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再次成為紐約時報報導焦點。這篇是我目前看過篇幅最長的。有多長呢？如果轉成有聲來聽，要花1小時35分才聽得完，最先發佈在紐約時報雜誌上。這篇還是「普立茲中心」贊助的，這個中心長年來和個別記者或新聞機構合作，支持針對具 #全球重要性 的話題進行高度影響力報導。

文章原文標題："Is Taiwan Next?" （#台灣是下一個嗎？）

這篇文章其中一個主視角，26歲台灣人陶貞穎，前電視台製作人，看著香港抗議人士被大規模逮補，有些來到台灣，擔心台灣是否成為下一個香港。

文章寫道：「將台灣與中國隔開的台灣海峽最窄之處只有130公里，70年來，台灣人一直生活在中國共產黨武力吞併台灣的威脅之下，絕大多數台灣人都對香港的抗議運動表示支持。

許多台灣普通民眾被感動，紛紛向抗議前線捐錢或捐贈物資，如安全帽、防毒面具和護目鏡等。

台灣的民選政府也發表過支持抗議者言辭動聽的聲明，但當香港逃亡者開始到來時，這些政客卻沒有提供什麼幫助。台灣能在香港的情況中看到自己的某種未來，因此擔心過於公開地支持香港抗議者會加速那種未來的到來。」

作者寫道：「...2021年5月，在幾乎沒有本地傳播的一年多之後，台灣經歷了第一次本土新冠病例激增。蔡英文解釋，購買疫苗過程中面臨中方壓力，要求新聞稿中刪除國家一詞，政府無法簽署購買疫苗的協議。交易陷入停滯。疫苗政治加劇了兩極分化。....

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挑釁時，台灣面臨的不確定性是難以想像的。這是一個仍在從威權政權過渡的國家，很快會被另一個威權政權所吞併嗎？在這短暫的喘息中，台灣正在蓬勃發展，台灣人自己有機會決定自己的命運嗎？」

「....陶貞穎最後放棄了她的職業生涯，以幫助流亡的香港人。她想保護台灣本土新生的民主，但她不確定這對她的真正意義何在。儘管如此，她還是很高興。如果她不堅持自己的信念，她會看不起自己。她開始上粵語課，每周和台北的香港朋友一起聚餐。他們會為她挺身而出，就像她為他們挺身而出嗎？她不確定。」

⚡全文連結放在留言處。

撰稿者背景：
👉Sarah A. Topol是《紐約時報雜誌》的撰稿人。
👉An Rong Xu是一名常駐紐約和台北的攝影師及導演，在中國出生，在紐約華埠長大。

［記者證作為呈堂證物］

與反修例運動的法庭審訊，出現不同證物。有黑衣、護甲、護目鏡、防毒面具，甚至雷射筆、索帶。然而，今次法庭上呈堂的證物，包括一張來自「香港電台」的記者證。一位曾經榮獲過多次新聞報導獎項的記者的記者證，和她有份拍攝獲得逾百萬點擊率的優秀紀錄片光碟，成為了檢控的證物。在今日香港，一位盡責的記者原來如此「危險」。

上周三，因為採訪721元朗事件，香港電台鏗鏘集記者蔡玉玲捲入「虛假陳述」案件。開庭審訊時，控辯雙方都同意的事實是，被告在網上申請車輛查冊，按掣時從三個選項中剔了「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其他兩個選項為「進行法律程序」和「車輛買賣」。）

控方把案情說得簡單：記者查車輛車主身份作採訪用途，在現行法例並不容許。控方指，在網上填表，申請拿車牌車主資料，涉及敏感資料和個人私隱，不能「毫無約束和約制」地隨便向公眾披露，否則是濫用，亦不是「立法原意」。

控方說，字面上，申請表格上的「與交通相關事宜」選項，並不包括記者今次的行為。控方提及記者的行為時，咬字清楚，於庭上指控道：

「去訪問呀！去訪問呀！被告打畀地產公司的職員，聯絡車主，被告繼續去…….做訪問呀！佢使用資料係想『訪問』，查找一件和交通無關的事。『訪問』呢樣嘢呢，呢個行為呢，係和交通無關的。」

「佢做咗兩樣嘢，一。係採訪；二，係報導出來，達至兩個目的。佢係電話訪問埋間公司既職員，係節目播放出來，並非係和交通有關既用途。」

在現場旁聽百計人士，不少是資歷十數年的新聞界前輩和管理層。有人甚至說笑，整個香港電台的同工，都告假來旁聽了。大家聽到新聞業內數十年均用作為負責任報導的查冊工具，在法庭被指為從來都不容許做的事，都啞口無言。席上的旁聽者，大半生做的，就是「訪問」「報導」這兩件形事。

「而採訪和報導，即使係同721元朗事件有關，這件事都不是和交通有關，亦不是和交通有關的罪案。」控方律政司代表續道。

此時，穿了黑衣、墨綠色布褲子，剪了清爽短髮，微胖的蔡玉玲，交叉雙手放在胸前，坐在犯人欄前的長木櫈，專心聆聽着。「採訪」和「報導」就是這宗案件不容許的罪名。

更諷刺是，控方呈堂的「證物」；除了該集《鏗鏘集》的光碟，還有是警員從蔡玉玲家裡搜出來，於採訪時使用過的手機，還有一張香港電台發出的「記者證」。

然而，在案中被追查的車子，不是一架普通的車子，而是一架於7月21日，元朗發生白衣人襲擊市民的當晚，記者透過詳細追查元朗的閉露電視片段而發現的一輛車子。法庭上，播放了涉及今次案件的《鏗鏘集》。

兩個離地十來呎的投射屏幕上，一粒珠子「叮」一聲，耳熟能詳的《鏗鏘集》片頭音樂響起，「誰主真相」的節目名字打出。這天在法庭上，「誰主真相」四大字，格外諷刺。追查真相的記者，這天坐在犯人欄裡，舉頭看到自己拍攝過，百萬計全球觀眾看過的偵查報導，這天，明明是別人的犯罪片段，反而成為了控訴她的罪證。

節目中，無辜被打得整個背部都是籐條印的市民在屏幕上控訴着：「要還事件一個公道，我唔知點解畀人打，點解打我？點解警察做唔到嘢？定唔去做呢？」

接着，畫面左上角看到一輛淺色的車子。辯方律師提醒裁判官，這一節片段，就是和案件有關。辯方大狀說：「請法官閣下留意13分48秒……有人從車裡拿出武器。」

《鏗鏘集》的旁白男聲說：「這架中港車，當晚八時半到場，兩小時後，一班白衣人，從車尾箱拿出竹枝來分派。」片段裡亦見到白衣人從車尾拿出條狀物。記者稍後聯絡了該車子的登記公司負責人，其後，一名男人聯絡記者，表示知道司機是誰，但指司機應該在做「私事」，近半年身處內地。

辯方律師在節目播放完畢後，反問法庭：「這件事，怎會和交通沒有關係呢？有閉路電視拍攝到車輛運輸了疑似武器，而疑犯用了該車子在路上作犯罪工具。顯而易見，被告沒有作出虛假陳述。」

控方不同意，堅持以狹窄的字面意義解讀「和交通及運輸相關事宜」，並只舉例，如一架車子停泊在路上阻塞交通，要把車子移走，需要聯絡車主才算相關事宜，而記者採訪報導就不是相關事宜。

此時，辯方說：「那這就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有點學術性了。」整個下午，辯方律師展開了漫長的法律觀點辯論。

從車輛查冊自1935年緣起，到1950年開始有車輛查冊，到「私隱」概念乃近年才出現，數十年前究竟政府有權不接納申請，還是付費了就必須提供車主資料的歷史都有沾上。從英國的案例，談到香港的案例。從法律上 “May”和 “Shall”的使用，與運輸處處長的權限都提及到。

技術性的觀點沉悶枯燥，午飯後旁聽席上不少人都忍不住打瞌睡，也有有多個聽審經驗豐富的記者忍不住私下討論，審訊的不尋常：「今次只是在裁判法院，討論到的法律層次問題，好像在更上級法院才會辯論吧。」

究竟事件是如控方所說，這只是一個個別記者「誤導」了電腦系統；還是如辯方所說，今次申請根本就是如填表時所述的交通相關事宜，只是控方定義太狹窄，根本不存在犯罪行為？

辯方大狀找出立法會文件，裡面披露了運輸及房屋局對車輛查冊措拖的看法，其中一份文件引述了2003年的數字，可圈可點。文件透露，車輛查冊之中，有一年度其中25%涉及新聞機構的申請，亦即2800宗。

每年數以千計的車輛查冊，是由記者以新聞機構名義作出申請，而政府是知情的。

辯方律師說：「控方說到，好像從頭到尾是不容許傳媒申請車輛查冊，但我們看到歷史，看到幾十年的紀錄，這個脈絡……」

辯方說到最後，向裁判官陳述：「車輛載着的物品用作犯罪工具，公眾有權知道負責任車主如何使用其車子，怎會不是和交通有關的事宜？故此，被告並不是作出虛假陳述。懇請法官閣下，判我的當事人罪名不成立。」

裁判官表示，需要約一個月時間考慮，着雙方於四月底回到西九龍法院三庭，亦即是其中一個最大型的法庭，回來作裁決。

在庭上播放的《誰主真相》鏗鏘集中，結尾是一名於721元朗事件中的商戶，這名挺身而出，把店裡的閉路電視交給記者，該商戶語重心長說：

「勝利者正不停竄改歷史，真相慢慢好像被世人遺忘，他會用千方百計令真相消失。但每一件事情發生咗既事會記係我地心度，我相信良知一定會戰勝邪惡，幾年或者幾十年後，我相信真相會水落石出。」

審訊之後一個星期，《鏗鏘集》及港台的多個製作，被管理層以各種原因被抽起，另外，多年來在國際新聞比賽橫掃獎項的港台，廣播大樓走廊擺滿了獎座的陳設或許也會成為過去，管理層最新指示，要求港台同事暫停參加各項比賽，即使早前遞交了申請表，也要求撤回參賽資格。

記者證可以被沒收，比賽可以不參加，節目也可以被抽起，然而一個人的「記者魂」並不那麼容易被消磨。香港電台亦沒有再跟蔡玉玲續約，但她仍在鍥而不捨地實踐記者的職責。早前白衣人被控暴動案開審，蔡玉玲以自由身記者身份，仍然旁聽着案件發展，在網絡平台，仍然繼續紀錄真相。

(圖為上周三蔡玉玲在審訊時於西九龍法院留影，攝影：CK)

［犯人欄裡的一點甜］

走進西九龍法院六樓八號法庭，好有「住宿下來」的氣息。旁聽席第一行已被佔據，有人把「碎花椅墊」鞏固在欅木旁聽椅子上，繩子都繫好了，放在他面前的是一張IKEA原木摺疊桌子；旁邊有供電拖板延伸出來，供三人使用的硬板桌上，放了烏龍茶、日式罐裝咖啡、維他命C飲品，還有米卷小吃。

小休的時候，大狀們都把米白色的假髮倒轉放在摺起的電子筆記簿上，也有大狀在小休時，於庭內拆開小吃裹腹，保安員循例警告一下，大家又相安無事。

帶備椅墊的，不只是律師們的專利。被告雖然年輕，但日復一日的漫長審訊，除了午飯時間可以離開，23名平均年齡20來歲的少男少女們，熬完兩周聆訊，只是60天審訊的四分一里程。

那個犯人欄裡，擠了七至八人在一排，本來欄裡有多張板櫈，又要額外加了一張長木櫈，犯人欄前面，再搬來了硬板櫈，或單丁的木椅子。所以犯人欄都不會關門。懲教署職員坐的，卻是軟綿綿的辦公室有輪靠背椅。

孩子們觀察着大狀的做法，也帶來了椅墊。兩個黑色衣少女，抱着螢光橙色的椅墊過來，令沉悶法庭帶了點時尚感；一個男孩，把淺藍色椅墊從背囊裡拿出來：「才審到第15天，那張櫈子很硬呢，坐得不舒服，律師們都全部帶了椅墊來。」

少男少女擠在犯人欄裡的狹小空間，很快就熟稔起來，午飯前忍不住聊天，法官勸告：「從我這裡也聽到有人談天的聲音。」懲教職員厲聲喝止，像訓導主任：「聽到未，不要談天！」安靜下來，不少被告都閉目養神。午飯時候，一個身型高大的男孩，摟着較矮小的同伴，模擬打拳的動作，嘻笑地走入犯人欄裡。

男孩們有人穿的是休閒服，也有少男穿着西裝應訊；女孩們呢，衣飾更多變化，一名胖女孩穿着黑色及膝裙，配白色球鞋；和她一起的女孩，穿泡泡袖忌廉色上衣配草綠色布褲，微曲的啡黑色頭髮裡插着閃爍髮夾。另一名運動風男孩，也戴了時下流行的頭箍；穿黑恤衫的瘦削男孩，頭髮長得向兩邊翹，用髮泥理得整齊。

這宗案件，原在港島灣仔區域法審訊，但亦因為空間問題，移師到全香港最寬敞的西九龍法院開審。然而，23名年輕人，每人只有一名辯護律師也把法庭擠滿。戴着假髮穿着黑色律師袍的大狀們，也要八個人擠在一行。他們戴着厚厚的眼鏡，盯着地圖。法官的席上，也有一個托架把一張偌大白色地圖伸延開來。

那是港島上環一帶的街道。2019年7月28日，警方在上環一帶拘捕數十示威者，案件分拆多宗展開審訊。有些案件已經審結，有些還未開始。早前被判無罪的健身教練，也親身到來旁聽支持。

這宗23人被控暴動案的審訊日子，剛好和全城轟動的47名民主派人士被控國安法案件保釋聆訊撞過正着，連審訊的法庭，也在同一楝樓裡。有一段日子，西九龍法院樓下沸沸揚揚，記者們和旁聽師都忙着關注那單案，暴動案的旁聽席人潮零落，熱鬧與冷清，帶來了巨大落差感。

這一天，從早到晚控辯雙方的爭拗，就是就着20歲，身為理髮師的第四被告，被拘捕時的不同錄影片段在反覆斟酌。控辯雙方播放的都是同一條片段，聚焦的卻是不同的事情。

那條香港電台的直播片段中看到，警方制服多人。被告趴在馬路上，腳下是污水渠蓋。當時有警員快速把其頭盔、護目鏡除下。作證的防暴警員承認，當時他用腳跪在第四被告的下背。控方大狀花了一些時間和警員研究，從被告頭上除下的包括甚麼東西。

在警員和控方大狀的口裡，他們用「除下」的字眼。但片段所見，警員用手撥甩至少兩名被捕人的裝備時，速度快，東西飛脫掉在地上。

及至辯方大狀追問時，才用了另一個詞語，形容當時警員「強行扯下」被告的頭盔、眼罩，而且被告沒有反抗。

跪在被捕人上背的警員不同意，指被告手部有動作，「有理由相信他想反抗和逃走」。

此時，辯方大狀再反覆播放港台直播片段，並指出，被告當時的「反抗」，其實是因為他被扯掉護目鏡時，連眼鏡也一併被扯掉。

辯方律師播放完片段後指出：「片段裡，第四被告講，『喂，我個眼鏡呀喂！我睇唔到嘢！』然後被告用手指，指着飛掉了的眼鏡，正在落在另一名警員腳邊。」

作供警員看完影片後表示：「當時我聽不到，現在看片段才聽到。」

法官叫辯方大狀慢一點，好讓他抄寫筆記。此時，辯方大狀及法官，都分別以較緊張語氣朗讀一次那句說話：「喂，我個眼鏡呀喂！我睇唔到嘢！」

在嚴肅的法庭，忽然傳來口語化又孩子氣的這一句，整個法庭都傳來一陣爆笑，連坐在犯人欄的第四被告，口罩上的眼睛也眯成一線。男孩頭髮篷鬆，現在戴了一對金屬眼鏡上庭。

然而該作供警員卻表示，飛出來的東西，從片段看實在太模糊，看不清楚是否眼鏡。

片段反覆播放，一種塑料眼鏡與石屎地磨擦的「咯」一聲，清楚伴隨那個物件落地。

法官喃喃自語：「（你意思是）唔肯定，有（另一名）警察拾起你唔肯定是不是眼鏡的東西。」

辯方大狀反駁警員道：「你形容被告的反抗，其實只不過係佢因為眼鏡被扯脫後的動作。」

警員表示：「從片段顯示，就有機會係咁囉。」

從早到晚，法庭就只處理了23名被告其中1位毎被捕時的一刻，如此這般的反覆檢驗和回溯程序，讓同一案件的被告人和律師們，都要共存一個空間一起渡過。時間漫長，氣氛亦疲累。

午飯後，23名少年們從外面回到法庭的世界，本來跳蹦蹦地走進法庭，步進犯人欄時，都要把身份證向懲教署職員出示，職員在點名紙上畫上記號。

就在這個進入犯人欄的位置，剛好路經一張特別加開，供律師工作的桌子。一名律師不知那裡找來一盒日式片裝巧克力，她笑着把紙小抽屜推開，遞上錫紙包裹着的朱古力片，讓每名步入犯人欄的孩子都拿一片。有少女喜孜孜地拿了一片，對着律師送上感謝的笑容。另一段枯燥而漫長的審訊時光，又再開始。

（圖為西九龍法院外盛開的木棉樹，有人把散落在行人路上的木綿花，插在圍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