗必然會深刻地影響到八旗軍官兵，這是導致八旗軍衰敗的最根本原因。但八旗軍本身在治軍指導思想以及相關制度、決策上的種種謬誤弊端，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直接加速了其衰敗過程。

其一，對變化中的國家安全環境缺乏清醒意識，缺乏整軍經武、進行改革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清軍入關以後，所面臨的社會歷史環境發生了四大變化：由以遊牧狩獵經濟為主的滿、蒙少數民族聚居地區進入到以農業經濟為主、漢族佔絕大多數的關內廣大地區；由部族軍隊變成國家軍隊；由戰爭時期進入到相對和平時期；由以冷兵器為主的時代進入到火器時代。與此同時，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歐洲通往東方航線的「開闢」，西方殖民勢力加快了從海上東侵亞洲各國的步伐，佔領了爪哇、蘇門達臘、菲律賓、印度、緬甸等許多中國周邊國家，將其變為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入侵中國的澎湖、台灣，竊據澳門。原先地處歐洲的俄羅斯也在短短近百年間，越過烏拉爾山，迅速佔領東、西西伯利亞的廣闊疆土，成為中國的北方強鄰。這些「千古未遇」的強敵逼處四鄰，虎視眈眈，給中國的安全環境帶來極大威脅。

上述變化客觀上要求清朝統治者從實際出發，對確立於戰爭年代的八旗制度進行改革，特別是將原先「軍民合一」的八旗軍的軍事組織職能與社會組織職能剝離開來，建立適應當時世界局勢及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軍事體制，將八旗官兵家口的生計問題交由社會去解決；要求清朝統治者不能僅僅滿足於應付國內問題，而要學習近代西方先進的軍事技術、編制體制和軍事思想，盡快使自己的軍隊擺脫落後狀態。

但清朝統治者卻無視這些客觀需求。他們死抱住「祖宗成法」不放，片面強調「辦理一切事件，皆法祖宗」，把建立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的軍事制度與優待八旗軍功貴族對立起來，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與保持旗人的尚武精神對立起來，軍事改革嚴重滯後。一旦有人主張對八旗制度做這樣那樣的變革，都遭到嚴厲斥責。例如，清中後期，旗人貧富分化日益嚴重，貧窮者不得不將清朝廷分給他們的土地大量典賣他人，單靠朝廷發放的兵餉俸祿生活。而隨著旗人家庭人口迅速增加，往往一份兵丁糧餉要養活十幾口人，致使許多貧苦旗人家徒四壁，有的旗人因為貧窮一輩子不敢結婚，有的旗人跑到農村去討飯甚至餓死。而清朝統治者眼看著大批旗人窮困潦倒，卻不肯對這一過時的制度進行根本性改革。嘉慶帝在聽取某御史關於派京城中的八旗閒散人丁到口外、西北一帶耕墾的建議時，曾大發雷霆說:「若如該御史所奏，八旗男婦皆以紡織為務，則騎射將置之不講。……於國家贍養八旗勁旅，屯駐京師本計，豈不大相刺謬乎」。另一方面，抱著「天朝上國」自大心態的清朝統治者，以為憑著老祖宗」馬上打天下」的騎射功夫足以揚威天下，因而無視近代西方軍事技術的高速發展，無視西方列強「船堅炮利」的現實，閉關鎖國，固步自封，聽任自己的軍事技術停滯落後。清軍征緬作戰時，已發現緬人所使用的來自西方的火槍性能遠遠超過清軍的火槍，但沒有引起乾隆皇帝的足夠重視。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曾帶來一支裝備有新式武器的衛隊。他邀請清朝名將福康安檢閱衛隊演習新式武器。福康安卻不屑一顧地說：「看也可，不看也可。這火器操法，諒來沒有什麼稀罕。」英國送給清王朝的新式火炮，被收藏到圓明園倉庫之中。直到百餘年後，露出強盜真面目的英國侵略軍打上門來，攻佔京城，火燒圓明園，又把這些沈睡多年的火炮重新搬上船運回國。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朝統治者雖然不斷接到中國軍事技術專家們關於仿製西洋火器的建議，卻並沒有產生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緊迫感，仍把這些先進火器打發到倉庫中去睡大覺，並再次下諭，命令八旗官兵們學好滿語、騎射功夫。

其二，當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進行改革時，卻往往以錯誤的思想做指導。頑固守舊的清朝統治者通常對改革抱著敵視的態度，但在客觀形勢的逼迫下，在陳腐的八旗制度實在難以維持下去時，不得不對其進行某些局部的改變。但在這種時候，卻往往是從優待八旗貴族、解決旗人生計問題出發，著眼於賙濟八旗老弱，為其提供起碼的衣食之需，背離了軍事組織以增強戰鬥力為宗旨的改革方向。比如，為了遏制旗人因為典賣土地，負債纍纍，經濟地位日益惡化的趨勢，清廷動用巨額公款代八旗兵丁回贖「民典」旗地，代還債務，賞賜銀兩錢糧。設立養育兵制度，從那些戶口滋盛，餘丁繁多，因無法補上兵額而生活窘迫旗人家庭中挑補養育兵，每月發一定數量的兵餉或祿米。在挑選馬甲等薪餉較多的職位時，不是以身體是否強壯、軍事素質好壞為標準，而是對貧乏孤寡之人，對無人贍養者，對年老者實行照顧政策，讓其領取更多的薪餉。有時，採取用國庫款項或挪用軍費經商，減少營馬數量，削減裝備和訓練方面的開支，將訓練場地和一些公共建築出租賺錢的辦法，來接濟貧困旗人。

這些措施，從本質上說是為了維護陳腐落後的八旗制度，解決旗人一時生活之需，而不是著眼於解決軍隊的機制問題，對整個軍事制度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並不能從根本上制止八旗官兵生活水平日益下滑的發展趨勢。為救濟貧困而增加的兵額與餘丁數量的迅猛增加相比，無異於杯水車薪。康熙年間是五名丁壯招收一兵，乾隆年間已達到八名丁壯招收一兵，其後兵、壯比例更為懸殊。靠著一名士兵每月一兩銀子、五斗米贍養一家十幾口人的情況相當普遍。康熙、雍正、乾隆年間為旗兵贖回的土地很快又被賣掉。平日對八旗官兵的補助賞賜，也只能救一時而不能救長遠。但從另一方面看，這些以解決八旗生計為核心的做法卻嚴重地危害了八旗軍的建設。為了供養養育兵，救濟貧苦旗人，八旗將領採取減少戰馬和戰船數量的辦法，將原先給戰馬買草料或製造、修理戰船的錢來救濟士兵家口，甚至將戰鬥力比較強的騎兵兵額裁掉，挪出錢來養活更多的養育兵，使八旗軍隊中充斥戰鬥力較低、甚至完全沒有任何作戰能力的冗員。八旗將領用軍費和出租軍產經商，也對清軍內部腐敗現象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人乘機大肆出售軍用牧場、演炮場，造成八旗戰馬數量銳減，士兵無處進行火炮射擊，就連射程比較近的火槍射擊，也因為操場長度不夠而只能在秋收後舉行。而八旗官員整天忙於經商，自然無心進行正常的軍事訓練，平日操演擺花架子，敷衍了事也就不足為怪了。

其三，軍事功能與社會功能混為一體，軍隊臃腫不堪。為了維持八旗成員特殊的政治、經濟地位，清廷將八旗官兵及其家屬全都包下來，給予他們授官襲爵，佔有土地、人丁等許多方面的好處。而長期供養「數十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非兵、非民之徒，安坐而仰食於王家」，必然要給清朝的中央和地方財政帶來十分沈重的負擔，不得不竭盡全力搜括民財予以支撐。清軍軍費支出大體可以分為三部分：一是兵餉馬干銀，主要來自於中央財政支出，其數額在雍正中期以前每年約1900萬兩左右，雍正末年以後每年約為2600萬兩左右。二是歲米月糧，由國家徵收的糧食中統一撥給實物，也有一部分糧米採取折成銀兩的辦法發放。三是武職養廉銀、兵器火藥製造費、軍事工程修造費等，主要由地方財政支出，大約每年500萬兩左右。在上述巨額軍費支出中，僅兵餉馬乾銀一項每年即佔康熙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0%，佔道光朝中央財政支出的72%。而其軍費的一半以上都耗費在人數最多時僅有27萬人的八旗軍身上。如嘉慶朝60萬綠營官兵每年兵餉馬干銀約1200萬兩，僅佔當年總數的46%，其餘1400餘萬兩為八旗官兵兵餉馬干，約佔總數的54%。

但在上述管理模式下，清廷每年花費的巨額軍費並沒有真正增強八旗軍的實力。這是因為在八旗俸餉總額中，官兵的家口、馬匹耗費佔了很大的比重。僅以西安駐防八旗為例，其官兵的俸餉佔餉銀總額的42%，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7.4%；而供養官兵家口的費用則佔餉銀總數的20.5%，所支糧食佔糧食總額的90.5%；養馬費用佔餉銀總數的37.5%，馬匹飼料糧佔糧食總數的2.1%。而馬匹飼養費項目的設立在很大程度上帶有補貼旗人家口生計的性質。清中後期，各駐防八旗軍營都大幅度減少，實際養馬數額，私下改騎兵為步兵，出租牧場，馬匹飼養費實際上是空有名目，大部分被挪做它用。即使是作為兵餉發放的軍費，也有相當數量花在為救濟旗兵生計而內部招收的養育兵身上。這些年幼體弱的「童子軍」數量十分可觀，乾隆年間總數即達到2.6萬餘人。嘉慶後期數量更多，僅八旗驍騎營中已達26872人，佔驍騎營總兵額的33.4%。他們每月所領的餉銀為3兩、2兩、1.5兩不等，按平均數計算，則每月耗銀不低於5萬兩，每年耗銀不低於60萬兩。但這些養育兵實際上是在空吃糧餉，根本不具備起碼的軍事技能，也就無法在戰場上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八旗人口的不斷增加，八旗軍費日益增長，大大超出了清廷的財政支付能力，一旦遭逢災害、戰爭，收入劇減，軍費將無法保證按足額發放。清中、後期，由於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本來就捉襟見肘的清朝財政瀕於崩潰，清廷不得不在咸豐年間將旗餉減成發放，京營八旗官兵只能拿到原餉的六、七成。在一些地區，旗兵俸餉拖欠扣減現象更為嚴重。如光緒末年奉天旗人在兩年間總共發了9個月的俸餉，加上扣減攤派，每兵所得不及餉額的十之一二。而這種「既要吃皇糧，又吃不飽皇糧」的現象的出現，對本來就難以維持生計的旗人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一些旗人紛紛逃亡，另覓生路。有的旗人還違禁私下做起了小生意補貼家用，而無心上操應差。更多的人則因為長期享受優待政策，產生強烈的依賴心理，把當兵看成是一種謀生的手段，把遊手好閒、追求安逸奢侈的生活看成天經地義的權力，清廷補貼賞賜稍不如意，就四處鬧事。清代京營八旗兵丁曾幾次為增發津貼等事項，在皇宮門前或親王府中聚眾喧嘩，幾乎釀成大規模暴動，令清朝君臣都頭痛不已。

其四，治軍不嚴，訓練鬆垮，姑息成風。清廷給予八旗官兵特殊的優待政策，也使得「從嚴治軍」的信條在他們身上無法真正實行。事實上，八旗士兵在社會上惹事生非，打架鬥毆，作姦犯科，久已成為京城和各八旗軍防地的一項公害，各級旗營軍官總是曲加庇護，地方官吏也很少敢出面拿問，致使旗營無賴的氣焰愈加囂張。八旗軍的訓練，大都是虛應故事。不僅平日射箭拉弓，視為具文，就連三年一次的大閱兵，也不過臨時稍為演習，過後即置而不問。負責監督軍訓的御史大臣們雖心知肚明，卻仍層層欺瞞，不願意說出真相。一次，某王爺奉命閱操。有一名步軍校遲到，按例要受到鞭打的處罰。執刑人解開他的衣服，卻發現一大堆小古董從其身上掉下來。王爺問是怎麼回事。步軍校哭著回答說：「家中有人十口，每月只有五兩俸銀，吃不飽飯，只好從古董店裡領一些小古董到集市上販賣以養家口。今天早上正逢隆福寺廟會，所以上操遲到了。」最後連王爺也只好將他放了不加責罰。乾隆、嘉慶皇帝對八旗軍內部隱瞞真相、姑息遷就的情形並非毫無所知，也曾多次批評八旗官兵和監察御史。但他們除了在口頭上提倡「鞍馬騎射功夫」外，並沒有採取什麼有效措施來改變這一局面。相反，卻不斷降低軍官和士兵的軍事技能考核標準。如乾隆以後規定，各旗挑選馬甲時不再校閱騎射功夫，只是將備選之人傳赴衙門，令其拉弓，即行選取。據收藏在東洋文庫中的《雍正朝鑲紅旗檔案》記載：當時世襲祖先軍官職務的大多數人，軍事技能考試成績並不好，許多人的步射、騎射成績評語都是「劣」，個別為」平」，幾乎沒有得「優」的，卻都能照樣任官不誤。這些新的考核標準實際上是姑息了僅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的的八旗子弟，縱容了旗人不習武藝，整日遊蕩的風氣。

其五，實行封閉的用人制度，人才危機日益嚴重。軍隊是擔負專政職能的特殊武裝集團，只有廣泛吸納社會上的優秀人才，才能有效地履行這一職責。但八旗軍始終是關起門來，在自我封閉的小圈子裡搞軍隊建設。八旗制度規定軍職世襲。兵員都從旗人子弟中選募，旗人不得與漢人通婚，以保持血統的純潔；初級軍官主要靠世襲或由官學中學習滿漢語言、騎射功夫的八旗軍官子弟中間選拔。屬於中級軍官的佐領，有勳舊、世管、互管、公中諸種，除公中佐領外，都是由某一個或幾個世家子弟承襲。高級將領如都統、副都統全都由滿洲貴族世代壟斷。由於世襲範圍十分廣泛，八旗軍職的陞遷失去了競爭力，失去了公正性，使得八旗軍官隊伍中充斥昏庸無能、不思進取之輩。特別是清廷常派缺乏行伍經歷及戰爭閱歷的皇親國戚擔任大軍統帥。這些人從小生長在深宮官府之中，過慣了驕奢淫逸的生活，大多不具有擔任軍隊統帥的素質，卻硬被置於關係到戰爭勝敗、國家安危的重要崗位上，由此往往埋下失敗的種子。清軍在征討噶爾丹、平定準噶爾等作戰中屢次受挫，都是由於任用了昏庸無能的八旗貴族做主帥所致。比如清軍對準噶爾用兵時，雍正皇帝先後派出怯懦無能、寡謀魯莽的滿族貴族傅爾丹、馬爾賽為將，結果損兵折將，一敗塗地。而雍正皇帝不自省用人不當的教訓，反而極力庇護敗軍之將，遷怒於漢人將領。賜給傅爾丹御帶，卻將漢人寧遠大將軍岳鐘琪關進監獄，將漢人署寧遠大將軍紀成斌處死。有的八旗將領不僅無能，而且怕死，在戰場上鬧出不少笑話來。康熙年間的烏蘭布通之戰，擔任前敵將領的正白旗副都統色格，臨陣怯戰，推托中暑而下馬。他的家人說：「二品大員如此臨陣退怯，將來回去有什麼臉面見人呢？」又把他扶上馬。色格卻再次從馬鞍上滾下來，躲進草叢。等到打完仗回營時，還是渾身顫慄不已，身穿甲冑、蒙著大被抖到天亮，一時傳為軍中笑談。封閉的用人制度所帶來種種不利影響，從上述例子中可見一斑。

其六，以體恤八旗官兵為由，不願利用寶貴的臨戰機會對八旗軍隊做適度使用。清廷和八旗將領為了優待旗人，保存「國之根本」，一方面禁止他們與漢人接觸，免受漢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以體恤生命為由，不願意在一些小規模戰爭中適度地使用八旗官兵。早在平定三藩之亂時，八旗大軍頓兵昆明堅城之下，不思進取。漢人將領趙良棟欲發動進攻，即遭到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的反對，理由竟是「皇上豢養之滿州，豈可輕進，委之於敵？」其實不僅彰泰，康熙、雍正、乾隆皇帝在歷次南北戰爭中都有不願多用八旗兵的想法。如1767年征緬甸之役，用兵25000名。其中綠營兵22000名，八旗兵僅僅3000名，綠營兵數多於八旗8倍有餘。1787年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用綠營兵10000名，八旗赴前敵者僅100名。1853年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清軍調集綠營兵53436名，八旗兵僅4999名，綠營出兵人數較八旗多出10倍有餘。即使是派八旗軍上戰場，打仗時也往往是由綠營兵甚至臨時招募的勇營兵打頭陣，八旗兵在後跟隨。這樣做表面上看起來是對八旗官兵的體恤優待，從長遠觀點看卻是坑害了他們。在相對和平時期，每一場戰事都是檢驗軍人素質和軍事訓練水平的難得機遇，也是將帥們積累作戰指揮經驗的極好機會。然而從清朝統治者到八旗官兵都千方百計逃避上戰場，只滿足於在平日的操演教閱中走過場、擺花架子，以領取糧餉度日。清後期，八旗官兵除了蒙古、吉林、黑龍江馬隊還稍能打仗以外，京營八旗和各駐防八旗大都是兵無縛雞之能，將無才智之士。當時荊州旗營官兵甚至連自己軍營中的財產都保護不了，還需要花一大筆錢僱人替他們站崗放哨，以防止小偷偷竊財物，由此不難看出其軍事素質之低劣。

綜上所述，八旗軍由盛轉衰是在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現象，它的衰敗與封建統治階級腐朽沒落的趨勢是相一致的。但同時也要看到，任何軍隊從戰爭年代進入和平時期，都要面臨嚴峻的考驗。古今中外的軍隊都要經過這一關。八旗軍由盛轉衰的事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和平時期軍隊建設過程中某些普遍傾向。清朝統治者對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影響認識不足，固步自封，拒絕改革，直接導致了八旗軍的迅速衰敗。這一歷史教訓對後人仍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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