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時期的「非常手段」是否有侵害民眾權利之虞?》
編輯|曾子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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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爭議的「萬華高風險族群」健保卡註記
據媒體報導指出,5月13日,為避免萬華茶藝室感染鏈持續擴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要求電信業者配合,針對4月20日至5月15日期間有萬華足跡史的民眾,發送60萬封類細胞簡訊(SMS...
《防疫時期的「非常手段」是否有侵害民眾權利之虞?》
編輯|曾子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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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爭議的「萬華高風險族群」健保卡註記
據媒體報導指出,5月13日,為避免萬華茶藝室感染鏈持續擴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要求電信業者配合,針對4月20日至5月15日期間有萬華足跡史的民眾,發送60萬封類細胞簡訊(SMS),並透過數據分析比對,找到可能染疫的高風險族群,在健保卡上增加註記,消息一出即引起軒然大波。
時代力量邱顯智立委也在27日提出質疑,表示決定該項高強度措施的「萬華地區高風險族群註記專案會議」中,除了不見台北地方政府官員,亦沒有專責法制機構人員出席,恐怕有違法違憲的疑慮,更擔憂「我們是不是已經跨過那條民主法治的紅線了」。
面對這些討論,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於27、28兩日澄清,針對萬華高風險族群的註記將比照過去針對國外回來者的旅遊史註記,目的是為了找出潛在風險,也讓醫療院所可以更準確地掌握可能狀況,即時安排轉診與轉檢,純屬防疫考量,且到期(5月29日)將依法刪除註記,希望民眾不要誤解。
❙ 因應防疫需求而生的「帝王條款」
當我們談論政府的防疫措施時,除了方便性與實際效用外,也不妨可以試著思考,當國家為求特定重大公益目的而大規模蒐集人民個資,是否應具有明確的法理依據和退場機制?未授權或未事前告知的資料蒐集又是否構成另一種權利侵害?
2020年初,為及時控制COVID-19疫情,立法院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為防疫期間所可能面臨之情況處理提供法源依據,其中,本條例第7條寫道: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乃為避免未規範狀況出現之概括條款。然而,什麼樣的處置及措施才是「必要的」?綜觀條例全文仍未見其標準及定義,更沒有對於例外情形的說明,這條法律在明確性上的重大瑕疵,在立法前便不斷受到討論,一年下來,也成為許多爭議中的癥結點。
而針對個人資料的蒐集與處置,此條例第8條則規定,得依指揮官指示對「違反或有違反隔離或檢疫命令之虞者」實施「錄影、攝影、公布其個人資料或為其他必要之防治控制措施或處置」,同樣模糊未定,故容易使民眾無所適從,在疫情升溫的情況下,加強力度的管制與手段同樣因沒有衡量標準,令權利受限或個資在不知情狀況下被蒐集的民眾感到恐慌。
❙ 資訊隱私權的討論與反思
論及權利限制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我們亦可回溯民國94年的〈釋憲603號解釋〉,戶籍法第8條曾規定,未按捺指紋供政府機關錄存者,請領國民身分證將不予發給。此規定被認為侵犯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時任85位立法委員對此聲請釋憲,大法官並於該年度9月28日宣告該規定違憲,即刻失效。
解釋文指出:「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訊,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制,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同時戶籍法中並未述明蒐集指紋的目的為何,即便為促進全體公共利益之考量而設此規定,仍不免有手段過當之嫌。
據此前例,編輯認為,指揮中心應將現行政策公開透明化,並詳細說明個人資料防護的機制、足跡資料的來源和保留時限,又或有無成立個資保護專責機構之必要,以稽核電信業者是否明確落實資安保護相關措施,這些都是非常時期下仍不可馬虎的重要保障,政府須謹守防疫需求與人民基本權利的中線,才能在抗疫有成之餘,符合民主精神與依法施政的治理原則。
資安專責人員定義 在 壯闊台灣 吳怡農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今天收到不少朋友對於昨晚發文的反饋和意見。謝謝大家,請繼續跟我們分享!
針對上一篇文中提出的結構性問題,我們在這裡補充一下:
政府資訊體系龐大,有太多的問題,也有很多的作業方式需要改善,體制內的相關公務員都清楚。這些的確需要面對,但從政策擬定的角度,我們看到幾個核心的制度問題,必須優先處理,專業人員才可能確實解決執行面與技術面的問題。
💾 缺乏專責單位
我們過去跟國外專家與官員交流、檢討政府資訊安全問題、討論解決方案的時候,碰到的第一個挑戰,就是回答「這是誰的工作」(Whose job is it? Who is the "mission owner" responsible for protecting your network and information?)。誰負責規劃系統、平時監控存取紀錄與異常行為、要求使用者遵守安全規定(並有權力懲處,如暫停個人的系統權限),甚至依照遭受攻擊的模式而調整系統架構?這個專責單位需要被授權,為機關的系統與資訊安全負責。
任何曾在具相當規模企業工作的人,對「安全官」(security officer) 的角色都不陌生。政府是我們國家最大、最重要的企業,但目前沒有人在第一線「主責」機關內的安全事務。
保護政府資訊所存在的問題,涉及太多單位──國發會主管 GSN(政府網際服務網)骨幹;行政院資安處負責資安的政策制定、工作執行與產業發展;國安局負責情報蒐集,掌握境外勢力對政府的攻擊(但不負責防護);調查局最近成立資安工作站;然而實際上坐在政府機關內部的廉政署政風人員,名義上負責「機密維護」,實際上著重在肅貪──結果是權責不明。有專責,才有負責,也才可能究責。
💾 缺乏資源
政府有1,300多個中央行政機關與事業機構(不含學校);所屬公務員近17萬人(若納入國軍,總人數就加倍)。若在每個單位設置資安人員,不但不切實際,也無法確實因應政府所承受的系統性攻擊;因為攻擊模式只會不斷調整,並且找最弱的一環來切入。
合理的政策方向,應該是由中央單位管理、以軟體設計取勝的資訊系統(centralized and software-based solutions);少一點預算在硬體採購、多花一點心思在系統設計,這必然是雲端的架構。最核心的安全工作不能外包,需要培養體制內的專業人才(需要預算和員額),因為沒有委外廠商會比自己人還在乎內部安全。
💾 缺乏公務的認知
如果有專責單位負責機關的資訊安全、有更符合需求的資訊系統,我們接著必須要求公務只能透過公務裝置(無論電腦或手機)處理。如此,才可能監控任何系統上的異常,並保留紀錄。這表示使用習慣的改變:公務必須透過官方電郵、不可以用 Line 或個人電腦;機敏工作不能遠距處理;有些網站不能連公務系統。這些看似革命性的規範,其實在國際企業工作的台灣人都天天遵守,相信我們的政府也可以做到。
若要求官員更謹慎管理政府的機敏資料、用公務電腦與手機執行「公務」,那麼政府檔案的定義就必須擴大。目前,依照《檔案法》,有「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的資料(換句話說,有掛文號的公文)才屬於公務檔案。
關鍵是:政府資訊只會持續地數位化;既有的漏洞、特別是體制上的缺陷,若不改善,也會持續被利用。這一次,因為外洩的資料有其政治渲染力,社會大眾才看到問題。政府系統在平時頻繁地遭受入侵,早就在發生。
政府所面對的挑戰,許多國家與跨國企業都親身經歷,以此借鏡,能避免走冤枉路。我們平日與國內外產業界接觸交流,深知很多專業人才樂意分享經驗。政府資訊是全民資產。我們必須善用這次教訓,勇敢面對、檢討並改善政府的資安機制。
🍎🍎🍎
感謝蘋果新聞網《蘋果日報論壇》刊登以上評論(明早紙本見刊):
https://tinyurl.com/ybvlz6ub
資安專責人員定義 在 阿扁們俱樂部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自由時報社論〉
正視台灣被高度滲透的問題
前不久,又有一起共諜案被破獲,國防部電訊發展室退役邊姓中校因涉嫌違反國家安全法、國家情報工作法遭到逮捕,執政黨立委警覺到了情況的嚴重性,本週在國會質詢了國防部長;很可惜,由於專業關照面不足,立委問非所問,官員答未該答,浪費了一個好問題。
當天立委出示數據顯示,從二○一一年到二○一五年,現役或退役軍人涉共諜案共三十八案,嫌疑人數達七十六人,真正起訴僅四十人;嫌疑人仍可到處「趴趴走」,固然必須關注,但識者認為,這只是森林中的一樹,維護國家安全的反滲透工作,長期以來功能弱化,才是新政府必須劍及履及掌握的全貌。
現代的情報工作,不論是平時與戰時,與台灣敵對與友好的國家全都在做,戰時在贏得勝利,平時在預防戰爭,同時藉由蒐集商業、科技情報獲取國家利益。前國安局長就曾經在立法院報告:台灣的IC設計、電子科技兩大產業被中國滲透嚴重,說明凡此全都是國家安全的範疇。
既言滲透,就要反滲透,簡單的定義就是防範敵外國家對於台灣的滲透竊密。在政府的既有體制中,主要包括三大領域,分別是國軍、政府,以及社會安全。在軍中的部分,由於有正式的專人負責保防工作,近年來不管是退職者接觸在職人員、或現任者直接洩漏情報,一經察覺,比較能夠迅速呈報反應,這與近年破獲的案件多為刺探軍機者不無關係,因此從另一角度比較,這塊或許還算不是最壞的。
值得嚴肅探究的是,這麼多年來,行政體系沒有一個共諜案件被發現,是中國對台灣政府機密沒興趣?還是我們國家公務員的保防固若金湯、百毒不侵?事實上,內行的都知道,文職人員的養成與訓練,相對警覺較低,理應更容易被吸收,但竟無一宗案件被破獲,恐怕必須檢討:原本在行政機關負責政治偵防的「人二室」,因早期戕害人權的紀錄太壞,在陳水扁政府任內被廢除,改為政風單位,然政風多偏重查處貪瀆不法,反滲透的專業不足或不重視,導致保防功能形同虛設的現狀。
至於在社會安全方面,按照法定職掌,調查局應發揮最大的能量,也就是國內安全調查、保護機密安全,以及防制敵諜滲透等幾個面向,例如經由各種合法及非法管道來台,進行發展組織、蒐情、竊密、破壞經濟秩序及擾亂社會治安等不法活動,就是調查局要嚴防的重點。馬英九政府八年疾行傾中政策,中國情報人員在台灣像在走灶腳,調查局的形象主要在犯罪調查;然而蔡英文政府上台五個月,外界從新任調查局長的談話中,尚看不出有重新重視反滲透工作的跡象,然中國人士密集到台灣調研、蹲點,則是依舊猖獗。
此外,在手段上,網路所帶來的資安問題尤其日新月異。美國繼政府機構、民營企業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相繼被駭,前不久第一夫人護照掃描檔又被公布,引起網路安全出現漏洞的疑慮,台灣被攻擊的情況更不在話下,而我們的主政者是否就此具備充分認知與危機意識,卻仍有待觀察。例如,陳水扁時代決定將資安工作交辦行政院而非國安情報單位負責,馬英九時代剩下表面文章,現在蔡英文政府設了資安處,也準備通過資通安全相關法律,但是政府資安規範應從上而下,核心業務專人專責的治理原則,卻一再受到「外包」等行政惰性的挑戰,不也是新生的盲點?
戒嚴時期的「匪諜就在你身邊」,到了民主時代更加進化,有關竊密的方法,何止是人員被收買而已;間諜跑到你身邊的型態,更是超越形體,無孔不入。對於台灣被高度滲入的問題,新政府比前政府有感,但是還有待拿出具體辦法,供國人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