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月底，美國智庫「The Project 2049 Institute」發布「Hostile Harbors: Taiwan’s Ports and PLA Invasion Plan」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共近年來透過企業收購，掌握台灣部分港口的重要基礎建設。
　　
其中，中國國企「中國遠洋運輸集團」（Cosco Shipping）在2018年7月併購「東方海外公司」（Orient Overseas），並透過「香港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名義承租高雄港碼頭，取得控制權一事，引發外媒與各界高度關注。
　
時代力量於報告公布後，立即呼籲政府必須嚴正處理。時代力量林于凱 高雄市議員也於今（10）日高雄市議會質詢時，針對中資控制高雄港造成國安疑慮，提出質疑。
　
林于凱議員於質詢中提出兩大質疑：
1. 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被高明貨櫃碼頭簽約50年，而陽明海運年報中明確表示「2013年釋股後，已喪失對高明貨櫃碼頭的控制權」。高明貨櫃持股30%的香港政龍投資公司，背後股東全是中資企業，高明貨櫃其中一名董事張達宇甚至是中遠海運的董事，直接由中國黨營企業的董事介入高雄港的營運，明顯有國安疑慮。
　
2. 2009年，高雄港65、66號碼頭由台灣東方海外公司承租到2024年，然而東方海外國際在2018年卻遭中遠海運收購，間接取得碼頭控制權，在股權異動同時，台灣東方海外董事長更換為徐定心。
　
而台灣港務公司高雄分公司則在林于凱議員的質詢後發出聲明表示，陽明海運目前仍是高明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47.5%），其次才是政龍公司（持股30%），陽明海運沒有喪失主導權，移轉股權也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此外，針對台灣東方海外公司承租高雄港65、66號碼頭部分，投資行為審查通過，沒有違法之處。
　
就在港務公司回應林于凱議員，一切查無不法之際，時代力量前立法委員 黃國昌也立即發文指出，中共勢力入侵台灣港口可追溯至2012年，而這樣荒謬的現象仍在持續中。
　
入侵的過程與結果可分為兩大部分，
　
Part I - 高明貨櫃碼頭（股）公司 ：由台灣政府與中共政府，經白手套（亦即民營企業）共同投資與經營的公司。
　
2007年成立的高明貨櫃碼頭（股）公司，於成立之初，由我國政府所實質控制的陽明海運完全出資（資本額為41億），取得高雄港第六貨櫃中心50年的特許經營權。
　
5年後，高明貨櫃增資至68億元，並於2012年至2013年間釋股，釋股的結果由美國Ports America集團、日本郵船公司（NYK）與其子公司Nippon Container，以及香港政龍投資有限公司分別各自取得6800萬股、8500萬股與2億400萬股，持股比例為10%、12.5%與30%。
　
2013年陽明海運即公告喪失對高明碼頭的控制權，並在年報上記載「在9名董事中僅占4席，對於重要的人事、財務及業務經營議案不再具有主導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政龍投資係由中共國務院轄下之「中國遠洋集團」(Cosco)所實質控制。上述釋股的結果，竟演變成高明貨櫃碼頭，成為陽明海運 （我國政府所實質控制，擁有4席董事），與中國遠洋集團 （隸屬於中共，握有3席董事）的政龍投資所共管的荒謬現象。
　
第二部分 – 由港資轉為中資的OOCL，至今仍擁有高雄港碼頭租用權
　
➡️ 相對於美國政府積極作為 台灣政府毫無作為
　
高雄港第65、66號碼頭，從2009年起即出租給「東方海外（國際）公司」（OOCL）之全資子公司「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另一子公司「台灣東方海外（股）公司」，則負責代理兼連帶保證。
　
雖在當時，OOCL隸屬港資，雖為董建華家族所控制，並未有太大爭議。 然而至2018年8月，OOCL為「中國遠洋集團」所併購，亦即正式由中共控制。
　
得知消息後，美國政府立即要求OOCL必須將位在加州Long Beach，由OOCL所控制的碼頭信託出售。相對於美國政府的積極作為，台灣政府毫無反應與作為，所以在台灣已受中共國企控制之OOCL，與其子公司「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至今仍繼續擁有高雄港第65、66號碼頭的租用權。
　
➡️ 表面切割 實質關聯
負責代理的「台灣東方海外」則在2018年8月後，巧妙地透過由OOCL，將子公司「百慕達商東方海外（代理）公司」出售予台灣人「中國遠洋企業董事長徐定心」，形成切割與OOCL關連的表象。
　
然而，在2018年之前，徐定心的中國遠洋企業，#二十多年來均未否認是中國遠洋集團之子公司。同時，#中國遠洋集團台北辦事處與 #中國遠洋企業、# OOCL在台辦事處，均在同一個地址營運。
　
2011年2月，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當晚，即是前往「中國遠洋集團台北辦事處」，與中國遠洋集團總裁魏家福、中國遠洋企業董事長徐定心等人，共同慶祝台北辦事處成立。
　
#查無不法就能解釋紅色資本入侵嗎？
　
僅管外界質疑聲浪不斷，經濟部投審會與交通部在2018年OOCL進行海外股權交易時，對外表示「一切合法、沒有問題」。 時至今日面對林于凱議員的質疑，港務公司仍舊以「查無不法」，陽明海運沒有喪失主導權加以搪塞，卻對陽明海運年報上所敘明「在9名董事中僅占4席，對於重要的人事、財務及業務經營議案不再具有主導能力」完全規避而不談。
　
針對中共藉假外資、真入侵各國基礎建設，已在西方世界引起警戒，美國盟友所提出的警告，只是再度提醒台灣要注意中共的登堂入室。對比於美國政府的警戒，我國政府的消極無作為，已經是不分顏色執政的共同態度。
　
時代力量再次呼籲台灣社會各界，對於紅色資本無所不用其極入侵我國，必須嚴正看待，切莫讓一個又一個紅色資本所侵蝕而成的缺口，成為危害我國國安甚鉅的破洞。

《從一起商業團山難，探討台灣的山域政策》
本山難發生於2019年3月，綽號「虎哥」的商業團領隊王詮翔，身為登山嚮導卻疑似判斷失誤，進而造成客戶在裝備不周的情況下不幸滑墜身亡。除了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逝者家屬的不滿更是非常強烈。

最近檢方認為他不專業、無責任感，還意欲透過媒體營造有利於己的輿論，足證犯後毫無悔改，依過失致死罪起訴，求處2年有期徒刑。

根據事後各方資訊所拼湊的現場情況，當時山上有積雪，隊員未配備齊全，他卻說可以繼續登頂，結果一位隊員不幸滑落摔死，其家屬認為嚮導難逃其責，是為起訴之由來。

.

這事可大可小。

對於大眾來說，這就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山難，頂多就是進入司法程序來決定領隊是否要負責任而已；但對於我來說，這一則小小新聞背後的是台灣登山環境長久以來的制度缺失，甚至不少人就連領隊/嚮導以及商業活動的意涵都一知半解，讓我們平白損失了建設性討論的機會。

以下就讓我細加剖析此事，望大家能有更全面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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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未有「使用者管理」觀念
走在步道上一眼望去，我們怎麼知道誰是自組團，誰是商業團？答案是沒有明確定義，但大家一樣都是在使用有限的山屋、營地空間，彼此之間乍看之下別無二致。然而即便沒有數據可供參考，常在熱門百岳路線上活動的山友，都能感受商業團體的存在感有多高。

施政應以數據為基礎，但如果沒有辦法區分這群人，也就不容易以客觀的角度來檢討現行制度。

打個比方，如果我們能清楚知道排雲山莊(全台競爭舖位最激烈的地方)和其他熱門山屋的使用數據為何，長期來看有多少舖位是商業團抽走，多少是自組團抽走，才能依此改善現有制度，例如引入國際上行之有年的商用配額制或特許經營制度，保障公共資源分配上的平等。

究竟該如何應對「假自組真商業」的散兵游勇、層出不窮的人頭戰術、個資盜用、多地申請、連續申請等，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林務局多半是力不從心。結果？申請到的團體或選擇避不見面，或臨時撤銷申請，讓眾山屋在兢爭最激烈的假日也能出現空位，對於那些長期籤運或網速/手速欠佳的山友來說情何以堪。

這一直是令當局最頭痛的問題，可是我認為只要開始進行使用者分類與數據統計，就能露出一道曙光。但分類的前提是清楚的定義，詳見下面的第2點。

2. 何謂「商業登山」？
入園證是眾生平等，一視同仁的設計，國家公園對領隊並無資格上的要求，也就是說任何人都能收費帶隊爬山。極端案例之中，出山難還能將責任推回給客戶，甚至呼叫直升機來載受傷的客戶下山，費用全民買單，自己的判斷不周、思慮不嚴、能力不足都不必受到檢討，商譽也缺乏公開透明的機制可供民眾參考。

當然──這是少數極端案例，但少數極端案例偏生容易成為突破同溫層的錐子尖端，長久下來其實會加深大眾對戶外活動的誤解。

承1.，我國對於誰才能「合法」辦理登山行程，非常地曖昧不明，也就是這曖昧不明，給了不肖業者施展的空間。看看現在靠山賺錢的業者們，有多少人成立了旅行社？有多少人以協會之名行營利之實？有多少人假借自組隊名義出團卻從未平攤所有費用？

實務上，資本額動輒數百萬的旅行社不是每人都成立得起，所以他們要不就依附在某旅行社名下「靠行」，要不成立美名為服務山友的協會，要不就以自組隊為幌子來執行業務。這不是業者不想守法，這法本身就是模糊的存在！

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一直都認為應該採取美國政府對國有地上商業活動的定義：凡是任何活動牽扯到利益交換，包括金錢、服務、貨品等，都是商業行為。

對應到我國的律法，這玩意兒叫做「國家公園事業」，但猜測是因為許久以前的官員認為商業登山市場規模微不足道，故沒有積極推動。然而在高山嚮導證與傳統協會退場之後，商業登山活動日益普及，但我國的管理體制，就如同許許多多領域中的政策一樣，依然原地踏步，等待著立法與修法的變革。

或許《登山嚮導服務定型化契約》是個不錯的解法，但就如同本文所述，現在這個行業根本上還存在著許多定義上的模糊地帶，所以可能還有得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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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公園收費簡介

更深一層討論，原則上台灣國家公園向來都是100%公帑支持，2013年政府曾動過收費的念頭，認為支出年年升高，應該以使用者付費換取更好的服務，卻遭到立委抨擊而不了了之，但2015年還是在國發會要求下通過了，顯示高層認同應該開闢財源來應付逐年升高的訪客人次。

近來實施收費制的錐麓古道據推測在去年就為國家賺進了600萬台幣，顯示這個模式不是行不通。雖然目前的案例都集中在觀光型的一日/半日行程上，但若套在山岳型國家公園內的多日登山活動上，以這種方式創造收入讓山屋/營地軟硬體服務、步道養護、垃圾清運等更好，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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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業登山，我們付的錢換來的是什麼？
無論是「領隊」或「嚮導」，在大部分如今的登山團體中，就是個拿主意的領導者。有跟過商業團的人，應該能記得隊伍裡走在最前面的嚮導；習慣自組隊的人，也知道隊上誰的資歷最豐富，且眾隊員都願意聽他的話。

然而在90年代，就有前輩觀察到「... 目前我國的登山團隊，對領隊的認識十分淡漠，甚至忽略其重要性，使得領隊的立場變得十分模糊；在另一方面，領隊所應具備的責任感亦漸之消失，逃避責任的風氣反而盛行起來 ...」

以上話語摘自1993年出版的台灣登山百科全書。就連快30年前就這樣了，現在的我們只能更糟，領隊該具備的技術、經驗、品格，對於新生代山友來說是個模糊的輪廓，虎哥也只是負面教材的其中一頁罷了。

我們付錢給人，讓他帶領我們爬山，主要就是因為自身能力不足，所以才交由專業人士管理風險。這就是以金錢交換服務，交換領隊/嚮導的知識、能力、責任，讓我們能平安地回家。

雖然這不代表客戶就免責，但假如是領導者的計畫與決定出了差錯而導致山難，那他即是有失專業，必須承擔或多或少的責任。即便「安全是自己的責任」，但消費者不就是為了保障安全而雇用嚮導嗎？

4. 虎哥之流能繼續帶隊嗎？是。
以往在傳統協會與大學登山社的體系底下，不適任的領隊會在通盤檢討後被剝奪帶隊的資格，甚至出現死亡山難後還會連累整個組織，遭到警察機關禁止申請入山證一年至數年不等。

現在商業框架底下的失職的領隊/嚮導，或是風評不佳的業者，我們可有任何辦法反制？除了上法庭自力救濟之外，沒有。承1.與2.，就連使用者管理與商業活動定義都不清不楚，這真是談何容易。

於是消費者陷入了一個只能自立自強的尷尬處境。對於大眾而言，誰會知道同行程不同業者的報價上差異會體現在何處？誰能輕鬆查到某業者的風評如何？假設某業者早就聲名狼藉、素有劣跡，為何還能持續穩定出團？我說過了，登山安全不是僥倖的安全，我們都不應該拿命賭在低價團的俄羅斯輪盤。

所以我才在去年登山研討會論文中建議政府(現在的主管機關是體育署)應該盡快確立未經許可在國家公園/林務局轄區內營利是為非法，建立業者名錄，有個基本的列管機制，起碼能夠阻止極端個案繼續帶隊賺錢，以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這不是反應過度。人命啊。這個時代，寄望跟團的客戶都能對自己負責只是種奢望，總是有依賴度特別高的一群人，甚至人數只增不減，除了長期宣導教育外別無他法；但另一方面，商業管理體制上的革新，是現在就能做的事情，雙管齊下豈不美哉？

以民間發起之嚮導協會等方式來促成有效管理、去蕪存菁，一直以來都有人在談論，但尚無實質進展，我們剩下的解決之道，無非就是讓公權力出手了吧。

.

現在正是「2020脊梁山脈旅遊年」，但政府究竟想不想讓我們陳舊的體制與國際看齊，讓中外訪客都能滿意、安全地完成登山行程？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團結、監督，是我們公民擁有的最強力量。

《從一起商業團山難，探討台灣的山域政策》
本山難發生於2019年3月，綽號「虎哥」的商業團領隊王詮翔，身為登山嚮導卻疑似判斷失誤，進而造成客戶在裝備不周的情況下不幸滑墜身亡。除了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逝者家屬的不滿更是非常強烈。

最近檢方認為他不專業、無責任感，還意欲透過媒體營造有利於己的輿論，足證犯後毫無悔改，依過失致死罪起訴，求處2年有期徒刑。

根據事後各方資訊所拼湊的現場情況，當時山上有積雪，隊員未配備齊全，他卻說可以繼續登頂，結果一位隊員不幸滑落摔死，其家屬認為嚮導難逃其責，是為起訴之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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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事可大可小。

對於大眾來說，這就是個再普通不過的山難，頂多就是進入司法程序來決定領隊是否要負責任而已；但對於我來說，這一則小小新聞背後的是台灣登山環境長久以來的制度缺失，甚至不少人就連領隊/嚮導以及商業活動的意涵都一知半解，讓我們平白損失了建設性討論的機會。

以下就讓我細加剖析此事，望大家能有更全面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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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未有「使用者管理」觀念
走在步道上一眼望去，我們怎麼知道誰是自組團，誰是商業團？答案是沒有明確定義，但大家一樣都是在使用有限的山屋、營地空間，彼此之間乍看之下別無二致。然而即便沒有數據可供參考，常在熱門百岳路線上活動的山友，都能感受商業團體的存在感有多高。

施政應以數據為基礎，但如果沒有辦法區分這群人，也就不容易以客觀的角度來檢討現行制度。

打個比方，如果我們能清楚知道排雲山莊(全台競爭舖位最激烈的地方)和其他熱門山屋的使用數據為何，長期來看有多少舖位是商業團抽走，多少是自組團抽走，才能依此改善現有制度，例如引入國際上行之有年的商用配額制或特許經營制度，保障公共資源分配上的平等。

究竟該如何應對「假自組真商業」的散兵游勇、層出不窮的人頭戰術、個資盜用、多地申請、連續申請等，國家公園管理處與林務局多半是力不從心。結果？申請到的團體或選擇避不見面，或臨時撤銷申請，讓眾山屋在兢爭最激烈的假日也能出現空位，對於那些長期籤運或網速/手速欠佳的山友來說情何以堪。

這一直是令當局最頭痛的問題，可是我認為只要開始進行使用者分類與數據統計，就能露出一道曙光。但分類的前提是清楚的定義，詳見下面的第2點。

2. 何謂「商業登山」？
入園證是眾生平等，一視同仁的設計，國家公園對領隊並無資格上的要求，也就是說任何人都能收費帶隊爬山。極端案例之中，出山難還能將責任推回給客戶，甚至呼叫直升機來載受傷的客戶下山，費用全民買單，自己的判斷不周、思慮不嚴、能力不足都不必受到檢討，商譽也缺乏公開透明的機制可供民眾參考。

當然──這是少數極端案例，但少數極端案例偏生容易成為突破同溫層的錐子尖端，長久下來其實會加深大眾對戶外活動的誤解。

承1.，我國對於誰才能「合法」辦理登山行程，非常地曖昧不明，也就是這曖昧不明，給了不肖業者施展的空間。看看現在靠山賺錢的業者們，有多少人成立了旅行社？有多少人以協會之名行營利之實？有多少人假借自組隊名義出團卻從未平攤所有費用？

實務上，資本額動輒數百萬的旅行社不是每人都成立得起，所以他們要不就依附在某旅行社名下「靠行」，要不成立美名為服務山友的協會，要不就以自組隊為幌子來執行業務。這不是業者不想守法，這法本身就是模糊的存在！

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我一直都認為應該採取美國政府對國有地上商業活動的定義：凡是任何活動牽扯到利益交換，包括金錢、服務、貨品等，都是商業行為。

對應到我國的律法，這玩意兒叫做「國家公園事業」，但猜測是因為許久以前的官員認為商業登山市場規模微不足道，故沒有積極推動。然而在高山嚮導證與傳統協會退場之後，商業登山活動日益普及，但我國的管理體制，就如同許許多多領域中的政策一樣，依然原地踏步，等待著立法與修法的變革。

或許《登山嚮導服務定型化契約》是個不錯的解法，但就如同本文所述，現在這個行業根本上還存在著許多定義上的模糊地帶，所以可能還有得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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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公園收費簡介

更深一層討論，原則上台灣國家公園向來都是100%公帑支持，2013年政府曾動過收費的念頭，認為支出年年升高，應該以使用者付費換取更好的服務，卻遭到立委抨擊而不了了之，但2015年還是在國發會要求下通過了，顯示高層認同應該開闢財源來應付逐年升高的訪客人次。

近來實施收費制的錐麓古道據推測在去年就為國家賺進了600萬台幣，顯示這個模式不是行不通。雖然目前的案例都集中在觀光型的一日/半日行程上，但若套在山岳型國家公園內的多日登山活動上，以這種方式創造收入讓山屋/營地軟硬體服務、步道養護、垃圾清運等更好，何樂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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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業登山，我們付的錢換來的是什麼？
無論是「領隊」或「嚮導」，在大部分如今的登山團體中，就是個拿主意的領導者。有跟過商業團的人，應該能記得隊伍裡走在最前面的嚮導；習慣自組隊的人，也知道隊上誰的資歷最豐富，且眾隊員都願意聽他的話。

然而在90年代，就有前輩觀察到「... 目前我國的登山團隊，對領隊的認識十分淡漠，甚至忽略其重要性，使得領隊的立場變得十分模糊；在另一方面，領隊所應具備的責任感亦漸之消失，逃避責任的風氣反而盛行起來 ...」

以上話語摘自1993年出版的台灣登山百科全書。就連快30年前就這樣了，現在的我們只能更糟，領隊該具備的技術、經驗、品格，對於新生代山友來說是個模糊的輪廓，虎哥也只是負面教材的其中一頁罷了。

我們付錢給人，讓他帶領我們爬山，主要就是因為自身能力不足，所以才交由專業人士管理風險。這就是以金錢交換服務，交換領隊/嚮導的知識、能力、責任，讓我們能平安地回家。

雖然這不代表客戶就免責，但假如是領導者的計畫與決定出了差錯而導致山難，那他即是有失專業，必須承擔或多或少的責任。即便「安全是自己的責任」，但消費者不就是為了保障安全而雇用嚮導嗎？

4. 虎哥之流能繼續帶隊嗎？是。
以往在傳統協會與大學登山社的體系底下，不適任的領隊會在通盤檢討後被剝奪帶隊的資格，甚至出現死亡山難後還會連累整個組織，遭到警察機關禁止申請入山證一年至數年不等。

現在商業框架底下的失職的領隊/嚮導，或是風評不佳的業者，我們可有任何辦法反制？除了上法庭自力救濟之外，沒有。承1.與2.，就連使用者管理與商業活動定義都不清不楚，這真是談何容易。

於是消費者陷入了一個只能自立自強的尷尬處境。對於大眾而言，誰會知道同行程不同業者的報價上差異會體現在何處？誰能輕鬆查到某業者的風評如何？假設某業者早就聲名狼藉、素有劣跡，為何還能持續穩定出團？我說過了，登山安全不是僥倖的安全，我們都不應該拿命賭在低價團的俄羅斯輪盤。

所以我才在去年登山研討會論文中建議政府(現在的主管機關是體育署)應該盡快確立未經許可在國家公園/林務局轄區內營利是為非法，建立業者名錄，有個基本的列管機制，起碼能夠阻止極端個案繼續帶隊賺錢，以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這不是反應過度。人命啊。這個時代，寄望跟團的客戶都能對自己負責只是種奢望，總是有依賴度特別高的一群人，甚至人數只增不減，除了長期宣導教育外別無他法；但另一方面，商業管理體制上的革新，是現在就能做的事情，雙管齊下豈不美哉？

以民間發起之嚮導協會等方式來促成有效管理、去蕪存菁，一直以來都有人在談論，但尚無實質進展，我們剩下的解決之道，無非就是讓公權力出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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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正是「2020脊梁山脈旅遊年」，但政府究竟想不想讓我們陳舊的體制與國際看齊，讓中外訪客都能滿意、安全地完成登山行程？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團結、監督，是我們公民擁有的最強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