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6 屆 #電視金鐘獎 甫公布入圍名單，恭喜《#天橋上的魔術師》入圍 11 個項目大獎（不重複），包含戲劇節目類最佳戲劇、導演、編劇、燈光、攝影、美術設計、男主角（李奕樵）、女主角（孫淑媚）、男配角（朱軒洋）、女配角（黃舒湄、盧以恩）、最具潛力新人獎（李奕樵、羅謙紹、林潔宜），成為入圍階段領跑大贏家之一。
　
近幾年台劇的成績有目共度，從《我們與惡的距離》掀起極大關注，雖然我觀看台劇的數量遠不及電影，但這兩年間的話題台劇也都有所觀察，而《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近年我最喜歡的台劇，我認為這部作品大膽、不媚俗，且非常相信觀眾並勇於挑戰市場。藉著金鐘獎入圍，重新聊聊這部片和當時專訪導演 #楊雅喆 的過程，提供讀者參考。
　
題旨：【專訪《天橋上的魔術師》導演楊雅喆：與中華商場的久別重逢，故事是從記憶裂縫長出來的】
　
「導演好，我是關鍵評論網的編輯。」
「你好，你好，我先把手擦乾再和你握手。」
　
這是我和楊雅喆第一次見面，對彼此說的第一句話。
　
接著楊雅喆用力地將濕漉的雙手擦乾，伸出乾淨、禮貌的雙手相握，才算是正式打過招呼。接下來是訪談前的暖身閒談，在話家常中，方才文質彬彬的導演一下在談笑間幹聲連連，粗話齊發。
　
「在錄音囉。」我好心提醒。
「在錄音我還是可以講髒話。」楊雅喆說。
「那我把髒話都寫進文章。」我開玩笑地說。
「可以啊。」楊雅喆沒在跟我開玩笑。
　
楊雅喆可能是至今我訪談過的影視工作者中，髒話最多的導演，這件事在訪談前五分鐘就成立了，但同時我也發現，楊雅喆待人謙遜，面對陌生、年紀差距近半的訪談者，仍記得將雙手清潔、以禮相待，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楊雅喆在面對國民黨的肅殺歷史高喊「幹死威權」之際，還能讓觀眾在時代大旗之下，看見他對小人物們的用情至深。
　
回憶起楊雅喆的電影作品，在《囧男孩》「隔代教養」的困境中，感受小屁孩們的天真爛漫；在《女朋友。男朋友》「野百合學運」的青春騷動中，與林美寶攜手成長，共同悲喜；在《血觀音》「劉邦友命案」、「新瑞都開發案」的不公不義中，貼近女性的浪潮暗湧。綜觀楊雅喆的影像深處，命題皆扣準社會脈動，而後直搗人心的柔軟彼方。
　
在這些「暴烈控訴」中窺見的「可愛溫柔」，恰與「髒話的粗獷」、「擦手的禮貌」是同一件事，在細節與習慣的微觀之處，瞅見所謂的鐵漢與柔情，無論正反，皆積累成楊雅喆作品的底蘊。
　
而 2017 年，憑藉《血觀音》拿下金馬獎最佳影片，站在金馬舞台高喊「沒有人是局外人」的楊雅喆，沈寂四年，到了 2021 年選擇將吳明益筆桿油墨下的中華商場具現化，領著觀眾乘著時光機返回 1980 年代的絕代風華，時光悠悠淌流，只不過這次是朝著往事逆流，那裡有人、斑馬還有貓妖。楊雅喆在故事的集合體中，影像化出小人物在大環境底下的眾生相，望見戒嚴時代下中華商場獨特的美麗與哀愁。
　
所有的故事都有起點，和楊雅喆第一題就談《天橋上的魔術師》的改編起源，作家吳明益在上個十年推出的小說，何以打動這名影像創作者？
　
（中略）
　
然而，談起楊雅喆和 #吳明益，一名影視工、一名文字工，皆出生於 1971 年，今年都將邁入五十而知天命，對於 1980 年代，兩人的時代軌跡不謀而合，國小、國中、高中甚至是大學，在人生形塑價值觀的年少時代時，這兩位創作者是在戒嚴時代中成長。
　
對於五、六級生的台灣人而言，年輕時期歷經黨國解嚴，碰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經濟則先後面臨中小企業出走中國，股市萬點迎來熱錢繁榮而後接續崩盤，台灣風起雲湧，人心迅速變動，其中的關鍵字，是「慾望」。正如《神力女超人1984》所表述，1984 年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高峰，商業、貪婪的氛圍充斥，人性永不滿足，從美帝反身回望這座汪洋孤島，楊雅喆眼中的台灣，同樣如此。
　
「我對那個年代的記憶是各種慾望。因為有錢，成了台灣慾望最高漲的時代，70 年代經濟起飛十年，80 年代大家開始揮霍，這種揮霍包括物質上和情感上的性慾，有點像整個社會是從修女或和尚學院畢業的學生，到了大學終於能瘋狂打砲、賭博，是一種極度壓抑後的解放狀態。」楊雅喆這樣說。
　
提到戒嚴時代，在第三集〈水晶球〉中， 楊雅喆開始描寫時代下的壓迫，因此象徵極權的惡棍警察出現，地下聚會的樂音也隱隱鼓動，天橋的生命力悄然生長，於是中華商場似成一座孤島，自成一處魔幻之地。但這與世隔絕的天橋，仍會被外力介入，戒嚴時期的普世傷痕，若隱若現，自然也成了中華商場的歷史符碼，若再扣合每集的開場引子「緬懷蔣經國」等歷史畫面，楊雅喆想在《天橋上的魔術師》書寫的寓意，或許就淡淡地飄然而出。
　
在中華商場中，有所謂的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原住民、香港人等等，中華商場作為上世紀標誌性的空間場域，從日本政權到國民政府，權力系統轉移的傾軋與擺盪烙下痕跡，將族群熔於一爐。隨著中華商場的繁盛與興衰間，歷史目睹了從鄉野移居都市懷著「台北夢」的人們，當然也在其中發現跟隨國民政府「避難」、「反攻」的「大陸人」，這種台北城市的人口組成和住商混合的商業發展路徑，被《天橋上的魔術師》以某種戲劇性的張力鋪展開來，直到 1992 年正式拆除的舊城世界，成了真正的時代幽魂，或許這種幽魂，一直於台北城上徘徊，尚未消散。
　
而縱使經過 40 年，世代的本質對楊雅喆來說一點也沒變。「我覺得當代和 80 年代根本沒有差別，慾望還是一樣，問題也還是問題。」楊雅喆若有所思地說。
　
若從物質面檢視，智慧型手機的革命、網路社群的蓬勃發展等等，都與 80 年代拉開了距離，若從意識型態回溯，當代台灣言論已自由、同性婚姻甫立專法等等，皆與壓抑的年代闢出截然不同的道路，但楊雅喆認為，很多事情沒有各界想像的劇烈改變。
　
楊雅喆娓娓道來：「解嚴 40 年，陰影並非第二天就被照亮，很多我這代人無法接受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人很難擺脫『大中國情懷』，這種意識型態靜靜地躺在我這代人的腦海，社會要擺脫某種意識型態，40 年是不夠的；再說到同性婚姻，我這代現在做父母的，家中若出現跨性別小孩，可能還是會剁了腳跟；而男女真的平等了嗎？若是平等，那批踢踢不會充斥厭女言論。從種種來看，精神面的鉗梏依然存在，你會發現對於『生而為人』的根本問題，40 年前到現在，我們沒有變。沒有變的原因是它並沒有被當成能在學校被教導、討論的事情，40 年來沒有一門課、很少人會帶著你思考——『我們為何生而為人』？」
　
上述就是楊雅喆口中的「沒有差別」，在戒嚴神話中，後解嚴幽魂下，台灣人幾十年處在意識型態斷裂、重塑的過程中，不斷對「台灣人」的身份拋問，再重新定義，而〈水晶球〉聚焦在朱軒洋、羅士齊、宋柏緯三名慘綠少年，成功捕捉住青春氣息，開場的三人舞蹈令人神往，也浪漫地處理了多角戀關係，更以「訂製西裝」作為符號，提煉出青少年們「轉大人」的不合時宜，這群奔向未知彼方的年輕人，銜接住彼此的是可能稍縱即逝的友情與愛情，這是多數人類的共感，也是〈水晶球〉能引起共鳴的成功之處，無論是否經歷 1980 年代。
　
這樣的共感，正是楊雅喆和編劇團隊所強調的。
　
楊雅喆說：「我期待沒有經歷 80 年代、中華商場的人，也能有共感，故事中角色擁有的疑惑、困難、情感，是不分世代的，我甚至希望不同世代的人可能因此開始對話。爸爸的故事跟小孩子的故事可能會有火花、撞擊，對彼此就能有更多一點瞭解吧。」
　
「紀實」與「虛構」則是《天橋上的魔術師》重要的雙重辯證，而楊雅喆和吳明益，無論是影像或文字，皆十分熟稔自己創作的媒介，在「記憶的裂縫中」雙雙化為天橋上擅於變魔術的說書人，觀眾不用全然相信，因為每種獨立的記憶皆截然不同，但請進入說書人創造的世界，聽一遍會令人深深著迷的故事。
　
在楊雅喆的影像中，揮灑想像力捏造天馬行空的意外空隙，如此「時間魔術」的抽象概念才能被實踐，觀眾就摔進記憶碎片的裂縫漩渦之中，目眩神離地返回 80 年代。
　
王家衛在《2046》說：「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楊雅喆的《天橋上的魔術師》則魔幻地道出：「所有的記憶都與消失有關。」首集播出之後，「原來消失，才是真正的存在」這句話便清楚明瞭地定義這齣旗艦大戲。若我們再往下挖掘記憶與消失的互文關係，「時間」的另一層符旨，就在編劇團隊的巧筆之下，於焉成形。
　
（中略）
　
訪談最後，我問楊雅喆：「從你十年前看過小說，而後標案、拍攝最終成品上線，整趟旅程，你覺得是一場魔幻的奇蹟之旅嗎？」
　
「是啊。」楊雅喆篤定的這樣說。「很多時候你回望人生，任何動作都會是奇蹟，但你要努力，才有奇蹟。碰上疫情，只能改戲，但大家還是想到方法改，這就是奇蹟。像方才提到第七集的孫淑媚，她在臨時調動後，依然演得真好，就是演員帶給我的奇蹟。我只能盡全力控制作品不要長歪，最後沒有歪掉，反而更好，這就是奇蹟。」
　
楊雅喆近半世紀的人生，求學階段就讀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從未想過踏進編導之路，但前後拿了金鐘獎、金馬獎、台北電影獎等各大影視獎項，這些就是散落於人生中的意外奇蹟，套句爛俗的台詞：「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遠也不知道拿到什麼。」或許對楊雅喆而言，每顆巧克力都醞釀了奇蹟，苦澀中帶著甘甜，整顆嚐完之後仍要輕舔沾滿巧克力粉的手指，永遠充滿樂趣，也唯有如此，奇蹟與魔術師才會出現。
　
2021 年，楊雅喆和劇組化身「魔術師」，試圖變出奇蹟，讓台灣、讓全世界觀眾重返慾望高漲的 1980 年代，在戒嚴時期、經濟起飛等背景氛圍中，感受消失的魔法，抓住天橋上曾有的吉光片羽。在那之中，有地攤商家、有地痞流氓、有打機少年、有長舌婦人等等，然後你會知道，這些人、事、物經過 40 年仍舊沒變，同樣為情所困、同樣八卦調皮、同樣不屈體制，這些小人物就像你的隔壁鄰居、像你的小學老師、像你在街上擦肩的路人，注定要相遇。
　
王家衛說：「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天橋上的魔術師》就是楊雅喆和中華商場久別重逢的相遇，而這次的久別重逢，楊雅喆誠摯地遞出邀請函，請你也置身其中。
　
📝專訪文章共 8421 字，上述為節錄部分，全文請點此👉https://bit.ly/37HFHkO

《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曾昭旭老師是我高一的國文老師，當時對老師的崇拜，幾乎讓我在高三分組的時候，認真考慮要報考師大國文系為第一志願。

雖然最終仍然跟著大潮流走，念了理工，但是影響所及，我在大學一年級的中文課，只會用文言文作文，我的大學同學們應該都還記得。

感謝社群軟體平台的幫助，在我退休之後，加入了高一同學會的Line群組，又與曾老師聯繫上，得以經常閱讀到老師所寫的文章，私下也會向老師請教，得到老師的指點。（如果想要了解曾老師的話，歡迎自行Google上網搜索。）

我今天看到老師的一篇文章，談到中西文化對此次疫情的影響，在美國和台灣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做法。老師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兩者的缺失，並提出撥亂反正的辦法。

徵得老師的同意，與我的臉書朋友們分享。大師之作，切勿錯過。

《怕死、怕失去自由、怕害到別人的人文詮釋》 /曾昭旭

1.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怕

回顧疫情，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中西差異：

首先，關於戴口罩，台灣可能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地方。加上勤洗手、少出門、與人保持安全距離，合稱防疫新生活。這種軟封城可說是繼上階段的成功加零之後，今年五月以來僅花70天就能把這波疫情壓下來的主要因素。令國外輿論在譏諷台灣過於自滿之後，不得不再度稱讚台灣的防疫能力。而反觀西方人則是對戴口罩非常反感，視為妨礙自由與人權。即使疫情高張，病亡甚眾，仍然要走上街頭遊行抗議，或者不戴口罩群聚飲酒（許多西方人視上酒館為生活必備）。頗令台灣人感到不可思議。

其次關於打疫苗，台灣人多半非常緊張怕打不到，以致連少量殘劑都爭先恐後搶打，天天質問政府為什麼不早買夠疫苗？反觀西方人（如美國）卻疫苗過剩，要用種種方便服務、實質獎勵吸引人民來打；卻還是有一半的人質疑疫苗，選擇不打。以致美國至今完成兩劑疫苗的覆蓋率才50%左右，難以達成群體免疫。也讓台灣人感到匪夷所思。

試問隔一個太平洋，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呢？雖然因素甚多，但主要的恐怕還是文化差異，才使得台灣人（代表中華文化）和美國人（代表西方文化）普遍所怕不同，所以面對疫情，也才有這麼不同的反應。

這文化差異我們很容易想到的就是中國人包括台灣人比較戀生怕死。這看法雖然似嫌粗糙，卻並非沒有道理。中國人常諱言死（連醫院大樓都沒有四樓），俗語更是直說「好死不如賴活」。真的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會賴活的人，無論環境多麼惡劣都能堅靭地活下去，人還愈活愈多。即使病痛纏身，常跑醫院，每天吃一大堆藥，還是要活。就更不用說病危之時，家屬幾乎無例外地要求醫生用盡一切手段去急救挽回了（而不管是否徒增病人的苦痛）。所以在台灣，洗腎、葉克膜、達文西手臂、鼻胃管灌食、插管、CPR急救等等都有濫用之嫌。遂產生醫藥愈發達，不健康餘命愈長且愈苦痛的荒謬現象。真是執著於賴活到完全沒道理的地步了！那麼，過度緊張於執行防疫新生活是否也是其中一環呢？

當然，這種戀生怕死的所謂文化影響，早已不是中華文化的本來精神。相對的，西方人愛自由而不在乎染疫死亡（所謂不自由 毋寧死），延伸到也不在乎傳染給別人害別人死亡，其實也已經是西方文化精神的墮落；變質為寡頭的個人主義，也並沒有比中國人的戀生怕死好到那裡去。總之，只要是從怕出發，不管是怕死還是怕失去自由，都一樣是文化的變質墮落；只是因文化性格不同，所以墮落也有不同形態罷了！

2.文化精神異化變質衍生種種心理恐懼病痛

原來中國人容易戀生怕死，是因中華文化根本就是一種生命精神，引申之也包括道德精神。狹義的生命精神是指一種肯定生命的存在與求生存的靭性彈性、適應力包容力；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但廣義的生命精神則要進一步問活下去所為何來？答案就是去創造生命存在的意義價值，或說去立人達人愛人，亦即充分地自我實現。此即名曰道德性或理想性。用一句白話表示，就是「一旦活得下去，立刻就要求要活得優美」。亦即：生命主體性一定要自覺地發展出道德性來，才是真正的主體性（真我）；否則，停留在努力求生存而忘了善用生命以創造意義與愛，生命精神就會失落，退墮到以維持形軀肉身的生存為唯一目的，遂衍為荒謬的戀生怕死心態。其所以荒謬，即在長生永不可得，戀生終必無望，所執只是假我。於是怕死之情也就永不能解除；人生將永只有苦而無樂，反成生命的實質否定。以否定生命（放棄意義之創造）來貪愛生命，此所以為矛盾荒謬也！

至於西方人之愛自由，首當釐清此所謂自由到底是指什麼？原來和莊子所謂逍遙、佛家所謂自在大大不同，而實指一種生存權或基本人權。如羅斯福總統許諾美國人四大自由，總言之實即生存權也。又如西方許多國家的國歌，歌詞大都提到與敵人鬥爭以爭取自由，甚至充斥血腥殺戮（法國國歌足為代表），主題實即國家民族之生存也。但此所謂生存，意思卻和中華文化脈絡下的生存不同：中國人是指素樸的形軀生存，意義是好活用此身以進行道德創造。但在西方文化（姑以基督教文明為例）的脈絡下，人身並無主體的身分（上帝是唯一的主），而只是上帝的工具。上帝頒布律法與上帝之國的藍圖，人則納入此律法結構中享生存生活之權利以盡為上帝服務以依上帝藍圖建構地上之國的義務。換言之，人的自由只是上帝誡命與法律規定下的行動自由（可稱為廣度的自由，與中華文化脈絡下之心靈主體自由或深度的自由不同），目的是藉此善盡待奉上帝的義務。因此，若忘記善盡作上帝博愛工具的責任，自由便會退墮為自我中心、自私任性，到玩法弄權，背叛上帝律法的地步。這當然是西方文化精神的變質異化，於是神化為魔，假冒上帝之名而實行魔鬼之事。西方近代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掠奪世界資源以自利，皆其流也。

3.文化退墮之病仍當用文化療癒

以上分析中西文化異化退墮的不同脈絡，而同歸於有所怕的虛弱心理。而不管怕什麼，都可總說為怕死（請參考前著《論生與死的詭譎相即》一文），亦即怕我之不存在；只是西方人的存在觀是「我自由故我在」（自由本質即生存權），中國人的存在觀則是「我活著故我在」（活著即一切可能之基礎）罷了！

而不論中西，其生命的存在都是要指向意義價值之實現的，差別只在實現的形態不同；在中華文化是善用形軀以作道德創造，在西方文化則是享自由人權以盡為上帝愛人工具之義務。所以，當其退墮為執小我自私的時候，都同樣會有假上帝或道德之名以自我文飾的虛偽。在中華文化脈絡是假借仁義之名而實則忘義逐利（孔子云：「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在生活中，無論親子友朋乃至政府人民，口口聲聲為你好而實則以威權干涉宰制，不知尊重人權者多矣。在西方文化脈絡，則是假冒上帝之名而實則叛神歸魔（如浮士德出賣靈魂與魔鬼交易）；在社會與國際，自以為秉上帝旨意而對異國異族異教徒橫施歧視侵畧迫害滅族之暴行，不知衆生平等，皆當為上帝之博愛所蔭庇者亦多矣！於是落到疫情的面對，在西方美國，遂有將自我自由無限上綱而敵視戴口罩者、排斥亞洲裔（誣之為病毒源頭）之表現。在台灣，則有將戴口罩以免害別人被傳染之道德立場無限上綱，自居於道德優位而對不戴口罩者輕予指責，橫加干涉，教訓之餘，甚至還施予霸凌懲罰。這些實都是假自由假關懷、假正義假道德的表現，雖中西形態有異，其屬假冒為善則一也。

那麼，對這些因文化精神泯失扭曲變質而形成的病痛（其病徵則可總結為怕之一字，即《大學》所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也），要如何才能得到療癒呢？而答案無他，就是回到文化發展的堵塞處重新求其通罷了！在此要點有二：一是問你的文化發展是因何堵塞的？二是那要如何才能彌補前愆重新走通？

先說中國文化這一面，問題乃出在由內聖（個人心性修養以成為仁者愛人的君子）跨到外王（事實上能普遍且有效地愛到眾生）時被卡住了，使得愛傳不過去，或在傳過去時愛變質為非愛。為什麼會如此？則因太容易用愛籠罩一切（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忘了現實上人我有別，當尊重對方的人權或自由意志。遂導致以道德、以義理、以愛傷人，而受傷者還得因感情故委屈忍受。子女忍受父母，父母也得忍受子女，愛之互動竟成互相折磨，遂成中華文化體中的普遍陰暗。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西方文化得到尊重人權（西方文化脈絡下之廣度自由）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實踐。由家庭以至於社會、國家，次第皆然；然後從修身開始推擴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外王事業才能走通；這當然進一步包涵現代社會、政治體制的合理運作，即所謂民主也。

再說西方文化一面，問題乃出在人僅自居為上帝的工具與僕人，生活在依法行政的體制運作中，只與認知理性相關，卻把價值問題丟給宗教，感情問題丟給文學藝術，自己只屬宗教文學藝術的受蔭庇者或受益人（西方人普遍有對教士與文學藝術家的崇拜情結），而不知自己也可以是生命感情與道德價值的主體（這當然須經一番自覺的工夫修行）。於是生命主體沈隱成為佛洛伊德心理學中的黑暗本我，當宗教法律與文學藝術的帶領薫陶力衰退，便會冒上來成為自利相爭的亂源。何止遺忘上帝的仁慈（仁慈更高於正義），更且將自私自利合理化為生存競爭的正義（達爾文的進化論、美國理直氣壯的所謂國家利益、美國優先）。遂致擾亂世界，各奉自己的上帝伸展自己的權利，而難以分辨誰屬上帝誰屬魔鬼了。那麼當如何彌補此文化體中的漏洞呢？簡言之就是當從中華文化得到主體自覺（中華文化脈絡下之自由，即道家禪宗之深度自由也）的啟發與覺悟、肯認與修行。啟動仁心的自覺，以培養根本自信，拓展宇宙心胸，超越一己一族一國一教的局限而直通上帝博愛的本懷，以天下為己任，為萬世開太平。這樣才能真走通依上帝心中的藍圖（大同世界？）以建設地上之國的康莊大路。

當然，以上提示的彌補療癒之道，實質上就是中西文化兼取其長的會通之路。這激盪會通事實從馬哥孛羅、利瑪竇東來就開始了，其間迂迴曲折、辯證跌宕，至今未已，也許才是又一波的方興未艾，而必蔚為未來世界文化發展的主旋律，吾人且拭目以觀，靜心以待。

2021-8-22 4300字

最新消息：全國人大常委会委員長會議决定，暫不表决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請各位重温一次日前拙作：

不要做毀掉香港的千古罪人！

看到林鄭月娥、鄭若驊等港府高官自詡「政治正確」，以若無其事姿態談論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的表演，簡直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令人不禁想起愛國詩人屈原「黃鐘毀棄 ，瓦釜雷鳴」的慨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真的「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衆所周知，當今中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矛盾越來越尖銳，充斥着競爭、脫鈎、冷戰傾向，由此衍生的「制裁」與「反制裁」的拳來腳往，歸根結底，反映出兩種社會制度、兩種終極價值觀的深刻對立。問題是，在香港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地與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香港綑綁到一起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你做初一，我做十五」拚個你死我活，究竟有利於化解矛盾還是只會加劇矛盾？究竟對國家、香港是「利」還是「害」？是「福」還是「禍」？

中共百年黨史本身就有最好的答案：

案例一，儘管1949年4月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向解放军發佈了「解放全中國」的《向全國進軍令》，但當年10月四野雄師席卷華南到了布吉正要向深圳河逼近之際，毛澤東、周恩來急令陳賡兵團「原地待命」，不要逼近香港。原來中共中央巳作出對香港要「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不久韓戰爆發，中國出兵「抗美援朝」，雖然英國也有派兵加入聨合國軍與中國軍隊血戰沙塲，但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並未因此動搖戰略定力去「解放香港」，相反保留和利用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動員愛國商人霍英東等將戰略物資運到內地，打破「巴統」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援了國家建設。假若當初大軍南下「解放香港」，豈不是自行堵塞對外通道令自己全封閉嗎？幸虧毛、周老一輩革命家高瞻遠矚，保留香港現狀，給國家留了一個「通風口」！

案例二，1967年，內地「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全面奪權，打倒一切」瘋狂時分。影響之下，香港一度掀起所謂「反英抗暴」狂潮。是年8月，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惡性事件，毛澤東、周恩來在清算王力、關鋒、戚本禹等極左分子的同時，也果斷指示剎停了香港「67暴動」。即使1968年「全國山河一片紅」，也未考慮將香港「染紅」。嗣後，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香港商人嚮應内地「招商引資」號召，帶頭返大陸「三來一補」、投資設廠，一馬當先帶動美、歐、日外資萬馬奔騰来華之勢，令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從此「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令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香港與內地其他城市的「不同」恰恰是香港之所以對國家改革開放大局作出獨特貢獻的緣由！

案例三，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開展談判，為什麼以鄧小平爲代表的中國領導人會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思而不是乾脆來個「一國一制」呢？這既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決策的承傳，也是基於對資本主義的再認識，和中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際戰略需要，以及意圖對台灣「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作出良好示範。

綜上所述，中共老一輩革命家之所以在三個歷史關鍵時刻對香港「特事特辦」，沒有按照對待內地普通城市的一般政策去「一刀切」，從哲學角度來看，正是基於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區別對待。而林鄭月娥、鄭若驊一類港府高官「因為內地實施了《反外國制裁法》，所以香港也必須引入」的思維，根本就違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辯證法精神，與鄧小平「一國兩制」初衷背道而馳！

有道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已有報道，在人大常委會制訂《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後，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巳向在港美國企業發出撤離的「風險警告」。在美國、英國、歐盟等巳因新疆、香港及智識產權等問題對中國某些企業、某些官員包括香港若干官員實施制裁的情況下，若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勢所必然劍指美資的花旗銀行、美國銀行、AlA保險、摩根史丹利、高盛等等公司，打擊英資的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等機構，甚至瑞士公民投票通過制裁違反人權的國家的法案後，香港對瑞士銀行、瑞士信託等等企業也加以懲罰……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却跟随内地一樣依照《反外國制裁法》對「國際金融」機構「以牙還牙」，趕盡殺绝，為淵驅魚，為叢驅雀。屆時，請問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還剩下什麽！只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毫無疑問，中國現在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關係急劇惡化，但是朝鮮戰争的歷史經驗證明，中外關係愈是險惡，衝突越是激烈，即使是爆發熱戰，越發應該保留香港不同於内地普通城市的特殊地位，以作為國家與外部世界的「緩衝地帶」和「走火通道」、「透氣孔」！既然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没有因為「解放全中國」的命令而「解放香港」，没有因為「全國山河一片红」而「染紅香港」，没有因為收回香港主權而和內地一樣實行「一國一制」，有什麼理由因内地通過《反外國制裁法》就要在香港引入該法？ 內地有其完整的工業體系，有龐大的內需市場，即使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趕絕外資外企，仍可搞它的內循環過苦日子；但香港本身是外向型的小型經濟體，國際金融中心是它最寶貴的核心資產，不顧兩制差異，盲目引入《反外國制裁法》，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打擊和驅逐外資外企，「簡直是在非常清醒的時候做的瘋狂白日夢」（邱吉爾語）！

我由衷希望，為了國家根本利益和改革開放大業，為了香港百年心血造就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應該讓香港為戰狼外交墊背埋單！將《反外國制裁法》引入香港，完全違反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偉大决策，完全違反鄧小平一國两制初衷，完全違反習近平「堅持一國原則，尊重两制差異，二者不可偏廢」指示，必定犯颠覆性歴史錯誤！謂予不信，拭目以待！

#DSE歷史科試題
#日本為中國帶來利多於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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