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悔過 再談和解
實現正義 才能共生

近年來，每到二二八和平紀念日，就有很多人說

「又要消費了；又在操弄仇恨了；又要撕裂社會了」
「到底要怎樣道歉才夠？快點原諒！和解！」

「都過去這麼久了，為什麼還要一直講？」

其實這是值得認真回答的問題。

「和解共生」「修復式正義」是非常甜美的理想。也是我非常認同的目標。

不過，我在過往的法律實務工作，學到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加害人真誠悔過，是和解的必要條件。

不管是過失傷害、竊盜、侵佔、詐欺等輕罪，或是性侵、強盜、殺人等重案。

如果加害人沒有讓被害人感受到真誠的悔過反省，就不可能真正和解、原諒，更不可能療癒、放下。

一般個人的案件是這樣，牽涉到成千上萬人集體受難的二二八事件，與後續的白色恐怖，更是如此。

有些人會質疑：

「都過了這麼多年，難道加害人做得還不夠嗎？要做到怎樣才夠？」

我的答案是：

目前所做的，距離和解共生，遠遠不夠。

在二二八事件後，長達四十年的時間，戒嚴與白色恐怖的摧殘，不僅讓受難者家屬無法發聲，還持續不斷增加更多受難者與家屬。

戒嚴與白色恐怖，讓一代人的創傷，延長到三代子孫。

直到民主化後，臺灣人才被允許說出受難的故事、發出苦痛的聲音。

但很諷刺的，因為受難者爭取到民主憲政的落實，當年的加害者集團，也同等獲得憲法的保障。

加害者集團利用受難者爭取的民主憲政程序，拒絕把關鍵的歷史檔案證物交給國家；拒絕把強取豪奪的不當利益物歸原主。

加害者集團用受難者爭取來的言論自由，訕笑、攻訐、嘲諷受難者家屬。

當時加害者集團的領袖，如今在首都的精華地段，還有專屬的供奉紀念園區。在全國大大小小的角落，還有塑造偶像地位的雕塑。

當受難者終於可以說出自己的歷史，加害者集團同時也用更大的聲量去掩蓋。

數十年的極權統治，受難者遍佈臺灣社會各界。我在地方基層，經常在意想不到的時候遇到受難者和家屬。

曾在一次地方餐敘遇到一位民眾，相談甚歡。

但當話題逐漸走向臺灣歷史，他說出家中長輩被極權政府迫害的故事，忍不住落下淚來。我正要安慰他，他卻立刻擦去眼淚、強顏歡笑。

他不想讓別人發現他在難過。

他怕被指責「都過去這麼久了，怎麼還不放下」「還想怎樣」「不要再操作仇恨」。

正因社會有強逼和解原諒的聲音，直到現在，還是有受難者家屬在黑暗的角落暗自流淚。

「和解共生」不會憑空發生。

必須先有「認錯悔改」，才有和解共生的甜美果實。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今天，台北市政府無視受難者團體的抗議和譴責，堅持邀請馬英九前總統出席二二八紀念活動。

馬前總統在致詞時，細數他從政三十年為二二八事件「付出」了許多。

我覺得很困惑。馬前總統曾任國民黨主席，如果他真的願意為歷史負責，

為什麼國民黨至今仍拒絕把關鍵歷史檔案交給國家？

為什麼國民黨至今不願把強取豪奪的財產、利益物歸原主？

為什麼國民黨至今不願意承認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的政治責任？

如果他真的悔過，為什麼國民黨堅持不願負責？

當馬前總統在細數他的「付出」時，我後面一排有受難者家屬忍不住說「我要走了，我覺得很不舒服」

現在，加害者不願意把關鍵史料交給國家，不願意把強取豪奪的財產物歸原主，還有人在對受害者叫囂「還要多少道歉才夠」。

加害者集團沒有真誠悔過，就直接要求和解，甚至由加害者集團的代表來高唱和解，就好似一邊虐打小孩、一邊怪小孩哭；一邊斬斷樹的營養、一邊怪怎麼還沒開花結果。

沒有真誠悔過的加害者集團要求「和解共生」是一種去脈絡、強迫式的和解。

不願負責的加害者談「原諒放下」，是對還在傷心的受難者的霸凌。

霸凌不是正義，強迫的和解是對正義的消費，是社會撕裂的真正兇手。

如果你問我

「到底要做到怎樣才夠？」

我的答案是：

加害者集團必須把所有歷史檔案交給國家，加害者集團必須把強取豪奪的利益物歸原主。

加害者集團必須停止強迫被害者原諒。

加害人真誠悔過，受難者自願的寬容、和解，才會帶來真正的療癒。

唯有加害者集團先真誠悔過，「和解共生」的果實才能降臨在臺灣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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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

該原諒心存惡意，刻意折磨我的人嗎？原諒那種人叫做懦弱，不叫原諒。有時候，我們需要徹底的零容忍，有些事情，寧可嚴懲到底也不能輕饒。

比起原諒一個人，更難的是如何判斷那個人是值得原諒之人，或是原諒那個人實在太便宜他了。

勉為其難並急著原諒他人是大忌，最穩妥的方式是，先沉浸於其他的好情緒中，直到產生原諒之心之後，再開始思考原諒。

取自《我也不想一直當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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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早安：

這本書的立場很堅定、乾脆，提醒我們，不必跟每個人都合得來。昨天的贈書直播，如果還沒看過的朋友，歡迎參與贈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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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提醒我們要優先保護自己、照顧好自己，再談關係。我們可以具體地指出對方的錯誤，可以用比較強烈的語氣表達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耐住性子、好聲好氣地溝通三次都沒效，代表你不必再理會這個人，也不需要和他有任何瓜葛了。」

這個立場，很少在其他的書上看到過。作者認為，要勇敢擺脫，那些帶來傷害的關係。

「我們生而破碎……，若想修補破碎的自我，最好的方式是用好的心態和他人分享真實的愛。」

能擺脫關係，那也同時要能主動爭取適合我們的關係。當我們有離開關係的準備，我們才能回頭好好經營關係。

因為篇幅所限，這一篇是這個系列的最後一篇了。今天晚上9點半還會有其他新書的贈書直播，歡迎參與。

祝願您，別白白浪費時間怨恨一個人，能鼓起勇氣為自己開創幸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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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原諒，也是一門藝術

【文/ 朴民根】

「能怎麼辦，我也只能原諒了。」

一直以來，宇彬因為研究所同學鎮浩而覺得不舒服。到現在想起那件事，宇彬還是會生氣，不想見到鎮浩。

事情是這樣的：幾個月前，兩人吵到研究室的屋頂都幾乎掀翻了。鎮浩是犯錯的一方，他忘了在期限內提交參賽文件。為了處理臨時冒出來的緊急事件，宇彬焦頭爛額。明明負責提交文件的人是鎮浩，辛苦花了幾個月時間的比賽，卻連報名都沒報成。甚至好幾天過去，鎮浩才吐實，同組組員們紛紛聲討他。

每次遇到鎮浩，宇彬都會用這件事指責他。因為起初計畫時，提出核心點子的人是宇彬，同時他也是最認真準備的人。近一年的努力化為烏有，實在忍不下這口氣，宇彬控制不了怒氣。

宇彬覺得自己好像得了憂鬱症，於是透過認識的人向我諮詢，尋求解決之道。他表示太過生氣，以至於靜不下心念書，連期末考也考砸了，問我要看什麼書能幫得上自己。之後，我取得了他的電話號碼，親自聯絡他，介紹幾本書，最終目標是希望他能開口說原諒。

我一路以來為他人諮商，和那些無法擺脫怨恨及憤怒的人見面。我注意到怨恨某人的人往往不知道一個重要事實：最後承受痛苦，毀掉人生的終究是怨恨的一方。乍看之下，贏家似乎是怨恨者，而敗者是被恨者。實則不然，怨恨者的損失更大。怨恨是人類的情緒中，最具破壞力的情緒。

賢明的人會選擇原諒，取代怨恨。雖然這樣說，我們往往很難輕易原諒對方的錯誤。

難以原諒的原因之一，是覺得不公平。犯錯的人過得順風順水，但因那個人的錯，使我蒙受損失，過於委屈以至於說不出原諒。想藉由恨這個人，補償我的委屈和承受的不公平待遇。不如意的人生帶來的失望與挫折感，使我們無法輕易原諒別人。但是，原諒不順心的事也是一種智慧。

要知道擺脫不了怨恨，不只和那個人的關係，連帶其他事情也會變得不順。我們都很清楚，放不下怨恨的破壞力有多強大。心中湧現怨恨時，要先想到原諒才行。

原諒會送給我們的心靈意想不到的禮物。在非常艱難地原諒他人之後，未來的我們在待人接物時會更寬厚，不再那麼在意他人的過失，保有平常心。當然，事事原諒是不可能的。再者，也有不值得原諒的人。

其實，比起原諒一個人，更難的是如何判斷那個人是值得原諒之人，或是原諒那個人實在太便宜他了。思前想後，都不可原諒。

那麼，該原諒心存惡意，刻意折磨我的人嗎？原諒那種人叫做懦弱，不叫原諒。有時候，我們需要徹底的零容忍，有些事情，寧可嚴懲到底也不能輕饒。

說實在的，能原諒的事遠比不能原諒的多。若對不能原諒之事耿耿於懷，那就太傻了，因為怨恨會慢慢積累。空出時間看看自己的內心吧，小怨小恨一定比大怨大恨多，不要讓怨恨使心變沉重。

幾個月後，宇彬傳達了感謝，表示自己原諒了鎮浩。兩人徹夜長談，終於解開心結。現在兩人經常同進同出，焦孟不離。還說，因此彼此原諒，自己也好多了。

***

過多的負面情緒，會使人變得小心眼

我們在犯錯中度過每一天，比起錯誤，我們撒的謊更多。人們只是裝作不知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生活才得以平穩不生變。這樣的我們怎麼有資格不原諒他人犯下的小小錯誤呢？雖說有些錯誤得狠狠教訓，但是永遠不原諒對方的做法也不妥。

不能原諒的事和未解懸案一樣，會讓我們再三反覆咀嚼及思考。哪怕不想再想，卻總是會想到。然而，我們的內心、我們的大腦比預期的小。負面情緒增加，空間就會急遽變小、視野變窄、判斷力會驚人地不成熟、人會變得小心眼。因此，為了確保空間，我們要經常用「原諒」清掃那些瑣碎的小怨小恨。

雖說如此，要歷經各種情緒之後，才會產生原諒的情緒。在浮現「好吧，原諒他又怎樣」的念頭之前，得跨過無數的江水和沙漠。勉為其難並急著原諒他人是大忌，最穩妥的方式是，先沉浸於其他的好情緒中，直到產生原諒之心之後，再開始思考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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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自己的練習】原諒時，仍要堅持的七個原則

❶ 首先，區分該原諒的事和不該原諒的事
帶有惡意做的壞事絕對不能原諒。但如果是單純的失誤，就可原諒。

❷ 不要親近經常對我犯錯的人
那些人會重複做同樣的事，原諒只是浪費自我的能量。建議多親近說話和行動有自制力的人。

❸ 一旦下定決心原諒時，立即實踐
提筆寫原諒信，適當的篇幅約是A4紙的一半。其實，很多時候，在填滿半張紙之前，早就已經原諒對方。

❹ 嘗試理解對我犯錯、討厭之人的立場
對方犯錯時，先思考他的處境。當然，這種方法有時候沒用。但是，嘗試理解對方會產生共感，而共感會產生原諒。所以，盡可能地去理解、共感對方。

❺ 直接告訴當事人：「我原諒你。」
原諒是最大的勇氣，說出原諒後會加倍閃耀。最棒的實踐方式是，在傾聽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之後，給予和解的時間。

❻ 寫下一些句子，讓自己輕鬆地原諒對方
「你那樣做，使我非常難過。但這次我原諒你。」
「我原諒你，不過下不為例。要是再犯，到時候，你什麼好處都得不到。」
「你知道因為那件事，我有多傷心嗎？不過現在我忘光了。」
「這一次我原諒你。但是，你以後要對我更好喔！」

❼ 假如努力試圖原諒，卻仍耿耿於懷，就先放在心上，不用急於原諒
如果因為想著原諒對方，致使自己受傷，反而得不償失。保留那份原諒，直到心甘情願實踐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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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部分文字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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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SARS其間，台北市長馬英九，衛生局長邱淑媞（提出封院需要有3配套，但市府沒接受），和平醫院院長等決定封院的錯誤決定，造成和平醫院的「官僚殺人」。下面是死亡的林重威住院醫師的父親林亨華校長二年後提告的陳述，非常令人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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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SARS犧牲者，林重威醫師父親林亨華校長意見陳述狀全文
時事1月24日 17:44
我覺得在討論封院或者封城正確與否時，是不是該聽聽被封院者家屬的聲音...以及對於一線醫護人員造成的衝擊。

此文已經有段時間，原文連結甚至已經下架，但我仍提出來，希望後段時間，如果我們台灣被迫要做出這個艱難決定時，能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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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犧牲者，
林重威醫師父親林亨華校長意見陳述狀全文:

2003年4月是一個令人恐慌的季節，SARS為台灣帶來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震撼，埋藏在人性深處的集體恐懼與自私，禁不住SARS的輕輕撥弄，人類的理性與尊嚴便被無知與殘暴吞噬了！

對大多數的群眾而言，恐懼僅是一時的衝擊，然而恐懼之後的代價，我們卻遺留給少數人來承擔。一如其他時空的歷史事件，對當初事件的受害者而言，這場前所未有的惡夢，卻是永遠無法忘懷。他們許多人至今仍活在巨大的傷痛中，有的因此失去摯愛的親人，因而罹患精神疾病，有的身心遭受重大傷害，不願再提此事，還有些遭到污名化感到名譽受損，身心倍受煎熬……

在某電視節目的專訪中，我曾經這麼說：

SARS是一種新型的傳染疾病，無論是致病機轉、傳染途徑、防治方法，我們所知都極為有限，面對人類的恐懼與無知而犯下的連串的錯誤是可以原諒的，但事件的影響絕對不能忘記。

由於台北市和平醫院未做好院內感染控制，導致原本受控制的SARS疫情，一夕失控，整個防疫體系瞬間崩解，SARS病毒就此禍延全台，造成台灣人民生命與財產的重大損失。

單是和平醫院就是全世界SARS事件最高死亡率單一地點，總計一個月內造成150人感染，35人死亡，任何法治國家在公共安全領域，只要造成人員傷亡，公權力馬上介入調查，SARS事件經過兩年了，我們看不到政府機關記取教訓，承認錯誤，我們看不到司法機關對行政人員科以過失的罪責。

台北市政府不但未做好事前防疫工作，在疫情失控之際，又以錯誤的封院隔離政策召回全體和平員工，將全體員工集中於充滿病毒的和平醫院，又未成立接管小組，妄圖讓和平員工自己組成自生自滅的系統，因而造成員工的集體反彈，這種明顯的不當決策，造成了騰笑國際的大新聞。

試想強制隔離若無適當之隔離設施與足夠裝備，且無適當之隔離配套措施下，貿然召回，只讓醫護人員暴露於院內交叉感染之高危險環境中。

倘若為照顧病患之醫藥人力需求而召回，則於召回人員有無感染尚且不明，自身仍需隔離之際，豈能再負起照護病患之責任，就是這種准進不准出的荒謬隔離決策造成小兒醫療的嚴重延誤。

2003年4月26日我帶學校田徑隊到台南參加中上聯運，因為學生晉入前八名，獲保送大專院校資格，晚上我們舉行慶功宴。八點多，小兒未婚女友林仁心醫師打電話給我：「爸爸！重威因沒人照顧已經喘到躺下，不能行動了！醫院又不准遷出，你快想辦法救他！」電話中聲聲的無助哀求，頓時我如遭雷擊，內心的驚駭莫可名狀。26日前我一直被蒙在鼓裡，不曉得小兒染疫。原來他們已知道這是傳染病，怕我們擔心而前往探視，因此直到小兒失去行動能力前，除了每天報平安，一直都不肯講。

小兒3月27日退伍，因女友任職和平皮膚科，故應和平醫院三個月的短期聘任，於4月1日報到，4月8 日訂婚。預訂7月1 日至國泰小兒科任職，8月15日結婚。

小兒4 月21日身體不適，4月22日住進和平醫院病房，原訂4月24日早上移送榮民總醫院，但24日早上台北市政府宣布和平醫院封院，人、車准進不准出，小兒因而被留置和平醫院。此後，醫院的恐懼、自私、慌亂、殘暴與醫療倫理的喪失，不難想像。小兒自行量體溫、量脈搏、換點滴、自己推著點滴架上厠所，這些都是事後醫院內同仁滿懷傷痛偷偷地告訴我的淒慘片斷，聞之泫然。

4 月27日台北市政府終於發現決策的失當，想把病患分送各個教學醫院。但是經過幾天的醞釀，SARS事件已造成社會全面的恐慌，各醫院都以負壓病房設備不足而拒絕收留救治病患，個人經過兩天不眠不休的懇託、求告，全力奔走，終於在4月29日清晨將小兒移送國泰醫院。

我無法肯定這五天黃金診療期的延誤與小兒後來的不治之間，是否有必然的因果關係，但是將一個重症病患置放在已經失去理性，群體焦慮，不遑自顧，有如人間煉獄的醫院，致其身、心、靈受到嚴重的創傷，顯然是一種極不人道的行為。

再怎麼說，小兒也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被染疫疾：從4 月29日到5月15日，沒有任何市府代表探視小兒病情，他們把我們當瘟疫，他們急於劃清界線，這種遭受冷落、漠視的窘態，叫人情何以堪！

再怎麼說，小兒也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被染疫疾：5 月7 日小兒第一次病危，媒體大幅報導，市長馬英九先生來電關懷，說看看有什麼是他可以幫忙的。我說：「現在談什麼都沒意義了，我唯一的請求是為我兒子組一個會診的醫療團隊，三人兩人都無所謂。」

馬市長一口答應，但直到小兒辭世，我們仍等不到會診的團隊，政治人物的輕諾寡信，讓我們見識到了政府墮落的原因。

再怎麼說，小兒總是為了診治台北市民而犧牲：5月15日小兒不治，面對逐漸冰冷的遺體，我來不及落淚，面對霎時昏倒在旁的林仁心醫師，我也來不及處理，我急著找人，急著找人幫忙。這時我只看到一個不認識的教會義工，我情急下對著他大吼：「快去飯店陪我內人，否則她看到電視報導一定會跳樓！」我最需要協助的時候，等到的第一個台北市代表是葬儀社的工人，他們只想快一點把我兒子送去火化。官啊！到底是怎樣的行政作為，使得人性中殘餘的愛、同情與臨終關懷都蕩然無存。

台北市政府員工打電話問我：「林重威醫師是否願意入祠忠烈祠？」我明確的告訴他：「林重威不是英雄，他不是自願的，他是被害死的，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病房內有SARS病患。」我總覺得行政官僚用濫情式的榮譽來掩飾自己決策的過失是一種極為可恥的行為。

SARS已經過去了嗎？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
兩年後，當我們回顧，我們到底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一、和平醫院的封院決策與處理，防疫視同作戰，戰略戰術錯誤導致人員傷亡，造成的不幸傷害，領導階層的市政府是否應負起行政責任？

二、從和平醫院防治SARS的經驗中可以看出，沒有關照人權的執法，往往只會變成一種合法的暴力，台北市政府是否應該對身心遭受嚴重威脅與傷害的人表示歉意與賠償？

三、SARS事件的官箴端肅中，吳康文院長、林榮第主任遭到監察院彈劾，馬英九市長、邱淑媞局長不必負任何責任，這樣的階級主義，是否顯示弱勢族群在官僚體系下的卑微，只能無奈的接受嗎？

四、用人性與理性的態度來探討SARS事件的過程，人民與政府能以謙卑與感恩的心，來學習面對危機處理的能力嗎？

面對吳康文院長與林榮第主任，我們選擇寬恕，對和平醫院與國泰醫院的許多醫護人員，我們還是要表達無盡的感恩。

吳康文院長寫信向我懺悔，他說他每天都在唸佛以祈求內心的平靜。我拿信思索再三，最後終於焚燬，我很怕那一天我醜惡的人性會把它拿來當作呈堂的證供，我回信給他，只寫了「放下，向前」，我還不知道他是否已放下了！

林榮第主任很高興我太太願意見他，在教堂裡，當我內人對他說：「我們對你早已沒有任何的怨恨。」我們能感受到在他失控的號啕痛哭中，含有多少的感傷與無奈！

其實他們無心犯錯，只是自私心與僥倖心害慘了他們。醫界人士摸著良心都知道，很多醫院都藏著SARS病人隱瞞不報，全台衛生單位有個共同認知，要在北、中、南、東各找一間SARS專門醫院，若是那家醫院先被抓到院內感染，那就注定要倒楣。所以大家都心知肚明怕被指定為SARS專門醫院，只好知情不報。他們沒有料到一時的苟且心態，捅出這麼大的紕漏。

當SARS疫情從單一個案開始擴散到全面流行的慘境，台北市政府防疫戰略上出現了明顯的錯誤政策，他們錯置了防疫人力，同時也錯失了防疫的黃金時機。醫護人員、病人和探病的人，就是因為醫療設施不當，部份醫院的主管醫療倫理的喪失，衛生機關的主管行政決策與督導失職的情況下，讓SARS病毒無聲無息地進攻診療間、急診室與病房，並讓這群無辜且不明就裡的人一個接一個地病倒，不明不白且淒涼地逝世。

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上法庭，我們絕對無意興訟，也認為不該濫用社會有限的資源，提出國家賠償請求，用意在經過協商的程序取得能共同接受，並對社會深具教育意義的結果。因此，關於和解與否我謹提出兩項主張：

一、若台北市政府認為應該賠、能夠賠，家屬絕不把那筆錢納入個人口袋，並願意額外提供相當的金額共同成立基金會，用來
（一）獎勵傳染病學術的研究。
（二）健全住院醫師實習制度的各項贊助。
（三）獎助偏遠離島地區基層醫護人才的培育。

二、若台北市政府經費有困難，我們只要求象徵性地賠償一元，但須由馬英九先生代表台北市政府向全體受傷害的人員及家屬道歉，以撫慰所有受傷害的心靈，並還給社會公平與正義。

詎料台北市政府拒絕賠償也拒絕道歉，以致於今日必需對簿公堂。

我知道我今天對庭上的陳述都屬於道德與倫理的層面，若有涉及法律部份，我也沒有舉證的能力。若庭上不能採納對我有利的證詞，絕對毫無怨言。儘管老年喪子，人生希望幾全破滅，而且內人又因此罹患精神疾病。不過我仍然對我們的社會充滿期待，未來的歲月，我仍將秉持一貫純粹堅持的態度，繼續探尋SARS事件的始末，揭發公部門可能存在但尚不為人知的錯誤決策，祈求能還給這事件受到傷害的人真正的公平與道義。

「河流因失去波濤而顯出澄靜的智慧」，等待到那一天能河清海晏！我一直深深地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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