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在書中遨遊】#讓人變幸福的勇氣 #被討厭的勇氣 #阿德勒
你是否質問過——為什麼人們一直無法改變?為什麼我們總是受累於人際關係?為什麼我們要活在別人的期待之下?為什麼自卑感總是揮之不去?這或許是因為,我們缺少了被討厭的勇氣。
所謂的「被討厭的勇氣」並不是說要讓我們去專注於被別人討...
【#等我在書中遨遊】#讓人變幸福的勇氣 #被討厭的勇氣 #阿德勒
你是否質問過——為什麼人們一直無法改變?為什麼我們總是受累於人際關係?為什麼我們要活在別人的期待之下?為什麼自卑感總是揮之不去?這或許是因為,我們缺少了被討厭的勇氣。
所謂的「被討厭的勇氣」並不是說要讓我們去專注於被別人討厭的負能量,而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反思——如果這是我生命想綻放出最美的光彩,那麼,即使有被討厭的可能,我都要用自己的雙手雙腳往那裡走去。
如果我們都能勇敢地去了解糾纏著自己的那份「不知道該怎麼獲得幸福」的無力感來自何處,那麼在努力活下去的同時,至少不會那樣孤獨吧~
【作者簡介】
作者岸見一郎,日本哲學家。專攻西洋古代哲學,自1989年起開始研究阿德勒心理學。
作者古賀史健,日本自由撰稿人。專門以聽寫記錄的方式從事書籍撰寫。本書中他以希臘哲學古典作品《會飲篇》的對話式手法進行內容呈現。
【本書簡介】
這本書裡講述的是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探討人如何勇敢地變得幸福的哲學。阿德勒與佛洛伊德、榮格並列心理學的三巨頭,而與佛洛伊德所提出的「擁有」心理學不同,阿德勒研究的是一門「使用」的心理學。
當佛洛伊德以「過去的你造就現在的你」來解釋人生,阿德勒則為我們提供另一個思路,那就是我們了解過去,是為了擁抱那些不美好,並成就更好的自己。有些記憶是特意記住,用來證實現在的自我的想法。
由此可見,他的「個體心理學」並不是死板的理論,而是主張通過理解人性的真理和目標來幫助我們掙脫人生三大束縛——來自過去的束縛、來自人際關係的束縛,以及來自未來的束縛。
【佳句摘錄】
「自我意識過強是一種束縛,會導致我們無法在別人面前展現本真的自己,這也是因為對本真的自己沒有自信,想要通過小心翼翼的行動,避免被輕視、嘲笑。」
——人際關係的最終目的就是獲得共同體感覺。人際關係是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直面的人生課題,把對自己的執著,轉換成對他人的關心。
「以平和的心態接受自己原本的樣子,不去過分關注無法改變的,而是去關注可以改變的,並鼓起勇氣去改變。」
——重要的不是我們被給予了什麼,而是我們如何去利用被給予的東西。這可能就是一種自我接納。
「不要把人生弄得太深刻。 請不要把認真和深刻混為一談。人生很簡單,並不是什麼深刻的事情。如果認真過好了每一個剎那,就沒有什麼必要令其過於深刻。」
——我們之間沒有一個人是住在客觀的世界裏, 我們都居住在一個各自賦予其意義的主觀的世界。
「人生本沒有普適的意義,意義都是自己賦予自己的。人生也不存在目的地,每一個狀態都是完結,所以,只有此時此刻的努力和充實才是真實的,可抓住的。」
——沒有一項生命的意義能夠適用於所有人。好在生命的意義沒有一條鐵律,好在我們每個人得以賦予各自人生的意義。
【小編的話】
活在這個世上要做到「不被別人討厭」,這聽上去似乎就是一件很難的事。
但這其實可以是很簡單的事情,因為我們只需要去偽裝自己、去妥協、去放棄就可以了。
所以,當明明知道會被人討厭,被不看好,甚至不曾被看見,卻還是堅持自己的人生道路,這一點是很難做到的,也是非常難得的。
誠然,直面自己的內心,不在乎他人的目光,不去編造謊言,這樣的活法估計很多人連一天也堅持不下來。 但是阿德勒告訴我們,我們必需要有實踐這種人生的勇氣。 因為這才是讓我們獲得幸福的勇氣。
要獨力培養出這種勇氣可能很難,有需要可以到JAM心理諮詢平台 (www.jamwellness.io) 申請服務*,讓心理治療師幫助我們找到這種幸福的勇氣呢。
(*將在9月稍後重啟)
你是否擁有「被討厭的勇氣」?你有獲得「被討厭的勇氣」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嗎?留言告訴小編吧!
#人際關係 #自我接納 #個體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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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 Deep State 之謎 | 盧斯達 | 立場新聞】
《路透社》消息指,北京當局「於閉門會議要求香港地產大亨守規矩,應運用資源和影響力維護國家利益,協助解決香港房屋短缺問題」。此一重量消息,旋即引發地產公司股價急挫,從恆地、新世界、新地到長實都錄得整體股價一成左右跌幅。《香港 01》也在今天(21 日)表示,該社獲悉香港一個「首富級家族」早前邀請國安公署要員到家中舉辦宴會,並邀請家中所有重要成員出席。消息指,宴方在席間表示「家族於反修例暴動期間的一些言論,並非同情黑暴,希望不要持續有所誤會。」消息甚至提到,「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的說法早於 2018 年經已出現。
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1972 政府宣布「十年建屋計劃」,在 1973 至 1982 年間,為 180 萬人提供有獨立設施的居所。
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甚至有說之後興建的籃球場、遊樂場,都有著「讓殖民地青年發泄多餘精力」的用心。用這個角度來說,當年很多人沒參與暴動,但在之後都獲得了好處:一個較有「住屋正義」意識的社會。現在就是一個「搵地方起籃球場」的過程。當年港英成功將反殖政治鬥爭吸納進房屋政策之中,成果有目共睹,培養了一整個靠攏英國的世代。現在中國人能不能呢?這是中西之間廣義隔空比拼的一個中層項目。至於高層項目是「核心文明對周邊地帶持續郡縣化」此一歷史傳統,更是一個出於潛意識的不必回答題,20 世紀之後的傳統認為,「做不做」的問題已經由前人答了,現在的問題僅是「如何做」的問題。當然,他們也知道自己必須首先通過「起籃球場」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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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被問到有關消息之後,也只好用官腔打發過去:她「無法證實相關傳聞,但感覺地產商今日較願意配合政府政策以解決房屋問題」。反正對高於自己層級的資訊,不承認不否認還是較好的做法。林鄭在中秋節早上在記者會的原話為:
//……事實上呢幾年呢,你問我自己嘅親身體會,因為我都當過發展局局長,都同所謂地產商打過交道,我覺得今日呢其實佢地係好願意係配合我地特區政府嘅政策……//
所以她也在回答中間接表達了:話題圍繞「地產商」而不是一般商界,而地產商今日比較主動支持政府,你就會聯想到以前地產商可能「不太主動」支持政府。
上述兩個非官方消息令人想到 2018 年的香港,似乎是「毫不重要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當年表面上風平浪靜。2014 年佔領運動、2016 年旺角事件之後,社會「恢復平靜」,民主派大黨搞活動,也基於工作關係而宴請特首林鄭,後者也基於禮節而出席,還捐了 3 萬元。暴動青年被判入獄仍有「判刑合適」之說;「罪犯」逃亡也會被社會賢達公開勸告回港面對……一切似乎都很正常。然而從歷史時序的維度去看,19 年的事情必然部份肇發於看似安定的那一年。
2019 年一些人已經在討論「香港問題」的成因。對很多人來說,最初和現在的解釋一脈相承:暴亂是由外國勢力煽動資助的,激化了長期樸素追求民主自由的香港人,由守法的順民慢慢變為不守法的刁民。19 年的一切也是一個「青年問題」,是青年無法上流和置業而引發的社會騷亂。對愛好研究問題的人,這些解釋似乎說服力不足。因為很多參與者都不是青年人,早在更之前的事件,已經有中老年人在前線被捕。很多人也是有資產的,而不是手停口停的貧困人士。
然而人數較少的決策層要鉅細無遺理解中國境內的所有事情,本身就不可能,只好依靠「事件定性」,為之後的研究和跟進提供輪廓。事件定性之後,地方和前線的研究和跟進就會圍繞外國勢力資金流、地產問題、青年出路等等,至少表面上得如此。「社會事件」發生後,商界巨賈經過一輪醞釀,也紛紛在報章上表態反對暴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表態,是為了應對 19 年突如其來的種種事件。但「香港商界影響中央治港政策」的現象或觀察,應該不是香港特區近期的新聞,而是要追溯到英治前朝,那可能是一個起源傳承自 1840 年的「香港 Deep State」俱樂部。因而有「香港真正的統治階層不在政府而在馬會」的講法。
所以據說香港的地產問題是歷史問題,不是一兩屆政府可以解決。在有關消息流傳之前,我們由自己角度觀察一切,會覺得 19 年帶來了清算香港「利益固化」現狀的空隙。然而有關戰略卻可能是長期的。據《路透》和《01》的北京消息,這一切在 18 年已經正式提出,並不是 19 年。而且你再推遠一點,2014《一國兩制白皮書》已經提出了很多類似思路。
所以回到最切身的問題,很多經歷過 19 年之後洗禮的香港人,都會覺得/知覺自己好慘。表面上展露歡顏的人,也是有苦自己知,但其實最終人們會發現,所有人都要面對「改變」的。現在股民都會受影響。反對派就不用說了,這是香港人逃避了一兩個世紀最終還要首次面對的事情。在這個重置程序中,每一個政治光譜、社會階層、年齡層都鑲嵌了新的義務和守則。守則理論上是一樣的,但下降到現實時都有不同的則重點。創作人面對的是資金和創作的線,學者面對的是要不研究某些問題,地產商面對的是賺錢之外的「社會責任」,建制派要面對全新的選舉和競爭……甚至「藍絲民眾」內心都有莫名其妙的怨氣。
我甚至會認真聽一些藍絲頻道,他們描述的世界仍然充滿危機,雖然表面上的暴徒已經被鎮壓,但很多人的意識已經被污染,例如移民就被形容為扔下父母沒有孝心,因而很多黃絲移民,因而黃絲都沒有孝心,因而黃絲根本沒有道德,被黃絲佔據的香港也沒有希望。當然藍絲網絡只是在重演早期反對派動員政治中的「激語主義」,盡量聳動地描述出一個即將毀滅的世界,而「正義」一方永遠是弱勢,令人很焦慮。
所以有些藍絲也會覺得自己弱勢,他們覺得黃絲影響力無處不在。始終人如果沒有敵人的話會相當寂寞。由於每個階層或取向要面對的新世界也不一樣(移民的香港人也要面對適應 literally 的新世界),使得後重置的社會也進入了原子化的前夜。也許在一段長時間的各散東西之中,廣義的光譜不同的香港人,也只能以 2019 年來作歷史的相認。即使是一方支持一方反對,起碼是在說同一件事,我懷疑這樣的共同點將越來越珍希。
這當然是在一個大破大立時代下人人皆要承擔的轉變,經那一兩年的濃縮蒸製,我們之間的其他連繫變得薄弱和平面。要證明外國聯繫也是在否證「存在民間自發」那一點,但不代表不防範民間一旦自發時會動用的網絡和資源。先不說「商界」在 19 年對《逃犯條例》的態度,也不說地產問題形成的民怨是否香港政治問題的動力之一……「民企」和「人民」走得太近,如何?
雖然兩次重大歷史分水嶺的背景其實相距極遠,但「六七暴動」之後,英政府快速推出了大量公屋,很多人和家庭受惠至今。據房屋署網站一篇名為〈公屋發展歷程〉的文件,香港公屋政策從 1967 至 1977 這十年間的重大內容是:
//1971 華富邨落成,是首個規劃成自足社區的公共屋邨,設有商場、學校、巴士總站,以及其他社區配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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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 重組原來負責公共房屋的多個機構,成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以推展政府的公共房屋計劃。 政府又將徙置事務處和市政事務署轄下的屋宇建設處合併成為房屋署,作為房委會的執行機關。「第一型」和「第二型」徙置大廈的重建工作率先在石硤尾邨展開。
1976 政府決定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計劃),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和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戶成為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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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和女友一起看了幾個談論納粹歷史的影片,中間提到許多普魯士陸軍傳統和榮譽。女人突然轉頭一問,普魯士統一了德意志地區,成立了德意志帝國。那麼普魯士自己不是個國家嗎?
面對這個問題,我回應了普魯士是個國家,但與德意志帝國的國家意義不同,德意志帝國是個「民族國家」,這二者國家的意義是不同的,只是這種差異無法呈現在中文的「國家」一詞上。
就我對中學教科書的印象,課堂上也從未認真敘述過到底「民族國家」是甚麼概念。我記得教科書上只說,民族主義運動興盛於19世紀,各民族都紛紛發動屬於自己的民族主義運動,普魯士成立德意志帝國,薩丁尼亞搞出了義大利。
想想也是滿正常的,要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教育體制,教育從前的的「國家」是何概念,本就不是易事。民族國家建立的教育、美術館、博物館、媒體機構等,都充滿了民族主義意識,要讓我等理解民族國家以前的「國家」有何差異確實有所困難。
民族國家最大的差異,應是全體國民都貼上了相同民族的標籤。例如有著相近的語言、價值觀、歷史觀、生活方式,以及會為了相同的事情而感到榮譽,會為了相同的事情而感到悲傷。這種凝聚力形成了當代國家。
《文明帝國六》,當你研發完「民族主義」後的名言,實在真知灼見。
「民族主義促使了國家產生,而不是國家產生了民族主義。」
Ernest Gellner
這句話的原文特別有意思
「It is nationalism which engenders nations, and not the other way round.」
nation在中文可譯作國家,亦可譯作民族。因為對於現代國家來說,大部分的國家都是民族國家,所以可說是政治家的陰謀刻意混用,亦可說是自然而成的用法。
至於「nationalism which engenders nations」,是否應該翻作民族主義促使國家誕生,抑或是民族主義促使民族誕生,我想問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民族與民族國家一詞的混用,在很多時候讓我們早已難以分別兩者的差異。
女友於是反問,當代有沒有國家不是民族國家? 當然有,只不過這些國家因為缺乏超強的向心力,因此很難成為真正的大國。在民族國家的相互競爭下,非民族國家只能維持小而美的境況,像是瑞士就是非單一民族國家,不然就是長期處於戰亂。
另外值得一提的,像中國這樣人口超多、幅員超大的國家,,理應不會是單一民族的地區,也靠著百年多年來的歷史觀,強力的極權統治,以及統一的普通話,用中國民族主義建立了民族國家。
女友又問,如果民族運動搞不好的大國會怎樣? 我想到奧匈帝國。奧匈帝國境內有十餘個民族,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屬於德意志民族的奧地利,以及匈牙利民族的匈牙利,還有餘下超多小型民族。奧匈帝國曾與普魯士競爭過德意志民族運動,但後來以失敗告終,奧匈帝國失去成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機會。奧匈帝國不得不將重心放在巴爾幹半島,而這裡是斯拉夫民族的地盤。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希特勒開坦克進入奧地利時,很多當地的德意志民族運動者高聲歡呼之故,因為兩者皆為德意志民族。)
多民族國家會遇到的問題是甚麼? 光是官方語言要用哪個都是問題。例如政令宣導時,要以哪種語言為優先? 過往戰爭時的英雄人物,是否對各地區的民族來說都是英雄? 總之問題重重,要有個國民都能認同的歷史觀和價值觀極為困難。
奧匈帝國後來面對的問題,就是整個國家以奧地利的利益為首,匈牙利因利益與奧地利不完全吻合,因此總扯著奧地利後腿。同時巴爾幹地區的斯拉夫民族,因為斯拉夫民族運動,導致紛亂不斷,各種瘋狂的民族主義聖戰士的發狂下,殺死了支持斯拉夫民族運動的王儲斐迪南,因而爆發一戰。
民族運動是很可怕的。當鄰近國家發動民族運動宣傳時,倘若我國沒有相應的民族主義運動相應,將極為容易就被他國的民族主義宣傳給影響,進而由內部瓦解自身所處的政體。這也是為什麼從19世紀以降,大多數國家都變成了民族國家,因為沒有民族主義護體,國家會被鄰居招降。
淺淺一篇文章,簡單敘述了我對民族國家的認知。
若有甚麼錯誤,還請見諒。
PS.文明六特別有趣,只有當你研發了民族主義之後,「大眾媒體」和「文化古蹟」才能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