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AI時代的一些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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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物理學家，理察·菲利普斯·費曼 Richard Phillips Feynman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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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學要繼續進步，我們必然需要的是執行實驗的能力，以及誠實的報告結果（任何數據都不能摻雜有某人說想要結果如何如何），以及最後也是很重要的——解釋數據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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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科學存在的必要條件，是能夠擁有不會替大自然預設立場的心靈，而不是像某些哲學家的那一種心態 ，例如: 『同樣的條件永遠產生同樣的結果』。...實際上並非如此，很多時候，儘管同樣的狀況不會永遠產生同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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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人可以有偏見，但不能是絕對的偏見，因為如果你的偏見是錯誤的，那些永遠不停累積的實驗數據，會永遠不停的煩著你，直到你無法忽略它們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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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跟我學生說，我不對我沒有做足研究或沒有足夠實戰經驗的議題進行評論 (起碼不會公開評論😁)，遇到不熟悉或與過去經驗/假說不相符的事物，不是急著批判，而是試者去探討這些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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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深度學習從大數據中，可以找到的線索與特徵，可能早就遠遠超越過去所有由真人所蒐集到的資料，也可能不斷地在推翻我們過去一直信以為真或眼見為憑的人事物。我們要不斷從證據中找答案，不是找證據來支持我們既有的想法。我們才能讓AI擴展人類的能力，而不是限於AI 與人類比較或競爭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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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天才在碩士在職專班跟HR同學分享，在自媒體的年代，人人都有機成為能說上一口好球的球評 (縱使他們不會打球)，但社會缺的是能夠下場打球的球員。我們是以Maker為核心的系所，我們訓練球員，不是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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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vm.com.tw/article/79103

及早培養學術倫理 重建誠信社會

李振清／大學教授（台北市）

國民黨高雄市長補選參選人李眉蓁的碩士論文傳抄襲，也引發社會各界對碩士在職專班的質疑。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近十年來，國內不斷發生學術界最大忌諱之抄襲、剽竊、造假等「學術犯罪」，以及不當掛名等歪風，持續重創台灣的學術教育界、學者聲望和誠信，與整體社會之形象。世界各先進國家也常傳出學術研究弊端與論文造假之事件，但其頻率與嚴重程度，鮮少像台灣這麼驚悚。

早在四十年前，部分大學已開始規畫在大學部開設「學術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課程。其內涵除了培育學生歷練以邏輯、批判與科學的方法培養獨立研究技巧外，更重要的是建構學術倫理的重要規範與人文素養。學術研究方法課程特別詮釋抄襲、剽竊、造假與相對的資料引用、書目參考之明確分野。更重要的是，課程再三強調「學術倫理是學者的第二生命」。

然而，學術研究方法課程挑戰性甚高，師生身心負荷量超大，不容易教授。因此，絕大多數大學消極地將此核心課程延後到研究所才開設。這時為期已晚。如此一來，因缺乏及早妥善導引的學術倫理觀念之有效建構，以致違反學術倫理的抄襲、剽竊，以及後來延伸的資料造假個案，頻頻出現。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國內違反學術倫理的「學術犯罪」案層出不窮，甚至導致多起部會首長下台之窘境。有鑑於此，筆者多次在大學評鑑過程中，呼籲各大學在大二就開設學術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必修課程。可惜各校反應不積極。

近年來大學在職專班的興起，吸引眾多各級民代、在職人員或企業主管前往進修。這是好事。然而，對研究論文撰寫規範與學術倫理素養欠缺的在職專班碩士生，要求撰寫嚴謹的學術論文，確實有困難。

反觀國外，從小學開始便藉由小計畫之研究與撰寫，灌輸研究方法與學術倫理之基本觀念。如今，台灣將研究方法與學術論文寫作訓練，延後至研究所階段開設，已為時太晚。

筆者於一九八○年返國後，在師大英語系開設「語言學／英語教學研究方法」課程時，再三嚴肅地告誡學生，絕對不可抄襲、剽竊。論文必須配合研究主題與研究架構，盡量引用、分析參考資料、註明資料出處，並提出完整參考書目。教授此課程所耗費時間於批改大量作業與論文初稿，確實很辛苦，可是看到學生們日後的研究素養與學術成就，自然感到欣慰。

隨著網路科技發達與各類資訊傳播，學術犯罪更易觸犯，但各國開發的電腦數據查詢、比對軟體也愈來愈普及，有心或無意的違反學術研究之行為，均將無所遁形。教育部宜及早將學術倫理培養，列為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暨倫理素養課程中，逐步在國際教育推廣中，建構具有競爭力的誠信社會。

#名人堂

抄襲與造假

薛承泰

高雄市長補選國民黨候選人李眉蓁（前排右三）的中山大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涉抄襲，衝擊選情，李眉蓁含淚宣布放棄學位。本報系資料照／記者王慧瑛攝影

最近一些政治人物緊張了，特別是擔任民代或公職時，到大學修專班而獲取博碩士者，擔心其論文被找到有抄襲之處，電腦大數據比對軟體越趨成熟，被爆料只是早晚。其實，除抄襲外，找人捉刀寫論文，或是偶而來上課就拿到學位，這兩件事比抄襲還可惡，是不容易被發現的「造假」！

其實，政治人物進修拿學位值得鼓勵，何以搞得人人自危？關鍵就在大學自治與自制出了問題，才會讓一些特殊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滲入權力，並巧妙建立了裙帶關係。記得過去，台大社科院有個默契，推薦書不宜來自政治人物，就為了避免審查的窘境；一旦有立委、部長、院長推薦某人入學或爭取職務，該怎麼辦？大學自治努力了卅年，很遺憾，到頭來仍無法自制。

在威權時代，大學人事無法自主，至於上課內容，至少在一九七○年代已少有黨國干涉了。當時社會系教授可以講授馬克思主義，也能在圖書館找到相關資料。問題是，中文相關書籍極少，必須仰賴國外進口書，而一般人採購不易且價格昂貴，買一本書可能用掉五分之一的薪水，不要說學生，連老師都買不起。於是只能靠一些勇士去翻印，有了便宜的翻印外文書，不論是否看得懂，許多學生求書若渴，蔚為風潮。

很巧，那個年代在西方社會科學界，正是新馬克斯主義當道。於是台灣師生透過翻印書開始接觸這些知識，無形中帶動了知識界批判與解構的風氣。在解嚴前，此氛圍已悄悄在校園瀰漫，到了一九九○年代，教授治校與校園自主甚囂塵上。為了下一代受教權，大學擴張更具正當性，大量留學歸國學人進入大學校園，且因人文社會科學成本較低，增設尤多，相關科系與學生也快速成長。西方思維在這些條件下快速傳散，自由、平等之說遍地開花，台灣社會也就成為最好的檢驗場域。

「批判威權，解構權力」抄襲自西方並成為學界的命定，依附在此理念上的社會改造與學生運動逐漸茁壯，年輕學子把社會運動當作盛舉，如今這批人已步入中年，甚至老年，不少成為民代或服務於黨國；換言之，角色互換了，他們從批判者變成了當權者。

這時，有人嘗試「批判威權，解構權力」，這些當權者跳出來說「當年我在對抗威權時，你人在哪裡？」訴諸過去「豐功偉業」來封住批判者的嘴，這不就是威權嗎？而這種心態，不就是以消費當年的「理念」來保有當下的「名位」嗎？當年的老國代，有人為了剿匪抗戰流離失所數十載，乃至於家破人亡，晚年還得枕戈待旦。他們不也曾說「當年我在剿匪抗戰時，你人在哪裡？」

談到這裡，筆者發現，在求學階段，有人抄襲他人文章；在國家發展階段，有人抄襲西方思維、有人抄襲世代威權。此外，一些過去的改革者，如今卻恣意地將他人標註為反改革，則是造假的新威權！

看到這些年的變化，台灣的生命力似乎只剩下股市了（也可能造假），當學位被工具化，追求知識變成一個笑話；抄襲是露出水面的冰塊，造假才是尚未浮出的致命冰山。（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