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檢限制人民行動自由必須於法有據
#居檢規定不能憑一通電話一張新聞稿或便條紙亂改
#病毒潛伏期3~5天
#只有3天不能抓出潛伏病毒

今天行政院的專案報告，因為國民黨的杯葛，國會癱瘓！

所以我在這裏向大家報告我的質詢內容：

要知道，政府規定「居家檢疫」是在限制人民的行動自由，必須「於法有據」、「依法辦理」，不能只憑一通電話、一張新聞稿或便條紙亂改；而我們的衛福部就是如此的知法玩法，在全球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只憑一紙新聞稿，放寬機組人員的防疫管理，然後我們的行政院長蘇貞昌還大為贊賞如此荒唐的行為。

2020年9月，疫情首先在美國爆發，今年的1到3月是最高峰，每天有20-25萬人確診，傳染力比原始病毒株增加60%的Alpha在全球大流行。

但是當時國內只有11萬劑的az，後續疫苗何時到貨、到貨多少？沒有人知道！當時我們疫苗整體覆蓋率連0.1%都不到！守住邊境是台灣防疫的重中之重，尤其航空機組人員全世界飛來飛去，當時的他們幾乎都沒打過疫苗！是染疫高風險群。

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等於赤手空拳對抗變異病毒，稍有一點防疫常識的人都知道，邊境檢疫只能嚴不能鬆，但CDC竟大鬆綁航空機組人員檢疫規定；從這裡看，3+11是否為破口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防疫形同作戰「料敵必須從寬 」，CDC這項決策「無限」放大了alpha入侵台灣的風險。

蘇院長、陳時中，你們至今不知檢討反省，還拿專案報告唬弄誤導人民，我懷疑你們的專業能力，更強烈質疑你們的專業良心與羞恥心。

新冠確診者從感染到發病，會有一段潛伏期期間因病毒量較少，潛伏期通常3 ~ 5天，最長達14天，這也是一般隔離期為14天的原因，從流行病理學來說，「3天」不能保證抓出潛伏的病毒，連PCR也驗不出來，這些是新冠病毒科普小常識，民眾懂，我相信CDC也懂！

我不懂CDC為何在Alpha全球大爆發之際放寬邊境檢疫，更不懂的，為什麼是3天？不是2天或7天？ 居檢3天依據為何？

以公衛角度，在疫苗荒之下，台灣守住邊境才有活路，沒有任何冒險的本錢，陳時中（CDC）竟挺而走險，拿邊境、人民的生命財產開玩笑，還口口聲聲：「我負責」，邊境失守、Alpha病毒長驅直入的風險，陳時中負得起嗎？

本席要問蘇院長，這種置台灣於險地的疫情指揮官，適任嗎？這樣的指揮官該負什麼責？蘇院長要跟他一起負責嗎？

航空機組人員檢疫，包括居檢天數、外站、機艙防疫等主要是依據：「國籍航空公司實施機組人員防疫健康管控措施作業原則」辦理。

這項作業原則是民航局依「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199及284條授權訂定，提報CDC審查核可後定案，實際檢疫措施由航空公司執行，民航局監督管理。

這項作業原則在去年3月18號經CDC核准定案後 ，隨著疫情變化，不管改了多少次，民航局都是依據CDC工作小組「會議決議」、或是「來函」進行修訂，每次的修正都有載明CDC的會議場次、或公文案號，清清楚楚。

唯獨只有「3+11」的這項決定，沒有會議場次、沒有公文案號，只有4月14號CDC的一紙新聞稿就可以辦理。

原來攸關全國2千3百50萬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的邊境檢疫措施，竟然是只憑一張新聞稿，就能隨便更改！CDC指揮中心的權力大到拿一張新聞稿，就能下令民航局修改作業規定！

根本「荒唐、荒謬，濫權」！！

本席要求交通部長回答，這項作業原則屬性為何？是公文書、行政解釋函？還是規章？一紙新聞稿可以取代公文書嗎？

去年3月至今，民航局多次修訂作業原則，都依據CDC會議決議與公文來函辦理，為何只有3+11憑一張新聞稿就改？如果新聞稿就可以改變規定，那麼衛福部一通電話、一張便條紙是不是也可以？

本席認為，時至今日追究3+11是否為破口，社會大眾，民意會給答案。但台灣畢竟是一個法治國家，一切必須依法行政，符合程序正義，就算是防疫也不能濫權，更不容許發生新聞稿防疫這類荒唐至極的事。

我要求徹查新聞稿事件，請衛福部與交通部下周五之前，給我書面報告，也給國人一個交待。

我們要知道是誰寫了或下令、授權寫了這則新聞稿？這其中有無違法違規？濫權？用一紙新聞稿就修改航空機組人員檢疫規定，是誰給的權力，是誰有這麼大的膽子？

再則，民航局看到一則新聞稿，將新聞稿當公文，如同，今天的專案報告，立法委員從新聞看到蘇院長的專案報告，現在是用新聞稿治國嗎？

最後，#我要為一直在第一線打戰的醫護人員請命！

政府拖欠基層診所疫苗接種掛號補助費、以及醫護人員防疫津貼，何時撥款？

第一季醫護防疫津貼，拖到8月底才入帳，第二季津貼何時撥款，難道要等年底？公費疫苗716開打，已至今打了大約1200萬劑（含第一、二劑），但當初說好給基層診所的疫苗掛號補助費，一毛錢沒進帳，許多基層診所快撐不下去了。

政府拖欠醫護津貼不是第一次 ，更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這一年多來，本席接獲非常多醫護的陳情，要求CDC防疫津貼快一點撥下去，但相關單位總是以「行政程序」、「行政流程」回應，直到今天還在「拖欠」中。

CDC撥付基層醫護、基層診所補助款聲聲慢，「行政程序」宂長得看不到盡頭。

CDC採購高端、聯亞疫苗，則採取「預付訂金制」，在疫苗能否量產都未知的情況下，火速撥款，之後的「行政程序」更是一路綠燈。

這場仗還在打，醫護是第一線上戰場打仗的軍隊
為什麼「高端」產品都還沒產出，錢就給得這麼快？「基層醫護」都已經打了半年的戰了，還沒拿到糧餉？差別待遇這麼明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本席希望CDC不要再拿「行政程序」敷衍小護士與小診所了，該改的、該簡化的程序，儘速改進， 儘速撥款，不要讓醫護們餓肚子上戰場。

婚姻協議書怎麼寫才有保障？」她說。

這兩年，越來越多女性找上事務所要寫婚前或婚姻協議書，有趣的是，幾乎沒有男性當事人主動找我們處理這樣的協議，我對於這樣的現象跟趨勢感到很好奇，想問大家，你們覺得是為什麼呢？
其實應該是這樣…….

即使進入了這樣高喊兩性平權時代，母性畢竟還是天生的本能，我自己也是，生了小孩，就會忍不住想要有多一點的時間陪他，或許是賀爾蒙分泌的關係吧！（說錯的話，請專業的來指正）

人的時間精力有限，花在孩子身上多一個小時，就得少花在事業上一個小時，錢雖不是萬能，但沒有錢，卻有很多事情就得犧牲，抱著孩子很幸褔，但抱著孩子，要伸手跟人家要錢，就委屈了。

朋友霏霏就是個家庭主婦，老公是個企業家，收入的確相當優渥，也跟霏霏說，她只要在家帶小孩就好，賺錢的事交給他。

一開始霏霏也覺得自己嫁對人了，每個月固定入帳的家用金額雖不算多，但只要想要什麼，老公從來也沒說不過，卡可以隨她刷，想跟姊妹淘約下午茶也無上限，衣食無缺，每個禮拜還有固定的家事清潔到家裡打掃，老公常應酬不會回家吃飯，她也不是一定要煮晚餐，看似真的是「帶小孩就好」。

「如，妳覺得，我算好命嗎？」霏霏問我。

我知道她是拿否定句當問句，否則這麼多年姊妹淘做假的嗎？於是坦誠地對她說：「這因人而異，但對我而言，不算！」

「怎麼說呢？」

「我看過太多了啊！做了多年家庭主婦，心都懶了，疲累沒有少，資歷沒有多，老公一放手，什麼都沒有。」（哇！我還押韻呢！）

也就是說，當經濟收入完全來自對方，一旦斷了金援，雖還是好手好腳，但一時片刻的斷炊也夠嚇人了。

「可是不是說離婚的時候，可以分對方一半的財產嗎？」

「是沒錯，但真的要破局之前，有不少人就先脫產，就算拿到判決也沒用，名下無財產，判決也只是一張紙。尤其是像你這種老公是企業家的最常見，他們更懂遊戲規則了。」

「那怎麼辦？可以跟他簽所謂的婚姻協議保障我自己嗎？」

「簽是可以簽，但就跟判決一樣，名下無財產，就還是紙一張，除非他現在就給你一大筆錢，保障妳未來的生活。」

「現在突然跟他要錢，不會顯得很現實嗎？」

「如果是他要你在家顧小孩，不要上班，那這本來就是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是妳自己選擇在家帶小孩，那就是個很浪漫的問題，當然談錢就俗氣了。」

我的直白，瞬間讓霏霏的眼眶刷紅了。

我嘆了口氣，有點於心不忍，畢竟自己也走過三年全職媽媽的生涯，目前也是自己在親自帶個幾個月大的嬰孩，沒辦法，我們就是活該在放不下、捨不得、離不開啊！

「其實，不用這麼悲觀啦！我還記得我以前認識一個單親媽媽很厲害，一個月薪水不到三萬元，也養大了兩個小孩，房子還是租的。有個很大的關鍵點是，娘家願意幫忙當支援系統，一碗麵也是飽、一桌菜也是飽，日子怎麼過是看人的。」

「那我還要簽婚姻協議嗎？」

「其實如果對方尚稱君子，經濟狀況也穩定，簽個婚姻協議也無妨，不過有幾個重點要讓你了解一下。（順便也讓在看這篇文章的妳了解一下）

首先，多數太太都喜歡訂下一方如果外遇，就自願放棄小孩的監護權，事實上，小孩的監護權在離婚時，如果協議不成，仍然需要依照小孩的利益由法院做裁定，譬如幼兒從母、原照顧者原則、最小變動原則、同性別原則、支援系統……並不會直接依照婚前協議來裁定小孩的監護權歸屬。

但如果約定外遇，要給付對方多少錢的精神賠償倒是可以的，只是賠償金額的部分如果進了法院，法官會依雙方地位財力身份，及外遇所造成的痛苦程度調整，但通常會比完全沒有約定由法官直接判決來得高。

不過，會建議妳何謂外遇行為要寫得更清楚一點。

此外，婚姻協議還可以約定夫妻雙方的住所、夫妻財產制，約定家庭生活費用，及約定一定的生活零用金（自由處分金）贈與給你，以後不用列入剩餘財產分配。

不過如果是錢方面的事情，我會建議要公證或是簽張本票，以免以後還要透過訴訟曠日費時。

像我之前就看過一個太太請老公簽下每個月要給付多少家庭生活費用給他，還請老公簽本票作為擔保的，剛好老公是公務員，薪水跑不了，所以拿本票去聲請裁定再強制執行就好。」

霏霏抱著懷中的寶貝，看起來似懂非懂，我猜想她短時間內應該也無法成為犀利人妻，就答應先傳張本票的範本給她，也順便告訴她，為了怕本票過期，可以請對方一倂簽一張授權書，以免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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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五年前的照片.....

犯罪偵查與人權保障之間的平衡—科技偵查法制公聽會
　
法務部在上個月月初（8日）公告了「科技偵查法」草案，但因為公告期只有5天，又涉及秘密通訊自由、隱私權及科技資訊權等基本權利，並明文授權包括被稱為「國家木馬」、有著高度爭議的設備端通訊監察在內的偵查手段，而遭到各界抨擊。法務部檢察司林錦村司長也在公告結束後表示，考量各界意見多，將進行研議後，再送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
　
為了讓官方跟民間在草案能有機會直接對話，我在9月25日星期五開了一場「科技偵查法制修法公聽會」，邀請司法院、法務部、國安局、調查局、廉政署、海巡署和刑事警察局等各執法機關，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林永頌律師、台灣人權促進會 Taiw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周冠汝專員、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李宜光律師、台北律師公會 王怡婷律師、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 陳奕廷律師、劍青檢改 林達檢察官，一起交流寶貴的意見。
　
因為與會來賓的發言都非常全面，為了方便閱讀及掌握爭點，我請助理把與會人員的發言，重新依據議題歸納整理。希望有助於聚焦討論。
（如果有誤解或任何錯誤，歡迎隨時指正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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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權會：資訊接露和隱私保障】
　
台灣人權促進會的周冠汝專員，率先分享國家監控的資訊透明狀況。台權會曾經在加拿大的學術報告中，發現台灣有間諜軟體伺服器，更曾經被偵測到在公共網路上有可以篩選封包、封鎖內容與進行監控的設備，但是從來不知道使用的單位和目的。
　
除了網路監控之外，還有位置的監控。周專員表示，依據法務部調查局2017-2018年GPS的使用統計資料，監控時間大多沒有超過60天。科技偵查法草案規定超過2個月才有法官保留，會讓大部分的監控都不用經過法官的審查。
　
周專員強調，問題在於如何監督科技偵查手段的行使，也擔心會如同英國或德國般，促使監控產業的發展。專員表示，立法前應該盤點過去的使用狀況，了解足夠的資訊後，才能和社會溝通並決定調整的方向。
　
【司改與律師團體：草案規範有所不足】
　
民間司改會和律師團體，則從法學專業與經驗出發，指出草案有待改進的面向。
　
１．隱私空間界定狹隘，不符社會通念和司法發展
　
司改會董事長林永頌律師指出，草案規定非隱私空間就可以拍照、測量、錄音、錄影，但公開場合並不代表沒有個人隱私。此外，法律規定的要件只需要檢察官甚至警察認為「必要時」即可，非常地抽象而不明確，更不需要法官審查，林律師因而質疑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聯會李宜光律師也表示，草案中隱私空間的範圍是被縮小的。一般的搜索，進入大門就要搜索票，但現在庭院也不算隱私空間，因為並非住宅或其他具有隱蔽設施之地上物的內部空間，使得人民的隱私範圍被限縮到限於住家裡面。
　
台北律師公會王怡婷律師，引用司法院釋字第689號解釋理由，說明現行司法實務已不是用單純物理空間決定隱私保護範圍：「即他人之私密領域及個人資料自主，在公共場域亦有可能受到干擾，而超出可容忍之範圍，該干擾行為亦有加以限制之必要。蓋個人之私人生活及社會活動，隨時受他人持續注視、監看、監聽或公開揭露，其言行舉止及人際互動即難自由從事，致影響其人格之自由發展。」王律師質疑，公寓大廈有開放的大廳，是否也代表國家機關可以在大廳監看人員進出，不構成隱私侵害？這樣是否符合國家應該保障隱私權的作法？另外，公共場所如果能任意監看與聞，也可能涉及到人臉辨識等科技執法的問題。
　
台灣刑事辯護律師協會陳奕廷律師表示，正如同美國Marshall大法官所言：「隱私不是全有或全無的概念，對個人來說，也不該只有『保有』或『失去』隱私兩種選項。」，草案採取二分法並作為強度設計的標準，會造成誤導。如同大法官解釋意旨所說的，公共領域也有隱私權，不應該再以物理範圍重新界定隱私空間。
　
２．隱私空間的隱私和第三人的隱私
　
李宜光律師認為，法案有株連過廣的問題。在對隱私空間的非侵入性偵查，例如對住家使用熱顯像儀的狀況，對先生蒐證時，配偶子女也會被偵測到。此外，蒐證還有馬賽克式的狀況，個人的行蹤和軌跡會被偵測到，並從破碎的拼圖變成一個完整的面，對隱私侵害很大，而且實施時間很長，可能無法通過比例原則的檢驗。
　
陳奕廷律師指出，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3條已經明文禁止在私人住宅竊錄影音的「大監聽」。雖然科技偵查法的規定沒有涉及錄音，但一舉一動，無論洗澡、親密活動或其他人的資訊，都可以用如熱像儀等儀器一覽無遺。國家就像隱形人在旁邊看你活動，是對隱私更強大的侵害，也是大監聽的復活。陳律師認為，原則上要全面禁止，例外也要有更嚴格於通保法的規定。
　
３．位置追蹤與隱私保障
　
對於GPS等位置追蹤的偵查手段，草案規定的要件是「檢察官認有必要時」，且實施超過兩個月的話，要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同意。對此，林永頌律師質疑無需法官保留的兩個月時間過長。陳奕廷律師也強調，這些監控不是驚鴻一瞥，是長期大量的監控，資訊量差異很大，因此要有令狀原則、通報紀錄和僅供本案使用等限制。王怡婷律師也指出了「必要時」沒有客觀標準的問題。
　
４．層級化法官保留
　
李宜光律師表示，針對科技偵查的必要性，規範方式有三種程度類型：「有必要」、「有相當理由」和「有事實足認」。如果「有必要」並且由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就能認定，範圍真的太大，在比例原則和法官保留等要件上要重新思考。
　
陳奕廷律師則指出，設備端通訊監察不亞於監聽錄音，包括照片、影片和檔案，都有機會透過草案第14條的規定授權獲取，遠比掛線監聽的範圍更大更多，並質疑草案規定比傳統監聽還要寬鬆。
　
５．違法取證怎麼辦？
　
王怡婷律師質疑，刑法第307條違法搜索罪是非告訴乃論之罪，為什麼草案規定違法實施設備端通訊監察和洩密是告訴乃論之罪？甚至在某些狀況下，可以不用事後通知受監察人，又怎麼提出告訴？陳奕廷律師也認為，告訴乃論之罪的設計，律己從寬到極致，刑度上還可能比通保法的規定少，因為沒有「意圖營利」的加重規定，並質疑這樣的刑責程度能否有效嚇阻公務員濫權。

在證據能力上，陳奕廷律師指出通保法第18-1條有「不得作為證據」（證據的絕對排除）的規定，但是草案第27條所規定科技偵查法實施前蒐證證據的證據能力，卻是採用權衡之相對排除的方式，是否能有效遏止國家機關違法蒐證，也有待釐清。此外，德國有外部中立單位的審查。草案條文規定監聽後要移除程式，有沒有任何監督機制存在？陳律師並主張應考量由中立客觀的單位，進行科技上的監督與管考。
　
６．法律體系
　
在法律體系上，林永頌律師、王怡婷律師和陳奕廷律師都指出，設備端通訊監察以及數位證據的蒐集和保全等規定，涉及到既有通保法與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事項，也都涉及對秘密通訊自由的干預，草案更相當程度地準用了通保法的規定，並質疑是否修正整合修正通保法的規定，是更完整妥當的立法方式。
　
林永頌律師進一步表示，強制處分是程序法重要的概念，以目前的規範來看，應該由司法院提出法案，而且司法院會相對重視相關的法律原則──法務部不是不重視，但同時也有犯罪防治的業務目的。
　
【劍青檢改：犯罪訴追與合法性監督】
　
除了律師團體與人權團體，改革派檢察官的代表──劍青檢改的林達檢察官，也以基層檢察官的角度表達意見。林達檢察官表示，從檢察官的角度來看，能立法是好事。因為立法是限制國家權力的作法，也就是保障人民基本權。如果沒有立法，執法人員可能有兩種不同的心態，一種是法律沒有規定所以都可以做，另一種是沒有規定都不能做，但實務上前者比較多。此外，沒有立法的狀況下，也無法統計、知悉使用狀況，立法才能納入管制。只是，談到立法就會走入細節，就會有相關爭議。
　
對於科技偵查在實務上的需求，林達檢察官舉出了海上走私、盜採林木、製毒工廠和先前發生的略誘少女案件為例，因為環境與犯罪模式的特殊性，如果沒有相應的科技偵查手段，諸如GPS、M化車、空拍機和熱顯像儀等科技設備幫助，就會難以偵查犯罪。
　
最後，林達檢察官認為，應該思考是否要全部法官保留。全面法官保留是很極端的作法，案件也會衝進法院。然而，國家法律必須考量到司法資源分配的問題，而需要層級化的法官保留。林達檢察官也表示，要和各界溝通對檢察官的信任程度。其實在檢察官的工作上，常常和司法警察發生爭執，因為檢察官對於蒐證程度和證據調查的聲請，有著很高強度的合法性控制。
　
【執法機關：科技進步與偵查障礙】
　
執法機關各自分享了第一線人員的經驗和困境。國安局人員表示，當遇到境外敵對勢力的威脅作為時，例如網路駭侵行為，傳統偵查有其不足，而有更新法律的必要。法務部廉政署肅貪組蔡旻峰副組長，指出了傳統通訊監察法制面對現代網路通訊應用的無力，除了無法及時掌握行賄的關鍵證據之外，還必須出動大量人力蒐證，而無法在更多貪瀆案件多所著墨。
　
法務部調查局廉政處蘇子廉副處長表示，科技偵查作為往往涉及人民基本權的干預，所以執法機關需要法律授權才能確保符合憲法法治國原則。民眾期待司法警政機關抓壞人維護治安，但是偵查法令的設計似乎跟不上科技演進，例如通保法不及於加密的通訊軟體，就造成犯罪的死角，並強調犯罪者和偵查者必須武器平等。
　
海巡署孫世亮副組長強調，傳統偵查手段有時效延宕績效不彰和精準度不及的窘境，而如果有完整的證據，就可以避免誤判，讓嫌疑人證據確鑿或避免冤情。海巡署犯罪偵查科陳佐霖科長則以盜運砂石為例，表示嫌疑船隻一出海，就會關閉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AIS），造成追查困難。因為法院認為要有法律授權才能使用GPS，海巡人員也就不能使用GPS調查。另外，海巡執法面積有13個台灣大，沒有科技偵查，很難阻絕犯罪於境外。
　
刑事警察局謝有筆科長表示，犯罪者為了躲避查緝，除了採用通訊軟體進行聯絡，工廠也在偏鄉或人煙稀少的地方。在沒有掌握的狀況下進行跟監，除了會被懷疑而撤掉工廠，也有警察人身安全的問題。因此，警方需要不受人力和時間限制的偵查手段，例如監視攝錄定位追蹤等方法，讓警方能掌握相關犯罪情資。
　
法務部林錦村司長表示，科技偵查的立法，是因為基層執法人員遇到困境。犯罪組織用先進科技躲避查緝，也要思考給執法部門相對應的科技偵辦犯罪。林司長強調，在給予執法部門科技偵查手段的同時，難免對人權有所侵害，並認為要兼顧犯罪調查和人權保障的面向。
　
林司長也對草案的立法體制進行了回應。法務部之所以不修正通保法和刑事訴訟法，是因為通保法規範的是通訊秘密，GPS等科技偵查方法並不是通訊秘密的範圍。此外，設備端通訊監察不是台灣獨創，德國、奧地利、瑞士等國家都有。司長也表示，科技辦案難免會侵害權益，是否能依照侵害程度層級化法官保留。司長還特別說明，科技偵查是以刑事犯罪為前提，如果沒有取得令狀，很多無關的資訊應該立即銷毀，偵查結束後，設備端軟體要移除，其他檔案如照片行事曆等也不得使用。而未來將會建立流程，也會有不辦案的中立獨立的專責機關，並會強化資安的保障。
　
【司法院：保護人權與建立制度】
司法院的楊明佳法官表示，刑事訴訟法、通保法和科技偵查法等各部法律，如果標準不能齊一，會有操作上的混亂與困難。而在層級化法律保留上，應該從侵害基本權的種類和程度思考。例如刑事訴訟法上的搜索扣押，可能侵害到財產權和居住安寧，通訊監察則涉及秘密通訊自由和隱私權。至於科技偵查就可能非常廣泛，目前有熱顯像、M化車等設備，不知道未來還會有什麼。從這個角度來看，應該將科技偵查規定在刑事訴訟法，或考慮用一部特別法將所有科技偵查進行統合性規範。
　
顧正德法官則認為，無論規定在哪部法律，最重要是內容，法制要完善，監督機制也必須有事後檢驗。顧法官並認為，採用專法較能進行完整的體系規範。在立法上，顧法官認為科技偵查有科技和偵查的兩個面向，最後也要回歸法律面和偵查機關的需求，法務部或偵查機關會更清楚知道犯罪人的手法和犯罪困境，以及必須借用哪些科技手段。
　
楊明佳法官另外指出，科技偵查要考慮隱私權侵害的程度。草案對於隱私空間的區分方式，可能會造成人民權利侵害的結果。此外，也要考量偵查方法究竟是秘密還是公開為之，更要考慮時間長短是否合理，或者有更細緻的規劃。楊法官並引述司法院釋字第631號解釋解釋文：「國家採取限制手段時，除應有法律依據外，限制之要件應具體、明確，不得逾越必要之範圍，所踐行之程序並應合理、正當，方符憲法保護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意旨。」，強調要件要儘可能合理明確。
　
楊明佳法官認為，監督機制也很重要。在通保法上，通訊監察分成建置機關和執行機關。建置機關的資訊是客觀而無法人為調整的，同時搭配相關的監督考核機制，讓建置機關的運作可以公正客觀。但目前科技偵查法草案的規定，大部分是誰有設備就可以做。例如手上有高倍數相機，就能對人家家裡拍照，有M化車就能今天開甲地明天開乙地。楊法官並質疑，如何透過事後監察達到有效管控。此外，證據能力的部分，草案第27條和刑事訴訟法第158-4條都是權衡的方式，是否還要在草案規定、目的是什麼。
　
顧正德法官也針對草案中的各種偵查手段提出其看法。首先，科技設備在特性上可以長時間進行紀錄，也可以進行分析，甚至可以侵入隱私空間偵查。而即使是非隱私空間，長時間的監看累積，也可以呈現圖像式的生活模式，就是憲法所要保障的隱私權範圍──時間短暫可能沒有侵害，累積到一定量時就會有侵害，所以沒有法官保留就會有違憲之虞。

關於戶外的非隱私空間，顧法官表示還是有合理隱私期待的可能性。至於法官保留的時間長短可以再詳細討論，例如德國規定實施連續24小時或者間斷實施2日，就要法官保留。而科技偵查法草案規定，追蹤位置在2個月以內是檢察官保留，超過才是法官保留，時間會不會太長？時間又要如何計算和監督？顧法官並提出警告，如果沒有做好，會等於空白授權。

此外，顧法官認為，依法院的見解，GPS和M化車會侵害人民隱私權和資訊自主權，裝設裝置也侵害財產權，可能一開始就有法官介入的必要。也要進一步思考，人臉辨識能否使用在追蹤位置？外國有在進行，但會傷及無辜，因此雖然要允許追蹤位置的科技偵查手段，但有些手段是否也應該禁止呢？

至於對隱私空間的科技偵查，顧法官指出，問題首先在於是否允許國家透過科技手段偵查屋內隱私。如果真的有必要，除了法官保留，也要提高門檻和建立監督機制。草案雖然採取相對法官保留的立法模式，如果只需要「相當理由」，可能也無法發揮司法審查的功能。另外，如果未來技術允許，是否可以允許從戶外透過網路打開屋內的手機鏡頭或麥克風？如果不允許，或許要立法絕對禁止。

最後，關於設備端通訊監察的部分，顧法官認為這也是一種通訊監察，並建議可以放入通保法，不要立在專法再準用。此外，顧法官也質疑技術上是否能做到只擷取通訊隱私，以及如何區別通訊隱私和其他隱私（包括照片或上網紀錄等個人隱私）。如果要用人工識別而可以事前接觸資料，就會有問題。
　
除了前面的議題，還有兩個問題被熱烈討論了一番。
　
【問題1：電磁紀錄搜索扣押，會不會及於雲端資料？】

周冠汝專員對電磁紀錄搜索扣押範圍提出質疑。首先是透明程度的問題。周專員問道：過去台權會在看統計資料時，搜索票部分的電磁紀錄統計，有多少只涉及裝置，又有多少是取得裝置後再進入其他設備或登入雲端硬碟？周專員表示，如果搜索票聲請書單純只寫電磁紀錄，法官可能很難衡量侵害程度。第二，是否能搜索遠端電腦或雲端資料，涉及存取權的問題。例如協作的文件，是不是屬於通訊的一部分？而且雲端資料也不是單一個人擁有存取權限。周專員也質疑，會不會建置資料庫，供本案或他案使用？王怡婷律師也詢問，電磁紀錄的搜索扣押，是否包括網路銀行的帳號密碼和連接後的交易資訊。

黃致中檢察官說明表示，對於電磁紀錄的搜索統計資料要再確認，但應該沒有單獨統計雲端的部分。而草案關於電磁紀錄搜索扣押範圍的部分，只是澄清性的規定，立法理由也說明是現行刑事訴訟法的補充性規定，所以不會成為遠端搜索的授權依據。至於協作文件的取得，和通訊並沒有關係，因為不是監視製作文件的往來過程。最後，設備端通訊監察的相關規定，是從通保法移植而來，因此不會包括諸如輸入帳號密碼等通訊以外的事項。如果會造成這樣的誤解，會回去研究怎麼樣不造成誤解。

林達檢察官也分享辦案的實務經驗。在偵查機關扣押手機後，會先用飛航模式斷開連線，避免檔案被從遠端消除。而遠端空間的規範，還涉及到軟體的具體功能，例如把擋案存在手機裡，或手機上只有檔名和路徑──如果涵攝到具體案例，就有很多特殊的功能。

陳奕廷律師質疑，搜索票有空間上限制，那如果要搜索電磁紀錄，是要在搜索票上表明針對具體硬體，還是可以對遠端附帶設備進行附帶搜索？美國法上正反意見都有，是有爭議的事項，是否能立法直接包含呢？就像搜索到鑰匙，是不是可以拿鑰匙去把門打開？

【問題2：對隱私空間進行科技偵查的重罪原則？】

李宜光律師表示，對隱私空間應該要特別重視，但是草案第9條第1項規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犯罪，就能採取對隱私空間的監控，連竊盜和傷害罪等輕罪都會包含在裡面，因而質疑是否有寫錯字，並主張應該改成「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法務部黃致中檢察官解釋說，這條規定並沒有寫錯，如果認為範圍過大可以討論。而如果是「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和誘罪就完全不能用，所以在討論犯罪範圍時，應該要思考哪些犯罪會用到這樣的偵查手段。法務部李濠松副司長補充說明，通保法關於調取票的要件，就是規定最「重」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通訊監察書才是最「輕」本刑，這是因為隱私權干預程度不同，就設定不同的門檻。

對此，陳奕廷律師認為，該規定是「大監聽」的復活，因此不是法官保留的問題，而是國家能不能做的問題，並對本條規定持保留態度。

李宜光律師更表示訝異，最重本刑三年以上的話，傷害罪等輕罪就能適用。另外，該規定涉及隱私空間，要件也只是「相當理由」，對人權的侵害將難以想像，因為條件寬鬆、罪名很輕，侵害範圍又是隱私空間，手段也有錄影，時間更可以到30天，所以從憲法來看，很難通過比例原則的挑戰。此外，在一般人可以共見共聞的範圍內，雖然沒有隱私權的保障，但一般是指在民事法律的狀況。國家動用公權力監察人民隱私，應該受到更嚴格的限制。李律師並認為，只要是有隱私的合理期待，就像美國大法官說的，就應該要聲請令狀向法院聲請。如果有可能侵害隱私空間，應該檢具證據向法院聲請，而不要任意為之。

林永頌律師則表示，在法律設計上，不是只有「最重本刑」或「最輕本刑」的規範方式，如果有犯罪具體情形上有其需要，那就明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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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在經過了三個多小時的假公聽會真研討會之後，又到了時間吃午餐。我相信，這樣一場面對面的公聽會，是促進官方和民間理性討論和完善制度最好的方式，更期待未來在規範的制定和政策的研擬上，能有更多對話而非衝突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