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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不忘戰同婚的野戰醫院 🇺🇸🏳️🌈
「我們不是反同啦...只是我們的防疫團隊,必須由『相信婚姻僅限一夫一妻』的善男信女們構成。」13萬人染疫、將近1萬人死亡的紐約市,在過去幾個星期裡接獲了各方的急救動員,甚至城市地標「中央公園」都蓋起了防疫野戰醫院。但近期美國媒體紛紛報導,中央公園裡幫忙救人的基督慈善團體「撒馬利亞救援會」,在招募防疫團醫護與照護志工時,竟然要求加入者必須誦讀並簽署「唯一認同婚姻一男一女」的信仰承諾書——此一消息在紐約政壇引發巨大爭辯:部分意見強調危機當頭,不該再細分價值對立?但另一部分意見卻認為,這種趁人之危偷渡價值理念,才最駭人噁心?
在中央公園蓋起野戰醫院的「撒馬利亞救援會」,是由素來政治影響力龐大的美國基督教福音派牧師——葛福臨(Franklin Graham)——所成立。葛福臨是著名福音派布道家葛培里(William Graham)的四子,但葛福臨與父親相比卻極為保守且熱衷於政治性發言,是頗受爭議但活耀於共和黨支持者社群的宗教領袖之一。
撒馬利亞救援會表示,當紐約疫情於3月下旬直線狂飆時,支援物資捉襟見肘的「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透過調查,才聯絡到倉儲中仍有野戰醫療設備的葛福臨,並從中協調與「紐約西奈山醫院」合作,讓他們在紐約中央公園裡設置「新型冠狀病毒臨時救護站」,好幫助西奈山院內消化超載的感染患者。
儘管在中央公園設置「野戰醫院」的畫面,加劇了國際傳媒對於「紐約淪陷」、「緊急動員」的末日危機感;但在協作政策上,中央公園的地點卻是西奈山醫院主動提案,目的單純是因為公園空間廣闊,「離第五大道對面的醫院本部也比較近。」
殊不知相關運作,卻很快地引發紐約市民輿論與政壇激辯——因為對於自由派的紐約來說,葛福臨牧師素來以「反伊斯蘭」、「反同性戀」的爭議發言聞名;在墮胎權利、禁止LGBT迴轉治療,與同性婚姻合法化等議題上,葛也都採取極為保守而強硬的反對立場。其經典言論包括:「歐巴馬流有穆斯林的血...所以很難成為真正的基督徒」以及「同性戀會害美國走向滅亡」。
除此之外,在本次中央公園的防疫支援中,葛福臨與撒馬利亞救援會也被媒體爆料,指其防疫團隊的招募不僅有「信仰審核限定」,任務派遣之前還得誦讀並簽署信仰承諾書,宣布自己「唯一支持並認可『婚姻關係』應限定於一名生理男性與一名生理女性的神聖結合」。
一夫一妻信仰承諾書的事件,很快地引發了紐約政壇與LGBT組織的抗議。像是民主黨的「重砲新星」聯邦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與公開出櫃的紐約州參議員霍伊曼(Brad Hoylman),都先後譴責葛福臨「趁亂插旗反同」的作法,並施壓紐約市府、州政府就爭議野戰醫院的歧視行為作出調查與交代——但對此,不甘示弱的葛福臨卻也全力反擊,並把整起風波拉成了不同道德價值的立場決戰。
葛福臨強調,自己「絕對不是仇同恐同」,只是不認同性戀者,並認為他們在信仰層次上「有罪過」而已。不過葛福臨也表示,就算自己與救援會的夥伴不認同很多事,但在防疫與救護關懷上,他們都是一視同仁,「趁火打劫的應該是民主黨人與LGBT團體吧!我們忙著救人,他們卻忙著『思想審查』?」
微妙的是,葛福臨的「被審查」控訴卻也有些諷刺。在接受《衛報》專訪時,葛福臨不僅公開坦承中央公園裡的防疫團隊「全部都是基督徒」,並也坦白在合作過程中「確實有『一些應徵者』因為價值觀落差而被拒絕」,「...因為我們是福音教派的基督教慈善組織,在工作任務上,自然希望找到『認同組織價值』的夥伴!」
儘管葛福臨不滿地認為自己與夥伴是「好心被雷親」;但紐約政壇內卻多懷疑,從FEMA的邀請、中央公園的插旗、到「一夫一妻承諾書」,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是特意安排好的宣傳套路。特別是在過去幾天內,華府風聲就不斷傳出川普在「凍結支付WHO會費預算」後,有意把這數億美金的預算「轉配給葛福臨手下的基督教救援團體」,但之中是否用作防疫限定?還是又要牽扯反同婚與反墮胎?目前則還沒有後續的討論與盤算。
「從這件事就可以看見紐約客被病毒逼到怎樣的絕境...。」紐約的聯邦眾議員埃斯佩拉特(Adriano Espaillat)無奈表示:「如果在平常時候,這種事絕對是各種抗議連發的大型醜聞...但現在我們只能防疫優先,其他暫時吞下去。」
Photo Credit: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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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中國學人「港台獨善其身論」,藏著丁蟹心態及中華型全球化願景】
中國官方法學者田飛龍近日批評,香港和台灣政府防治武漢病毒的措施,是「狹隘的地方主義及政治本土化」、「道德衰退」等等。在香港看來,這種局勢研判折射出天朝和小國之間,處於完全不同的時間維度。
田批評台灣禁止口罩出口、香港一定程度截斷自由行加上醫療界罷工等事件,是「過度偏重地方利益而損及國家利益與同胞情感」,這實在是充滿天朝的自我中心。港台等地與中國從來就不在一個價值體系之中,也不覺得同心同德,不形成一個有機的「中國共同體」,台灣政府的權力是通過二千三百萬人參與的選舉來賦權,在倫理上政府決策必以保境安民為生,服務台灣共同體是義務,其他則不是,此誠現代政治理念加上現實形勢的必然結果。
田的批評是以中國的大義出發,以無機的中國共同體發旨,批判港台自行其是、指控其他政府履行對人民保護義務,是出賣中國共同體,但其實港台人的大多數根本不認同所謂的中國共同體。這是一以理限事、單邊認識世界的自我中心。就像乾隆皇帝視英國使節為朝貢者的自我幻影投射,將自己的價值系統投射為東亞的「普世價值」,要求所有地區都跟從。這是政治現實,即使是強國也不能勉強,就像大清可以相信所有外國都是朝貢者,但渾然不覺自己已進入世界秩序的深水之中。
更別說,在香港人眼中,林鄭政府根本是顧及北京和所謂的中國人感受,而遲遲不封關,任由大規模人口流動持續,疫情終於在本地爆發,但在北京御用學者眼中,卻仍然是「本位意識」,不夠顧及中國。可見兩個意識的時間維度差天共地。在經典和理論上的天朝意識,天朝無求於小國,但在現實中,卻是一種無止境的勒索關係。林鄭已親共愛黨若此,善男順女的香港人仍停留在冷嘲熱諷而沒有大規模排華,仍被天朝視為不忠、沒有出力幫忙,那麼可以想像,即使林鄭做得更過份,天朝人還是會批評「港台」這個概念。
因為港台永遠都做不夠,對中國存在永遠的虧欠。論理上對中國人來說,港台是抵拒融合的叛民,所以無論如何都處於道德低地,根本無關具體來說港台如何應對。相反,上海也有人拒絕與武漢人同機,與漢武接壤的省市有民兵持械把守邊界,也是十足自保和地方主義,但天朝輿論只會高規格大動作批評港台之類 ,可見有關批評無關具體行為。反而是先射箭後劃靶。我們的歷史、利益、立場、傳統,全部都是對方的「批判資源」。
令人想到在香港回歸前夕曾經有過的討論:香港即使回歸中國,中國一方面會視香港為中國性不足、正統以外的異類,而香港自身自我認知為中國性不足(鄉愁),也會促使他們進行精衛填海式的歸化,彌補自身不足的中國性,但最後還是會發現雙方的鴻溝大到不能視為一體。未回歸的時候,我們是避過了「中華民族共同災難」的「逃兵」,回歸了,我們仍是被視為高傲自峙的自守者;要民主則是威脅國家安全,正常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永遠得不到北京信任。
然而「盤古初開」以來,香港人根本異常熱衷支援革命、救災、希望工程諸如此類,但即使做了那麼多,香港人仍然不會得到中國人的信任,低下階層來到香港,仍是敵意極深:香港是中國的!沒有中央照顧你們完蛋了。這是一個永遠無法填補的黑洞,香港人做再多都不會是中國的原生部份,所以慢慢地很多人開始發現「補償自身的中國性」是個不可能的任務,所以 why bother,他們就漸漸甩開幻象,回歸本土,就像中國統治之下的所有地區,實際上都以自己的利益至上,大國是虛無,地方才是真實。就像上面說到的上海人。
而香港人最勇敢的一群的勇敢之處,在於他們明白自己處於「中國鏈」的道德低點,任何動作都會惹來中國的大格局批判,但還是沒有放棄爭取自己的利益,不管是掃除走私、保衛資源、要求民主,乃至重新挖掘出自己的獨立自決權,這些其實並非香港人「激進化」,而是重新挖掘出自己的命運共同體,創造出第一代的保守主義。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已經不如司徒華那一代的中國愛國者。近世港人的中國觀,已經洗盡鉛華,不覺得自己是高等華人,亦不認為自己有道德責任去拯救中國,也沒有北上將中國改造成香港的大香港狂想,這一切是「建設民主中國」崩潰至今的自然結果。
不是熱情也不是冷酷,而是如實觀照。這是最健康的中國觀,當然這是將中國視為他者了,在中國眼中便是分離,然而這對香港來說卻是由無明進入清明。
中國的歷史意識就是永不反省,由 19 世妃以來,這是連續的。鴉片戰爭其實有大清抵拒已經君臨的世界貿易秩序,對外交形勢一無所知而導致,「鴉片」只是政治張力下的導火線;八國聯軍中的「義和團」亦同理,是大清潛意識對整個「現代」一種反動的攻擊。中國一直視自己為天下間最慘的受害者,所以只會檢討別人而鮮有檢討自己。
在批評(主要是)台灣等地對自己的「克制」反應,甚至要反省自己對別人恩將仇報已久。業力爆破只是剛好。台灣以前也幫過中國抗疫,換來的是在國際層面繼續打壓,不准台灣進入世界衛生組織,令台灣暴露於更高的疫情風險。香港亦是同理,03 年沙士是中國惹進來的,田文認為自由行是香港要求的恩賜,但這根本搞錯,自由行在香港根本不受歡迎,而那更加是一個中國控制香港經濟、令全香港旅遊區化的經濟殖民陰謀,但在他們的自我認知,卻認為是一個恩賜﹗但如果不是中國搞出了沙士,還傳染進來,香港根本不需要這些「救助」。
田文所折射出的中國意識,是一個丁蟹化的集體,他不斷追殺藍潔瑛一家,但最後卻說:「我這半生,就是被情義兩個字累死」、「原來你一直真心喜歡方進新,你為什麼不早說呢?」、「我殺了人,但我無罪啊」— 那是個一秒都沒有自我反省的角色,正如中國。為甚麼中國還在說魯迅,因為那種入骨的反省,到魯迅就沒了。
田一大輪批評香港的本土主義傾向,但又說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及對港台的整合壓力」,導致香港人對中國出現了「幽怨心態」,這又回到了嬰兒潮一代在中國經濟落後時在中國作威作福、養二奶的問題,的確很討人厭。然而那些上一代也是大中華的,也非積極求變者。
對中國統治作出積極反應的人,例如在 2014 至 2019 年的幾波青年,很多根本未經歷過中國落後的歲月,他們也從未歧視過中國,他們一出生就面對作為天朝帝國的中國。本土青年當然主導並輻射力強大,特別是在「建設民主中國」毀滅之後的意識形態真空,然而他們的心態不是「幽怨」,而是出現搏奕心態,並充滿存亡的焦慮感和危機感,因為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將會被「整合」而毀滅。
中國人似乎仍未願意搞清楚是誰在發動香港的革命,反而將不革命者的性格張冠李戴,用來解釋港人對中國體制的成因。最後田傲慢地表示,港台等小國不臣服中國,就會與全球化脫軌,似乎在中國的自我意識中,自己已經等同了全球化。這是一個古老天朝概念的輪迴,在 19 世紀之前,中國統治者認為自己擁有天下,而自己就是國際。
然而港台早就離開了「國際就是好」後進階段,在觀念上反而是因為前進而回歸到自我意識和共同體建設,正如范瑋琪為自己親中辯護,說自己是 globalist,反而被笑多兩錢重。中國是想爭取民心的,但他們的識見令他們認為,全球化就是好。這套推銷給第三世界國家,也許奏效,但香港早就經歷過全球化了,也開始認識到所謂全球化的短處和陰暗之處。
中國認為,小國根據民主原則自保、不向中國自我犧牲朝貢,就是狹隘的地方主義,是「新一輪全球化大局的價值短板」,這只是小眉小眼的帝國暴發戶想法。因為香港不認為民主和「特定政府服務特定人民」是缺憾,反而是天地之常經,國家首先如此組成,才有健康的「國際社會」。中國所說的全球化,其實就是「克服」主權國家秩序,令全球慢慢變成以中國為宗主的朝貢秩序。在這個願景下,連國家擁有主權,都是「中華型全球化」所不悅。習在黨內的集權、中國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權力徵收,就是將來要改變其他主權國家的路徑和預演。
中國否認自己是世界秩序的挑戰,希望避免哈米吉多頓式文明大戰,不想落入希臘城邦 vs 波斯帝國的二元論大戰,但看體制中人的思路和寫作,還是脫不了古老的華夷之別。華夷觀念者,認為自己是華,所以是有責任以華變夷,對現代中國來說,他們認為主權國家秩序,是對宇宙的完美狀態的侵蝕,他們認為「盛世」是回到中國還是霸權的時代,即所有地方都不是主權國家,都是由天朝所統領的「邦國」。所以中國最終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成為美國和整個世界的挑戰者,中國將會重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路徑,視與西方衝突為「尊王攘夷」,在爭取「東方王道帝國」復興的期待之下,迎來非常嚴重的哈米吉多頓挫敗。
中華帝國主義者是末日教派的精緻形式,但他們都期待一個克服現世(美帝秩序)的「新天新地」,但在每次橫渡彼岸的時候,他們都會迎來自己的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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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迪奇教宗】
梅迪奇家族(Medici)於15-18世紀在歐洲,尤其是義大利佛羅倫斯具有深厚勢力,也是文藝復興人文藝術成就重要的贊助者。但在那個年代,義大利仍屬於政教合一制度,教會享有豐厚資產和極大權力,富可敵國縱橫一時如梅迪奇家族為了維護自家權益,肯定也會染指教會。
整個梅迪奇家族前後共誕生四位教宗:利奧十世(Pope Leo X,1475-1521)、克勉七世(Pope Clement VII,1478~1534)、庇護四世(Pope Pius IV,1499-1565),和利奧十一世(Pope Leo XI,1535-1605)。
其中克勉七世於1523年被推舉為教宗時約莫是45歲,在此之前,他曾在教廷內擔任堂兄利奧十世和利奧十世繼任者亞德里安六世(Adrian VI,1459-1523)的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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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勉七世在位期間已是文藝復興末期,政治、軍事、外交甚至宗教問題都相當詭變複雜,梅迪奇家族在佛羅倫斯的威權也不如以往專斷。
尤其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當時佛羅倫斯統治者皮耶羅.梅迪奇(Piero di Lorenzo de' Medici,1472-1503)竟然二話不說直接投降,瞬間燃起人民積鬱已久的怒火,加上道明會神父薩佛那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年9月21日-1498年5月23日)大力譴責與鼓動下,整個家族只能流亡異地,財產悉數被查收,佛羅倫斯回復共和體制,直到1512年梅迪奇才又重新掌權。
除了梅迪奇銀行在歐洲各地分行陸續決策錯誤,導致營運不善,讓〝偉大的羅倫佐〞(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乾脆將佛羅倫斯市府基金挪為己用。再者梅迪奇家族第一位教宗利奧十世生活豪奢,極度世俗化,這些精緻奢侈的享受與教廷大型建造工程等都需要大量金錢支援。教宗便派人至各地募款,鼓吹人民藉由奉獻金錢求得大赦直升天堂,廣發更多贖罪券好籌措資金。
於是,德國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1517年10月31日向教廷下了戰帖,發布《九十五條論綱》(即《關於贖罪券的意義及效果的見解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為新舊教派之爭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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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已經夠難解了,克勉七世還要處理歐陸兩大強權:法王法蘭索瓦一世(François I, 1494~1547)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 1500~1558)之間的角力,你知道的,大家都想要獲得教宗的支持,這樣攻打別人的時候可以更加理直氣壯。
結果沒啥政治智慧的克勉七世選擇與法國結盟,查理五世一氣之下在1527年殺進羅馬,整個羅馬城被洗劫一空,人民死傷慘重,連克勉七世本倫都淪落到被囚禁。好不容易脫逃之後,由於經濟、政治和軍事勢力都相對弱勢許多,這位牆頭草教宗只好又轉向跟查理五世聯盟。
另外,英國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雖然痛恨馬丁.路德新教主張,但也是在這位軟弱教宗任內,藉由與後來的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母親--Anne Boleyn的再婚問題而削弱教會勢力,拓展絕對王權,成立英國國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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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克勉七世肖像》(Pope Clement VII,c.1531)繪製時教宗大約53歲,距離去世還有3年光景。這時候的教宗已經歷過階下囚的悲慘命運,而新教改革運動正如野火般在歐洲蔓延展開。
畢歐伯(Sebastiano del Piombo,1485-1547)為文藝復興時期重要〝油畫〞畫家,創作主題以肖像畫和宗教畫為主,也是少數能與孤僻暴躁的米開朗基羅長時間交好的人之一。
說來也算他夠乖覺,威尼斯出身的畢歐伯從家鄉來到羅馬後,便確立自己的創作方向,不與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等世紀天才競逐大型濕壁畫委託案。
拉斐爾1520年英年早逝後,畢歐伯儼然躍升為羅馬城內首席畫家,只是因為徒弟們都太不成材,不夠傑出,加上作品流傳不夠廣泛,導致其影響力大大減弱。
畢歐伯根據拉斐爾1519年為教宗利奧十世繪製的肖像《教宗利奧十世與樞機主教吉里奧和羅西》(Portrait of Pope Leo X with Cardinals Giulio de' Medici and Luigi de' Rossi),在石板上畫下克勉七世晚年身影,其中畫面左邊就是當時的樞機主教吉里奧.梅迪奇,也就是後來的克勉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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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勉七世肖像》裡,教宗也是同樣以右側臉示人,坐在扶手椅上,從頭上帽子到白色衣衫在畫面成連結成對角線。
在1531年7月22日的一封信上,畢歐伯告訴他的好友兼老師米開朗基羅,教宗最近剛參觀過他的工作室,看到他為教宗在帆布上繪製的肖像畫後,感到非常滿意,於是又訂製了另外一幅肖像畫,但這次要畫在石板上。
在石板或石頭上繪製畫作被認為起源自1500年代初期左右的羅馬,畢歐伯在1530年代便開始熱衷石版畫,並認為石版畫的保存時間比畫在畫布和木板上來得持久。大概是畢歐伯分享創作理念的時候太過熱情,連教宗都被感染到,覺得石版畫可讓自己的形象永垂不朽,因此才下了這份訂單。
但諷刺的是,石板雖堅硬卻也易碎,油畫顏料即使再光滑穩定,遇上運送過程中可能面臨的碰撞、碎裂等狀況依舊是悲劇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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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勉七世後來因誤食有毒蕈菇類而去世,但這也只是據說,根據史料記載,教宗去世前的症狀並不符合此項推論。以當時的醫療水準和宮廷風氣而言,只要死因不明,多半都會說成是毒發身亡。
幸好他老人家離世前幾天,向米開朗基羅下了一個重要訂單,於是我們如今才能在西斯汀禮拜堂(Sistine Chapel,義Cappella Sistina)中,見到恢弘雄偉的祭壇壁畫《最後的審判》(The Last Judgment,義 Il Giudizio Univer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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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下毒手法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圖片來源 :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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