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日期：1839年8月11日
#知史討論
「在茶、黃制夷的實踐中,林則徐有不少高明之舉。林則徐實際上在道光十九年九月起,已開始將盛行一極的茶黃制夷觀念進行了分解,區分了茶葉、大黃在制夷中的作用,並且認為大黃實際上並無法制英夷。這實際上與以前趙翼、孫玉庭等人較為科學的茶、黃制夷有共通之處。而且,林則徐在這裡注意到策略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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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取材自林則徐親撰的銷煙日記，每天帶你瞭解當年今日的歷史事件。本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知史討論中的資料來源：鴉片戰爭博物館官網學術欄目：《試述清代大黃制夷觀念的發展演變》，作者：林日杖，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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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日誌 林維喜案事件簿

「解密虎門海防檔案！」

日期：1839年4月23日
地點：廣東虎門
人物：林則徐、鄧廷楨

林則徐與鄧廷楨至貯煙公所周曆查驗（註1）。

註1：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九冊日記卷》（福建：海峽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388 /4580。
#知史討論
「中國歷史上沿海的官方軍事設施即海防設施是控制近海區域的基地，是當時政府對海洋事務(主要是進出海口)及沿海區域進行控制和管理的基礎。這些海防設施在明代是衛所，而在清代則是炮臺。
清康雍乾時期虎門炮臺是對虎門海口和沿海區域進行控制和管理的主要設施。嘉道鹹時期其職能逐漸集中為管理船隻進出海口，協助海關緝拿走私。此時的炮臺也可以說是海上絲綢之路的港口設施。
首先從炮臺選址和配炮來看：康熙五十六年（1717）在虎門海口的兩學山上修建了虎門炮臺中最早的南出炮臺和橫檔炮臺，兩台都選擇建在視野景闊的面頂位置。包台的選址直接表現了設置炮臺的目的是為了控制海口，而不是承擔具體的管理船隻的出入。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王朝取消原有的江、浙、閩、粵四海關外貿進出口制度，改四口通商歸於廣州一口通商，空制珠江口的任務陡然加重。同時伴隨著每關制度的逐漸成形，虎門炮臺主要作用寅變為保證海關履行職能，協助海關緝拿走私，規範離船按規定進出海口。即由此開始承擔具體管理船隻進出的任務，新建炮臺的選址也從山上移到了水邊，力求最大限度接近進出海口的船隻，以便更有效地隨止船隻隨意進出。從嘉慶五年(1800年）的沙角台，嘉慶十四年(1809年)的新湧台，嘉慶十七年(1812年)的蕉門台，嘉慶二十年(1815年)的鎮遠台、橫檔月臺，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的大虎台，道光十年(1830年)的大角台，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威遠月臺、永安台、鞏固台，道光十九年(1839年)的靖遠台無不是這樣。以大角、沙角炮臺為例，如丁拱辰就說：『勿似大角、沙角，後枕山面甚高，前臨海港甚低，如圈椅樣，一遭炮擊，碎石炸裂，飛火噴燒，立足無地，何暇顧及交鋒！』任務的不同，也使這時炮臺的配炮大大超過了以前。配炮最多的是靖遠台，共60門大炮。其餘橫檔月臺等依次是40門到20門不等。是否能控制船隻進出虎門，甚至成了統轄虎門炮臺的廣東水師提督的主要職責。1834年，由於西洋船隻強行闖人虎門海口，道光皇帝就罷了廣東水師提督李增階，用關天培取而代之，李增階被罷成為關天培的前車之鑒。
其次我們從當時如何管理洋船進出虎門也可看到炮臺職能的演變。從乾隆時起，廣東當局開始對虎門海口進出的洋船形成一套管理章程：外國船進虎門前要先在澳門申請牌照，並由專職的『引水』引帶，通過虎門炮臺的查驗才可進入虎門：『乾隆九年四月(1744年5月)，印光任正式就任廣州府海防軍民同知，專理澳門事務。印光任鑒於過去對澳門管理和船舶出入，均無一定規章，特首定管理番舶及澳夷章程七條：如第一條規定，洋船到日，海防衙門撥給引水之人，引人虎門，灣泊黃埔……限每船給引水兩名，一上船引入，一星馳稟報縣丞，申報海防衙門，據文通報，並移行虎門協及南海番禺，一體稽查防範。其有私出接引者，照私渡關津例，從重治罪。』嘉慶十四年四月二十日(1809年6月2日)新任兩廣總督百齡和巡撫擬定了《民夷交易章程》，送京審批。其中第四條：『夷船到口，即令引水先報澳門同知《給予印照，注明引水船戶姓名，出守口營弁驗照放行，仍將印照移回同知門繳銷。如無印照，不准進口。』可見是否能進出虎門，『守口營弁』即虎門炮臺官兵的查驗是關鍵，當然其職能還不僅如此，甚至在外國商船進入虎門後，還要由虎門炮臺守軍人員押送至黃埔。關天培曾說：『向例夷商船只一進口門，沙角防弁即須稟報並知會前途。其鎮遠、橫檔弁兵即須輪流押送至黃埔交替。』而外國船隻離開廣州港時，要先去粵海關領紅牌。然後在通過虎門炮臺時由『防弁驗明印憑』，才可放行。當時清朝廣東當局屢屢用不發放紅牌的辦法來禁止洋船離去。在1810年的黃亞勝案中，粵海關監督常顯就以不發放紅牌的辦法，迫使英人交出兇犯。1815年，廣東當局明確規定：『貨船領牌出口，由稅口知會炮臺驗放，以免阻止。』眾所周知，林則徐也曾下令粵海關不給鴉片商人發放紅牌。顯然紅牌是否起作用『炮臺驗放』是關鍵。可見當時進出虎門的祥船都要遵守海口管理的規定，而執行這個管理的就是虎門炮臺。所以當時來華的外國船隻都認為虎門炮臺是海關收稅和執行港口管理的。因而上橫檔3和島上的橫檔炮臺長期被外國人稱為『稅瞎』和『稅館炮臺』，或『稅關』和『稅關炮臺』。
鴉片戰爭前夕，虎門口戰雲密佈，廣州當局對進出船隻管理更嚴。兩廣總督鄧延楨上奏：『虎門海口為粵海中路咽喉，通商番舶，絡繹往來。現在籌議海口章程，自應妥為佈置，以密巡防。』
這個章程就是將沙角炮臺『改作號令炮臺。此後遇引水引帶番舶到口，防弁驗明印憑，即放大炮一聲，知會前途；一面開單報明提督。如無引帶文憑，即系奸夷，則于檯面高處插立大纛一杆，知會大角弁兵立即開炮轟擊。固不能截其不前，亦可挫其銳氣，前路各台聞炮聲連接一體預備。仍需派一兵飛報虎門接應。』經關天培等人的努力，到1839年時，十餘座炮臺和兩道攔江鐵排鏈已能將虎門水道口完全封鎖，徹底截斷了船隻的隨意出人入，至此關天培實際已完成了當初道光皇帝交給他的任務。但是，這樣的炮臺只能卡住商船和走私船，而不能抵禦成群結隊由海上而來的炮艦群進攻。所以當1840年底，大批英軍艦船由北南返到達廣東海面，兩廣總督琦善問關天培虎門防務時，關天培據實回答：『如來船尚少，猶可力爭，多則實無把握。』這也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有百餘年歷史、特別是關天培苦心經營六年、由十幾座炮臺組成的虎門炮臺在遠道而來的大英炮艦面前不堪一擊，一天即被攻破的事實。以當時世界上已出現的攻防兼備的海防要塞來比較，虎門炮臺當然還差得很遠，因為管理海口進出船隻才是它的主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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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知史討論中的資料來源：黃利平：《虎門炮臺的歷史演變——從海口管理設施到海防要塞》，《明清海防研究》第五輯，網址： http://www.ypzz.cn/f/news-xs?p=8ec18e35918845798b31412fc6ca90bc-c0927d419d9844c5b32924b4856f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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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埔族媽祖信仰：

台灣民俗文化是大量的台灣居民，長期久遠生活於台灣島嶼，由於人與自然、他人、團體，還有自己的適應、調適的過程中，所形成台灣人或台灣社會群體特有的文化。

「三月瘋媽祖」是台灣重要的民間信仰活動。信仰與習俗是一個民族或地區住民，因應自然、地理及人文環境，歷經常久的時間適應與調整，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結構與生活行為模式。媽祖遶境、進香活動不僅是一項單純的宗教活動(神與神之間的聯誼)，也是信徒聯誼活動，藉此鞏固交流庄社的情誼，更是促進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承載著無數信徒的苦難，藉由宗教的力量安撫心靈、淨化人心，激發人性的光輝，讓每一個焦慮不安以及無助的心靈得到撫慰。

近代台灣的殖民強權不斷對台灣人民實施同化政策，以馴服台灣人民，宗教可說是強勢殖民文化馴服弱勢文化的利器。400年來的台灣社會面臨殖民者的不斷交替，信仰習俗由古昔單純的祖靈信仰，歷經荷治的基督教文化、清治的多神文化(根據文化部調查，奉祀的神明多達247種)、日治的皇民神道化，再逐漸融合本土文化成為有台灣特色的宗教文化。按平埔族社民在經過了明鄭及大清帝國久年
的文化融合後，也開始接受起漢人的土地公、媽祖、王爺等神明信仰，信仰力量是相當深遠的，它使不同族群快速的融合。

例如彰化北斗鎮東螺媽舊稱「番社媽」、「番仔媽」、甚至還有「番婆媽」的稱呼，這在台灣媽祖信仰文化上是非常獨特的。據乾隆二十六年(1761)「重修東螺舊社天后聖母廟祠祀功德牌記』中亦有這樣一段之記載：「昔時庒社民丁，…諸番漢民並集」。道光十九年(1839)的一紙地契《清代台灣大租調東書》(第三冊)頁517~518中提及：「同立開墾字人東螺西堡眉裡社番巴難胡，水生大怡得意，雪加成等眾番，有曠埔地一所，坐落土名在茄苳腳莊西勢車路漧…今己成田，同眾番約自道光十九年起，帶納番租二元，抽出一元以為天上聖母，又一元以為福德爺演戲費用」。又道光二十一年(1841)…東螺祖廟內一長生祿位牌文中謂：「東螺西保眉裡社業主巫留大夷，巴難秀，水生大夷，咖蚋巫士，眉順未說等眾合有本社界內水田埔地壹所，座落土名在茄苳腳三抱竹圍溪墘圳厝，今喜捨施落東螺祖廟天后聖母晉福德老番老太祖座前公香永為奉祀香燈緣田」，這是台灣媽祖文化史上的首尊「平埔仔媽」，至今東螺媽前供奉一尊罕見的「番太祖」(如下圖)，供品桌上依然可看見信徒拿著檳榔、香煙、米酒、芋頭、油飯、雞冠花、圓仔花…等平埔族公廨敬奉供品，前來祭祀東螺媽的特殊景象。南投埔里鎮籃城里東螺社平埔後裔，依然年年回到他們口中的東螺太祖廟(東螺祖廟天后宫)，謁祖進香，追本溯源。

又鎮瀾宮根據正史「淡水廳志」(1871)記載：「乾隆35年(1770)林對丹捐建」，祀於祿位者有，巧化龍、淡眉他灣、郡乃蓋厘、蒲本步等。這些從名字上就可看出他們是平埔族，屬於鎮瀾宮所在的大甲西社的道卡斯族，不願漢化而仍用本名。而「林對丹」這個漢人姓名應是漢化的平埔族。因為，根據乾隆29年(1764)的「台灣府志」，大甲社已集體漢化，接受乾隆賜漢姓、漢名、賜祖，把族譜接到中國血統上去，而且大甲社也改成大甲庄。可見，大甲鎮瀾宮是平埔族蓋的，不是河佬人，香客當然是平埔族。

平埔族蓋媽祖廟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北台首座媽祖廟關渡宮，鳩眾建廟的賴科是當時主管北臺灣「大雞籠社」（基隆及北臺灣沿海地區）原住民的通事，他的職權是代表清政府向原住民收取餉稅及指揮原住民從事勞役，故得以調度原住民從事關渡宮的創建工程。媽祖廟創建後，關渡由番社迅速轉變為漢庄。又新北市貢寮區新社慈仁宮一帶是昔日平埔族凱達格蘭族三貂社的居地。慈仁宮是平埔族與漢人合建的一間媽祖廟。根據「諸羅縣志」，「康熙51年(1712)建廟，以祀天妃。落成之日，諸番並集」；又如「台中縣寺廟大觀」記載神岡萬興宮謂：「雍正9年12月(1731)大甲西社首魁聯合數社倡亂時，張達京統領社勇(屬巴宰平埔族)敉平有功，受清廷獎賞，於是引進香火歸台至此(巴宰族首領潘敦仔遣十二名社丁遠赴湄洲迎回媽祖神像)」。這段歷史點出大甲社人和巴宰族被清廷分化的悲慘過去，但也都被清廷用媽祖馴化了。

由大甲鎮瀾宮媽祖文化祭的路線來看，從大甲、清水、沙鹿、彰化、西螺、北港或新港(北港朝天宮與鎮瀾宮，雙方執事者爭議是割火或謁祖或遶境進香，因此1988年起鎮瀾宮取消往北港進香改往新港遶境進香)。細究這一條路線早昔就是集體漢化的平埔族原居地而不自知。

據「台灣府志」記載，彰化於康熙34年(1695)以前就集體漢化變成河佬人了；清水、沙鹿、西螺、北港、新港則是乾隆6年(1741)以前也漢化了。可見沿途香客都是漢化平埔族，當初這些繞境、刈火、謁祖進香活動路線乃是庶民間的交誼活動，也是漢化平埔族各社庄間的互訪聯誼。

下圖係東螺天后宮有一尊番太祖立於媽祖神像前。（自由時報記者顏宏駿攝）撰文/陳有川

本集主題：遺民之懷—溥心畬藝術特展
　　
專訪：蔡耀慶 研究員
　　
　　台灣地區繪畫發展，四十九年後渡海來台的書畫家帶來不同於以往閩、浙的氣象，這群書畫家中，溥心畬先生獨具面目，影響後世甚遠。溥先生逝世至今逾半世紀，國立歷史博物館特別精選館內典藏及徵集海內外藏品二百六十件，匯集先生所作詩、文、書、畫作品，以「遺民之懷」為題，辦理溥心畬藝術特展，回顧其藝術成果。
　　溥儒，字心畬。民前16年（1896年）出生於北平，民國52年（1963年）逝世於台北。這位著名的書畫家、詩人、文人，誕生於恭王府，曾祖父為清宣宗道光皇帝，祖父是恭親王奕訢的舊王孫，堂兄為宣統皇帝溥儀。自幼在皇宮中勤讀詩書，奠定其深厚文學修養基礎，筆下所揮灑、體會的世界，足堪玩味。在清王朝風雨飄搖時期，不待王孫夢醒，恭王家族特權便隨著清王朝的滅亡一去不復返。從其一方常用印，印文曰：「舊王孫」，幽默中雜以辛酸，自豪中帶點自嘲，足以想見其人生經歷的波瀾起伏。
　　所幸先生不在意家道破落，潛心學習詩文、書法、文學藝術，隱居於北京西山戒檀寺，讀書習畫，寄情於山水之間。期間又以詩文、書法為功底，悠閒平靜地臨摹了不少宮廷和王府珍藏的收藏，詩、文、書、畫等四藝均能有所發展。由於對歷代名家都能學習與尊重；對技法的深研與繼承；對文化核心價值的融會與昇華，先生各種畫科都能兼備發展。山水、花卉、人物、草蟲、仕女、鞍馬、走獸、神怪、菩薩、翎毛，無不精擅，亦足為當世之宗主。這樣的創作，不是以批判傳統、斷裂過往為代價，乃是在熟稔傳統後，匯集個人的理解加上生活的滋養，逐漸演化、蛻變成的個人面貌。來台之後，先生並未擔任官方職務，而是應當時師大美術系系主任黃君璧的聘請，講授國畫課程，開始設帳授徒及售畫維生。他古文學造詣極深，有詩集與四書經義集體，毛詩經等十餘種學術專著行世，其中《寒玉堂書畫論》正是他研究繪畫的感悟，
　　此次特展以「遺民之懷」四字為題，取自先生在台時期寫給友朋的信箋詩稿，不難想像此四字應該有著特殊的意義。「遺民」二字，起源甚早，周代，武王克殷之後，有伯夷、叔齊，因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宋朝養士最厚，南宋滅亡後，許多讀書人不仕，以侍奉蒙古人為恥。明代知識份子階層亦是以重氣節為人格標準，許多明代學者亦以侍奉滿清為奇恥大辱。對古之後裔、亡國之民，原鄉與他鄉之間，究竟「何處是故鄉」？既是前朝的皇家子民，又是離開故土的飄盪之身，對先生而言，或許傳授經學書畫，延續此精緻文化，不以世俗之利為求，才是安身立命之道！

裕勳齡是德齡格格的哥哥，他以良好的教育背景和出身，優雅英俊的氣質被選入宮中成為慈禧的御用攝影師，慈禧的很多傳世照片都是出自他手。他也可稱得上是大清皇宮的首位攝影師。容齡當年想出主意，讓裕勛齡先給自己兩個妹妹和別的宮眷先拍了一批照片送呈慈禧鑒閱，試一試她的反應。果然慈禧看了十分高興，並且預頒赦旨，即使裕勛齡給她拍的照不滿意，也可不加罪責，這樣勛齡才能在清宮為慈禧、光緒等皇室成員連續拍下眾多的相片。
頤和園是清朝的皇家行宮和大型皇家園林，位於中國北京市海淀區西北，佔地290公頃（合4400畝）。頤和園修建於清朝乾隆年間（原名清漪園）、重建於光緒年間，曾屬於清朝北京西郊三山五園之一。頤和園素以人工建築與自然山水巧妙結合的造園手法著稱於世，是中國園林藝術頂峰時期的代表。1998年，頤和園被評為世界文化遺產。金朝貞元元年（1153年），金主完顏亮在香山、玉泉山設置金山行宮。元朝定都北京後，郭守敬開闢上游水源，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水及沿途流水注入湖中，使水勢增大，成為保障宮廷用水和接濟漕運的蓄水庫。明朝弘治七年（1494年），明孝宗乳母助聖夫人羅氏在瓮山前建圓靜寺，後來卻荒廢了。此後瓮山周圍的園林逐漸增多。明武宗在湖濱修建行宮，稱「好山園」，為皇室園林，並將「瓮山」之名改回為「金山」，瓮山泊改名「金海」。明武宗、明神宗都曾在此泛舟遊樂。明熹宗時，宦官魏忠賢曾將好山園據為己有。清代初期，瓮山成為宮廷養馬的草料場，有罪太監被發配至此鍘草。 頤和園的前身清漪園，則始建於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十五年（1750年），為了籌備崇慶皇太后（孝聖憲皇后）的60大壽，乾隆帝以治理京西水系為藉口下令拓挖西湖，攔截西山、玉泉山、壽安山來水，並在西湖西邊開挖高水湖和養水湖，以此三湖作為蓄水庫，保證宮廷園林用水，並為周圍農田提供灌溉用水。乾隆帝以漢武帝挖昆明池操練水軍的典故將西湖更名為昆明湖，將挖湖土方堆築於湖北的瓮山，並將瓮山改名為萬壽山。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清漪園建成，耗銀480餘萬兩。清漪園內以中國古代神話中「海上三仙山」的構思，在昆明湖及西側的兩湖內建造三個小島：南湖島、團城島、藻鑒堂島，以比喻海上三山：蓬萊、方丈、瀛洲。清漪園的總體規劃以杭州西湖為藍本，同時廣泛仿建江南園林及山水名勝，如鳳凰墩仿太湖、景明樓仿岳陽樓、望蟾閣仿黃鶴樓、後溪湖買賣街仿蘇州水街、西所買賣街仿揚州廿四橋等等。園內的主體建築為大報恩延壽寺，並有一條長達700多米尺的長廊，其建築與裝飾繪畫都相當精彩具有藝術價值以及眾多遊賞建築。清漪園園中理政及居住性質的建築極少，乾隆帝遊覽清漪園均為當日往返，從未在園中居住。清朝道光年後，由於國力衰弱，宣佈撤三山陳設，清漪園逐漸荒廢。咸豐十年（1860年），清漪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大火燒毀。光緒十年至二十一年間（1884年至1895年），為慈禧太后「還政」後退居休養，以光緒帝名義下令挪用海軍經費重建清漪園。由於經費有限，乃集中財力修復前山建築群，並在昆明湖四周加築圍牆，改名頤和園，成為離宮。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園內建築及文物遭八國聯軍破壞，兩年後修復。清帝遜位後，頤和園成為清室私產，民國三年（1914年）始對外售票開放。民國十三年（1924年）溥儀被驅逐出宮後，頤和園被北平特別市政府接管，改為公園。頤和園的主要區域可包括六個部分，分別是殿堂景區（是帝後料理朝政和住宿所在）、萬壽山景區、昆明湖景區、耕織圖景區（獨特的農牧色彩）、長廊景區和中軸景區（起於前山雲輝玉宇牌樓，止於後山慈福慧因牌樓）。作為一座知名園林博物館，擁有豐富制式的園林建築和景觀營造手法，涵蓋了中國傳統名著中的亭台樓閣，軒榭台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