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專欄 | 同城飯醉的青春：專訪中國社運者趙思樂 （Zhao Achilles）】

思樂說起話，有股青春的執抝。

明明就該是輕輕柔柔的年紀，但甜美笑容卻帶著銳利眼神，眉角不時露洩一絲早熟世故。是看得多了吧？年僅27歲，她的人生日夜趕路似地奔忙。趙思樂的寫作生涯不長，得獎紀錄乍看之下有點過於輝煌失真：5次獲得亞洲區域人權新聞報導的最高榮譽「人權新聞獎」，又在2017年獲得亞洲地區最高新聞獎項──亞洲出版業協會「卓越新聞獎」。她筆下的對象多是可歌可泣的故事，來往的不見得是權貴富賈，但可都是中國特定社運圈的崢嶸人物。

該如何形容思樂呢？就說是「註定把自己的一生鑲嵌進中國大歷史的亮麗女孩」吧。

#從踏入這一行開始我從來沒有免於恐懼

思樂人生的第一本書《她們的征途》是一本20萬字的大部頭，她在2017年從3月寫到5月，2個月間關在海南島海邊小鎮的房間裡，每日從早上9點寫到晚上9點，就這樣生出了一本書。

我好奇她寫這本書時有沒有壯士斷腕的決心？思樂說沒有，只是寫書時很低調，因為怕之後無法出境。她沒有意料到她的書在台灣引起迴響，場場演講座談爆滿，台灣民間對於中國的濃厚興趣顯然遠高於她預期。但隨之而來的也是她人生的不確定性，及中國政府想當然爾大幅提高的監控，甚至監禁。

以文字為武器，最直接衝撞的就是中國的維穩機器。我問，曾經被上面關切嗎？思樂說沒有，卻不是因為中共不想。她解釋著：早期中國的運動份子會被「客服」（當地的指派公安）不定時地問候，現在中國政府已經不指派「客服」，而是用大數據來監控異議份子，我們其實看不到「他們」，沒辦法掌握做這件事的風險。

科技在民主化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呢？當我們熱衷於運用網路科技打造智慧城市（smart city），它卻也有可能被拿來摧殘民主的新苗。

會害怕嗎？我問。

會啊，從踏入這一行開始，我從來沒有免於恐懼，只能學習跟它共處，平衡自己的情緒。思樂說這話的時候，眼神是漂移的，語氣嘗試堅定。

#中國社運的世代差異

在中國那樣的國家，作為一個運動份子，要如何看待信息安全這件事情呢？很奇妙，你不能時時刻刻想著它，可是你又得時時刻刻注意它。做任何一件事情假如都怕信息走漏，那就啥事也做不成。但又不能不注意它，因為理論上中共可以監控你的每一條信息。

思樂說，中國社運圈彼此之間都要知道如何使用安全的通信軟件，訊息要能「地下化」否則就會「碎片化」，如果你不曉得如何使用VPN或是翻牆或是諸如此類的技術，那其他社運份子也就不會跟你聯繫，畢竟沒人會冒這個險。見面，相較之下是最安全的，所有敏感的話當面說。也就是說，線上認識，線下見面。見面要做什麼？當然不外乎要吃飯喝酒。他們管這件事情叫做「同城飯醉」，也就是用「同城飯局」來「犯罪」。你有越多時間跟別人吃飯，你在這圈子越活躍。

我們聊起台灣的學運世代傳承，從野百合、野草莓再到太陽花，當年學運份子如今在大學殿堂授業解惑，培育下一代的街頭戰將。那中國有類似的狀況嗎？

似乎沒有。思樂21歲那年第一次來到高雄的義守大學擔任交換學生，在那之前，她沒聽過王丹、吾爾開希這些名字，甚至不曉得「六四」是什麼。天安門事件在中國的嚴密網軍控管下，民間社會對於六四事件表面一片噤聲。天安門事件後選擇留在中國的運動份子，是思樂口中所謂的「泛八九一代」，包括當年在廈門的學生領袖莫之許，當然也包括劉曉波及艾曉明等人。而1985年以後出生的「後八九一代」，是她未來想書寫的對象。這兩個世代，很難說有什麼傳承。

「泛八九一代」及「後八九一代」的差異，也體現在網路工具的使用。「泛八九一代」出現於中國互聯網剛興起時，這些經歷過八九學運並且選擇留在中國的運動份子用BBS等平台相互串聯，當時中國政府尚未嚴格實施網路監控（也許是因為還未體認網路對政權維穩的威脅）。「後八九一代」則經歷嚴峻的網路監控，他們必須或被迫要能夠熟悉使用安全通信平台。前者沒有安全通信的能力，兩個世代遑論連結甚至傳承？

#李明哲案台灣是否做得不夠

台灣的八年級生在高度言論自由的環境下，淬煉純熟的網路社交技巧，大概很難感同身受，訊息傳遞這樣一件簡單不過的事情，在中國是如何值得珍惜。思樂把中共對於網路的監控放在政權穩定的宏觀架構下分析：「2009及2010年是中國開放的巔峰時代，當時北京奧運剛結束，中共某程度上需要回應對世界開放及人權等普世價值的承諾，換取西方接受中國的『和平崛起』。當時胡溫體制還不夠狠，還掌不了權。」

既然話都說到這上頭了，那如何看待習近平的修憲呢？

「修憲其實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她接續說，鄧小平在中國的地位崇高，老鄧藉由確立了10年任期來樹立明君形象，而習近平作為「紅二代」跟胡溫身為「素人」是不同的。他收拾黨內，放出的訊息是「你們都不用想了，我連老鄧的規矩都要破」。這消息一出，微信上許多人貼了兩個笑臉符號作為評論，而這個在中國的網路語境意思是「笑而不語」。沒多久，微信公眾號的評論功能就被取消。

談到李明哲案，思樂認為他是中國政府給蔡英文政府的一個犧牲drama，畢竟他的言行舉止，跟許多人相較，並不是最激進的。令我驚訝的是，思樂直言台灣政府在拯救李明哲案上做得不夠，儘管她也坦言不確定台灣政府在這個案子上能做什麼。

（可是思樂，有些話我不好說，有些事情能做更不能講。作為台灣的外交人員，我太清楚政府在營救李明哲案上的努力，若說是窮洪荒之力也不為過。兩岸的互動良窳，一半取決於中國的態度，雙方都得負起責任。面對已讀不回的中國政府，我們能做的或許有限，但我們的努力不容抹煞啊！）

#現在的中國已經是一頭怪獸

我拿《經濟學人》近期的封面文章問思樂：長久以來西方政學界對於與中國交往分成兩派，「交往派」（engagement）在過去明顯佔優勢，西方認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終將有助未來的民主化，但習近平的修憲證明中國並未走向民主？思樂卻直率地說：西方完全搞錯中國了，現在的中國已經是一頭怪獸了！

我們也談到了愛情及她的婚姻。思樂說，獨身者在中國的社運界是很慘的，只有直系親屬才能幫忙聘請律師或存錢。通常這時候，你的配偶才能幫你做這些事情。而這樣的愛情浪漫嗎？她說，愛情不是個東西，也不是一個神話，它是一個混合物。如果今天對方能讓你信任到願意把律師委託信函交付給他處理，這比說「I do」還要浪漫。

整段專訪最令我難忘的部分，是思樂談到了她對台灣政治工作者的憂慮：這是很「不小確幸」的時代，需要一個大時代的力氣跟決心。台灣在經歷這麼多年的安逸之後，對於中國，到底有沒有決心？她也認為台灣社會其實沒什麼紛擾，公民社會太弱。

訪問最後，我請思樂給蔡英文總統一句話。她說，希望台灣政府能更友善地對待中國的公民社會及社運工作者。

至於給習近平的一句話呢？思樂搖頭：我沒有話想跟他說。

#中國運動份子眼中的台灣

兩個多小時的專訪，思樂展現一股勇者無懼的霸氣。作為中國的運動份子，她將台灣在當前的國際政治環境下，想要對抗中國那樣的權力不對等，跟自身運動經驗相類比。她希望台灣人持續抓住任何的機會跟可能去對抗那樣的巨大。她的語氣帶有焦慮，或是同袍的情義之愛，一種想併肩作戰的焦急，無涉國族。

但兩岸的視角差異，仍然具體而微地體現。例如思樂希望蔡總統給予中國運動份子更大的善意，包括申辦來台時的便利。但對於台灣而言，這必得放在整體的國安考量中審酌。我在訪談中也以政大共諜案來回應思樂，對於台灣政府，國家安全不容文人雅士的浪漫，我們沒有輕忽犯錯的空間。

又例如她對於台灣公民社會太弱、社會沒有太大紛擾的觀察，顯然與多數台灣人民的體認有巨大差異。我嘗試思考這差異的來源，也許對於思樂而言，台灣仍或多或少帶有異國情域（exotic）的風土，台灣的歷史及處境，也許還得費上她好些時日才能同理。

這是趙思樂，以及她的飯醉青春。在中國的社會運動圈中，她被澆養充足的政治養分也熟成地早，未來她要如何走出她口中「後八九一代」的運動之路，作為台灣的青年外交官，我給予祝福，更希望思樂能在這條荊棘的路上，時時提醒放入對台灣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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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飯醉的青春：專訪中國社運者趙思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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