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瑞揚：「做自己是一輩子的功課。」 他是台灣表演藝術界無法替代的存在，被美國舞蹈雜誌稱為「擁有強大而傑出的天份」，征服過世界級舞台。現在，他在台東糖廠的老廠房裡領著一票非典型舞者，在生活瑣碎的切片裡找最真摯的藝術。 布拉瑞揚北藝大畢業後成為雲門舞者，後來離開雲門，獨自前往美國舞蹈節，逐漸在國外累積名望，而後在瑪莎葛蘭姆舞團擔任編舞家，在紐約闖得風光之際，毅然決然於2014年返回台東，創立布拉瑞揚舞團，以《無，或就以沈醉為名》、《路吶LUNA》拿下連續兩年的台新藝術大獎。 為什麽在台東成立舞團？布拉瑞揚說，在諸多原因中，最關鍵的還是2011年他在紐約林肯中心牽著瑪莎葛蘭姆舞團舞者謝幕時，突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傷情懷，他突然好想念父母，好想念家鄉，他當時心裡想，如果我在台上牽著是自己家鄉的舞者，那剛有多好。 「人年紀越大就會慢慢走向自己的文化。在台灣做一個原住民是會迷失的，雖然我1995年就改了漢名，意識到自己要成為布拉瑞揚，但我整個二十年過的漢化，也可以說是洋化吧，每天好幾杯咖啡，視覺和想像離我自己越來越遠。」布拉瑞揚娓娓道來，有著深邃臉孔的樣貌說話時邏輯清晰、思慮縝密。他當時在創作上遇到瓶頸，生活上結束了一段19年的感情，然後又聽見桑布伊的歌，故鄉的聲音啊，源遠流長。他開始思考自己是誰，從哪裡來，又該往何處去。 他想，那我就回台東吧。其實一開始帶著有點想要逃避的思緒，因為生活變得不如它預期。他回家，關起門來，自己做自己的事。2015年初，布拉瑞揚找到台東糖廠的倉庫，創辦舞團的夢想在此生根，只是沒想到這關起門來找自己的舉動，卻被更多人看見。 從台北、紐約到台東 搬到台東之後，布拉瑞揚第一個要做的就是要換掉台北的腦袋。布拉瑞揚還在台北生活時總是戰戰兢兢，因為所有作品的創作、人設的表現不只代表自己，還有雲門舞集。「以前的我真的是完美主義。」布拉笑著對我說：「人家都說我有包袱，我不抽菸、不喝酒，連買個咖啡都要很體面的樣子。我還開始修正講話的方式，不可以有口音。從部落離開後，我一直偽裝成別人，因為我看起來太不一樣了，要很辛苦才能融入這個社會。」 後來布拉瑞揚到了紐約，台北跟紐約前前後後待了六年，他本來以為一輩子都要住在紐約了，因為這是他一直想要的生活。紐約四通八達的多元有益於創作者，布拉瑞揚喜歡漫無目的地在紐約散步，也喜歡坐地鐵，雖然髒亂，但可以看到各式人種。「在紐約總是會發現自己的渺小，而那樣的渺小讓我很自在，因為沒有人在乎你是誰。你會在地下鐵發現很多有才華卻沒被發掘的表演者，只能勉強餬口賣藝，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很開心，那是真心喜歡一件事情的模樣。」 即便這麼喜歡這座城市，但還是想家了。布拉瑞揚買了一張機票，回到的不是台北，而是家鄉台東。那些在台北的包袱以及在紐約的執著，都在回到台東的時候變得輕盈。布拉瑞揚跟一群幾乎沒有受過舞蹈訓練的人一起跳舞，他變得放鬆，因為把自己完全歸零。他再也不需要武裝自己，既然舞者什麼都不會，他也不需要設限，全部打掉重練。布拉瑞揚變了，他的人和作品都變了。 從完美到不完美 心打開了，創作也打開了，更貼近生活帶來的養分。也因為布拉瑞揚舞團的舞者都非科班出生，所以反應特別快，思路不像學院派被規範修整，開啟了更多可能。布拉瑞揚說：「有個舞者曾經跟我說過，你可不可以不要用台北的腦袋思考，對我們要求這麼高、對我們這麼兇，原住民是需要鼓勵的。這句話打醒了我，如果我用台北的方式壓抑他們，那我幹嘛要回台東做舞團？我可以在北藝大找到更專業、科班出身的舞者。」 很難看見一個舞團跟編舞者關係這麼緊密，布拉瑞揚不給舞者指令，而是更著眼於當下與即時性。這五年來所有的作品，舞者百分之八十的表演都不是演的，都是這個當下的決定。布拉瑞揚決定把完美拋開，給他們空間即興表演，不是練了八百次的淬煉出來的精華——那是布拉瑞揚以前的養成。現在的舞團成員除了練，還要習慣做自己的主人，身體是你的，台上的一句話和走位都可以決定這個作品的方向。「我自己就是經歷了從完美到不完美的過程，然後理解到不完美才是最好的價值。」 他還記得2016年颱風把排練場吹跑了，好不容易放晴的時候，他和舞者一起去了海邊，看到舞者玩樂的樣子，海浪一打浪花散去，理解到環境能創造新的身體。後來他們常常去海邊，有時候去山上，去部落，那些種種就變成創作。生活即創作，生活即藝術，他放掉了台北和紐約的腦袋，跟舞者重新學習以前遺失的一切。唯一不能改的習慣，就是每天的咖啡。 找自己的路途 布拉瑞揚跟阿爆一樣，知道唯有誠實面對自己才是創作目的。「我一開始是成為舞者，後來成為編舞者，然後要成為布拉瑞揚。這些年我一直在提醒自己要做自己，但做自己到底是什麼？我又是誰？回台東之後我開始理解了，這其實是一輩子的功課。」 他本來在紐約找自己，追尋西方的舞蹈形式，但後來發現，這初衷原來在自己的家鄉。「很多人跟我說，恭喜你回家成立舞團。但那個家是嘉蘭部落嗎？我的舞團在台東市區，會不會有一天就回到山上呢？那當然是一種嚮往，但會不會成行看我的人生要怎麼往下走。現在我很喜歡的一個浪漫想法就是，我還在回家的路上，進行式。」 @voguetaiwan Photo by @zhonglin_ @bulabulayaung #布拉瑞揚

#開學日 【#謝仕淵：「我們為什麼要上學？」──近代學校出現後的臺灣社會】 1896 年，臺灣總督府派遣木下邦昌，前來臺灣北部調查民間的書房教育與總督府設置的國語傳習所，他對於書房無秩序、教學方式落後、採光通風不佳、污穢不衛生等狀況，印象相當深刻。 相對來說，木下認為，根據功課表上課、運用各種教具教材、重視紀律的國語傳習所，可以作為臺灣傳統書房的模範。 1898 年，臺灣的初等教育制度以公學校為主逐漸開展。 不可否認，近代學校帶來了文明新知與多樣化課程；讀書進而被視為「成為文明人」的重要管道，是出人頭地的重要關鍵。 對於學生而言，學校則是個充滿吸引力的地方，楊肇嘉就曾在回憶錄中說：「學校是兒童們的樂園。」 因此，近百年前，即便一所學校的設立，經費需要地方各界籌款，臺灣人仍然表現出對於辦學的熱烈渴望。 一般來說，服兵役、納稅與受教育是國民的三大義務，接受教育與塑造國民、國家認同息息相關。 日治初期，即要求學生必須熟讀忠君思想的教育敕語漢譯本，並了解其要義，就是為了告訴學生：如何做好一位忠臣良民。 戰前與戰後，一門國語課，一為日文，一為中文，其差異不僅在語言，更在於課程中傳遞的國家認同觀念。 我們所熟讀的那些古聖先賢、教忠教孝事蹟，亦是經由學校傳遞，最終構成國民基本德性的重要基礎。 又或者，臺灣人在日治時期的地理教科書中，第一次看見臺灣地圖，從而知曉自己住在一個狀似番薯的島嶼中。 我們經由各種途徑，或在思想概念，或在圖像的學習與辨別中，想像臺灣為一個共同體，也多半是上學讀書受教育所發揮的作用。 國民的誕生，並不分男女，同時也及於對身體的動員。因此，1905 年曾有項調查詢問臺灣女學生「為何要纏足」，當時眾人皆回以纏足乃為了「美觀」。 日本殖民者於是在學校教育中，加強「賢妻良母」的觀念，說明纏足女性難產比例較高，甚至強調只有女性也投入生產，國家才得以富強。 不分男女、沒有明顯排他性的初等學校教育，構成社會共識的基礎，讓原本具有自我個性的不同的「我」，成為了具有共同感的「我們」。 學校，是培養國民最重要的機制。 近代教育的發展，亦步亦趨於百年來的殖產興業路途，於是普通科學知識課程，例如：數學、生物、物理與化學等科目，以及從初等學校階段就有的手工、農業與其他實業課程，都成為學校課程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教育的普及，讓學歷成為衡量能力的重要指標。 1930 年代「公學校高等科畢業」成為常見的就業基本條件，一個農村子弟想要脫農，若能取得公學校高等科學歷，便能獲得更多的機會；而令人稱羨的醫生職業，則須經由專門教育訓練才能取得。 以學歷衡量能力的學歷社會，於焉形成。 不只是醫生，像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被人羨慕的職業，都須經由一段學習歷程，通過考試驗證，確認專業能力，也由此而開啟許多契機，提供了促進社會階層流動的機會。 然而，考試始終不是件容易的事，從小考、月考、段考到升學考試，密集測驗加上體罰，以高壓方式，意圖讓學生成為考場常勝軍。 從日治時期開始，臺灣的學生除了教科書外，就必須閱讀大量參考書，甚至透過補習加強課業。 學校也是個管理紀律嚴明的場域，學生被制約在課表所規範的時間裡，道德準則、行為規範都有一套規定要遵守，因此有人說，學校宛如一座牢籠。 那麼，為什麼要上學？ 國家基於許多理由，要人民受教育，但晚近幾十年，也有許多人基於各種理由，選擇不就讀一般學校。 「為什麼要上學？」應該是個要不斷辯論的問題，唯有如此，才能讓學校不輕易成為強加意識型態的場域。 如同你、我這般的人，或許都曾想過不去上學，但也都曾在畢業若干年後，想著回去母校看看。 事實上，上學的經驗，有快樂、有痛苦，卻因為時間，那段往事都成了令人懷念的記憶，共患難的同學更成為一輩子的知己。 #開學 #上學 #學校 #教育 #文明 #學歷 #能力 #評量 #考試 #日本時代 #國民 #義務

831兩周年專題 之二 哀求警員讓自己救人的FA 曾經，他的揹着急救用品，穿梭於橫街窄巷中，為別人料理傷口，以生理鹽水沖眼沖身。一切，都變得恍若隔世，他長大了，而且即將展開人生新一頁。 兩年前，在街頭碰上C，瘦削的身軀，架着黑框眼鏡，滿臉稚氣，當然啊，他只有16歲，那時他在運動中仍找尋着自己的崗位，也許不是甚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但對於一些沒有防避催淚彈的市民來說，一個自己為沖洗眼鼻的人，就如救了一命，沒有誇張。 今年721放榜了，他說這真一個爛笑話，讓他們這屆DSE考生無論如何也忘不了這組數字。但對於他來說，831，才是真正的沒法忘記，終其一生，也是一個傷痛的烙印，我記得，兩年前，他告訴我那晚的事情時，說得很平淡，就如訴說着別人的故事，他說必須這樣抽離，才能讓自己好過一點，很長的一段時間，他無法踏足太子站，那段記憶實在太恐怖。 「整件事很恐怖，在月台上，警察跑下來打人，列車不開動，車門又開又關」，他努力嘗試，但無論如何，也忘不了親眼看着警員們踩着扶手電梯上的市民跑下來，就這樣踩着人們的頭顱跑下來月台，發生甚麼事了，他問了自己很多遍了，但也無法得到答案。 看着黑布蒙頭全身黑衣的速龍在月台上奔跑追打市民，「然後就入車廂打人，擋住了車門不讓車門關閉」，他形容，車內的市民就如被恐怖份子脅持般，「其實你想怎樣，拘捕還是怎樣，說出來就可以了，不需用這種暴力」。 即使到了今天，他仍記得那個被打至昏迷，被警員拖行的男子，「他整個人倒臥在地，完全不動了，頭不停的流血，被拖行時，滴出一條血路」，他是急救員，看到有人受重傷，當然立即想幫忙，月台上情況相當混亂，他立即上前詢問警員，能否讓他為男子療傷，至少把血止了吧。 那天，我們看見站外的義務急救員聲淚俱下，隔着鐵閘哀求警員讓他們入內救人，卻不知道，月台上也有急救員，只是，他們同樣被粗暴驅趕。C跟傷者只有數步之遙，卻無能為力。 他的心很痛，沒有有人能想像他那巨大的無能感，過去兩年，如巨石般壓着他，那些面如槁木的傷者，那些尖叫聲，如影隨形。他只能冷靜，要求警員讓他救人，但當他看見警員那雙佈滿血絲的眼睛時，他知道自己此刻要求救人，根本就是癡人說夢，「唔夠擔同佢拗，佢哋好似黐咗線咁」。 公眾對事件充滿疑惑，若一句「假新聞」就能解決，那該多好，世界從此少很多煩惱，我們亦省下不少精神、時間和白花，到底這種不信任是何時開始呢？從前曾有過的信任，如何在短短數月間毀於一旦？當一個人不相信自己，我們還能說是那個人的問題，當200萬人不信任自己，還能怎樣自圓其說？ 「唔關事嘅走！」他被警員趕至月台的另一邊，然後又被另一警員趕回去，到底發生甚麼事了，他完全難以用常理和邏輯分析，因為眼前的一切，是比驚悚片更恐怖的畫面，「警員太激動了，一邊講粗口一邊打市民，然後又跟市民互罵起來」。那十多分鐘，就如過了一輩子，最後他登上了列車，當門關上、列車開動時，他才回過神來，甚至懷疑，這一切是真實，還是一場夢。 列車上傳來哭泣聲，到石硤尾站後，月台上沒有任何職員，他跟列車上的市民也不敢離開月台，怕站外有警員，「大家都很驚慌，惟有互相安慰」，身邊很多人都在哭，但他沒有哭，「我覺得自己不應該哭，還有很多人需要幫助，要確保所有人安全離開車站，亦要檢查有沒有人受傷或暈倒在車廂」。 C的確做到了，協助所有人離開地鐵站，當中還有一位坐輪椅的人士，當時月台上的升降機停止運作，「我去車站控制室拍門，裏面有人，但不肯出來」。最後，他和其他義務急救員一起把他安全送出站外，還有一家大小的，堅決不走，因為未到達目的地。他還記得有一位婆婆不停罵港鐵，罵他們沒有職員在場不負責任，又罵列車在太子站不願開出，他不停勸婆婆離開，差不多半小時，大份人都離開後，他才步出地鐵站。 這件事對他來說，影響很大，最起碼比他想像中的大，這段記憶本身就是沉重，他花了整整一年才能把創傷撫平，而這兩年來亦不時會夢見人們的尖叫聲，還有地鐵內的警報廣播。如果可以選擇，他說不希望經歷兩年前的事，「整定嘅！」，是否命定，沒有人敢說，但自己就是生存在這個年代，被迫接受，被迫成長，「向好的一方想，件事令我了解社會，知道人性是甚麼，知道世界是怎樣運作」。 「發生了就是發生了，是歷史，我們無能力改變」。對的，我們改變不了歷史，只能保存歷史，而掌握歷史真相的話語權，就能掌控未來，能掌控來，就能掌控現在。Welcome to 1984. 全文刊於: facebook @vforvengeancehaha 記者梁嘉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