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虹安與 全教總 、跨黨派立委，針對「預防性停課適用防疫照顧假，12歲以下學生家長給有薪防疫照顧假」共同召開記者會，呼籲教育部等相關部會應研議 #預防性停課應適用防疫照顧假， #並提供有薪防疫照顧假，或提供相關補助。
　　
新的學期才剛開始十餘日，即陸續爆出校園群聚的案例，不少確診者具學生身份，其中不乏未滿五歲的孩子們。家長人心惶惶，除需擔心孩子在外可能因接觸確診者而遭感染，更擔心因孩子「預防性停課」而必須向公司請假的壓力。
　　
以雙北為例，截至上週五(9/10)，已經累計對28所學校、 #8905名的學生發布預防性停課，且持續增加中。目前各縣市教育局陸續宣布，為了阻斷校園傳播鏈，若學生被匡列居家隔離期間，該名學生就讀學校的班級、補習班及安親班，都需要預防性停課，經過PCR採檢陰性後才可以復課。
　　
咦，家長們不是有防疫照顧假可以請嗎，為什麼還要擔心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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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遇到「預防性停課」，能不能請「防疫隔離假」或「防疫照顧假」？
預防性停課，即在該校有居檢學生PCR結果確認前，就讀的班級、安親班及補習班等為阻斷傳播鏈所進行的停課措施。
　　
「防疫隔離假」，則是在受隔離及檢疫者（包含居家及集中）為「生活不能自理者」而需家屬請假照顧時，該家屬可以請「防疫隔離假」。符合條件時，亦得申請每日1000元的防疫補償金。
　　
而「防疫照顧假」，則是政府在疫情期間因應國中以下學校及托育、課後照顧服務機構延後開學或依「停課標準」停課的配套措施。怎樣才算達到「停課標準」呢？在1班出現1名確診病例，或1校出現2名以上確診病例的情況下，「因達停課標準而停課」的機制即會啟動。簡言之，「預防性停課」是尚未出現確診病例前的預防性措施，按法規定義，並不適用防疫隔離假和防疫照顧假。
　　
👉🏼虹安認為，短期內預防性停課的情況恐怕仍會持續。在已經將可以請的假別請完的情況下，再遇到孩子「預防性停課」，這些家長該怎麼辦❓
　　
⁉️防疫照顧假，雇主並沒有給薪的義務
預防性停課不適用防疫照顧假，然而，防疫照顧假的設計本身也是問題多多！
　　
防疫照顧假，政府並未強制雇主給付薪資，本質上屬於無薪假。此外，防疫照顧假在設計上是讓家長有新的假別可選擇，與既有的請假規定（如：家庭照顧假、事假、特休等）併行。故在勞工請防疫照顧假時，也可以選擇其他假別，法律上要求雇主不能要求勞工先把其他假請完才能請防疫照顧假；且雇主應予准假，並不得視為曠工、強迫勞工改以事假或其他假別處理，也不能因此扣發全勤獎金、解僱或其他不利的處分。
　　
除此之外，雇主在防疫照顧假期間是否支付薪水，政府只說了「 #希望勞雇雙方共同為了防疫而努力」。法規沒規定雇主應照常給付薪資，同受疫情影響的雇主不想給或不能給，勞工在這段時間也只能收入歸零，甚至也 #不能申請防疫補償金😢
　　
⁉️平等政策，是否有造成更不平等的處境之虞？
然而，就如同其他的平等措施般，如：生理假、育嬰假等，出發點是為了性別平等及育兒友善，但這樣的目標不應以「雇主的慷慨和勞工的共體時艱」來達成。
　　
若讓勞工因為組織的心理壓力或經濟考量，而選擇不行使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豈不與政策目標背道而馳？
　　
勞動環境的改善，應將勞工及雇主雙方納入考量，需要討論的除了職務代理問題，還有這些假別的薪資給付是否應由政府部分補助。此外，也應注意這樣的措施是否會影響雇主雇用有子女求職者以及育齡女性的意願，才不致使這些措施反造成更嚴重的不平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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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家長堅強的後盾，是國家的責任
少子化對策，除了力圖催生，也應重視已生育者的處境。尤其在疫情期間下，許多國人收入銳減，而幼兒停課、家長不停班，除了造成停課幼兒誰來照顧的困境，以及「北孫南送」與防疫考量的兩難。
　　
顯然的，現有的政策對於預防性停課的配套措施仍然不足，有些甚至不符合當前現況。因此虹安與 全教總 共同呼籲：
1️⃣、預防性停課也是防疫措施，應適用防疫照顧假；
2️⃣、相關部會亦應研議，提供有薪的防疫照顧假，或比照防疫隔離假予以補償金，支持家長及學生安心防疫👨‍🍼🧑‍🍼
　　
孩子，是國家的未來。協助家長在兼顧事業及家庭的狀態下得以照顧孩子，而不是使家長處於蠟燭兩頭燒的困境中，不只是社會的責任，更是國家的責任💪💪

工作、職業與辦事能力，這些與性別差異有什麼連結？當我們自詡為進步且開放的社會，已經能夠以開放的態度接受多元成家，已經選出女性元首的情況下，性別的不平等還存在於我們的社會之中嗎？在職場與校園環境中提供哺乳室、生理假、育嬰假與產假等措施，就是性別平等的表徵了嗎？實際上，工作與職業的生涯規劃，以及能力被重視等面向，也就是真正的有著職業生涯發展的條件下，女性與男性的能力評估、升遷甚至是薪水登記是否平等，是否是依照真正的能力去評估，還是說評估的時候仍然會不自覺的帶入了性別差異的觀點呢？人類學的研究中，也有部分的研究在描述某些社會的現象，從我們眼光看來是十分「性別平等」的，但實際上深層的文化價值上，仍舊會讓女性感受到不自由或被壓迫的感覺。例如喜馬拉雅地區藏人的一妻多夫，看起來是由妻子掌控了家中的資源，甚至能夠決定哪一位丈夫可以同床共眠，但實際上，由於這個多夫的婚姻制度是父系的，所以多半是兄弟（有時是父子）共妻。當兄弟的年齡差距太大時，年紀小的弟弟可能會另外娶妻，在不分家的前提下，新娶的妻子也是要共妻的。所以，從女性的角度來看，表面上看來對女性較有利的一妻多夫，實際上並沒有男性一夫多妻那麼具有優勢，反而搭配上深層的文化價值來看，反而有可能成為女性被束縛的一種機制。或是中國西南的拉祜族，以要求丈夫必須參與妻子待產、生產到育嬰的每個步驟，在家務與勞動上也要求男女平等而聞名。看似平等的社會機制與文化價值，卻讓女性少了自由選擇婚配對象或不同生活規劃的彈性。從這些不同社會的規範與文化價值面對性別時的民族誌資料來看，對於性別與職業生涯發展的話題裡，最為核心的「男性適合工作，女性適合照顧家裡」，與過去的「男主外，女主內」有著怎樣的文化邏輯關係呢？這些性別與職涯的文化價值差異是否只針對女性，是不是也有處理男性與工作倫理態度上的論述呢？

小編今天要分享的文章，就是由研究職場性別不平等的學者所調查、撰寫的內容。同時，我們「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團隊，也即將於9月初舉辦一系列關於女性、人類學以及職涯的講座活動喔！尤其是今天推薦的關於女性職場平等以及女性職涯規劃與性別議題的內容，將會邀請奧沃市場顧問創辦人林宛瑩來進行講座，千萬不要錯過喔！系列講座的訊息請參考貼文最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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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研究職場性別不平等的學者，企業通常會請我們調查，為什麼他們難以讓女性留任，並晉升到高階職位。這是普遍存在的問題。在1970和1980年代，女性在晉升到位高權重職務方面，有顯著進展，但這個進展在1990年代明顯減緩，到了本世紀就完全停滯不前了。
如果你問人們，為何女性擔任高階職位的比率如此低，你會聽到絕大多數人哀嘆這情況，大致說法是這樣的（這是不幸但避免不了的「真相」）：高階職位需要極長時間工作，而女性必須照顧家庭，因此無法在工作上投入那麼多時間，結果就是職涯受到損害。我們稱這種解釋是「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的說法。2012年，一項針對各行各業超過6,500名哈佛商學院校友進行的調查發現，有73％的男性和85％的女性採用這種說法，來解釋女性晉升受阻的情況。然而，相信這種解釋並不代表它是真實的，而且我們的研究嚴重質疑這個說法。

企業文化阻礙女性員工發展
幾年前，我們從一家全球性顧問公司那裡聽到這個解釋，這家公司沒有現成的解決方案，於是尋求我們的協助，以了解文化可能會如何阻礙女性員工。該公司從頂尖的大學和企管碩士班招募人才，在頗負聲望的顧問公司名單上名列前茅，但和大多數其他專業服務公司一樣，它的女性合夥人很少。
我們和那家公司合作了18個月，其間我們訪談107名顧問，包括男性和女性，也包括合夥人和資淺顧問。幾乎每個人都採用某種版本的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說法，來解釋缺少女性合夥人的現象。但正如我們去年和同事艾琳．里德（Erin Reid）一起提出的報告那樣，我們和該公司的人員共事的時間愈長，就愈發現他們的解釋與數據資料不符。女性升遷受阻，並不是因為難以兼顧工作與家庭的需求；男性也有難以兼顧這兩者的問題困擾，但仍舊能夠升遷。和男性不同的是，女性升遷受阻，是因為她們被鼓勵要配合調整職務，而男性則不必，她們做出的調整包括改為兼職工作，以及轉為內勤人員，這些都妨礙了她們的職涯發展。真正的罪魁禍首，是企業普遍的「工作過度」文化，這種文化不但同時傷害到男性和女性，也造成性別不平等的情況根深柢固。

人們告訴我們的故事，和資料顯示的實況大不相同
在好幾個層面上，該公司的資料所透露的現實情況，和員工告訴我們（以及告訴他們自己）的故事截然不同。我們觀察到這些不一致的情況，因而質疑為何這種故事有如此強大的掌控力；即使該公司的資料導向型分析師，理應看得出這是虛構的故事，卻仍受到這類故事的掌控。

來看看留任情形。雖然這家公司來找我們的動機之一，是希望協助處理「女性流動率較高」的問題，但我們仔細檢視他們之前三年的資料之後，發現女性和男性的流動率幾乎沒有差異。另一個不一致情形是，雖然公司成員把工作與家庭衝突的苦惱，大多歸諸於女性，但我們發現，許多男性也有樣的困擾。一位男士告訴我們：「我一星期出差三天，每週只有一、兩次能在孩子上床睡覺之前看到他們，每次45分鐘。」他回憶起一個特別痛苦的星期六，告訴兒子無法去看他的足球比賽。「他放聲大哭，當時我真想立刻辭職，」這位男士說。我們訪談已為人父的資淺顧問，其中有三分之二提到這種工作與家庭衝突的情況，但只有一個人接受調整職務的做法，以緩和這種衝突。

職務調整，是該公司說法和資料不一致的另一個領域。接受職務調整的員工幾乎都是女性，而她們被「汙名化」，並發現自己的職涯受到阻礙。在個人層次，結果是女性犧牲了權力、地位和收入；在集體層次，這意味高層職位是男性專利的模式延續不變。這結果是事與願違，該公司原本試圖解決女性晉升受阻的問題，卻使問題更加根深柢固。

我們還發現，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的說法本身，也有不一致之處。就以這名男性總結問題的方式來看：「女性會想要生孩子而不想工作；或是她們想要生孩子也想要工作，但不想每週出差和一週工作六、七十小時，而這些正是顧問的生活方式。」他堅信女性的個人偏好，是她們成功的障礙，但他無法解釋無子女的女性這種特殊現象：她們的晉升紀錄，並不比為人母的女性更好。在他的推測中，所有的女性都是母親，而像這樣硬是把兩者結合起來的情況，在我們的訪談中很常見。人們回覆的內容，並未提及無子女的女性，或許是因為她們與難以兼顧工作和家庭的說法相牴觸。

在最後一種不一致情況中，我們訪談的許多人都會提到的一種經歷，令人質疑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說法的基本前提：一天24小時、一週七天的全天候工作安排，是不可避免的。他們談到要花費大量時間，去做一些既昂貴又不必要的事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過度銷售（overselling）和超值服務（overdelivering）。我們聽到許多合夥人的故事，正如一位資淺顧問說的，他們「承諾客戶做到不可能的任務」，卻沒有考慮到，履行這些承諾要耗費多少時間和精力。他解釋，他們的訴求方式如下：「我們將做X、Y和Z，而且只要花你以為所需要時間的一半，就能全部完成。」他告訴我們，結果客戶喜出望外，迫不及待要簽約。

資淺顧問覺得有壓力，必須要按照那些要求而加班工作，因為他們想在高素質的同事中脫穎而出，成為明星。「我們花好多小時工作，做出這些瘋狂的幻燈片。」一位人士說：「這種態度是：我要用一百張幻燈片征服這個客戶。但其實那個客戶用不到那麼多！」另一個資淺顧問懊惱地敘述，她每個週末的時間都花在這類任務上。「我真的非常非常努力工作，」她告訴我們：「犧牲家庭事務，犧牲我的健康，最後當我回顧這一切時卻會想，『嗯，我們真的必須這樣做嗎？也許不必。』」

“公司若要解決性別問題，就必須解決員工長時間工作的問題；並且要從停止過度銷售和超值服務著手。”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www.hbrtaiwan.com/article_content_AR00094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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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平權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今年初我看到紐西蘭女總理宣布全國9-18歲女學的生理用品由政府負擔的新聞，非常震撼！我第一個念頭就是，如果台灣可以做到有多好，如果台北可以做到，台北市將是第一個跨出性別平權的亞洲城市！

我想了很久，跟同仁討論很多，決定直接向 ＃柯文哲 市長報告我的想法！市長聽完二話不說就當場同意，身為醫生，他很理解男女先天生理上不同的差異，女性一出生就註定比男性多花一筆生理用品的費用，這當然是上天給女性的禮物，但也是一筆先天不平等的負擔。

我常笑說我只是一個上女廁的男人，除了上的廁所以外，其他跟男生沒甚麼兩樣，其實還有一個不一樣，就是每個月都有的生理期！

我發育比較慢，大概到國三才有初經，因為我個人體質，每次都會痛一到兩天幾乎無法正常生活，吃止痛藥成了家常便飯！我15歲就一個人到台北念書，所以也沒有媽媽照顧進補，生理痛成了我的噩夢！

那個保守的年代，生理期成了禁忌的話題，在成長過程中這是一件很難啟齒的事，生理痛、借衛生棉都得偷偷摸摸，小心翼翼地怕被人發現，有時還要忍受別人的譏諷，一言不合就會被說：「你今天很奇怪，一定是大姨媽來了」，種種性別上的歧視或誤解，造成了年輕小女生心靈上的創傷，很多社會上的潛規則，讓女性除了面對生理的疼痛以外，還有心理上的壓力。

推行性別平權與校園性別教育，是比提供國中女生免費生理用品更重要的意義，藉由這個專案，我們希望從國中起就讓孩子接受月經是非常自然正常的事情，同學之間可以互相體諒，互相包容，可以大方地請生理假，可以大聲跟朋友借衛生棉而不再害羞，希望月經這件事，一點也不特別，去除月經的污名化，就從教育開始。

今年九月，我們先請廠商贊助試辦計畫，明年二月下學期開始，我們編列明年度的預算，將提供全台北市國中女生免費生理用品，並爭取議會的支持！

性別平權，就從台北市做起，相信我們也可以改變台灣！

＃國中先試辦之後再推廣
＃謝謝市長全力支持
＃性別平權不只是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