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 3/23 發表於 Forbes 的文章，對於中國、東南亞幾個國家的政治與因應武漢肺炎的經濟措施，有許多觀點值得思考。

台灣積極推動南向政策，但我們對當地動態似乎掌握有限，這篇報導值得大家重視！

標題：亞洲從COVID-19和地緣政治關係中能否恢復經濟
為了使全球經濟，從COVID-19造成的破壞中迅速恢復，必須找到防止需求急劇下降的方法。由於許多企業直接受到抑制病毒傳播的措施的直接影響，因此這種風險正在上升。

城市被封鎖，人們被告知要留在家中並避開人群。音樂會、球賽和會議已被取消，而人們聚集的自娛自樂的餐館，和其他場所則大多空置。隨著國家關閉邊界，國際旅行被大大減少了。航空公司停飛，旅館基本上空著。

消費者支出崩潰的原因，是人們太害怕或無法外出購物。結果，與公眾密切聯繫的所有行業，現在都處於危險之中。他們的收入枯竭的速度超過了削減成本的速度，如果情況惡化，許多人將破產。在這種情況下，危險的結果是大規模的企業關閉導致失業率上升，從而形成了自我強化的回饋循環，使收入匱乏的公司和工資匱乏的家庭陷入了螺旋式下降。

福布斯亞洲經濟評論小組的四名成員，分享了他們對COVID-19的全球經濟影響，以及在不久的將來如何由中國和東亞，然後是東南亞（包括東南亞）領導的不同地區，如何以不同速度恢復的見解。深入研究中國經濟如何正常化。它們著重指出了由於大規模企業倒閉和失業率上升，而產生的第二級衝擊的風險；以及應如何舒解。最後，大流行的一個後果是其政治化，如湄公河區域政府的回應所證明。

Manu Bhaskaran：全球經濟衰退已成定局
現在看來，在接下來的1或2個月內，美國和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將處於鎖定模式。消費者支出將暴跌，企業不僅會推遲招聘和資本支出，還會解僱工人。承諾的財政刺激措施，包括直接向個人轉移現金，可能有助於減輕打擊，但這還不夠。

美國和歐盟在第一季的成長將非常疲軟（對經濟的重大打擊僅在3月初至3月中旬開始），但在第二季將嚴重緊縮。從7月開始，它們的經濟可能會穩定下來，然後恢復成長。我們估計第一季中國經濟與去年同期相比急劇減縮。下半年，中國應顯示強勁反彈，並開始為全球經濟提供有限的支持。

東亞應該表現出類似的復甦模式。東南亞將落後於東亞，到7月，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可能是最糟糕的時期，但印尼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嚴重的經濟下降風險，是COVID-19的經濟影響可能加劇現有的金融失衡，例如近年來累積的過多公司債務。像COVID-19這樣的突發性突發事件，可能將這些不平衡現象，轉變為金融危機。我們已經看到美國的商業票據市場凍結。保險公司拼命出售資產以籌集現金，加劇了市場惡化。

如果由於大規模檢疫，以及旅行和旅遊業的突然停止，而導致業務關閉急劇增加，則現有的財務脆弱性可能會爆發。如果管理不善，全球經濟下跌可能會更加惡化。這就是政府現在進行大規模因應的原因。

除了採取巨大的政策應對措施外，政府還需要正確定位重點，有效地瞄準經濟中最脆弱的環節。到目前為止，已經宣布的措施僅僅是剛開始而已 - 將會有更多的事情發生。

吉姆·沃克（Jim Walker）：有效的政府政策應對措施，必須著眼於支持企業

為了應對COVID-19導致的日益惡化的經濟環境，各國央行和政府正爭先恐後地，投入民生需求以穩定經濟。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採取了困擾世界經濟長達十年的，同樣的重點財政支出，和廉價貨幣政策應對措施。當時它起不了作用，現在更是無效。

零利率和量化寬鬆政策，甚至在COVID-19爆發之前，就導致了金融資產泡沫的泡沫，而病毒的爆發更是骨牌效應的推動力。為了確保COVID-19爆發最嚴重的時期結束後，全球經濟能夠迅速恢復，各國政府需要正確地採取政策應對措施。

正確的政府政策對策，應集中於支持最初遭受供應中斷之苦的商業領域，尤其是小型企業。然後隨著國家關閉邊界，和人員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削弱需求。大規模的企業倒閉，將使暫時的經濟活動中斷變成螺旋式下降。

當企業倒閉時，工作機會就會流失，而早先延緩的消費需求，將更是長期的惡化。政府政策對策的主要目標，必須是幫助企業在COVID-19中生存，從而打破供應中斷與需求崩潰之間的銜接。

正確的政策是削減公司稅，一般包括稅率，租金和許可費；將公司稅延期一年，以支持那些禁止從商業領域支付利息的銀行，以及採取其他措施使公司沒有營運的負擔。

這完全取決於花錢的方式，時間和地點。在任何時候，任何時候都是如此，但在特定事件導致供應中斷，破壞了商業和消費者信心，並強行限制消費者行動的環境中，情況尤其如此。

相比之下，當消費者因恐懼而癱瘓，或處於鎖定狀態時，傳統的刺激消費措施將行不通。

向香港政府提供每位香港居民10,000港幣的折扣（這是香港政府計劃採取的措施），這個金額事實上是非常少的，特別是如果家庭的養家糊口的人失業。當今最大的風險是，隨著人們大聲疾呼，要求政府做更多事情，其結果是中央銀行將利率進一步下調（在許多情況下降為負數），為了增加財政支出，來揣測需求會增加，事實上是對任何刺激需求根本沒幫助的措施。

在這個不尋常的危機情況下，連續預算赤字，在整個經濟資本結構中，平均支持企業的做法是最明智的選擇。透過這種方式，雖然隨著需求的長久變化，某些企業不可避免地會比其他企業遭受更大的損失（比如像遊輪公司），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錯誤。這樣的方法可能嗎？根據到目前為止的證據，也許不是，但作為投資者，我們應該提防那些傾向於這種反應的國家。在亞洲，新加坡和韓國在這方面領先於香港。為了確保COVID-19爆發最嚴重的時期結束後，全球經濟能夠迅速恢復，各國政府需要正確地採取政策應對措施。

西蒙·奧格斯：中國重新開始工作和消費
鑑於北京方面，遲來並又反應遲鈍的作為，再加上我自己與中國各地各種公司和個人聯繫進行的渠道核查，我預計一直到第二季中期，中國最糟糕的情況將會過去。確實，中國似乎確實正在逐步恢復工作。

然而，我的第二個假設顯然是錯誤的（指上頭標題的消費）。一個有理智的人可能會合理地期望世界其他地方會認真，認真地看一下亞洲發生的事情，並利用所提供的時間來準備，並採取先發製人的行動。

可悲的是，似乎沒有。來自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和市場中斷，所帶來的外來風險，似乎正在急劇上升。美國全面的衰退，以及從未真正消失的歐元區危機的捲土重來，在全球造成的損失，可能要比中國生產停產一刻或兩刻要嚴重得多。

將分析限制在中國，儘管許多公司的確確實在緩慢地重啟生產並重新營業，但是標準化程度，在不同部門和不同類型的公司結構中差異很大。我與之交談過的許多公司，在2月中旬才恢復了其工作隊伍的20％，到月底，這一比例接近50％，而到了2000年中期，這一比例進一步上升到70-80％遊行。

這其中的差異是，中國這些工廠依賴的是外省勞工，而不是本地勞動力的程度，公司相對於勞動密集型資本和/或可以虛擬營運的資本程度，以及可以同時從事財務工作的資本程度和零件。

關於外省勞動力變量，一個好消息是，由於供求因素，近年來這種依賴性已經減少。壞消息是，對於許多公司而言，它的減少幅度還不夠。此外，對於許多較小的公司，尤其是在輕型製造業中，問題似乎更多地與財務周轉資金相關。這樣的操作已經減少了勞動力的數量，並將生產過程中勞動密集型的工作轉移到了其他地方。如今，剩餘的勞動力通常大部分在本地，但仍然需要支付工資！除了眼前的財務需求外，設計精良的供應鏈，還極易受到庫存和組件短缺的影響。缺少單獨的、簡單的，但非常重要的輸入組件，基本上會讓整個組裝過程發生停頓。

當局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失業率飆升，和避免徵收高度槓桿的金融體系。人民銀行一直專注於鼓勵銀行遲後收款，而是遲後收款或提前提供額外的緊急廉價信貸額度，以確保向工人和其他供應商付款。工資單以及大量的社會保障繳款也已暫停。儘管與過去相比有所減少，但基礎架構也可能會像以往一樣部署。

尋求慰藉的人可能會注意到，與SARS爆發相比，服務業目前已佔GDP的55％，而2003年為40％。相反，以美元計算，名義GDP同期成長了八倍，因此，影響遠非如此。越來越多的服務可以在線上使用和分發，並且很大一部分公司已將其營運轉移到虛擬和/或家庭辦公模式。儘管隨著恐慌的消退，一些被壓抑的需求將會釋放，但許多延後的消費決定，將是長久的。更令人鼓舞的是，有一些早期跡象顯示，隨著最初的恐慌情緒逐漸變成無聊，人們可能開始正常化，如果人們決定冒險，人們開始更明智地計算出感染病毒的機率。

Thitinan Porgsudhirak：湄公河地區的COVID-19地緣政治
毗鄰中國，湖北省省會武漢市因新的冠狀病毒爆發Ｍ而處於全部淪陷，柬埔寨、寮國、緬甸和泰國在地理上處於最前線，因為與其他大多數國家相比，柬埔寨透過旅行和貿易，受到迅速蔓延的傳染病的影響更大。但是奇怪的是，他們報告的感染案例很少或沒有，對全球危機的應對也很奇怪。

然而，缺乏有關疫情暴發的新聞，並不是這些國家對冠狀病毒有特殊免疫力的結果。相反，鑑於他們的巨大鄰國在東南亞大陸的影響，他們的反應和反映出他們選擇「忍受」，而不是「反抗」中國。

從去年12月底至3月初，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WHO）通報了幾起尚未命名的疾病病例以來，寮國和緬甸尚未報告一例，而柬埔寨僅記錄了一例確診病例。由於這三個國家/地區的醫療基礎設施有限，許多人懷疑缺乏檢測和故意疏忽，無法解釋為什麼人數如此之少。

多年來，柬埔寨、寮國和緬甸都與中國有著緊密的陸地邊界，多年來與中國國民建立了緊密的貿易和投資關係，他們經常乘飛機和陸路訪問中國。儘管很難相信COVID-19在這些較貧窮的國家中並不普遍，但可以理解的是，他們的政府不希望引起北京的憤怒。

就緬甸而言，中國的合作對於解決北部各州的種族衝突非常重要。北京還承保建設一條雲南省昆明市與寮國首都萬象之間的60億美元（合83億新元）鐵路線，價值相當於內陸國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中國—印度支那—半島經濟走廊與「一帶一路」倡議的聯繫。柬埔寨可以說是中國客戶國中最突出的國家。它的沿海西哈努克省，由中國商業利益和遊客所主導，實際上是一個與南中國海接壤的中國腹地。

到目前為止，泰國的醫療行業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擁有更好的能力來處理，包括一例死亡在內的50起案件，但泰國政府也已竭盡全力，不對來自武漢以外的中國遊客施加旅行限制。進入COVID-19危機的第三個月，到泰國的中國遊客仍然可以憑簽證輕鬆進入泰國。去年，泰國的3600萬遊客中，中國遊客佔了近三分之一，而旅遊收入佔GDP的12％。

與中國有多刺關係的越南，不在這個俱樂部中。加強了對中國遊客的旅行限制，並採取了健康措施，來監測已到中國或與中國人接觸的國民。這些舉動與其他國家所採取的行動非常吻合，其中包括那些批評中國處理COVID-19不當的澳洲和美國等國家。

結果是COVID-19承擔了長期的地緣政治的影響。它之所以政治化和兩極分化，是因為它源於一個追求全球霸權的積極進取的亞洲超級大國。毫不奇怪，中國一直在呼籲籌集資金，很可能會記得在COVID-19爆發和擴散期間，如何對其進行觀察和處理。

中國刻意為強大而強大，它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如此深遠，以致於當遭受這種傳染性病毒感染時，幾乎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不受影響。

相比之下，2009年在美國首次發現的H1N1流感，繼續感染了160萬人以上的病毒，並在214個國家中殺死了280,000多人，全球的反應並沒有那麼激烈和緊要。

今天晚上十一點公共電視會播林美虹《新娘妝》，舞劇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很精彩的舞作。以下是去年跟編舞家林美虹的訪問。

《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

今天晚上十一點公共電視會播林美虹《新娘妝》，舞劇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很精彩的舞作。以下是去年跟編舞家林美虹的訪問。

《招魂的母親》

「要真誠的走路、用自己的經驗走路，不要刻意！要知道你力氣用在哪裡，走出來的時候，像雲朵一樣。」編舞家長髮隨意盤在頭上，一身寬大的袍子，下達指令果斷而明快，排演場上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或者昂首闊步，或者亦步亦趨。她此次帶《新娘妝》到高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做亞洲首演，迴響熱烈，蔡英文總統亦到場觀賞。首演前七天，奧地利來的舞者與台灣遴選的群眾演員首次搭檔彩排。舞作改編李昂小說〈彩妝血祭〉，故事取材228，民族的傷痕被噤聲，冤屈從中文小說被改編成德國舞蹈劇場，從德國、奧地利巡演50幾場，終於回到台灣。

群眾演員捧著塑膠材質打造的石塊走位，石頭刻著「228」，他們詮釋228受難者家屬，舞者扮演受難者魂魄，親人退場後，鬼魂跳上石塊，在自己的墳上起舞，「你們現在抱石頭都還像抱保麗龍。你們不一定有228受難者家屬的回憶，但想想你們生命中失去的家人、情人和友人，有遺憾嗎？有來不及說出口的話嗎？你們要在這塊石頭找到自己失落和情感的連結，說出那一句說不出口的話，和自己和解。」說是彩排，更像是心理治療，她的口氣突然和緩下來，像媽媽哄著跌倒哭泣的小孩。

鄭南榕的女兒鄭竹梅也徵選上群眾演員，排演一開始，情感連結自然是30年前為言論自由焚身的父親，但過程中想到228受難者，便不由自主地緊抱石頭，想安慰亡靈，也被懷中石頭安慰了，「我在過程得到更多的是勇氣，一個人也許會受不了，但很多人一起難過，彼此相擁，抱頭痛哭，你知道你不孤單，面對苦難，可以靠群眾的力量走過去。」

那編舞家在創作中，自身情感的連結又是什麼？「我在找自己童年的空白和失聯。我很幸運家裡並沒有228受難者，但我在回首為什麼我對（228）這件事情一點都沒感覺？為什麼我會錯過這個我應該會很關心的題材？」

林美虹是羅東人，父親是小鎮醫生，她在家中7個小孩裡排行老6，從小學舞，「我每天都很期待車子來載我去舞蹈教室。對跳舞最早的記憶是幼稚園吧，有一次老師在試她的硬鞋，她在鏡子前跳，我在她後面模仿她跳，因為太專注，沒注意到她噠噠噠往後退，把我撞倒了。」

她10歲進蘭陽舞蹈團，是第一期學員，舞團採學姊學妹制，團員用餐，學妹要幫學姊盛飯。白天上課，晚上學舞，跳完舞還要寫隔天學校要交的作業，一邊寫，一邊打瞌睡。小小年紀不覺得苦？「因為我很愛跳舞，沒有別的念頭，當時也不覺得苦，只是後來回頭看，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奇怪呢？我完全沒有跟家人出去玩的回憶。」

16歲考取獎學金，赴羅馬國家舞蹈學院學古典芭蕾，「有時候一堂課老師會給十分鐘，讓我們做自己想要做的動作，或者給一段音樂要我們即興跳舞，那帶給我很大的快樂，我很確認編舞這條路是一生的職志。」16歲的少女出國，最初的念頭是學成歸國，可以在蘭陽教學妹，可放洋才發現世界如此遼闊，可以去闖一闖，再回首，已經44年過去了。

她刻意不在華人圈走動，儘管同胞煮的東西很好吃、和他們聊天很輕鬆，跳舞的人終日相伴的只有練舞留下大大小小的傷痛。懷念的食物不去吃就不心痛，她和故鄉唯一連結是一個禮拜一封的家書，「打電話是農曆三大節，要去市中心，去他們的電信局，排隊抽號碼牌，去一個小的電話亭講，而且要講很快，因為很貴。」出國44年，她沒有回台過一次農曆年。

當然也不是沒想過回家，24歲學成歸國之際，無意間看到碧娜．鮑許（Pina Bausch）的《家在山的那邊》，感到震動，又從羅馬跑到碧娜當系主任的德國福克旺藝術學院攻讀，「蘭陽和羅馬的訓練是技巧的，但在福克旺，他們不要你展現美的線條、不重視肌肉的伸張，而是問你想表達的是什麼，我在德國學到的是藝術家的自我表達、看待事情的角度、看待生命的方式，如何從殘缺和扭曲中看到生命力。」

1991年至今，她相繼在德國普倫歌劇院舞團、多特蒙德歌劇院舞團、達姆國家劇院舞蹈劇場，和奧地利林茲國家劇院舞團任職舞團或藝術總監。除舞蹈劇場外，她也執導歌劇、輕歌劇，甚至也挑戰過安德魯‧洛伊‧韋伯（Andrew Lloyd Webber）的音樂劇《萬世巨星》，「我不是要否認自己的東方背景，只是不希望太快被西方人貼上標籤，不希望他們只有在排《杜蘭朵公主》或《蝴蝶夫人》才想到我。」

「年輕的時候要養活自己，要追隨潮流。但跟隨潮流走，我不快樂。後來學會厚臉皮，就不管評論了，以前被批評都要難過很久，二個禮拜、一個禮拜、五個小時，後來就OK啦。有一次我在舞台正中央架一個檯子，我的孩子們跳來跳去都會撞到，他們問我說這樣做好嗎？我說我不知道，但不知道才好，不知道反而才會走出新的東西。」林美虹說。

那個舞台中央有個檯子的作品叫《天鵝之歌》，正是這個作品讓德國國家電台將她帶領的達姆劇團，與碧娜．鮑許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威廉．佛賽（William Forsythe）舞團，並列德國三大現代舞劇團。《法蘭克福廣訊報》首席舞評休斯特（Wiebker Huster）讚她賦予舞蹈劇場全新的生命，並將《天鵝之歌》媲美李安的電影，認為兩者都充滿了引人入勝的影射技巧，並留下讓觀眾難忘的精采印象。

編舞家不編舞的日常生活是不聽音樂的，因為工作就是音樂，一聽音樂就會有畫面、會想去分析。她要安安靜靜地看畫、看電影、看書。睡很少，清晨似睡非睡的時刻是靈感最活躍的時刻，她從不記得做過的夢，作品就是她的夢。靈感在夢中，也在馬路上，編舞家在車站看見女孩眼睛發亮，微笑往一個男人衝過去，她便開始替她們編故事。

《新娘妝》的改編也是另一個馬路上看到的畫面，「大概十年前，我回台灣認識李昂，一群人在林森北路吃消夜，離開餐館已經很晚了，路燈白白的光芒下細細的雨絲，迎面走來一個阿婆，看不清楚她的臉，只看她拱起的背，吃力拉著一個推車，上頭是紙箱資源回收什麼的，那些物件超過她身體5、6倍以上，我不由自主地去幫她推了一把，後來，把那個意象放到《新娘妝》第二幕，受害者用門板努力地扛著受難者的大體。」

馬路上俯拾皆得的靈感是片段的色塊，但色塊變成畫，她需要獨處，需要絕對的安靜地思考，「我不寂寞，但我需要孤獨，做藝術創作，某種程度跟出家也沒什麼兩樣。」藝術創作如出家，故而編舞家的婚姻也不是尋常婚姻，她先生Bernhard Helmich是德國波昂歌劇院院長，她在奧地利，夫妻相隔600公里，每個月見個1、2面，婚齡至今29年，「我可以在他旁邊替他打點很多派對，替他廣結善緣，好好當個院長夫人，這點我做得到，但這就不是我。我們不一起工作，但我什麼樣的狀況會很疲倦，彼此是圈內人，可以互相體諒，結婚更像是結盟，是一種依存關係。」不怕他有外遇嗎？「怕的話，就不會坐在你面前了。我們都是做藝術的人，他擁有的機會，我也會有。不要忘了我也有許多漂亮的舞者。」

她有時提到舞者，都說「我的孩子們」，難道沒想到要有一個小孩？「生小孩我得對他負責，我不能送給奶媽、奶奶，懷孕得要停下來3年，需要很大的衝刺力…」編舞家突然停頓下來，「其實我曾經有過，也覺得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但孩子沒保住，4、5個月就流掉了。」何時的事？「40歲的時候吧。」那是在《天鵝之歌》之前或者之後？「幾乎同時。」所以某種程度，劇場就是你的孩子，對嗎？

「是。」編舞家楞了一下，然後語調沒有起伏說了下去，「我們做藝術的，其實很知道怎麼去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念，但我常常在我的作品發現另一個我不認識的自己。生活中刻意被我忽略的枝枝節節、種種不順暢的地方、哽住的地方，我總是會在我的作品發現，我的失落就在這裡，我的夢就在這裡。」

至此，我們恍然明白，她在排練場那個母親一樣溫柔和安慰是從何而來。

「我是10年前才知道228是怎麼一回事，你會很訝異，你怎麼會這樣後知後覺，那像是我們在馬路上走，一個不專心，發現只要差2秒鐘你就被車撞死了，那種心情台灣話叫做『驚惶』。從認知到震撼，因為心中有痛，你想問為什麼？你想撫平那樣的痛。」

以228作為藝術創作題材，在林美虹之前，侯孝賢《悲情城市》、林懷民《家族合唱》，甚至是舞蹈家蔡瑞月都留下傳世經典作品，「我錯過了那樣的風潮，但還是很執意今年要回來，我想用藝術去碰觸台灣最深的痛，228是沒有去清洗的傷口。台灣給我的感覺是很含蓄、很壓抑，另外一方面又很暴戾，那是傷口蓋住的關係。」不是揭露、不是控訴，編舞家再次談論228，是安慰和疼惜，是虛擬的母親伸出溫暖的手把一群活生生的人聚在一起，去哀弔，去想念，安慰死去的，也安慰活著的，「我也不知道這樣講，是否有碰觸到痛處？其實你只是讓他知道，我一直都在這裡，我知道你的痛，我一直沒有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