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聯網的資安攻防大戰！臺灣該如何見招拆招？

110/09/22
曾繁安
科技大觀園特約編輯
資策會資安科技研究所王仁甫策略總監專訪

5G 科技讓萬物聯網的新紀元已經來臨，代表著機器與機器溝通，人類過上全自動化的超便捷生活不再是夢。但這同時也意味著科幻電影中，邪惡駭客組織攻占重要機關的主機系統，引發一連串資安問題，甚至攸關社會國家安危的重大事件，也可能在現實中發生！
科技帶來的便利與風險並存的這個世代，來聽聽資安專家——資策會資安科技研究所王仁甫策略總監的精彩分享，一起思考 5G 物聯網下面對的資安挑戰。

一起跟資安達人瞭解 5G 如何翻轉我們的生活！

「16 年前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博士班學姐的一通電話，讓我踏上資安這條不歸路……」

問起投入資安領域的契機，王總監用打趣的口吻開場。當時在學姐的建議下，他參與了設計國内第一個資安指標的工作，從此開啓與資安的不解之緣。自稱「資安界 56 哥」的王總監，雖非一般人熟悉的另一位仁甫兄，但他對科技資安研究的敏銳觀察與豐富經驗，肯定令人甘拜下風。

他談到，4G 網絡的發展令網紅經濟崛起，你我都不曾想像『點讚、訂閲、打開小鈴鐺』會變成一種常態。而接下來的 5G 物聯網，將帶來更大的轉變與衝擊。

為什麽比起 4G，5G 有「大頻寬、高速率、低延遲」的特性？這是因為目前 4G 所在電磁波區間（約 450 MHz ~ 3800 MHz）已塞滿用戶，讓網速變得越來越慢，因此人類便把腦筋動到頻率更高的毫米波頻段（約30 GHz ~ 300 GHz）。增加了 5G 的區段，就像從塞爆的車流中，移到空曠的新路上。而頻率越高，頻寬也越寬，這條道路不止空曠而且比原先的更寬闊，於是訊息的傳遞能暢行無阻，理論上可比 4G 快一百倍！

「5G 最重要的，就是可以達成邊緣運算（Edge Computing）。」

王總監舉例，自動駕駛和遠距醫療還未普及，是因為傳統仰賴的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傳輸訊息的速度不夠快，且成本高。雲端運算可以比喻作中央集權制，凡事都要經過朝廷皇上批閲議決，效率自然較低；但邊緣運算就像地方分權，讓數據可以直接在收集端附近實時處理和分析，無需先上報到雲端進行存儲、管理和分析運算，節省了上傳等待運算的時間，也減輕網絡和服務器的負擔。

在高速公路和手術檯上，微秒之差就是生死關頭。而 5G 搭配邊緣運算，大大提高的數據傳輸速率與極低的延遲，讓自動車之間可以維持安全的相對距離，遠端控制的手術刀可以精準無差地落在正確的部位。

也有賴於 5G 科技，需要大量運算資源的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也可以實現。這些發展促成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的建立，機器和機器之間可以達成溝通，整合各方數據資訊，迅速有效率地完成各種指令。小至個人智能家居，大至工廠機械、重要基礎設備如水壩、發電廠等等，都能踏入數位自動化的新境界。

越方便就越危險？機器與機器的連接也要小心

不過，5G 的特性也改變了用戶與網絡間的關係。傳統 4G 是直鏈狀的系統，由電信商自上而下提供網絡，再經由應用程式界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提供服務給用戶，存在一個封閉式的層級關係。但速率快、訊號覆蓋範圍較小的 5G（注1）， 則是由邊緣端、應用裝置及用戶組成，數據傳輸相互往來的三角形體系，不再有上下權限差別的限制。為了形成物聯網提供更多應用，5G 網絡也變得更對外開放，被駭入的風險也會提高。

研究專長為駭客行爲的王總監提到，如今網絡犯罪的作案手法越來越多元。過去搶匪洗劫銀行，還要擔心實體鈔票金條太重，扛不動。現在駭客只要動一動手指，就能利用惡意程式讓銀行的上億元瞬間消失；或使用勒索病毒，鎖定廠商的資料庫，再以巨額款項要挾，否則就把重要生產機密銷毀或公諸於世。

「5G 應用得越深，危害的情境就越高。」

未來 5G 物聯網可能面對的兩大資安威脅，包括用戶 IP 可能被駭入後，可能被用作惡意中繼站或跳板繼續攻擊另一方，讓受害者同時也成了加害者。再來，當物聯網涉及的層面越來越廣，假如被不法分子入侵掌控的是自駕車、基地台，甚至是重大國家基礎建設如水壩、發電廠等等，造成的損失傷害不堪設想！

網絡戰資訊戰開打，台灣如何接招還擊？

從個人角度，平時養成謹慎小心的習慣，不隨便亂點不明連接，隨時留意最新的網絡犯罪手法，是保護自己的不二法門。但在通訊科技發達的今時，第三次世界大戰很可能就在網路上發生，資安可是攸關國家安危的重大議題。

自 2016 年起，台灣便喊出「資安即國安」的口號，而王總監也參與在草擬「資安即國安」1.0 與 2.0 戰略的工作中。在1.0 戰略中，首要步驟就是將資安鐵三角（資訊安全、通訊安全、國家安全）正規化。政府也修訂相關法規，將資訊和網際空間延伸為國家主權的一環，並把駭客攻擊與竊取智慧財產，納入情報蒐集的工作，才能為網絡戰做好準備。

「守護要自己來，就需要有人才。沒有資安人才，就沒有基礎的資安；沒有錢投入，也不會有資安人才。」

王總監强調，一個國家的資安要做好，最重要的就是資源與人力的投入。如果國内資安產業沒有妥善發展，資安人才缺乏，就必須仰賴國外的產品。若系統程式都不是由自己人開發，而是假手於他人，便難以確保檢測過程的可靠性，往往等到資安事件發生後，才驚覺漏洞的存在。因此，政府也編組了多支專業團隊，培訓資通電軍與資安產業人才，為國内資安把關。

而「資安即國安 2.0」的重點，除了規劃新設數位發展部、成立專責的資通安全署，就是主動式防禦（注 2）——與其乖乖等著被人打，不如自己先請外部團隊攻擊自己，作資安測試，去找出資安漏洞和弱點！舉例來說，業界為了找出系統防禦上的漏洞盲點，常會委外進行紅隊演練（Red Teaming）。就像在進行軍事演習，紅隊扮演進攻方，以無所不用其極的方法嘗試入侵，同時驗證藍隊防守方的偵測與回應能力。這樣的演練成本可不低，一次就要三五百萬臺幣起跳。

但台灣不用付錢，就有免費的資安攻防演練！王總監如此笑言。這是因為，在全球最常受駭客攻擊的國家排行榜上，台灣可是位居前列。根據網路資安商 Fortinet 的報告，2021 年第一季台灣遭受到超過兩百萬次的駭客攻擊，平均每分鐘就會遭遇逾 15 次的攻擊！所謂危機就是轉機，這些源源不絕的攻擊，也讓台灣深具適合發展資安產業的龐大潛力。王總監認為，資安產業要像台灣未來的台積電，扮演護國神山般的角色。

想投身資安產業？不需要獻出心臟，只要有一顆熱忱的心

「投入資安產業不要限科系，但是要有一顆熱忱、學習的心。」對於有心想往資安領域發展的年青人，王總監給出這樣的建議。

雖非資訊科學出身，但大學的工程背景，讓王總監有了程式語言的基礎。後來他取得經濟學、法學雙碩士，前者使他瞭解產業界的趨勢走向，法學則令他知曉資安重合規性與合法性的重要。在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權領域的博士論文中，他則從社會學、科技研究的方法分析駭客行為。他表示，跨領域的學習可以讓他從更廣濶的視角，釐清各方問題之後，找到痛點，來提供更好、更全面的科技與資安政策。

王總監指出，這一代除了要與人溝通，還要學會與機器溝通，所以掌握好程式語言的邏輯基礎是重要的，因此王總監所在的資策會資安所，除了研發研發資安監控平臺，將研發的成果技轉給業界，同時他也擔任台灣駭客協會(HITCON)理事和社團法人臺灣校園資訊安全推廣暨駭客培育協會(TDOH)理事，推展培育資安人才的各項活動，未來希望能舉辦小朋友駭客營，讓孩子在小學階段就能接觸和體會程式語言是有趣的。他也勉勵年輕人，能力好的可以負責找漏洞和抵禦攻擊，站在資安攻防戰最前線；即使程度不夠拔尖，也可肩負資安維運的工作，在各自的崗位上適才所用，都能為守護資安和國安，盡一份心力。

根據光速等於波長乘以頻率（c = f × λ）關係式，我們知道頻率越高的波段，波長越短，穿透能力強。所以 5G 電磁波訊號遇到障礙物時，會想强行穿越而非「繞」過，繞射能力弱，造成散失的能量大。因此 5G 雖然有著高速率、低延遲的優勢，弱點就是訊號覆蓋範圍小，故需要設置夠多的基地台方可實現，而電信服務商會提供用戶建設專網——既不同於覆蓋範圍大的公網，而是擁有特地目的、獨立運作的網絡系統。

此外，主動式防禦也包含三要素：歸因、阻斷、減災。歸因便是找出攻擊的背後原因，釐清駭客的犯案動機，才能對症下藥。再來，對惡意程式來源進行阻斷，往後才可以減少再次被入侵的風險。

附圖：王仁甫
和台灣知名藝人同名同姓的王總監，説話風趣幽默，整個採訪過程充滿笑聲。圖／台灣資安大會
邊緣運算架構
邊緣運算架構與傳統雲端架構不同的地方是，資料將改放在網際網路和本地網路之間的邊緣運算層作處理，等資料變少了，再將處理後的資料回傳雲端。
攻擊
台灣平均每分鐘就會遭遇逾 15 次的攻擊，源源不絕的攻擊讓台灣深具適合發展資安產業的龐大潛力。圖／pexels

資料來源：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Article/C000003/detail?ID=0853796d-0b42-4a72-a0cb-ed70ddad9f77&fbclid=IwAR2H03H3PtQ6JhtQIy6KpMaz78iFa7NBgfizoTzEbAGba_58W6guaSHYBkg

楊文俊：政府與教協「斷交」 不利社會復和

2021/8/5

【明報文章】7月30日，具中國官方背景的新華社及《人民日報》發文，力斥會員人數近10萬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是「毒瘤」，並認為教協實為政治組織而非工會組織，經常策動政治運動，新華社評論文章更促請港府徹查教協。7月31日，教育局即發表聲明，宣布正式與教協「斷交」，包括不承認教協舉辦的教師培訓課程、不處理教協轉介的個案以至不與任何教協代表開會。另邊廂，王偉傑先生8月2日於《明報》觀點版的文章〈反思教協的存在價值〉（下稱「王文」），認為教協政治力量隨着選舉制度改變而褪色。王文指出，教協發動罷課，有機會導致教師被投訴而面臨懲罰，而教協目睹學生跟教師一同出席高危險性的政治參與時，沒有立即勸止，不能稱得上是教育專業團體。王文並認為，教協袒護發表仇警言論的教師、被指宣揚「港獨」意識的書籍被選入教協「中學生好書龍虎榜」候選書目，皆為「失德舉措」，會蠶食教協地位，並導致會員漸漸退出會籍。

從兩所官媒的立論以至教育局的行動，可見它們希望教協在香港失去影響力。官媒所刊載的兩篇文章，認為教協涉足政治是不可接受的，並認為「學生反對政府」與教協有着密切關係。實際上，教協作為職工會，成員接近10萬，是社會中極重要的持份者，牽涉政治屬正常現象。另一方面，教協立場溫和，與立場激進的學生們在政治主張上南轅北轍，認為教協要為學生反對政府負責，並沒根據。

教協影響力源於對教師細緻貼心服務

為何教協被狙擊、「被斷交」引起香港社會軒然大波？不妨先簡單了解教協的「群眾基礎」。

教協在香港有兩所會址，旺角會址主要用作行政，銅鑼灣會址則用作超級市場及俱樂部。於銅鑼灣經營超市，可說是教協取得成功的一大要素。超市主要供教協會員使用，各種文儀用品供應齊全，價廉物美，能滿足教育從業者對文儀用品的巨大需求，素來受教師歡迎。

另一方面，香港規定教師應每3年參與共150小時的專業發展活動，教協經營的教師培訓課程，深受香港教師歡迎。顯而易見，教協提供服務，切合一眾教育從業者的需要。教育局一聲令下，即不再承認教協所舉辦的教師培訓課程，將會使需要參與專業發展活動的教師們無所適從。

教協的影響力，並不在其於制度上取得席位，也不在於其支持的區議會候選人當選，而是源於對教師細緻貼心的服務。制度上的認可以至議席，只是因教協的良好服務而生，而不是教協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必要條件。王文以選舉制度改變作為教協影響力漸失的論據，顯然甚為牽強。須知教協於1973年成立，在1978年因金禧事件成為教育界最具影響力的工會組織時，它連一個立法局議席也沒有。

工會有政治參與屬必然現象

不論是官媒刊載的兩篇文章、教育局停止與教協合作之論據抑或王文，均批評教協參與政治。政治是眾人之事，工會本質上需要為會員爭取權益，工會會員作為社會的持份者，教協又作為工會組織，有政治上的參與，屬必然的現象。工會參與議政，政府徵詢工會意見，是社會重視勞工權益的表現，反映着社會的進步。現時立法會有3個由香港職工會選出的議席，足證工會在香港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教協要為學生反對政府負責」說法沒根據

根據《基本法》第27條，香港居民享有「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教協作為教師工會，發動教師罷課，本身只是行使其權利，完全沒有違反法律。教育局以教協曾發動教師罷課為由停止與其合作，顯然沒有道理可言。

政府又說教協「將政治滲入校園」，官媒的文章以及王文亦然，其實高估了教協對學生運動的影響力。教師與學生的關係是否真的如此「密切」？2014年，一群立場較進步的民主派人士組成「進步教師同盟」，挑戰教協立場較溫和的領導層。原定上年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以本土派自居、曾任職大型補習社的蔣旻正參選，挑戰教協的葉建源，認為葉立場過分溫和。教協以至大部分的學校教師立場溫和，思想較反叛、行為較激進的年輕人之政治表態，不能簡單歸因於教師的影響。實際上，教師與學生進行怎樣的政治參與，教協作為職工會，根本無從置喙。教師與學生在「師生」的身分外，首先是社會的持份者。要求教協就教師與學生一切校外行為作表態和負上責任，實際上是強人所難。

查實，教協從沒支持「港獨」，也沒做任何違法行為。教協作為職工會，受《職工會條例》保障，只要其仍能對會員提供妥善服務，會員並不會無故脫會。《伊索寓言》中有〈北風與太陽〉的故事，講到北風與太陽比賽誰能使路人脫下斗篷。北風妄圖通過強風吹走斗篷，路人卻將斗篷愈包愈緊；相反太陽以其熱量照耀大地，路人因天氣悶熱而不得不脫下斗篷。職工會的存在，正正解決了教育局作為官方體制機構所未能處理的問題，若教育局以為通過在制度上削弱教協的影響力，就能夠使教協會員自行脫會，那實只屬一廂情願。

教協對香港教育界維持穩定有重要角色

如果政府的目標不單是希望教協成員主動退會，而是希望教協解散收場，那更是未有看清教協對香港教育界維持穩定的重要角色。教協屢屢遭到教育界裏較激進的一翼挑戰，即使教協消失，不難想像其他更激進/進步的民主派人士跟政府、建制之間的衝突將更難調和，這難道是政府樂見的嗎？如果政府是想把光譜內某些教育工作者全數趕走，更是社會和下一代的悲哀。

教協會員人數接近10萬，涵蓋教育界不同持份者，屬於香港影響力極大的工會組織。特首林鄭月娥2018年於教協45周年酒會擔任主禮嘉賓，並指出席該場酒會是「行政長官應有之義」，原因是教協是香港最大的教師團體，甚至是最大的單一專業團體。教協能有如此巨大的影響力，正因其做好作為工會應做的事。教育局在新華社呼籲港府徹查教協後僅一天，即高調宣布「斷交」，削弱教協在建制中的影響力，給公眾帶來極壞觀感，亦與林太2018年說法和行動，以至近年政府希望修補香港社會撕裂的目標完全矛盾，對社會復和毫無幫助。教育局宜三思，慎防破壞教育局與教育界僅餘的互信。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楊文俊]

一分鐘閱讀
女性主義思想家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生於1908年，1986年逝世。

西蒙波娃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女性知識分子之一。法國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家、知識分子、社會運動行動主義分子及社會理論家。她著有一本暢銷全世界、被奉為女性主義聖經的《第二性》；她投身法國女權運動；更被世人關注的，是她與當時最著名的存在主義思想家沙特的開放式戀情，他們堅定忠誠，又各享自由，有人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愛情故事」。

沙特為存在主義下的定義是「存在先於本質」。每個人的人生道路不一樣，有人說品性是「天生」的，人的本質天注定。「存在先於本質」的意思是，人的本質不是天生的。「人首先存在著，面對自己，然後界定自己」。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沒有天經地義的道德或規條。道德和規條都是人在生存中創造出來的。我們出生，我們存在。我們用行動來界定自我，每個人的本質，是由存在之後的言行所創造所決定的。

西蒙波娃於1949年寫下的經典著作《第二性》，為當時的女性地位，提出存在主義思辨的名言：「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也就是說，女人憑性徵生為女人，只是存在，而女性的本質、地位，則是後天被「定義」的。「不是因為有什麼神秘的本能在直接註定她的本質是被動的、愛撒嬌的、富於母性的，而是他人對這個孩子的影響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要素。於是她從小就受到灌輸，要完成女性的使命。」

有一本最新出版的書，《成為西蒙波娃》（Becoming Beauvoir: A Life），以「成為」（Becoming）做書名，是對波娃的思想同人生的最佳概括。
《成為西蒙波娃》
完美的真誠反省與無懼批判，也有熾熱的戀情。她實際推動了世界各地的女性權益，讓女性更能為自己而活。

西蒙波娃撰寫了許多哲學、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小說、隨筆、傳記、專著，其中她生前的自傳也有四部。她晚年，在沙特逝世後寫的作品《告別儀式》也帶自傳成分。她編輯出版過沙特給她的書信。加上幾十年許多寫作者對她的分析與評論，關注女性主義及存在主義的讀者，西蒙波娃她已經甚有認識了。但礙於時空背景、社會觀念，以及會涉及他人，所以她豐富人生中仍有許多細節被藏匿、許多真實心思未公開透露。

最近幾年，她的日記和私人信件陸續曝光。英國倫敦國王學院講師凱特‧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鑽研哲學、女性主義和宗教，寫有幾本關於沙特、存在主義的著作，2020年8月出版了《成為西蒙波娃》這本書，中譯本上月在台灣出版。作者全盤檢視了過往波娃的自述，綜合近幾年曝光的資料，補足了未曾被看見的細節，看到了波娃立體、真實而細微的面貌，澄清了社會與時代對她的種種誤解和批評，能讓我們全面且清晰地看見波娃與她所處的時代境況，看見她如何奮力回應那些阻礙與挑戰，更讓我們藉由審視不同時代的另一個靈魂，來理解自己的時代與自身所抱有的價值觀。
「自我」對於人生的重要性
自古希臘哲學以來，西方哲學家都討論「自我」對於人生的重要性。認識自我和認識世界，是人類知識的兩大分類。蘇格拉底認為，人必須認識自己才稱得上睿智。尼采說，人生在世的任務就是成為自己（Become who you are）。但波娃在哲學上卻這樣反問：如果女性真實的自我根本就被禁止存在呢？如果你在成為自己的同時，人們卻因你沒有能夠成為你理應該成為的人——好女人、好情人、好母親——而視你為失敗者呢？如果成為自己令你蒙受揶揄、蔑視或羞辱呢？

在波娃在世的那些年，即1908-1986年，女性所擁有的可能性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大學開始以招收男性相同的條件招收女性；女性取得投票權，也能合法離婚與墮胎。波娃經歷了三十年代巴黎的波希米亞狂潮、六十年代的性革命。女人於公共領域中思考、進而坦率談論自身的方式已有所改變了。但即便如此，人們談論「女性主義」一詞時，所講的內容仍然令波娃覺得粗劣、愚蠢和難以忍受。波娃因此寫了《第二性》。當她寫下「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這句名言時，她並不知道《第二性》這本書竟會對自己往後的人生及後世的人們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已有諸多文獻深入探討這句名言的意義、探討人究竟如何「成為」女人。《成為西蒙波娃》這本書則旨在探究波娃是如何成為她自己。人不可能有條理地書寫自己的人生，因為人生是永無休止地成為自己的過程——這是波娃在十八歲時就作出的結論。
因此，不可能有條理地書寫自己人生的波娃，她的生命與思想的書寫就由凱特‧寇克派翠完成了。

波娃一生的哲學追求，就是女性要努力「成為」那個想成為的自己。但諷刺的是，她最受世人關注的，卻依附於沙特，是與沙特的「知識分子情侶檔」關係。
在《第二性》中，波娃說，「女人所能擁有的最多也僅是極不牢靠的力量：無論她是奴隸或是偶像，決定她命運的人從來都不是她自己。」她的哲學也讓她瞭解，她能做的只有持續成為自己。

女性感情生活被無限放大
1927年某天，19歲的西蒙波娃和她父親對於什麼是「愛」起了爭執。那個年代裡，社會期待所有女性都能把結婚生子當作人生夢想。波娃的父親表示，愛就是對他人的服侍、愛慕與感激，而波娃就強烈反對，說愛不只是感激，不只是因為他人對我們付出而欠下的債。波娃在日記中寫：「有這麼多人不曾明白什麼是愛！」

在波娃的經典著作《第二性》中，她提出，女人因為體力較差，當生活需要體力時，女人自覺是弱者，對自由感覺恐懼，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來，而女人還是甘心服從。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說的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使男人重新獲取權力，她認為歷史上女人從沒有得到過權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會。她無畏時代限制與社會成見的枷鎖，從自身生命經驗出發，解放女性，鼓舞每個人「成為」自己想成為的自己。

但即使這樣，她和沙特組成非婚姻的終生情侶檔，仍然使波娃在社會輿論中被認為是沙特的附屬。大眾普遍認為「知識分子」指的是沙特，而波娃只是構成「情侶」的另一人。波娃在1986年於巴黎過世時，《世界報》（Le Monde）的訃聞標題說她的著作「偏向通俗讀物而非原創作品」。1994年，一位知名的女性主義批評家表示：「若有人認為西蒙波娃的重要之處主要在於她與沙特和其他情人間的非典型戀情，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這是在社會未脫離男性主導的情況下，由於對女性感情生活的無限放大，而導致對她的哲學成就的低估。事實上，很可能波娃才是促使沙特發展出存在主義思想的人。
被看見好還是不被看見好
法國的哲學家長期爭論著人活著到底是被人看見好，還是不被人看見好。笛卡兒表示人得「不被看見，才能過得幸福」，沙特認為，他人物化的凝視如何將我們囚禁於次等地位中。但波娃並不同意這些說法，她認為人要過得好，就得被他人看見——只是必須以正確的方式被看見。

波娃生前陸續出版了四本回憶錄，其他著作有些也具有自傳性質，比如她的美國和中國紀行。她也將沙特寫給她的信件整理出版。 她讓自己被看見。

不過，波娃逝世後的數十年間，新的日記及信件陸續出版。許多人震驚得知波娃不但擁有過同性戀情，對象更是她過去的學生。她寫給沙特的信也透露出她在哲學上對於沙特的影響。

終其一生，波娃受困於人們對於她的能力與原創性的質疑之中，有些人甚至說她的著作其實是沙特寫的。有人說她像是「引用宗教經典一般地」引用沙特。

當年女性作者經常面臨這樣的指控，而她們往往也會將這樣的看法內化。波娃某些原創的論點，很可能正是令沙特聞名後世的論點。有一年，因為沙特太忙了，波娃便用沙特的名字替他發表文章。沙特說過，《嘔吐》（Nausea）原本只是一篇抽象的哲學論文，是波娃建議將其擴寫為一部小說。沙特也說過，在他漫長的哲學生涯中，波娃以她嚴謹的批評與深刻的洞見，幫助他在發表前將文章修改得更為出色。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成為西蒙波娃》
作者：凱特‧寇克派翠
由　衛城出版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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