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不忘戰同婚的野戰醫院 🇺🇸🏳️‍🌈
「我們不是反同啦...只是我們的防疫團隊，必須由『相信婚姻僅限一夫一妻』的善男信女們構成。」13萬人染疫、將近1萬人死亡的紐約市，在過去幾個星期裡接獲了各方的急救動員，甚至城市地標「中央公園」都蓋起了防疫野戰醫院。但近期美國媒體紛紛報導，中央公園裡幫忙救人的基督慈善團體「撒馬利亞救援會」，在招募防疫團醫護與照護志工時，竟然要求加入者必須誦讀並簽署「唯一認同婚姻一男一女」的信仰承諾書——此一消息在紐約政壇引發巨大爭辯：部分意見強調危機當頭，不該再細分價值對立？但另一部分意見卻認為，這種趁人之危偷渡價值理念，才最駭人噁心？

在中央公園蓋起野戰醫院的「撒馬利亞救援會」，是由素來政治影響力龐大的美國基督教福音派牧師——葛福臨（Franklin Graham）——所成立。葛福臨是著名福音派布道家葛培里（William Graham）的四子，但葛福臨與父親相比卻極為保守且熱衷於政治性發言，是頗受爭議但活耀於共和黨支持者社群的宗教領袖之一。

撒馬利亞救援會表示，當紐約疫情於3月下旬直線狂飆時，支援物資捉襟見肘的「聯邦緊急事務管理署」（FEMA）透過調查，才聯絡到倉儲中仍有野戰醫療設備的葛福臨，並從中協調與「紐約西奈山醫院」合作，讓他們在紐約中央公園裡設置「新型冠狀病毒臨時救護站」，好幫助西奈山院內消化超載的感染患者。

儘管在中央公園設置「野戰醫院」的畫面，加劇了國際傳媒對於「紐約淪陷」、「緊急動員」的末日危機感；但在協作政策上，中央公園的地點卻是西奈山醫院主動提案，目的單純是因為公園空間廣闊，「離第五大道對面的醫院本部也比較近。」

殊不知相關運作，卻很快地引發紐約市民輿論與政壇激辯——因為對於自由派的紐約來說，葛福臨牧師素來以「反伊斯蘭」、「反同性戀」的爭議發言聞名；在墮胎權利、禁止LGBT迴轉治療，與同性婚姻合法化等議題上，葛也都採取極為保守而強硬的反對立場。其經典言論包括：「歐巴馬流有穆斯林的血...所以很難成為真正的基督徒」以及「同性戀會害美國走向滅亡」。

除此之外，在本次中央公園的防疫支援中，葛福臨與撒馬利亞救援會也被媒體爆料，指其防疫團隊的招募不僅有「信仰審核限定」，任務派遣之前還得誦讀並簽署信仰承諾書，宣布自己「唯一支持並認可『婚姻關係』應限定於一名生理男性與一名生理女性的神聖結合」。

一夫一妻信仰承諾書的事件，很快地引發了紐約政壇與LGBT組織的抗議。像是民主黨的「重砲新星」聯邦眾議員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與公開出櫃的紐約州參議員霍伊曼（Brad Hoylman），都先後譴責葛福臨「趁亂插旗反同」的作法，並施壓紐約市府、州政府就爭議野戰醫院的歧視行為作出調查與交代——但對此，不甘示弱的葛福臨卻也全力反擊，並把整起風波拉成了不同道德價值的立場決戰。

葛福臨強調，自己「絕對不是仇同恐同」，只是不認同性戀者，並認為他們在信仰層次上「有罪過」而已。不過葛福臨也表示，就算自己與救援會的夥伴不認同很多事，但在防疫與救護關懷上，他們都是一視同仁，「趁火打劫的應該是民主黨人與LGBT團體吧！我們忙著救人，他們卻忙著『思想審查』？」

微妙的是，葛福臨的「被審查」控訴卻也有些諷刺。在接受《衛報》專訪時，葛福臨不僅公開坦承中央公園裡的防疫團隊「全部都是基督徒」，並也坦白在合作過程中「確實有『一些應徵者』因為價值觀落差而被拒絕」，「...因為我們是福音教派的基督教慈善組織，在工作任務上，自然希望找到『認同組織價值』的夥伴！」

儘管葛福臨不滿地認為自己與夥伴是「好心被雷親」；但紐約政壇內卻多懷疑，從FEMA的邀請、中央公園的插旗、到「一夫一妻承諾書」，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是特意安排好的宣傳套路。特別是在過去幾天內，華府風聲就不斷傳出川普在「凍結支付WHO會費預算」後，有意把這數億美金的預算「轉配給葛福臨手下的基督教救援團體」，但之中是否用作防疫限定？還是又要牽扯反同婚與反墮胎？目前則還沒有後續的討論與盤算。

「從這件事就可以看見紐約客被病毒逼到怎樣的絕境...。」紐約的聯邦眾議員埃斯佩拉特（Adriano Espaillat）無奈表示：「如果在平常時候，這種事絕對是各種抗議連發的大型醜聞...但現在我們只能防疫優先，其他暫時吞下去。」

Photo Credit：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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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斯達：中國學人「港台獨善其身論」，藏著丁蟹心態及中華型全球化願景】

中國官方法學者田飛龍近日批評，香港和台灣政府防治武漢病毒的措施，是「狹隘的地方主義及政治本土化」、「道德衰退」等等。在香港看來，這種局勢研判折射出天朝和小國之間，處於完全不同的時間維度。

田批評台灣禁止口罩出口、香港一定程度截斷自由行加上醫療界罷工等事件，是「過度偏重地方利益而損及國家利益與同胞情感」，這實在是充滿天朝的自我中心。港台等地與中國從來就不在一個價值體系之中，也不覺得同心同德，不形成一個有機的「中國共同體」，台灣政府的權力是通過二千三百萬人參與的選舉來賦權，在倫理上政府決策必以保境安民為生，服務台灣共同體是義務，其他則不是，此誠現代政治理念加上現實形勢的必然結果。

田的批評是以中國的大義出發，以無機的中國共同體發旨，批判港台自行其是、指控其他政府履行對人民保護義務，是出賣中國共同體，但其實港台人的大多數根本不認同所謂的中國共同體。這是一以理限事、單邊認識世界的自我中心。就像乾隆皇帝視英國使節為朝貢者的自我幻影投射，將自己的價值系統投射為東亞的「普世價值」，要求所有地區都跟從。這是政治現實，即使是強國也不能勉強，就像大清可以相信所有外國都是朝貢者，但渾然不覺自己已進入世界秩序的深水之中。

更別說，在香港人眼中，林鄭政府根本是顧及北京和所謂的中國人感受，而遲遲不封關，任由大規模人口流動持續，疫情終於在本地爆發，但在北京御用學者眼中，卻仍然是「本位意識」，不夠顧及中國。可見兩個意識的時間維度差天共地。在經典和理論上的天朝意識，天朝無求於小國，但在現實中，卻是一種無止境的勒索關係。林鄭已親共愛黨若此，善男順女的香港人仍停留在冷嘲熱諷而沒有大規模排華，仍被天朝視為不忠、沒有出力幫忙，那麼可以想像，即使林鄭做得更過份，天朝人還是會批評「港台」這個概念。

因為港台永遠都做不夠，對中國存在永遠的虧欠。論理上對中國人來說，港台是抵拒融合的叛民，所以無論如何都處於道德低地，根本無關具體來說港台如何應對。相反，上海也有人拒絕與武漢人同機，與漢武接壤的省市有民兵持械把守邊界，也是十足自保和地方主義，但天朝輿論只會高規格大動作批評港台之類 ，可見有關批評無關具體行為。反而是先射箭後劃靶。我們的歷史、利益、立場、傳統，全部都是對方的「批判資源」。

令人想到在香港回歸前夕曾經有過的討論：香港即使回歸中國，中國一方面會視香港為中國性不足、正統以外的異類，而香港自身自我認知為中國性不足（鄉愁），也會促使他們進行精衛填海式的歸化，彌補自身不足的中國性，但最後還是會發現雙方的鴻溝大到不能視為一體。未回歸的時候，我們是避過了「中華民族共同災難」的「逃兵」，回歸了，我們仍是被視為高傲自峙的自守者；要民主則是威脅國家安全，正常的行政長官候選人永遠得不到北京信任。

然而「盤古初開」以來，香港人根本異常熱衷支援革命、救災、希望工程諸如此類，但即使做了那麼多，香港人仍然不會得到中國人的信任，低下階層來到香港，仍是敵意極深：香港是中國的！沒有中央照顧你們完蛋了。這是一個永遠無法填補的黑洞，香港人做再多都不會是中國的原生部份，所以慢慢地很多人開始發現「補償自身的中國性」是個不可能的任務，所以 why bother，他們就漸漸甩開幻象，回歸本土，就像中國統治之下的所有地區，實際上都以自己的利益至上，大國是虛無，地方才是真實。就像上面說到的上海人。

而香港人最勇敢的一群的勇敢之處，在於他們明白自己處於「中國鏈」的道德低點，任何動作都會惹來中國的大格局批判，但還是沒有放棄爭取自己的利益，不管是掃除走私、保衛資源、要求民主，乃至重新挖掘出自己的獨立自決權，這些其實並非香港人「激進化」，而是重新挖掘出自己的命運共同體，創造出第一代的保守主義。他們對中國的看法，已經不如司徒華那一代的中國愛國者。近世港人的中國觀，已經洗盡鉛華，不覺得自己是高等華人，亦不認為自己有道德責任去拯救中國，也沒有北上將中國改造成香港的大香港狂想，這一切是「建設民主中國」崩潰至今的自然結果。

不是熱情也不是冷酷，而是如實觀照。這是最健康的中國觀，當然這是將中國視為他者了，在中國眼中便是分離，然而這對香港來說卻是由無明進入清明。

中國的歷史意識就是永不反省，由 19 世妃以來，這是連續的。鴉片戰爭其實有大清抵拒已經君臨的世界貿易秩序，對外交形勢一無所知而導致，「鴉片」只是政治張力下的導火線；八國聯軍中的「義和團」亦同理，是大清潛意識對整個「現代」一種反動的攻擊。中國一直視自己為天下間最慘的受害者，所以只會檢討別人而鮮有檢討自己。

在批評（主要是）台灣等地對自己的「克制」反應，甚至要反省自己對別人恩將仇報已久。業力爆破只是剛好。台灣以前也幫過中國抗疫，換來的是在國際層面繼續打壓，不准台灣進入世界衛生組織，令台灣暴露於更高的疫情風險。香港亦是同理，03 年沙士是中國惹進來的，田文認為自由行是香港要求的恩賜，但這根本搞錯，自由行在香港根本不受歡迎，而那更加是一個中國控制香港經濟、令全香港旅遊區化的經濟殖民陰謀，但在他們的自我認知，卻認為是一個恩賜﹗但如果不是中國搞出了沙士，還傳染進來，香港根本不需要這些「救助」。

田文所折射出的中國意識，是一個丁蟹化的集體，他不斷追殺藍潔瑛一家，但最後卻說：「我這半生，就是被情義兩個字累死」、「原來你一直真心喜歡方進新，你為什麼不早說呢？」、「我殺了人，但我無罪啊」— 那是個一秒都沒有自我反省的角色，正如中國。為甚麼中國還在說魯迅，因為那種入骨的反省，到魯迅就沒了。

田一大輪批評香港的本土主義傾向，但又說中國經濟「持續成長及對港台的整合壓力」，導致香港人對中國出現了「幽怨心態」，這又回到了嬰兒潮一代在中國經濟落後時在中國作威作福、養二奶的問題，的確很討人厭。然而那些上一代也是大中華的，也非積極求變者。

對中國統治作出積極反應的人，例如在 2014 至 2019 年的幾波青年，很多根本未經歷過中國落後的歲月，他們也從未歧視過中國，他們一出生就面對作為天朝帝國的中國。本土青年當然主導並輻射力強大，特別是在「建設民主中國」毀滅之後的意識形態真空，然而他們的心態不是「幽怨」，而是出現搏奕心態，並充滿存亡的焦慮感和危機感，因為自己的制度和文化將會被「整合」而毀滅。

中國人似乎仍未願意搞清楚是誰在發動香港的革命，反而將不革命者的性格張冠李戴，用來解釋港人對中國體制的成因。最後田傲慢地表示，港台等小國不臣服中國，就會與全球化脫軌，似乎在中國的自我意識中，自己已經等同了全球化。這是一個古老天朝概念的輪迴，在 19 世紀之前，中國統治者認為自己擁有天下，而自己就是國際。

然而港台早就離開了「國際就是好」後進階段，在觀念上反而是因為前進而回歸到自我意識和共同體建設，正如范瑋琪為自己親中辯護，說自己是 globalist，反而被笑多兩錢重。中國是想爭取民心的，但他們的識見令他們認為，全球化就是好。這套推銷給第三世界國家，也許奏效，但香港早就經歷過全球化了，也開始認識到所謂全球化的短處和陰暗之處。

中國認為，小國根據民主原則自保、不向中國自我犧牲朝貢，就是狹隘的地方主義，是「新一輪全球化大局的價值短板」，這只是小眉小眼的帝國暴發戶想法。因為香港不認為民主和「特定政府服務特定人民」是缺憾，反而是天地之常經，國家首先如此組成，才有健康的「國際社會」。中國所說的全球化，其實就是「克服」主權國家秩序，令全球慢慢變成以中國為宗主的朝貢秩序。在這個願景下，連國家擁有主權，都是「中華型全球化」所不悅。習在黨內的集權、中國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權力徵收，就是將來要改變其他主權國家的路徑和預演。

中國否認自己是世界秩序的挑戰，希望避免哈米吉多頓式文明大戰，不想落入希臘城邦 vs 波斯帝國的二元論大戰，但看體制中人的思路和寫作，還是脫不了古老的華夷之別。華夷觀念者，認為自己是華，所以是有責任以華變夷，對現代中國來說，他們認為主權國家秩序，是對宇宙的完美狀態的侵蝕，他們認為「盛世」是回到中國還是霸權的時代，即所有地方都不是主權國家，都是由天朝所統領的「邦國」。所以中國最終還是會不由自主地成為美國和整個世界的挑戰者，中國將會重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路徑，視與西方衝突為「尊王攘夷」，在爭取「東方王道帝國」復興的期待之下，迎來非常嚴重的哈米吉多頓挫敗。

中華帝國主義者是末日教派的精緻形式，但他們都期待一個克服現世（美帝秩序）的「新天新地」，但在每次橫渡彼岸的時候，他們都會迎來自己的毀滅。

【梅迪奇教宗】

梅迪奇家族（Medici）於15-18世紀在歐洲，尤其是義大利佛羅倫斯具有深厚勢力，也是文藝復興人文藝術成就重要的贊助者。但在那個年代，義大利仍屬於政教合一制度，教會享有豐厚資產和極大權力，富可敵國縱橫一時如梅迪奇家族為了維護自家權益，肯定也會染指教會。

整個梅迪奇家族前後共誕生四位教宗：利奧十世（Pope Leo X，1475-1521）、克勉七世（Pope Clement VII，1478~1534）、庇護四世（Pope Pius IV，1499-1565），和利奧十一世（Pope Leo XI，1535-1605）。

其中克勉七世於1523年被推舉為教宗時約莫是45歲，在此之前，他曾在教廷內擔任堂兄利奧十世和利奧十世繼任者亞德里安六世（Adrian VI，1459-1523）的首席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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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勉七世在位期間已是文藝復興末期，政治、軍事、外交甚至宗教問題都相當詭變複雜，梅迪奇家族在佛羅倫斯的威權也不如以往專斷。

尤其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當時佛羅倫斯統治者皮耶羅．梅迪奇（Piero di Lorenzo de' Medici，1472-1503）竟然二話不說直接投降，瞬間燃起人民積鬱已久的怒火，加上道明會神父薩佛那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年9月21日－1498年5月23日）大力譴責與鼓動下，整個家族只能流亡異地，財產悉數被查收，佛羅倫斯回復共和體制，直到1512年梅迪奇才又重新掌權。

除了梅迪奇銀行在歐洲各地分行陸續決策錯誤，導致營運不善，讓〝偉大的羅倫佐〞（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乾脆將佛羅倫斯市府基金挪為己用。再者梅迪奇家族第一位教宗利奧十世生活豪奢，極度世俗化，這些精緻奢侈的享受與教廷大型建造工程等都需要大量金錢支援。教宗便派人至各地募款，鼓吹人民藉由奉獻金錢求得大赦直升天堂，廣發更多贖罪券好籌措資金。

於是，德國人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在1517年10月31日向教廷下了戰帖，發布《九十五條論綱》（即《關於贖罪券的意義及效果的見解Disputatio pro declaratione virtutis indulgentiarum》），為新舊教派之爭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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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已經夠難解了，克勉七世還要處理歐陸兩大強權：法王法蘭索瓦一世（François I， 1494~1547）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Quint， 1500~1558）之間的角力，你知道的，大家都想要獲得教宗的支持，這樣攻打別人的時候可以更加理直氣壯。

結果沒啥政治智慧的克勉七世選擇與法國結盟，查理五世一氣之下在1527年殺進羅馬，整個羅馬城被洗劫一空，人民死傷慘重，連克勉七世本倫都淪落到被囚禁。好不容易脫逃之後，由於經濟、政治和軍事勢力都相對弱勢許多，這位牆頭草教宗只好又轉向跟查理五世聯盟。

另外，英國國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雖然痛恨馬丁．路德新教主張，但也是在這位軟弱教宗任內，藉由與後來的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母親--Anne Boleyn的再婚問題而削弱教會勢力，拓展絕對王權，成立英國國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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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克勉七世肖像》（Pope Clement VII，c.1531）繪製時教宗大約53歲，距離去世還有3年光景。這時候的教宗已經歷過階下囚的悲慘命運，而新教改革運動正如野火般在歐洲蔓延展開。

畢歐伯（Sebastiano del Piombo，1485-1547）為文藝復興時期重要〝油畫〞畫家，創作主題以肖像畫和宗教畫為主，也是少數能與孤僻暴躁的米開朗基羅長時間交好的人之一。

說來也算他夠乖覺，威尼斯出身的畢歐伯從家鄉來到羅馬後，便確立自己的創作方向，不與拉斐爾和米開朗基羅等世紀天才競逐大型濕壁畫委託案。

拉斐爾1520年英年早逝後，畢歐伯儼然躍升為羅馬城內首席畫家，只是因為徒弟們都太不成材，不夠傑出，加上作品流傳不夠廣泛，導致其影響力大大減弱。

畢歐伯根據拉斐爾1519年為教宗利奧十世繪製的肖像《教宗利奧十世與樞機主教吉里奧和羅西》（Portrait of Pope Leo X with Cardinals Giulio de' Medici and Luigi de' Rossi），在石板上畫下克勉七世晚年身影，其中畫面左邊就是當時的樞機主教吉里奧．梅迪奇，也就是後來的克勉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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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勉七世肖像》裡，教宗也是同樣以右側臉示人，坐在扶手椅上，從頭上帽子到白色衣衫在畫面成連結成對角線。

在1531年7月22日的一封信上，畢歐伯告訴他的好友兼老師米開朗基羅，教宗最近剛參觀過他的工作室，看到他為教宗在帆布上繪製的肖像畫後，感到非常滿意，於是又訂製了另外一幅肖像畫，但這次要畫在石板上。

在石板或石頭上繪製畫作被認為起源自1500年代初期左右的羅馬，畢歐伯在1530年代便開始熱衷石版畫，並認為石版畫的保存時間比畫在畫布和木板上來得持久。大概是畢歐伯分享創作理念的時候太過熱情，連教宗都被感染到，覺得石版畫可讓自己的形象永垂不朽，因此才下了這份訂單。

但諷刺的是，石板雖堅硬卻也易碎，油畫顏料即使再光滑穩定，遇上運送過程中可能面臨的碰撞、碎裂等狀況依舊是悲劇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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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勉七世後來因誤食有毒蕈菇類而去世，但這也只是據說，根據史料記載，教宗去世前的症狀並不符合此項推論。以當時的醫療水準和宮廷風氣而言，只要死因不明，多半都會說成是毒發身亡。

幸好他老人家離世前幾天，向米開朗基羅下了一個重要訂單，於是我們如今才能在西斯汀禮拜堂（Sistine Chapel，義Cappella Sistina）中，見到恢弘雄偉的祭壇壁畫《最後的審判》（The Last Judgment，義 Il Giudizio Universale）。

＃教宗石板肖像畫
＃文藝復興推手家族黑暗史
＃文藝復興下毒手法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圖片來源 :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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