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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偶爾說想泡澡玩水池，但抱歉家裡沒浴缸🤦‍♀️
媽媽買了水性蠟筆卻老擔心孩子把浴室磁磚縫塗到變色去不掉
以上，諸多讓媽媽感到很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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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長，值得我的朋友們耐心看完：

我看到好姊妹傳的這則人性大愛与感恩慈悲的故事……

我無法查證，但是，也不需要查證，就是值得傳頌的生命謳歌！

一切的不滿和怨恨都「什麼也不是」！

因為一次意外的走失，3歲女孩肖佳慧被人口販子拐走，由南昌教師家庭的嬌嬌女變成湖南衡南農村一對貧困農民的養女。直到17歲，她才終於回到親生父母身邊。

她用了6年時間，試圖把養父和從前的苦難從記憶中抹去，卻驚聞養父已身患惡性皮膚癌，生命危在旦夕。在養父的生命絕地，她毅然放棄在美國伯克利大學唾手可得的博士學位，出征日本，去挑戰一個幾乎無法攻克的醫學難題。

最終，一種將高分子材料應用於抗癌藥物的科研項目取得重大突破，引起了學界轟動，被日本著名醫學專家稱為“最耀眼的醫學奇跡”，這種抗癌方法的最大受益者是皮膚癌患者，而論文的撰寫者肖佳慧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以下是肖佳慧的自述——

01

2010年3月14日那天，是我人生的拐點。在衡南縣一中讀高三的我正在上課，老師突然走過說：“肖佳慧，你爸來了。”我極不情願地走出教室，沒好氣地問：“你來幹嘛？”他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慧慧，你爸媽來找你了。”

我一愣，顧不上跟老師請假，便激動地向大門飛奔而去，過去的一幕幕在腦海中重播……

來學校找我的人其實是我的養父，他叫肖建新。從我能記事起，我就與養父肖建新和養母肖麗平一起，生活在湖南衡陽三塘鎮文村。

這是個非常貧窮的小村，整個村子只有十幾戶人家，靠種紅薯和花生為生。

5歲那年的一天，水塘對面的蔣家奶奶神色緊張地趕過來，跟正在刨花生的養父耳語了幾句。養父聽後，連忙扔下鋤頭，將坐在地上玩耍的我夾在腰邊帶回了家。

當晚，便和養母急忙收拾了幾件衣服出門了。我稀裏糊塗跟著養父母到了東莞，整整5年，養父母連春節都沒有回去過。因為年幼，我對全家這次奇怪的遷徙並不在意。但讓我感到不解的是，只要有同鄉從老家過來，養父母就會緊張地拉著人家打聽什麼。

我小學四年級時，養母不幸遭遇車禍喪生。她去世後，養父一個人實在無法又上班又照顧我，只好重新帶著我回到了文村。

沒有養母操持家務的日子，養父既當爹又當媽，他每天忙完地裏的農活，又匆匆趕回家給我做飯。

晚上，我趴在家裏最亮堂的桌邊做作業，養父在旁邊就著昏暗的燈光幫我補衣服、縫襪子。他用粗大的手指捏著鋼針，笨手笨腳，不是把袖子連到前襟上，就是把扣子縫到了衣服裏邊，手指還經常被針紮出了血。

看到養父為我忙裏忙外，我過意不去，要學著做家務。養父卻毫不猶豫地阻止了我：“你只管好好讀你的書，這些活兒爸幹得了。”養父最驕傲的是我一直名列前茅的學習成績，每當我考了100分，他總是笑得無比舒心，臉上的皺褶也舒展開來。

看上去蒼老的養父其實才40多歲，正值壯年，不少人勸他再找個女人一起過日子，但養父一概回絕了。

有一天，鄰居李叔叔來找養父喝酒，我在隔壁小房間做作業。兩人大概喝多了，聲音也大了起來。

李叔叔給養父介紹鄰村一個帶著孩子的寡婦，養父不同意。

他說：“多兩個人得多添兩張嘴，我哪里養得活？”李叔叔說：“可你需要個女人呀！不行讓慧慧別讀書了，女孩家讀那麼多書幹什麼？”養父的語氣陡然加重了：“那怎麼行？慧慧這孩子聰明，是個讀書的料，不能耽誤在我手上。”

李叔叔帶著醉意說：“我知道，你是覺得對不起慧慧她親爸親媽，早知道當年他們來的時候，你就把孩子還給他們，這樣你和麗平也不會跑出去打工，麗平也不至於死在外面……”

李叔叔的話讓我的腦袋轟地一聲，兒時片斷駁雜的記憶、村民們平時對我的竊竊私語、還有那次奇怪的舉家遷徙頓時在我腦海中連綴起來……

我連哭帶喊的追問把養父的酒嚇醒了，他不得不告訴我：8年前，一直沒有生育和他和養母從外地一個人販子手中，以2000元的價格把我買了下來。我5歲那年，我的親生父母不知通過什麼管道，竟然找到了文村，蔣家奶奶發現後，趕緊報告了養父。於是，他和養母帶著我連夜逃到了東莞……

這一切讓11歲的我無法承受。我哭著沖出門，把養父的呼喚拋在身後。

兩天后，養父從一個樹洞裏找到了又冷又餓的我。他的臉上寫滿自責，不知是責備自己當年所做的一切，還是責備自己不該告訴我這個秘密。

02

我與養父之間從此豎起了一道高牆。一想到他付出了區區2000元錢，便把我從親生父母身邊奪走，讓我和他們都飽嘗親情流離之苦，我就恨得咬牙切齒。

更可恨的是，在我有機會重新回到親生父母身邊時，他竟自私地把我藏了起來！我在日記中盡情渲泄著自己的情緒，養父在我筆下成了一個殘暴、無知、可怕的暴君……

我無數次在夢中想像親生父母的樣子，並開始有意向村裏人探聽我的身世。或許因為事情已過去多年，村裏人不再顧忌，他們說我的父母帶有江西口音，看上去像是知識份子。想到自己或許再也見不到他們，我心裏便湧起深深的悲哀。

因為內心承受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我變得沉默寡言，還總是無緣無故地朝養父發脾氣。

明知家裏的經濟捉襟見肘，可我卻故意嚷著一會要吃燒雞，一會要喝可樂。為了博得我的高興，養父總是會從兜裏摸出幾張皺巴巴的鈔票，無條件地滿足我的無理要求。

我再也沒有叫養父一聲“爸爸”，把所有的苦悶和怨恨都發洩到了書本上。小學畢業後，我考上了鎮上的初中，聽說可以在校住讀，我暗自高興。

但正因為如此，我的學費和生活費也水漲船高，養父靠種地的收入明顯不夠。為了讓我能讀上書，養父去了鄰村一個瀝青加工廠熬制瀝青。這個活兒又髒又累，危險性也大，一般沒人願意幹，但養父願意。

可是，每次他渾身帶著刺鼻的瀝青氣味回家時，我總是嫌惡地躲開。

我每次週末回家，都是養父最高興的時刻。他興奮地跑前跑後，把我最愛吃的涼粉、炒豌豆一樣樣端出來，小心翼翼地守著我吃完，臉上浮起欣慰的笑容。可我對他這種近乎謙卑的殷勤卻並不領情。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家，正看到養父拿著我那份得滿分的試卷，得意地給鄰居李叔叔看。我急了，一把搶過來，沒好氣地說：“以後別亂翻我書包！”養父像做錯了事的小孩子，臉一下子紅了。

12歲那年，鄰居李叔叔的妻子來到我家，給我帶來了女孩子的衛生用品，還給我講了一些生理常識。當得知是養父讓她來的時，我覺得又羞又惱，為此又好幾天不與他說話。

2007年，我以全鎮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衡陽市最好的高中——衡南縣一中。其實，很多人都勸養父別再讓我讀書了。他們的言下之意很明白：一個拐來的女兒，能嫁人生子，幫著養老送終就行了，何必賠上老本？甚至有人對養父說：“你就不怕她翅膀硬了，飛跑了？”可養父什麼也沒說，不聲不響地賣掉了家裏的一頭豬，還又找了一份分揀醫療垃圾的辛苦活兒……

養父不知道，我學習如此努力，就是為了能考上外地的大學，徹底離開他。

讓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我高中即將畢業時，我的親生父母來了！

從學校到家，3個小時的路程在這天卻顯得那麼漫長。我沖進家門，一對穿著打扮都很體面的中年男女立刻站了起來。我一眼就看出，自己飽滿的額頭和白晰的皮膚與那個中年女子如出一轍。

她走過來，輕輕拉起我的衣領，看到我頸後的一塊橢圓形胎記，便緊緊抱住我：“孩子，你真的是欣欣，媽媽好想你啊……”我感到了久違的溫暖和踏實，在她的懷裏淚雨滂沱。

父親從黑色皮包裏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進養父手中說：“謝謝你這麼多年對欣欣的養育，我們想今天就帶她走，她的戶口和轉學手續我們會替她辦的。”養父把信封重新塞回父親手中，囁嚅著說：“我啥也不要，就想要你們給我留個地址。”父親猶豫了一會兒，便寫給了他。

養父轉過頭來對我說：“閨女，你在這個家受委屈了……

回去後要聽爸爸媽媽的話。”我沒有理他，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這個家。

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個教師社區，父親是中學教師，母親是一名護士，我還有一個比我小7歲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復了我原來的名字：施雨欣。

從與父母的交流中，關於我的片斷漸漸被拼湊得完整：3歲那年，母親帶著我出門買菜，一眨眼我就不見了。母親急得發瘋，只好報了案。

兩年後，在南昌市公安局一次集中打拐行動中，一個人販子落網，從他的供述中，民警瞭解到我可能被賣到了湖南衡陽，並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們不辭辛苦地在衡陽的每一個縣市尋找，終於聽說文村有人收養了一個與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當他們趕到文村時，就被蔣家奶奶發覺了，她認為養父出了錢，孩子就該歸他，於是便通風報信，養父和養母帶著我落荒而逃。

雖然沒能找到我，但父親卻把自己的聯繫方式塞進了養父的老屋裏，從此後就再也沒有換過電話。從東莞回到文村後，養父發現了父親留下的字條和電話，便把它們藏了起來。

2010年3月的一天，父親居然接到了養父打來的電話，於是，我們一家終於得以團圓。

得知是養父主動給父親打了電話，我感到有些意外。我想，或許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識到自己再也無法留住我了？或許他希望親生父母能給我一個更好的未來？我無暇揣測養父真實的意圖，只顧貪婪地享受著錯失了15年的親情。

母親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紅色的睡裙，還擁有了安靜整潔的小臥室。

我把從養父那裏穿來的寒磣衣服統統扔進了垃圾箱，同時把對文村，對養父的記憶努力刪除。

我回家沒多久，就收到來自衡陽的一個包裹，裏面是曬乾的枇杷核。我從小患有支氣管炎，一到換季就咳嗽，養父帶我找過很多醫生都沒有治好。

後來一個老中醫用野生枇杷核曬乾後煮水給我喝，非常有效，於是每年養父都會到處尋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進了垃圾箱，因為我已經有了母親從醫院開回來的進口止咳藥，不再需要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親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學插班讀高三，我優異的成績讓他們大跌眼鏡。得知文村的女孩從沒有一個能初中畢業時，母親感慨地對父親說：“欣欣在這一點上還很幸運的，她的養父沒耽誤她。”父親摸著我的頭，若有所思地說：“難怪他反復叮囑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學校讀書。”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績順利考入四川大學高分子材料專業。2014年，我從川大畢業，並申請到了美國伯克利大學相同專業的全額獎學金。

當飛機沖上藍天時，我知道，自己嶄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開……

我很快適應了伯克利大學的生活。在圖書館查資料、在實驗室寫報告、週末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同學乘“灰狗”長途汽車四處旅行，日子緊張而充實。

2015年4月，我還收穫了自己的初戀，男友是與我同一個課題組的英國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與史蒂芬同時拿到了伯克利大學的碩士畢業證書，我們的愛情也瓜熟蒂落。參加完畢業典禮，我帶著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帶回個“洋女婿”，而且倆人都是名校碩士，四鄰八舍都湧往我家，在一片祝賀和豔羨聲中，我有種揚眉吐氣、脫胎換骨之感，父親和母親熱情地招待著來客，眉眼之間洋溢著驕傲和舒心。

就在這種無比歡快的氣氛中，我聽到了關於養父的噩耗。

04

養父的噩耗來自我的老同學肖遠平，他是文村唯一與我一同讀到高中的同學，現在南昌工作。

聽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們在海外的見聞以及工作和學習情況後，肖遠平突然說起：“你父親……呃，你養父聽說病得不輕，好像是皮膚癌。”肖遠平的話在我心上落下一記重錘。

養父，這是一個被我抗拒和禁錮了多少年的詞。

我頓時想起，在瀝青廠打工的養父身上那刺鼻的氣味，分揀醫療垃圾的他，手指經常被刺破，紅腫潰爛，很久都不能癒合。

他患上皮膚癌，很難說與這些沒有關係。肖遠平說，自從我走後，養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愛做的事，就是把家裏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揀出來，最甜的紅薯乾一片片挑出來，或是四處尋找野生枇杷。

現在的野生枇杷越來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時，他失足從山崖上墜落，摔壞了腰椎，本來就彎的腰現在更彎了……

一種深深的負罪感湧上心頭：養父掙來的血汗錢幾乎都用於給我上學、買書，可我對他卻沒有一天好臉色；他拼了命給我摘來的枇杷核，卻被我扔進了垃圾桶……我心裏難過極了，突然覺得自己很可恥。

那天我像發了瘋一樣，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遠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著了，晚上做了很多夢，在文村與養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電影一般進入我的夢境。原來我刻意封存這些記憶，一刻也不曾離開我的腦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終於從夢中醒來。眼光觸及之處，竟是臥室櫃頂上，父親給我碼放得整整齊齊的包裹。我不在家這些年，養父仍然堅持不懈給我寄東西，每個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跡。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著他精心挑選的花生和紅薯乾，而且按時喝枇杷水。想像著養父寄出這些包裹時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發抖了！

如果他知道，這些凝聚著他血汗的珍貴禮物，這麼多年來一直在我的櫃頂發芽、長黴，他該有多麼傷心！

我這才發現，這麼多年，我竟然誤讀和忽略了養父多少真切樸實的愛：縱然他從人販子手裏買下我的行為是違法的，縱然他帶著我逃離我父母的追尋是自私的，但這麼多年來他給我的父愛卑微深沉，絲毫不比我的親生父親遜色！

面對拿自己的一切來愛我的養父，我對他的怨恨是多麼無知而冷漠！想到這裏，我放聲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養父患病的事告訴了父母，並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驚，連忙答應了我的請求。

我與史蒂芬一起踏上了開往衡陽的火車。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經歷講給史蒂芬聽，他握著我的手感動地說：“我美麗的中國姑娘，沒想到你有這樣曲折的經歷，我很佩服你的養父，讓我們一起為他做點什麼吧！”我點點頭，心已經飛往久違的文村……

6年過去，養父的土坯房更加破敗了。養父坐在門前矮凳上打盹，他飽經風霜的臉上刻滿皺紋，精神萎靡不振。當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睜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沒有做夢吧？”我向他介紹了史蒂芬，養父手忙腳亂地給他拿凳子、倒茶，然後拉著我的雙臂，上上下下地打量著，好像生怕他一鬆手，我就會再次消失。

我發現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塊，邊緣已經紅腫潰爛。我心痛極了，要捋起養父的袖子仔細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卻急忙把手縮進袖子裏，不安地說：“慧慧，嚇著你了吧？你放心，醫生說這不傳染的。”在我的面前，養父總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塵埃裏，可他的愛卻在塵埃裏開出花來，是那樣鮮豔、奪目。我鼻子一酸，緊緊抱住養父，哽咽著說：“爸，對不起！”

05

我當晚給父親打去電話，想將養父帶到江西治病。父親沉默良久，緩緩說：“孩子，我和你媽媽也曾經怨恨過你的養父，畢竟他讓我們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這些年，我們在你身上漸漸看到了很多讓我們驚訝的優秀特質，也意識到你能遇到這樣的養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們也看出你對養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諒他，但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們很高興，你終於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媽媽鄭重表示：支持你的決定！”父親的一番話讓我放下了全部顧慮，我第二天就帶著養父踏上了開往南昌的火車。

在南昌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復查結果更不樂觀——惡性黑色素瘤，已經發展到中晚期，局部擴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儘快手術。我不敢有半點怠慢，把自己在美國讀書時節省下來的獎學金和勤工儉學的5萬元積蓄全部取了出來。

7月13日，養父進行了手術，切除了病灶部位，但為了徹底清除體內癌細胞，養父還有漫長的化療過程。

進行了2期化療後，養父體內的癌細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體也變得更虛弱，一絲冷風都能使他再次發燒、昏迷。

醫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藥物都不能實現靶向治療，在殺死癌細胞的同時，也會殺死人體自身的健康細胞。對於復發程度非常高的惡性黑色素瘤，手術的預後並不理想。我失聲問道：“最長能有多長時間？”醫生遺憾地回答我：“五年。”

養父安靜地躺在病床上，看見我後，他努力地笑笑，啞著嗓子說：“閨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這麼漂亮的房間裏。”我強忍眼淚，握住養父乾枯的手，恨自己讀了這麼多年書，卻對他的病無能為力。

暑期就要結束，導師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此時高昂的醫藥費和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養父對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時間，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為難，我的父母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他們打算把養父接到家裏，負擔他的醫藥費，並照顧他的生活。

養父握著父親的手，慚愧、感激得說不出話來。父親卻誠摯地說：“我們還要謝謝你，幫我們培養了一個如此優秀的女兒。”多年來的隔閡終於冰釋，濃濃的親情包圍了每一個人。

回到美國後，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課餘不懈地尋找治療皮膚癌的方法。我瞭解到，三藩市大學醫學中心曾用自身病毒製成的疫苗進行皮下注射，效果並不明顯；而德國一家醫院採用干擾素治療，其副作用幾乎與放療化療相同。

2016年9月，我終於發現一條讓人振奮的消息：日本東京大學工學部sakai研究室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抗癌藥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種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藥，實現藥物全程監控和定向釋放。

一旦找到這種材料，就能很好解決藥物無法直達患處的難題，大大減少抗癌藥的副作用。研究報告特別指出：這種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膚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嗎？如果我能親自參與這項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養父嗎？這一想法讓我熱血沸騰。

但史蒂芬卻提醒我：sakai研究室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研究儀器，積聚著來自醫學、器械、材料、化學等各學科頂尖人才，他們能否接受我的申請，還很難說。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這個領域做出成績也非常難，拿到博士學位說不定要花費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說得沒錯，選擇去日本，就意味著放棄我在美國的學術坦途。而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我和史蒂芬的愛情也面臨考驗。兩條路擺在我面前，我必須作出選擇。

經過三天三夜痛苦的掙扎，我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因為我和史蒂芬還年輕，未來還有許多選擇，而對養父來說，這也許是我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後一博。

我找到導師，把自己面臨的困境講給他聽，並為不能繼續讀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沒想到，導師聽了我的話後，不但願意放我走，還破天荒地為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有了這封份量很重的推薦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請順利獲批。

收到邀請函的那一天，我興奮地給養父打了越洋電話，我知道他根本聽不懂我的專業術語，但他肯定聽懂了，這個曾經叛逆的女兒要救他。他哽咽地說：“閨女，謝謝你……爸有你，真是福氣。”

有了養父的病作為動力，我到sakai研究室報到後，就準備大幹一場。但困難卻來了：這個綜合研究團隊根本沒有導師指導，所謂研究，就是各個專業的精英自行組合，研究成果經過整合後定期公佈在網上，共同推動專案的推進。

整個項目的公共資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進的實驗設備，和一群專門做小白鼠手術的實驗員。作為新人，我根本不會使用這些儀器，也沒有固定合作的實驗員。

養父的時間不多，我只能靠自己。憑著一本日文辭典，我苦苦研究這堆陌生的儀器。好在我足夠努力，兩個月後，就掌握了設備使用方法。

於是，我開始嘗試尋找一些能發光的材料來包裹藥物,這樣藥物就能在進入體內後做到全程監控，定向釋放，減少對身體的副作用。這種設想其實早就有人實驗過，但每次小白鼠試驗做出來的資料總是不穩定。

我通過反復研究和論證，堅信發光體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術嫺熟的實驗員來配合我。為此，我找到了蘇珊，她是實驗室最棒的小白鼠手術專家，無數頂尖成果的白鼠實驗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聽要做發光體材料實驗，蘇珊就表示了反對。她說：“研究室的許多人都嘗試過這種材料，他們都沒有成功，我不願意浪費寶貴的實驗資源。我想你應該挑選一種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寫一篇不錯的學術論文。

”我告訴蘇珊，我來研究室，不是為了一紙博士文憑，更不是為了發表光彩照人的學術論文，而是為了萬里之外一個病床上的老人——我的養父。
聽我講了我與養父的故事後，蘇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動地說：“施，你是個好姑娘，我們開始吧！”

令我感動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這個時候也申請加入了sakai研究室，並成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無疑對我是極大的鼓勵和幫助。
2016年12月，尋找發光體材料的龐大實驗工程啟動了。我和史蒂芬先後試驗了一千多種材料，除了吃飯和睡覺，我們幾乎沒有離開過實驗室。

我不時給養父打個電話，告訴他我幹得不錯，他說他身體也好多了。母親私下告訴我，養父的身體情況其實並不好，只是為了怕給我增加壓力才強顏歡笑。

原來我和養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卻怎麼也笑不出來，陡然感到肩上的擔子更重了。

或許上天也在眷顧我多災多難的養父，2017年11月23日，一種能發光的高分子納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實驗成功了！

在顯微鏡下，我們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藥包裹成直徑僅有幾十納米的顆粒，注射到小白鼠體內。我們從儀器中清晰地看到，這種能發光的高分子微胞進入血液後，藥物運行到癌變部位時就從血管滲出，滯留在癌細胞附近，連續發揮藥力。

24小時後，癌細胞有了明顯減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細胞沒有明顯變化。為了保險起見，同樣的實驗又在不同的200組小白鼠個體上，進行多輪迴圈實驗，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這意味著：一種極具臨床意義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將產生！我與史蒂芬緊緊擁抱，淚流滿面，我知道：養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脫下無菌服，跑出去打電話。

當我的父母和養父聽到這個消息時，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養父泣不成聲，只會不斷地說：“閨女，謝謝你。”

2017年12月，我的學術論文發表在世界頂級學術期刊《CELL》雜誌上。這項研究成果在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而我也因此被破格提前授予東京大學醫學博士學位。

但我來不及考慮這項研究成果能為自己帶來多少榮譽和獎金，我只有一個念頭：儘快讓養父享受我的研究成果！

2018年1月，我負責的這個專案通過了sakai研究室的論證，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需要徵集皮膚癌志願者進行試驗，我當即替養父報了名。

2月12日，我把養父接到了日本。經過無數次放療、化療，養父的身體已經極度虛弱。當我與助手一起，把已經處理好的實驗用生物製劑緩緩推進養父的血管時，內心仍有一絲不安，生怕實驗出現什麼意外。

令人欣慰的是，意外沒有發生，抗癌藥物按照我們預期的效果，在養父身體中產生了良好的反應。通過72小時不間斷地監測，養父身體中癌細胞數量下降了20%，正常細胞對抗癌藥物的反應不明顯。

這就意味著：養父向完全康復邁出了至關重要的第一步，接下來再有幾個療程，將有希望完全清除體內的癌細胞！

養父安寧地睡在病床上，我靜靜地守在他身邊，一如當年我生病時，他夜以繼日地守望著我。望著他飽經滄桑的面容，我的淚水潸然而下。

或許，養父這一生都在用他自己來成就我：他的精心呵護培養，讓我這個“被拐來的女孩”獲得了上學讀書的機會；我對他的怨恨，成了奮發讀書的動力；而他的病痛，竟然激發了我挑戰世界性難題的勇氣，意外地登上了以往不敢企及的醫學高峰！

養父就是故鄉、巍巍大樹……

【尋找離奇失蹤的《亂世佳人》奧斯卡獎座】#葉郎電影徵信社

2010年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Precious 珍愛人生》的Mo'Nique頭戴著白色梔子花，穿著一身藍色禮服出席當天的頒獎典禮。羞愧的是我們多數人都需要Mo'Nique稍後的得獎感言，才會發現她當天的打扮是在紀念70年前第一個拿到奧斯卡獎的黑人——在《Gone with the Wind 亂世佳人》中飾演女傭的演員Hattie McDaniel：

「當年那位女士必須（因為飾演黑奴角色）同時忍受來自白人和黑人的質疑。面對質疑，她的說法是『演員是我的職業，所以任何人喊卡之後，我就不是戲裡頭的那個人了。』」Mo'Nique表示當年那些質疑McDaniel的人如果都能認識到她脫下戲服後真實的那一面，肯定都會乖乖閉嘴。

幸運的是Mo'Nique的得獎感言除了觸動觀眾記憶之外，也啟發了一名學者投入一年多的時間調查這位早被世人遺忘的演員身世，以及她那座在歷史動盪中人間蒸發的獎座背後的離奇故事。


▇ 印第安那瓊斯的奧斯卡尋寶記

歷史上總共有超過七十多個奧斯卡獎座曾經被竊，其中有六十多個小金人最後幸運物歸原主。比如Whoopi Goldberg的《Ghost 第六感生死戀》最佳女配角獎就在送回原廠保養的路上被粗心的UPS快遞員搞丟，稍後又在機場垃圾桶中被尋獲。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法櫃奇兵》導演Steven Spielberg則以扮演奧斯卡獎座界的印第安納瓊斯著稱。迄今為止他已風塵僕僕地在世界各地尋獲三座流落民間的小金人獎座，並全數買下回捐給美國影藝學院。

因為太常發生得獎者或其後代迫於生活困頓而把獎座拿去變現的案例，影藝學院自1951年開始要求此後的得獎者必須承諾以1美元的價格優先回售給學院，除非影藝學院拒絕承購才能賣給不相干的第三人。

所以多數流入二級市場的奧斯卡獎座都是1951年之前獲獎的奧斯卡得主。1939年Vivien Leigh的《Gone with the Wind 亂世佳人》最佳女主角獎座在拍賣會中賣得50萬美元天價。但沒幾年後就被出手闊綽的Michael Jackson打破紀錄。他在蘇富比拍賣會上以令人咋舌的150萬美元價格標得同屬《亂世佳人》的另一個獎座——名製片David O. Selznick的最佳影片獎座。直到今日，這150萬美元的紀錄仍是小金人的最高身價。

神秘的是2009年Michael Jackson猝逝後，遺產管理人無論如何翻箱倒櫃都找不到這座小金人。一說可能是Michael藏得太好，一說也許是被某人非法侵佔，無論如何遺產管理人迄今都還在苦等這個價值不菲的獎座現身。

相比身價150萬的最佳影片獎座，《亂世佳人》的最佳女配角獎座卻是另外一個極端的故事：得獎者Hattie McDaniel過世之後，遺產管理人在財產拍賣過程中將獎座列為「無財產價值」的項目。然後獎座再也沒有出現在任何書面紀錄上，就像同樣被世人遺忘的獎座主人。

緊接著輪到另外一位奧斯卡獎座界的印第安那瓊斯，美國Howard大學法學院教授W. Burlette Carter正式登場。2011年Carter教授在拍賣網站ebay上找到了一個可疑的拍賣品項，懷疑它就是已經消失了幾十年的《亂世佳人》最佳女配角獎座......


▇ 「隔離但平等」的座位安排

W. Burlette Carter教授後來刊登在法學期刊上的這篇論文——《Finding the Oscar 尋找奧斯卡》，一開始的研究動機原本只是想瞭解當年好萊塢種族歧視狀況的法律學研究，最後卻演變成一場印第安那瓊斯式的好萊塢考古行動，抽絲剝繭拼湊出這個小金人獎座波折的流浪路徑。

故事要從1940年奧斯卡獎座被頒發出去的那一天開始追溯起：

「手裡握著這個獎座已經帶給我無比謙卑的感覺，我打算要永遠握著這個獎座，把它當成一盞指路明燈，提醒我自己未來還有無止盡的可能性。」Hattie McDaniel臨場放棄了製片David O. Selznick塞給她的小抄，改用她的友人、黑人作家Ruby Berkley Goodwin替她寫的動人講稿。

接著McDaniel一邊激動落淚一邊走回自己的座位。

「我認為她的眼淚除了來自塵埃落定的鬆一口氣和喜悅之情外，也有一部分是出自於心碎。」Carter教授說這位歷史上第一個獲得奧斯卡榮耀的黑人在頒獎典禮上受到了難以言喻的屈辱，因為她一開始甚至根本不被允許出席。

這一天距離南北戰爭已經有七十多年，但解放黑奴之後取而代之的「隔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 ）」的種族隔離法（Jim Crow laws ），仍讓黑白之間的種族緊張無所不在。1924年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白人觀眾只因為在銀幕上看到黑人新郎與白人新娘在婚禮上一同載歌載舞的片段，就氣憤到拿著刀子衝向前去把銀幕割成碎布。因此可以理解才幾年後要讓一名黑人要走進洛杉磯Ambassador飯店的宴會廳，穿過滿場的白人領取奧斯卡獎座是多麽不可想像的事。

事實上Hattie McDaniel先前已經因為亞特蘭大的種族隔離法令而被迫跳過《亂世佳人》的首映會（男主角Clark Gable因此氣得拒絕出席，最後還得勞動McDaniel勸他出席）。無法參加首映的McDaniel只能會後從小說原作者Margaret Mitchell發給她的電報中感受觀眾的熱情：「真希望妳可以親耳聽見這滿場的歡聲雷動」。

1940年奧斯卡頒獎典禮所在的這個宴會廳平時作為俱樂部使用時，同樣也是禁止黑人進出的場所，《亂世佳人》的製片Selznick必須親自出面協商才讓他們特許黑人進入。然而最終Hattie McDaniel仍被主辦單位安排與全場貴賓以及《亂世佳人》的白人劇組完全隔離開來，全程坐在會場最角落專門為她和她的男伴安排的「隔離但平等」的小圓桌。

19年後加州通過Unruh Civil Rights Act平權法案之時，加州政府甚至對Hattie McDaniel當年在奧斯卡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啟動正式調查。然而這一天，還只是McDaniel和她手中的小金人的苦難開端......

▇ 最佳女配角的詛咒

去年奧斯卡最佳影片頒發給《Green Book 幸福綠皮書》時，許多在場媒體都注意到《BlacKkKlansman 黑色黨徒》導演Spike Lee鐵青著臉怒而離席。

「我真的太背了。每回某某人開車接送某某人，我就會輸掉一座奧斯卡。」Lee稍後自嘲。他的憤恨不平其來有自，因為2019年的奧斯卡幾乎就是1990年奧斯卡頒獎典禮的倒帶重播：奧斯卡評審寧願把獎項給迴避議題的種族大和諧電影（1990年是《Driving Miss Daisy 溫馨接送情》），也不願讓更受好評的Spike Lee電影（1990年是《Do The Right Things 為所應為》）拿走年度大獎。相隔30年，Spike Lee兩度被笑臉迎人的司機超車，「和諧」掉原本該屬於他的小金人。

Spike Lee面對的還是一個黑人可以參與競爭的年代。80年前《亂世佳人》的Hattie McDaniel面對的是連黑人出席典禮上都會引發爭議的保守社會。

Hattie McDaniel得獎之後，奧斯卡還要再等24年才敢再把獎座頒給另外一個黑人。而那一次上場的是更挑動保守社會敏感神經的男演員Sidney Poitier。

1964年頒獎人Ann Bancroft把奧斯卡獎座遞給《Lilies of the Field 野百合》的男星Sidney Poitier後，Bancroft按慣例禮貌性地在Poitier的臉頰輕吻表達祝賀。這一吻引發了現場觀眾和電視機前觀眾的騷動。這是奧斯卡頒獎典禮史上第一個跨種族之吻。兩人在台上輕吻的同一時間，黑白聯姻在美國許多州都還被明文禁止。直到幾年後Sidney Poitier那部講述跨種族戀情故事的《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 誰來晚餐》上映的前幾天，美國最高法院才宣判禁止跨種族聯姻的法令違憲。

Sidney Poitier之後，還要再等38年才會有《Training Day 震撼教育》的Denzel Washington 獲頒最佳男主角獎。

除此之外的多數時候，偽善的奧斯卡都把黑人當成妝點門面的窗花，而且他們最願意給出去的獎項幾乎全是最佳女配角。而這些被當成「奧斯卡好多元」窗花的黑人女星，除了Whoopi Goldberg是少數例外之外，大部分人得獎後的職業生涯幾乎都是繼續被忽視，或者載浮載沉，或者乾脆直接沉到河底永不見天日。比如Jennifer Hudson（《Dreamgirls 夢幻女郎》）、Mo'Nique（《珍愛人生》）、 Octavia Spencer《The Help 姊妹》）以及還在想辦法浮上水面的Lupita Nyong'o（《12 Years a Slave 為奴12年》）和Viola Davis（《Fences 心靈圍籬》）。

而作為史上第一個黑人最佳女配角，Hattie McDaniel本人就是最佳女配角詛咒的經典案例。


▇ 波多馬各河上的懸案

《亂世佳人》之後Hattie McDaniel仍然只能演出大同小異的各種女傭角色，這些陳腔濫調的角色設定也使得她的演藝事業再也沒有達到堪比《亂世佳人》的巔峰。

「我寧願去演女傭，也不要淪為真的女傭」McDaniel以這句名言來替自己的職業生涯選擇辯解。

白人繼續安排她演出各種刻板印象角色的同時，黑人則毫不留情地砲轟McDaniel助長對黑人的刻板印象，成為種族主義的幫凶。此外，1960年代後風起雲湧的黑人民權運動中很少看到Hattie McDaniel出現相挺的身影，也引發黑人同胞對她的不諒解。

她唯一一次對黑人民權挺身而出，是因為她自己存錢買房被拒，理由是該社區禁止黑人入住。她動員了好萊塢好友Clark Gable 和 James Cagney公開替黑人權益發聲，促成了美國最高法院稍後終於反應輿論聲浪，宣佈所有禁止黑人購買、租賃、入住房屋的合約通通違憲。

不論是接演刻板印象角色或是與民權運動保持疏離，Hattie McDaniel不得不然的理由都是經濟。身為兩個黑奴所生下13個小孩中的老么，McDaniel終其一生都在追求經濟上的翻身。但因為欠缺白人的社經優勢和理財專業，她的財務狀況始終不盡理想。59歲死於乳癌時，遺產管理人清點她的資產和負債，發現她名下的財產甚至不足以繳納她欠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的鉅額欠稅。

更令人哀傷的是Hattie McDaniel白紙黑字寫在遺囑中的兩個遺願，在她死後竟都被無視：她的第一個願望是希望能被葬在著名的Hollywood Forever Cemetery好萊塢永恆墓園，但該墓園仍斷然拒絕黑人下葬其中；她的第二個願望是把她的奧斯卡獎座捐給以收藏黑人文化相關文物著名的Howard大學，然而即便遺產管理人在遺產拍賣清單中把奧斯卡獎座列為「無產財價值」、建議不要拍賣，法院仍要求通通拍賣償債。

調查獎座去向的Howard大學法學院教授W. Burlette Carter發現，自此之後，在所有的檔案文件中這個小金人獎座的去向突然變成了一團迷霧：

雖然Howard大學從來沒有收到這個捐贈獎座的正式紀錄，但卻有多名師生在訪談中說曾在校內見過小金人。Carter教授推論得出某位在遺產拍賣會上買走多件私人物品的女士很可能也買下了獎座（但在拍賣紀錄上漏未登記）。應該是這位McDaniel同屬一個教會的神秘女士在得標之後按照她的遺願將小金人送往Howard大學收藏。

下一個更難解的謎題是：原本應該乖乖地陳列在Howard大學戲劇系系館的獎座，為什麼會被江湖盛傳早已沉沒在華府的波多馬克河河底？


▇ 金恩博士你也有份嗎

為了解答第二個謎題，我們必須暫時搭乘時光機回到1939年12月15日《Gone with the Wind 亂世佳人》的亞特蘭大首映會那天：

製片David O. Selznick心裡其實對於在亞特蘭大辦首映活動很多疑慮。Margaret Mitchell的原著小說中許多讚揚蓄奴、譴責內戰的情節已經被Selznick小心翼翼地刪節，他不希望電影和南方連結得太緊密，讓北方觀眾在上映前就產生反感。Selznick的另外一個顧慮就是亞特蘭大的種族隔離氛圍，他甚至被迫拿掉電影海報上的黑人臉孔才能在亞特蘭大宣傳。

然而亞特蘭大市市長William B. Hartsfield慎重其事地親自遊說Selznick，希望他把好萊塢首映會改到亞特蘭大舉辦，因為畢竟「這是我們的故事」。對市長和多數白人市民來說，重現南方盛世樣貌的《亂世佳人》在情感上替南方人癒合了內戰的傷口。

眾星雲集（唯獨沒有黑人演員出席）的首映會之外，亞特蘭大市政府敲鑼打鼓地舉辦了整整三天的節慶，街頭擠滿歡欣鼓舞的的30萬市民，就好像南北戰爭的委屈在這天終於一筆勾消。其中最妙不可言的畫面出現在首映會當天稍早的活動舞台上：

舞台上的主秀是清一色白人的少年聯盟小朋友的表演，隨後上場的是另一批清一色黑人的浸信會合唱團的小朋。合唱團的指揮是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爸爸、同時也是該教會牧師Martin Luther King Sr.。年僅9歲的金恩博士就站在合唱團成員之中。詭異的是，他跟其他黑人小朋友一樣都被打扮成劇中塔拉莊園的黑奴模樣在舞台上載歌載舞，歡慶《亂世佳人》的上映。

亞特蘭大金恩中心的發言人Steve Klein說當年的這個畫面反應了那個年代的社會背景，「更美妙的是他的生涯能以此為出發點，一路發展到被授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偉大成就。」

在白人敲鑼打鼓的同時，剛剛啟蒙的黑人民權運動正在發起抵制《亂世佳人》的活動，理由是該片吹捧蓄奴，強化對黑人的刻板印象。他們的抵制力道只構成了舉國同歡中的一點點雜音。還要再等二十多年，黑人民權運動才會在9歲的金恩小朋友的帶領下達到高峰。

1968年4月4日傍晚，金恩博士在孟斐斯一家汽車旅館陽台上中彈身亡，隨後引發了全美的種族騷亂，包含華盛頓特區、芝加哥、巴爾地摩、路易斯維爾、堪薩斯城和其他多個城市都有黑人抗爭者上街表達他們的憤怒。

一名專門研究好萊塢文物的收藏家Tom Gregory兩度在Huffington Post 的專欄中提到：正是金恩博士遇刺身亡引發的憤怒情緒，讓參與校園示威的黑人學生把Hattie McDaniel這個代表種族壓迫的奧斯卡獎座丟進波多馬克河裡。

「有人告訴我他在場親眼目擊獎座被丟到河裡」Gregory在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提到他有證人，但又說已經忘記證人的姓名。

積極追查獎座下落的Carter教授也連絡上Tom Gregory本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Gregory對Carter教授進一步爆料說他其實已經找到當年沉在河底的小金人獎座，證物馬上就會到手。就這麼巧，ebay上出現的獎座同時也被不明人士出價標走。然後這位收藏家開始音訊全無，不再回覆任何訊息。線索再次斷了線。

Carter教授推論在ebay上被拍賣的獎座根本無法證實就是《亂世佳人》最佳女配角獎座，因為那個年代影藝學院還沒有開始在獎座上刻印得獎者的姓名。Tom Gregory很可能已發現驗明正身的希望渺茫，因而絕口不再提起獎座。

如果真如Gregory所說，當年學生是基於抗議動機而把獎座盜走並拿去丟在河裡，更合理的方法應該是公開銷毀奧斯卡。Carter教授認為讓獎座默默地從陳列室人間蒸發根本不能發揮任何意見表達的作用。

因此，在論文結論中Carter教授主張小金人的去向只剩下一個可能性......


▇ 浮出水面的白色謎底

美國恐怖小說作家Stephen King日前在網路上捲入了關於「奧斯卡好白」的口水戰。原本堅持「藝術無庸考量多元」的Stephen King，後來用自己在華盛頓郵報的專欄補考這一題：

他在文中列舉2012年影藝學院的投票成員組成：94%是白人，77%是男人，54%是超過60歲的老人。他認為這些人口組成的結構傾斜正是為什麼Ava DuVernay（《When They See Us 別人眼中的我們》和Greta Gerwig（《Little Women 她們》）這一類優秀的創作者經常被奧斯卡忽視的原因。「今年奧斯卡缺乏多元性的入圍名單證明了我們並不是活在完美的世界」Stephen King在該文中修正了他原本堅持的「藝術無關多元」觀點。

Hollywood Reporter這兩天刊登了一名投票者的匿名投書，正反應了種族組成的偏差：投書者匪夷所思地主張《寄生上流》這類外語片不應與「 一般的（regular）」電影一起競爭，並認為獎座應該落於Quentin Tarantino之類美國導演身上，理由是「奧斯卡畢竟是美國的東西」。

「白人優勢」的偏差因素也是Howard大學法學院教授W. Burlette Carter的論文《尋找奧斯卡》中最後一個魔王：

「種族歧視的無形之手在她的事業發展中處處可見，無論她如何才華過人，都還是處處限制了她所能賺取的收入」論文的結論認為Hattie McDaniel獎座的流浪故事充分反應了非裔美國人在這種充滿種族歧視的社會中討生活是如此艱困難重重。

如果她是白人，她的遺產可能會得到比較好的管理，比如她（或她的家人）會有更專業的理財知識或是聘請更具有專業的律師代為管理，而使她死後不至於資產被債務和稅務吃光光。

同樣的，如果這個奧斯卡獎座屬於一個白人，它的身價可能超過百萬美元（比如《亂世佳人》製片David O. Selznick被Michael Jackson標走的最佳影片獎座），因而絕對不會被標記為「無財產價值」，更不會有下落不明的淒涼晚景，比較可能發生的結局是被妥善地收在某個博物館或某個收藏家的保險櫃裡。

如果她是白的，美國影藝學院也會有不同的積極作為。同樣是獎座遺失的案例，《Moonstruck 發暈》的最佳女配角得主Olympia Dukakis被歹徒竊走小金人並勒索贖金時，她老神在在地前往影藝學院繳了78美元工本費，就得到補發的獎座。另一方面Howard大學終於承認Hattie McDaniel的小金人搞丟時，影藝學院卻斷然拒絕了補發申請，因為他們認為當事人早已過世，遺失獎座的也不是當事人的後代家屬，申請資格有疑義。如果不是Hattie McDaniel，而是Clark Gable的獎座搞丟，影藝學院在回絕前大概會猶豫再三。

至於印地安那瓊斯考古行動的最後謎底——奧斯卡小金人的最終下落，Carter教授透過幾位證人說詞排除被侵佔、被丟棄、被丟河裡等等其他可能性後，主張獎座極可能仍在華盛頓特區的Howard大學校園某處。就像電影《法櫃奇兵》的最後一個畫面，接連管理疏失、管理人員更迭、校園建築更新的兵荒馬亂中，未標記姓名的奧斯卡獎座應該是鎖在某個箱子裡，被永恆地遺忘了。

但為什麼地球上人人都認得的小金人，會這麼容易被管理人員忽略？

追溯影藝學院的歷史才會驚覺，原來當年頒發給男女配角的奧斯卡獎座模樣並不是今天我們熟知的奧小金人造型，而是一塊不起眼的小一號獎牌，獎牌上頭鑲了那個小一號金人。到頭來竟然是size matters。


（原載於端傳媒 https://theinitiu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