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第一股：一舉收購美國在華最大輪船公司｜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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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股票，面向社會大眾籌集資金興辦股份制企業，是商品經濟和信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這個過程，在中國是從晚清洋務運動時期開始的。1872年成立的輪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國第一家發行股票，面向社會籌集資本興辦的新型股份制企業。

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發行股票，面向社會籌集資金興辦的股份制企業，是成立於1872年的輪船招商局。那時，促使輪船招商局誕生的有三大主要因素：

首先，鴉片戰爭後中國遭遇的是「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和「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此時「變亦變，不變亦變」的局面已逐步成為社會的共識；其次，面對洋人輪船在中國江河湖海縱橫馳聘，攬客載貨獲取暴利的現狀，為「求強、求富」，與洋人爭利而進行「商戰」，「庶使我內江外海之利，不致被洋人佔盡」的呼聲日高；其三，更現實的問題是，每年需要從南方往京師運送供朝廷和軍隊食用的「漕糧」，而這被稱為「天庾正供」的大事卻因木帆船受外國輪船排擠，導致衰敗破爛和運河淤塞而陷入困境。此後，經過連年的爭議和比較，引進輪船興辦新型運輸企業逐漸成了晚清政府無奈而又惟一的選擇。

在形勢逼迫而政府資金又困窘的情況下，向社會想辦法——通過發行股票來籌資興辦企業，中國的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才得以應運而生。但是，沒有想到的是，輪船招商局成立後，這種新型的籌資方式和企業組織形式很快被社會認同，此後也不因政權的更迭而改變，更多的股份制企業在不同行業中相繼出現，並逐漸發展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潮流。

對於這種新型股份制企業的誕生在社會上激起的反響，1883年《申報》刊登了如下的一段評論：「招商局開其端，一人倡之，眾人和之，不數年間，風氣為之大開，公司因之雲集，雖其中亦有成與不成之分，然其一變從前狹隘之規則。」可見這種發行股票籌集資金興辦企業的方式，對於打破此前只有獨資和合夥方式興辦企業的規則，以及對於開闊國人視野具有的作用，也可見新成立的招商局影響之至深至遠。因此，在中國近代經濟史和企業發展史上，輪船招商局的成立，都成為重大的和里程碑式的事件，成為開啟中國股份制企業興辦大門的標誌，成為一個新時代就此來臨的宣告。

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成立股份制企業需要什麼手續？有什麼規定？股份制企業的股票是什麼樣？有什麼內容？通過什麼途徑或網絡發行？又通過什麼方式進行買賣？股份制經濟作為一種商品經濟和信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體現其權利的有價證券股票，其法律效用在當時是通過什麼方式得以體現的？

在此前的中國社會中，開辦傳統工商企業的方式一般不出以下兩種：一種是「各出資本，各樹旗鼓」的「獨資」形式；另一種是「合夥」的方式，即部分有共同目的的人聯合開辦，「合眾力而成」。這種合夥方式本身又還具有兩個特點：一是規模不大，二是即使「合開一鋪，合創一行」的時候，「股東皆須在場，以資稽察」。股東「或有不親到場者，亦必令親信人為之監察」，斷未有從未謀面而可以入股者」。那麼，在幾千年相沿成習的情況下，在當時清政府尚未對股份制企業制定相應規則措施，也沒有證券交易法等法律法規進行規範的情況下，這家「中國第一股」在打破此前的慣例後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

我們先來看看這份股票，這份股票在今天看來是如此樸素甚至稱得上簡陋（見影印件），現將《輪船招商公司》的股票影印件上的文字全文照錄如下（標題及騎縫文字略，標點符號為筆者添加）：

「輪船招商公局 為給股份票事奉 直隸爵閣督部堂李 奏准設局招商，置備輪船運漕攬載，札飭商辦等因在案。當經本局議定召集股銀壹百萬兩，分作千股，每股銀壹千兩。先收銀五百兩，每年壹分生息，閏月不計，另給息折。期至八月初一日，憑折給付。如本股出讓，須遵定章辦理，毋許私相授受。倘有故違，一經查出，即將本股停息，俟繳票到日，給本銷冊，以昭慎重。今據送到股本，合給聯票壹紙、息折一扣、局章一本收執。須至股份票者。

今收到 省 府 縣人 壹股豆規銀五百兩正

同治 年 月 日給 商總商董(此處豎排並列) 第 號


這裡有不少值得我們注意的東西。

首先在敘述招商局緣起和招商局性質及用途的第一部分文字中，強調了招商局是當時擔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向皇帝「奏准」設立的企業，也就是得到皇帝親自批准設立的企業。這裡強調了企業的性質不是別的，是「札飭商辦」，即朝廷允許其商辦。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朝廷允許商辦的第一家新式工商企業，顯示出這家中國第一股所具有的開創性和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在以此來加強其合法性與權威性的同時，也界定了這家企業設立的重要意義和責任的歸屬。

從有人提出引進輪船和開辦西方式的新型企業到招商局成立，晚清朝野之間經歷了十多年時間的徘徊、爭議、反對，障礙重重。如果不是李鴻章抱定此事是「毅然必行之事，破群議而為之」去推動的話，招商局還不可能在1872年成立。但這份股票上點明這一點，並非是為李鴻章表功，而是有對外宣傳自身的權威性和公開確定責任關係這一層考慮在內的。「招商局由李鴻章奏設，局務應由李鴻章主政」，出自總理衙門的這句話，除了進一步確認了招商局與李鴻章之間的關係外，也明確了企業的責任歸屬。這一點，對於當時社會裂變期中國新型企業的生存環境和條件，同樣起到了畫龍點晴的作用。

其次是股票中對企業本身情況的說明，即對該局的總股本、每股的金額和分配方面的規定以及需注意事項的說明中，有幾點很不尋常：一是每股的金額特別大，如按每股一千兩計算，總股本只有一千股，即使按先收一半即五百兩，每位股東再接平均購買一股算，股東總數也只有2000人，何況不可能每位股東都只購買一股，因此股東總人數低於2000人是可以肯定的。這個規定，與傳統中國社會中合夥企業的股東數量一般不多是一脈相承的。二是文字中明確有「每年壹分生息」的規定。這個「壹分生息」的規定在招商局的局規中被稱為「官利」，是每年不管企業經營情況如何都必須發放的固定股息，如果企業經營得好，利潤率超過壹分，超過壹分發放的利息被稱為「紅利」或「餘利」。這一點，與西方企業中的優先股的規定還一樣，因為當時甚至沒有優先股的概念。因此，這個規定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有中國特色的東西。西方一般股份制企業通行的規則，是股票收益應視企業的效益如何而定，而不能事先規定固定的利息率。規定利率的現象，一般只存在於債券的發行中，招商局這時既無優先股的規定，而「官利」的特點又與一般西方式股份制的規定有明顯區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當時的這份股票又帶有債券的性質。有意思的是，由招商局「開其端」的規則中也包括這個「官利」的分配制度在內。在招商局之後陸續成立的其他企業如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徐州利國礦務局，以及20世紀後中國成立的其他各類型的股份制企業中，這種規定都一直存在，並且一直到1956年資本主義企業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改造時才被定息所取代。三是在交款購買股票時，除拿到留下存根後的股票 ，還同時發給領取「官利」的息折和局章各一本。也就是說，通過這些方式以及規定，在強調這份股票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同時，還保證其在運作中的可操作性。

總之，從這份股票中留下的這些規定以及嚴厲的語氣看，給人的印象是除了有關企業的規定外，似乎是企業股票的味道少而官方文告的味道多，但也正是在這些地方，透視和散發出歷史變化的氣息。

從票面形制看，當時被稱為「股份票」的這份老股票的票面很樸素，除文字和標題外，沒有更多的圖案裝飾，文字四周用線條圈圍，圈圍出來的票面形狀與清代過去流行的當票、煤窯的窯照和鹽商的執照等幾乎完全一樣。顯然，新型股份制企業的股票採用這種歷經官方認可、又被社會熟知承認、具有法律效力的憑證和執照的形制，與從法律方面保障其有價證券性質的考慮分不開。它與股票文體中採用的官方告示性語言，以及在操作方面的嚴格規定一起，構成了股票作為有價證券的法律依據。從股票的格式方面看，標題名稱均由右往左橫書，其餘文字豎排。股份票與股份票存根為二聯票，二者並排印刷。股份票在左，存根在右，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只是標題名稱與行文中的個別文字有異。關於股票發行的有關規定和程序，輪船招商局局規中有如下記載：「本局刊立股份票、取息手折，股各收一紙，編列號數，填寫姓名、籍貫，並詳註股份冊，以杜洋人借名。其股票息折，由商總商董會同畫押，蓋用本局關防，以昭憑信。如有將股讓出，必須先盡本局，如本局無人承受，方許賣與外人，一經售定，即行到局註冊。但不准讓與洋人。設遇股票息折遺失，一面到總局掛號，一面刊入日報，庶使大眾咸知。俟一月後准其覓保出結，核對補發。」

發行的規定是如此，在當時的交通、信息和金融條件下，這些股份制企業又是通過什麼途徑招商集股籌集資金，通過什麼方式進行股票買賣的呢？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這家近代中國第一股的發行，一開始竟然主要是通過人脈關係進行推銷認購的，也就是當時人形容的「因友及友，輾轉邀集」的方式籌集的。但聰明的人們很快就意識到此種方式的侷限性，在將每股股銀的數額從500兩降到100兩，以便更多人可以認購入股的同時，也採取了登報刊廣告的方式進行宣傳和通過各地錢莊票號代收股銀的方式進行籌集，使自己得以充實實力，得到發展。

通過發行「近代中國第一股」籌集資金興辦的這家新式企業確實也沒有使人失望。在其成立後與當時英美在華輪船商不可避免的跌價競爭中，先是依靠清朝政府的貸款，在4年之後一舉整體收購了此前氣焰不可一世的美國在華最大的輪船公司——旗昌輪船公司，使自己的輪船數一下達到了30餘艘，成為當時中國領水中中外輪船公司中單家輪船數和噸位數都居第一位的輪船公司，並隨後迫使兩家實力最強的英國輪船公司——怡和以及太古輪船公司簽訂了限制價格變動的「齊價合同」，在長江、天津、福州、寧波等主要航線上，招商局一家公司的分配比例都在40%～50%之間，取得了分配比例佔優的地位。

而發行「近代中國第一股」的招商局也獲得了社會的認可。僅僅10年，招商局面值100兩一股的股票，在上海的市價已經漲到了200兩以上，在1882年的一段時間，甚至達到260兩的高位。同時，還帶動了一批通過發行股票籌集資金興辦的企業的相繼誕生，到1885年也就是招商局成立13年時，這種通過發行股票興辦的股份制企業數量已經增加到39家，並在19世紀80年代初掀起了一股小小的興辦股份制企業的高潮，甚至直接催生了中國第一家民間的帶有證券交易所雛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準公司的誕生。

總之，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說，「近代中國第一股」中，凝結著近代中國不甘落後不肯淪亡的各層次中國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做的努力和奮鬥的痕跡。這張小小的股票，不僅是當時中國人實業救國努力的見證，也是近代中國工業化開始起步的標誌。

（作者為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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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聲廣播電台「快樂玩童軍」節目影音檔：
　　　　
粉絲頁： 基隆市鄉野複式童軍團
　
　
本集主題：基隆市三十五團鄉野複式童軍團介紹
　　
訪問： 陳俊吉（總團長） 　
　　 　崔亮載（行義團團長）@Liang Liang Tzai Tsui
　　　 羅英銓（服務員）
　　　 崔維昕（羅浮童軍）
　　　 崔嘉勻（行義童軍）
　　
　　三十五團頃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間開始籌備成團，由吳萬發先生擔任總召集人，成員以基隆市有志於童軍運動之伙伴為主，成立籌備會，然創團初期全体伙伴皆為應屆高中畢業生且均未年滿二十歲，無法組織團務委員會，於是經由王武龍先生介紹，邀請當時台北市第206團主任委員林山地先生至基隆召集其他委員成立團務委員會。 隨著團務委員會的成立，團員更加凝聚，創團初期本團團部乃是由主任委員林山地先生所提供，也就是當年登堡企業有限公司基隆辦事處，位於基隆市仁三路巷內三樓，由吳萬發先生出任該辦事處負責人，及首任羅浮群群長。同年七月向基隆市童軍理事會辦理羅浮群(團)登記，理事會幹事傅選卿先生，總幹事劉應循先生，全力支持與輔導本團成立，團次暫定為第32團，然因送理事會資料不齊全遭退回補件，於補件期間恰逢省立基隆中學、成功國小陸續辦理成團登記，本團於是依序退編為第34團，當時團次『三四』之數字其台語諧音為『窮死』，經由全體創團伙伴決議放棄第34團再等下一團次，即第三十五團，結果第三十四團由本市某專校登記完成後，本團及時再度送件審核通過成為今日第三十五團，『三五』不也正代表著童軍之意。 正式手續完成登記日期為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而成立大會則順延於二日後，即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以後每年團慶便定在十月二十五日。
　　
　　成立後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創辦人(群長)吳萬發先生就被徵召入伍服役，把團務交給副群長王智超先生，王智超先生再轉交給林漢雄先生繼續推展會務，由於創團伙伴陸續入伍服役，最後只好把團務工作交由主任委員林山地先生的弟弟王武龍先生負責。從此以後本團轉到台北市內湖區，在基隆地區消失了整整二年，而後由居住於基隆市的謝順志先生、游和榮先生接掌團務，本團重回基隆市，且由於二位團長的努力推動，團員人數多達上百人，是本團的全盛時期，而且改頭換面，不再以當年創團的羅浮群為主，而是以童子軍及幼童軍伙伴為多數。團員超額過多，奉童軍理事會指示增團，於是新增團次第43團，原本以為童軍運動將蓬勃發展，無奈好景不常，謝團長於板橋自設成衣工廠，工作繁忙，無法再全力推展團務，將團務工作交給當時海洋學院夜間部學生陳君玉同學負責，一夕之間團員大量流失，於是緊急向基隆市童軍理事會註銷第四十三團，保留第三十五團於祥豐街陳團長租屋處，同時登報招收團員。
　　
　　民國六十五年吳萬發先生退伍，卻找不到第三十五團下落，正巧看報紙時發現民眾日報、國語日報有本團招收團員廣告，才得知第三十五團之團址及當時最近的一次團集會是在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地點在中正公園大佛像內，從這次團集會後，本團重回創辦人吳萬發先生手中，經清查團圖記、證書皆已遺失，且已一年未辦理童軍三項登記，經過重新整合及補辦登記，將幼童軍團、童子軍團及羅浮群，組成複式童軍團，團務委員會亦隨之改組，由吳萬發先生擔任主任委員，團部乃由幼童軍家長提供，位於本市忠一路九號，繼續推展團務。
　　
　　四十多年來，團部陸續轉遷愛五路、愛二路、愛三路、孝二路、崇安街，直到今日的南榮路109號二樓。 一個成功的童軍團要靠全体伙伴團員、家長、團長及團務委員會全力支持，犧牲奉獻，方能薪火相傳。本團成立至今，已締造了多對佳偶，共組幸福美滿家庭，也培養了木章持有人共七位，本團未來的目標將計劃成立鄉野童軍文教基金會，繼續為童軍運動而努力，更希望有志參與童軍運動的伙伴們加入我們的行列，共同為基金會的成立催生，也冀望藉由基金會的運作，能帶領基隆市的童軍運動更往前跨一大步，進入一個嶄新的里程碑。

本集主題：基隆市三十五團鄉野複式童軍團介紹
　　
訪問： 陳俊吉（總團長） 　
　　　崔亮載（行義團團長）
　　　 羅英銓（服務員）
　　　 崔維昕（羅浮童軍）
　　　 崔嘉勻（行義童軍）
　　
　　三十五團頃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間開始籌備成團，由吳萬發先生擔任總召集人，成員以基隆市有志於童軍運動之伙伴為主，成立籌備會，然創團初期全体伙伴皆為應屆高中畢業生且均未年滿二十歲，無法組織團務委員會，於是經由王武龍先生介紹，邀請當時台北市第206團主任委員林山地先生至基隆召集其他委員成立團務委員會。 隨著團務委員會的成立，團員更加凝聚，創團初期本團團部乃是由主任委員林山地先生所提供，也就是當年登堡企業有限公司基隆辦事處，位於基隆市仁三路巷內三樓，由吳萬發先生出任該辦事處負責人，及首任羅浮群群長。同年七月向基隆市童軍理事會辦理羅浮群(團)登記，理事會幹事傅選卿先生，總幹事劉應循先生，全力支持與輔導本團成立，團次暫定為第32團，然因送理事會資料不齊全遭退回補件，於補件期間恰逢省立基隆中學、成功國小陸續辦理成團登記，本團於是依序退編為第34團，當時團次『三四』之數字其台語諧音為『窮死』，經由全體創團伙伴決議放棄第34團再等下一團次，即第三十五團，結果第三十四團由本市某專校登記完成後，本團及時再度送件審核通過成為今日第三十五團，『三五』不也正代表著童軍之意。 正式手續完成登記日期為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而成立大會則順延於二日後，即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節)，以後每年團慶便定在十月二十五日。
　　
　　成立後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創辦人(群長)吳萬發先生就被徵召入伍服役，把團務交給副群長王智超先生，王智超先生再轉交給林漢雄先生繼續推展會務，由於創團伙伴陸續入伍服役，最後只好把團務工作交由主任委員林山地先生的弟弟王武龍先生負責。從此以後本團轉到台北市內湖區，在基隆地區消失了整整二年，而後由居住於基隆市的謝順志先生、游和榮先生接掌團務，本團重回基隆市，且由於二位團長的努力推動，團員人數多達上百人，是本團的全盛時期，而且改頭換面，不再以當年創團的羅浮群為主，而是以童子軍及幼童軍伙伴為多數。團員超額過多，奉童軍理事會指示增團，於是新增團次第43團，原本以為童軍運動將蓬勃發展，無奈好景不常，謝團長於板橋自設成衣工廠，工作繁忙，無法再全力推展團務，將團務工作交給當時海洋學院夜間部學生陳君玉同學負責，一夕之間團員大量流失，於是緊急向基隆市童軍理事會註銷第四十三團，保留第三十五團於祥豐街陳團長租屋處，同時登報招收團員。
　　
　　民國六十五年吳萬發先生退伍，卻找不到第三十五團下落，正巧看報紙時發現民眾日報、國語日報有本團招收團員廣告，才得知第三十五團之團址及當時最近的一次團集會是在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地點在中正公園大佛像內，從這次團集會後，本團重回創辦人吳萬發先生手中，經清查團圖記、證書皆已遺失，且已一年未辦理童軍三項登記，經過重新整合及補辦登記，將幼童軍團、童子軍團及羅浮群，組成複式童軍團，團務委員會亦隨之改組，由吳萬發先生擔任主任委員，團部乃由幼童軍家長提供，位於本市忠一路九號，繼續推展團務。
　　
　　四十多年來，團部陸續轉遷愛五路、愛二路、愛三路、孝二路、崇安街，直到今日的南榮路109號二樓。 一個成功的童軍團要靠全体伙伴團員、家長、團長及團務委員會全力支持，犧牲奉獻，方能薪火相傳。本團成立至今，已締造了多對佳偶，共組幸福美滿家庭，也培養了木章持有人共七位，本團未來的目標將計劃成立鄉野童軍文教基金會，繼續為童軍運動而努力，更希望有志參與童軍運動的伙伴們加入我們的行列，共同為基金會的成立催生，也冀望藉由基金會的運作，能帶領基隆市的童軍運動更往前跨一大步，進入一個嶄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