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人文-侯勝宗
先有制度創新才能成就科技創新

今年以來計程產車業特別熱鬧，因為交通部去年推動的多元化計程車制度創新，為原本死氣沉沉的計程車產業帶來了盎然生機。

交通部自二○一六年推動多元化計程車政策，放寬計程車不再需要黃色車身，也無需安裝車頂燈，但必需使用App叫車軟體進行乘客和司機的媒合。此政策並不成功。政策上路二年後只有一九七一輛申請為多元化計程車，占全體計程車八萬七千台車的二點二五％。

檢討政策不成功有幾項關鍵原因：(1)計程車內仍被強制要求安裝傳統計費器，並未全面以預約報價為主要收費標準；(2)收費方式並未全面轉為非現金支付，仍舊維持與現金混用的收費模式；(3)地區型車隊因為規模小、資源有限，其開發的App難以滿足消費者需求，推廣困難，加上知名度不高、使用頻率少，導致司機生意不佳，加入意願低。

這個政策在二○一九年有了新生機。當年十月為解決Uber租賃車與計程車營運爭議問題，交通部針對相關法令進一步調適修正，修改汽車業運輸管理規則第一○三—一條，規範租賃車輛不得在外巡迴攬客，以及計費方式以一小時為基礎（俗稱Uber 條款）。同時，交通部也進一步放寬多元化計程車可以免安裝計費車表，完全以App預先報價收費，但也規範業者App的報價不得逾越地方政府公告運價範圍。

這一次的制度調整具有一收一放的引導設計。交通部給Uber壓力，迫使轉型為多元計程車業態；但同時也遞出橄欖枝，積極輔導Uber駕駛人轉入多元化計程車繼續提供載客服務。交通部唯一目的就是希望將Uber留在台灣，好為產業帶來服務翻轉契機，也推動台灣的數位轉型。

還好在交通部林佳龍部長的「人本交通」感召下，Uber最後也正面回應政府，續留台灣，決定與計程車業者合作，只扮演車隊的叫車媒合平台服務商角色，開啟了Uber在全球與計程車業者合作的先例。同時，因為當時全台灣有上萬名Uber司機，為了順利讓這些司機取得計程車牌，Uber合作的租賃車行紛紛開始收購車牌，成立計程車車行，而擁有車牌的傳統計程車車行也紛紛與Uber洽談合作，讓原本奄奄一息的計程車車牌瞬間成為待價而沽的資產。

此一制度創新的成功，讓共享交通的科技創新在台灣再次有了機會。截至今年十月底止，國內的多元計程車增加到一萬三千零九輛，占計程車總數十四點一％，比去年成長了近一萬一千輛。更有趣的是，此一政策的開放與制度創新，也吸引了國瑞汽車和裕隆集團自建品牌計程車隊，打造從買車、賣車、修車、租車、保險、車貸的一條龍服務生態系。

接下來幾年，計程車的叫車平台將戰雲再起，而最大的受益者將是我們普羅大眾，請讀者拭目以待。（作者為逢甲大學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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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日微信》20160710看見那看不見的
李傑教授的新書「工業大數據-工業4.0時代的智慧轉型與價值創新」於上周發表，我很榮幸應天下出版社的邀請為新書寫序，我第一次見到李教授是在十四年前，浙江大學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當時，對我而言，聽他說那些嶄新的服務模式，實在覺得很炫。多年後，再度見面、甚至衍生出非常緊密的合作關係，是拜工業4.0之賜。這幾年在國家實驗研究院的工作，讓我有機會站在科技的最前沿，觀賞再工業化的浪頭拍打在各國的沙灘上，無論先進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均將難以略過這一波的工業革命，精彩至極、卻也怵目驚心。如天下雜誌在最新一期「58秒的競爭」封面故事中，以清晰的文字敘述新時代的來臨：「工業4.0帶來客製、高效，但工業4.0不等於自動化，而是商業模式的徹底改變。今後將不再有製造業，而是製造服務業—從研發設計到生產交貨，生命週期的全程服務。」
　
台灣聽眾喜歡聽新的，但李傑教授講來講去，還是在重複他的蛋黃（看得見的）與蛋白（看不見的）。多聽其實無益，關鍵是做到了沒有？聽了，不見得懂；懂了，不見得有決心做；做了，還要耐性等待收割！李傑教授長年奔走於美台之間，我們欣見他所說的已不再均為國外的案例，據以實踐的廠商，如在新書發表會中參與論壇的高聖精密機電，在受惠後搖身一變成為福音的宣揚者。台灣業者在過去一年來，在各方推動與宣導下，觀念已有明顯的轉變，蠢蠢欲動的導入評估者也不乏其人，這是好的現象。但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產業結構，需要有屬於台灣原生的導入策略，否則，只會淪為在全球鬧嚷中，隨著搖旗吶喊，甚至錯失了導入的方法與時機。
　
近來，我們關注台灣欠缺工業4.0軟體人才的窘境，一番努力似乎見到一點曙光。人才，也分看得見與看不見兩個層面：站在台北街頭，雖不若在北京或上海的鬧區，目光所及皆萬頭鑽動，但看得見的熙來攘往也挺壓迫的。但在台灣，工業製造廠商眼中的人才（可望不可及的），和零售與餐飲商家眼中的人潮（看得見的）相較，恐怕感受不是壓迫、而是急迫！多年來，台灣業者深受各廠牌控制器的訊號不聯通所苦，所以，從去年生產力4.0啟動後，大多心力還是花在克服前述的障礙上。但這些努力即便有效跨越，還只完成D2D（Data to Decision）的半個循環而已，若沒有工業大數據的分析，看不見的部分仍然對決策者無感，也無從提升台灣競爭力至這一波工業革命所達到的水準。從研發設計到生產交貨的全生命週期服務，靠得是一段又一段流程中的軟體人才，以及串連全週期的軟體人才，台灣的缺口非常、非常大，而且相較對岸，我們起步最少晚了五年。
　
在同仁的堅持與推動下，已有中正大學教授答應在下學期開始根據國際大廠的規格開課，接下來包括逢甲、虎科大、勤益科大等校成為我們拜訪與請益的對象，希望這些苦功能為台灣打造硬底子的工業人才，邁開顫顫巍巍的第一步。如同李家同教授去年十一月在天下刊出的專訪，回顧多年來推動的「深耕工業基礎技術專案計畫」，樓要蓋得高，地基必須挖得深；樹要長得高，根要往下探到底。國家工業的發展亦然，想要成就頂尖的工業實力，一定要先把基礎技術打得穩固又扎實。製造業與工業，相去何以道里計？製造業思維還是李傑教授所說的蛋黃，是看得見的、邊際價值遞減的思維，工業才是李教授所說的蛋白，是看不見的、邊際效益遞增的思維。台灣下一個關鍵人才就是工業的軟體人才，是有能力貫穿產品與服務的全生命週期，貢獻專業領域知識（Domain Know-how）的軟體與數據分析人才。
　
台灣迄今，多的是製造業、少的是工業，在翻轉的過程中，不僅廠商需要換腦袋，大學教授、學生與家長都需要換腦袋、也要換方法，瞭解與看重新時代的能力組合，才有可能協力養成「再工業化」所需要的關鍵人才。了解台灣進入工業化的關鍵者，需要抱持如同宣教士一般的熱情，不斷在溝通的挫折與初期資源的短缺中，仍不放棄，讓台灣在這一波的激烈變動中順利翻轉，擠身工業強國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