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警界的獵巫行動 造就無數犯罪天堂
Modern Day Witch Hunt Against Law Enforcement

克萊兒之前曾寫過文章，揭露西雅圖市中心的治安及遊民問題。接下來的這篇，討論的則是整個華盛頓州可以預期的未來。如果你財力雄厚，住在有門禁、有私人保全的高級住宅區，或是住在像 Mercer Island 這種西雅圖海鷹隊足球明星 Russell Wilson 才負擔的起的島嶼豪宅，那這篇文章你不用看了，因為以下這些事都不會影響到你。不過，如果你跟克萊兒一樣，只是個普通的中產階級，每個月都得精打細算，才能在付清房貸、車貸、各種帳單的同時，努力為州寶存下大學基金。或者，你也跟克萊兒一樣，好不容易買到好學區的住宅，卻又開始憂心住家附近的治安，擔心學區會不會受影響，那你也許會對以下文章所探討的議題感到憂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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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治安敗壞的問題不僅僅發生在西雅圖，就連華盛頓州的第二大城塔科瑪也不能倖免。我們知道，華盛頓州長期以來是民主黨的鐵票倉，也就是所謂的深藍州。而其中最「自由派」的城市大概要屬西雅圖、以及首府奧林匹亞 (Olympia)。這幾年，這兩個城市不僅經濟發展衰退，就連市容、治安敗壞的程度都不相上下。最可怕的是，雖然西雅圖與奧林匹亞一個在北、一個在南，但近年來，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及遊民危機已經有逐漸蔓延並串連的趨勢。

為什麼又要討論遊民？許多人批評克萊兒：「你怎麼一點同情心都沒有啊！沒事就在版上罵遊民，他們到底招誰惹誰？不EY啦！像你這種支持 Blue Lives Matter 和 All Lives Matter 的人，怎麼可能會關心弱勢的族群？」

這種批評實在大錯特錯，克萊兒抨擊的從來不單純是遊民問題，而是其衍生的暴力犯罪事件。事實上，遊民往往是暴力犯罪的受害者。不要以為偶爾丟給遊民幾個銅板，或施捨一頓飽餐就值得沾沾自喜。在新冠疫情之前，州警大人也曾定期為教堂提供關懷遊民的服務。州警大人會在天冷的夜晚，開車到遊民聚集的地區，親自接送遊民前往參與合作的教堂，讓他們有溫暖的床鋪及熱食度過漫漫寒冬。不過教堂提供援助的前提是，這些遊民身上不能有毒癮。正因為身為警界的一員，再加上與無家可歸的遊民有過許多互動，州警大人深知遊民聚集區可能引發的各種治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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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警大人幾個月前曾到西雅圖支援當地警力。當時，州警大人的警車停在亞馬遜總部附近的街道。州警大人剛搖下車窗，就聞到一股不對勁的惡臭。他下車查看，很快就找到惡臭來源。在人行道邊緣的破爛帳篷內，是一具腐爛發黑長蛆的女屍。州警大人封鎖現場後，聯絡了驗屍官，之後才知道女屍身上有受虐遭強暴的痕跡。州警大人發現屍體的地方可不是什麼荒郊野外，而是車水馬龍的亞馬遜總部附近。而且屍體旁還有其他數個帳篷，這表示，其他聞到惡臭的遊民根本不在乎發生什麼事，類似的事件他們早就司空見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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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有在關注我專頁的人一定知道，西雅圖並不是州警大人值勤的轄區，州警大人只是偶爾被調去支援警力。包括塔科瑪在內的皮爾斯郡才是州警大人服務近十年的地區。只可惜，這城市也變了調，不再是十年前的塔科瑪，反而步上西雅圖的後塵。

幾天前，州警大人開車帶克萊兒經過影片中這條惡名昭彰的街道。如影片顯示，這條街佈滿遊民帳篷，遍地垃圾及針頭，髒亂無比。因為天冷，遊民直接在街道上生火取暖。為什麼克萊兒說這條街惡名昭彰呢？據許多州警表示，這條街龍蛇雜處，幫派、販毒、賣淫、暴力事件頻傳，連警察都不願靠近。看到影片後段的好幾台大型運貨卡車嗎？據說，這些卡車司機停在這裡，是為了在啟程前，先買春尋歡一番。買春賣淫何錯之有？錯的是許多賣淫的（未成年）女子都是被毒品控制，甚至是受到人蛇集團、皮條客暴力威脅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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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警方為何對這裡避之唯恐不及呢？第一：這裡犯罪率居高不下，對警方生命安全造成直接危險，若沒有人報案，警方通常不會主動前往。第二：接到報案前往的警察，他們必須要小心翼翼。因為在 2021 年的今天，只要一個處理不好，進監獄的不會是罪犯，而是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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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這條街道後，州警大人繼續開車前往位於塔科瑪的皮爾斯郡立監獄。經過監獄正門時，州警大人若有所思地看著前方，語重心長的說：「逮捕 Manuel Ellis 的三名員警，現在就被關在這裡。你知道嗎？今天被關的人有可能是你認識的任何一個警察，甚至也有可能是我。」

Manuel Ellis 是誰呢？還記得克萊兒上一篇提到塔科瑪警局員警全數請病假的事件嗎？2020 年 3 月，塔科瑪警局三名員警在值勤時逮捕黑人民眾 Manuel Ellis，過程不幸造成 Manuel Ellis 死亡。驗屍報告顯示，死因是（警方造成的）缺氧，但同時 Manuel Ellis 體內被驗出大量足以致死、俗稱冰毒的甲基安非他命。

原來，涉案的三名員警目前被收押在此。而在 Manuel Ellis 死亡事件中，其中一名員警是事後到場支援的。他日前也被華盛頓州檢察長以一級過失殺人罪起訴，而他所做的事僅僅是將束縛帶綁在 Manuel Ellis 的雙踝！「當天若是前往支援的警察是我，今天被關在監獄的也就是我了！」州警大人繼續說著，臉上表情盡是擔憂。

其實，以束縛帶綁住雙腳，是警方在壓制嫌犯時常會採取的方法之一。面對拒捕的嫌犯，或是意圖傷人傷己的民眾，警方會以束縛帶綁住嫌犯的腳踝，讓他們無法繼續反抗。而這件州警大人做過無數次的動作，竟有可能讓他成為階下囚。這是州警大人完全無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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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媒體照樣把 Manuel Ellis 的死因歸咎為警察種族歧視，過度執法。好像這三名警察是閒來無事開著警車兜風，專找非裔美人的麻煩。但事實是，當天有民眾覺得 Manuel Ellis 的異常行為對他人造成威脅，才主動向警方報案。

大家有沒有看過對冰毒上癮的人？他們吸到嗨時，往往力大無窮，對疼痛的耐受度也大為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警方必須使用更大的力氣才有辦法制伏他們。驗屍報告甚至顯示，Manuel Ellis 體內有足以致死的大量冰毒，也就是說，Manuel Ellis 隨時都有 meth overdose（吸食冰毒過量致死）的可能。在這種情況下，華盛頓州檢察長以二級謀殺、和一級過失致死起訴涉案的三名員警，難道不是帶有政治色彩的的獵巫行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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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整件事對州警大人的衝擊非常之大，加入州警局近十年來，州警大人第一次萌生退意，起了想要轉換工作跑道的念頭。這也不能怪他，這種裡外不是人、兩面不討好的工作實在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承受的。州警大人實話實說：「我是警察，你要我冒著生命危險保護民眾安全，這是我職責所在，我毫無怨言。你要我在車來車往的公路上，隻身一人蹲在路邊幫助車禍傷亡的民眾，我願意；你要我在明知兇嫌還在時，一腳踏入凶案現場逮捕嫌犯，我願意；你要我家暴案時，與持槍持刀的嫌犯打鬥，我願意；你要我在槍聲響起時，朝著與逃跑人群相反的方向奔去，我願意。這些我都願意，但我希望，在我需要時，我的上級長官及州長能夠在合理的範圍支持我，而不是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對我棄之敝屣，甚至在背後捅我一刀。我盼望，若有一天我不幸殉職，我的家人能夠得到妥善的照顧，我也能有個不失尊嚴的葬禮。我還希望，若我不幸犧牲或傷殘，民眾和媒體不會毫不在乎、兩手一攤說：『他加入警隊時，就知道會有這種風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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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萊兒發現，由於近期治安敗壞，犯罪率節節上升，最近開始有人發起 Cities Reverse Defunding the Police Amid Rising Crime（反刪減警方經費）的活動。說實話，我覺得一切都太遲了。為什麼非要等到自家安全受威脅，才願意站出來做正確的事？為什麼要被媒體、政客帶風向，是非不分急著洗腦自己？

沒有警察，一切真的會變得更好嗎？在過去幾年裡，執法單位孤伶伶面對政客兔死狗烹的忘恩負義，加上民眾跟風的咒罵責怪，有多少警察早已心灰意冷，退出警隊？州警大人昨天才跟克萊兒說，一個他認識很久的州警三個星期前辭職了，轉職去亞馬遜擔任保全相關的工作，一年薪水超過二十萬美金。薪水高，風險低，他極力推薦州警大人也一起加入。

都說邪不勝正，但今晚，看著皮爾斯郡立監獄窗口映出的燈光，轉頭再看著三三兩兩站在街角的毒販，還有臉龐稚嫩，雙眼卻呆滯茫然、穿著清涼的阻街女郎。我抬頭仰望天空，盼能尋得一絲光亮。無奈，今晚的夜空，暗黑無星。

《州警夫人FUN英文》
A question that sometimes drives me hazy: am I or are the others crazy?
有時我會迷惑：究竟是我瘋了，還是別人瘋了？
-- Albert Einstein 愛因斯坦

平復了一下心情，想起之前承諾大家的4000字全文書評，趁這幾天書店有活動，買起來看！

誰的焦慮？當代國家與父母的育兒經濟學

在閱讀這本《育兒經濟學》第四章<不平等、教養方式與教養陷阱>之時，陪伴著我閱讀的背景音樂，是由義大利著名指揮家Riccardo Muti在芝加哥交響樂團指揮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著名的<快樂頌>便是出自此曲。在我打字書寫這篇書評時，陪伴我的是輕快的，由Piazzolla 探戈輕歌劇《Maria de Buenos Aires》。

我1988年出生在台北縣新莊市（現在已經是新莊區）的一處住商混合區，我是家中的長女，弟弟妹妹陸續在2年、5年以及6年後出生。我的爸爸是做土水的泥水匠，媽媽曾經做過短暫的美髮工作，在弟弟出生後，轉為全職的家庭主婦，平時靠手工、爸爸給錢以及借貸過生活，日子非常辛苦。從我有意識開始，媽媽一直對我的教育非常在意，可以說是亦步亦趨的跟著。

在我幼稚園的時候，媽媽忙著做美髮，把妹妹送到鄉下給嬸婆照顧，我則從幼幼班開始上，每週媽媽會帶我坐著客運回北港，去看我很陌生的妹妹。直到二、三歲媽媽覺得妹妹的語言發展遲緩，才發現跟著語言機能障礙者（也就是當時俗稱的啞巴）嬸婆是學不會講話的。剛好媽媽的親妹妹搬到我們家隔壁巷子，媽媽也就把妹妹一起接上來了。一開始，媽媽讓妹妹跟阿姨的女兒一起去上高級幼稚園，有接送車的那種。我則跟著一群幼稚園小朋友一起讀離家裡走路10分鐘的幼稚園，媽媽說訓練我獨立。後來妹妹再大一點，媽媽沒錢可以讓妹妹繼續讀高級幼稚園，便讓妹妹跟著我一起上學，只是她都是媽媽接送，而我乖乖地走路上學。

幼稚園快畢業時，媽媽生了弟弟，一時之間成了家中的寵兒，地位隨之抬高。媽媽也為了我們的教育，找尋學區房。爸爸做泥水匠在1988年是相當賺的，只是我後來從書中才知道這件事情，在家中爸爸是幾乎不拿錢回家的。套一句爸爸那邊親戚常講的話，「給媳婦太多錢會拿回娘家，不行。」

在我國小一年級讀一半時，媽媽終於找到學區房了。挺著「生男的下一胎一定是男的」所以懷著的六個月妹妹的肚子，我們全家搬到了離學校走路只要5分鐘的地方，媽媽繼續做手工，對我的功課也是非常的看重，對妹妹倒是輕輕放下。媽媽常常說：「我以前沒錢讀書，很懊悔，我去借錢也要讓妳們讀到不想讀。妳是姊姊，是大家的榜樣，妳讀不好，其他妹妹們就不能讀書了，知道嗎？」秉持著這句話，我以前幾乎是少一分打一下，開口要買玩具沒有，但要買書一定成功。

媽媽偷偷買了一套百科全書在她的衣櫃，長大後聽媽媽說，這是她分期付款買的，為了不要被爸爸撕掉，我們只能偷偷看。國小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鋪著報紙在陽台，邊跟我媽一起看《急診室的春天》，邊寫作業。雙語頻道永遠我們是開英語，這樣才能讓英文變好，以後才能坐辦公室吹冷氣。

「坐辦公室吹冷氣」成了我的人生最大的目標，好吧，其實是媽媽的人生。

我人生小小的三次挫折都在國小。

第一次遭遇挫折是國小二年級，我數學考80分，媽媽感到天崩地裂，立刻把我送去學心算。短短半年我從五級考到一級，最後沒錢了就中止。

第二次挫折是國小三年級，那時候要寫書法，我不會寫，因為我雙子座缺乏耐心，而且弟弟妹妹很吵，我很想去樓下跟鄰居朋友玩。被媽媽痛打一頓後，拿著一疊宣紙，媽媽握著我的手，一筆一畫教我寫書法。去學校交作業，老師說我書法寫得很好，派我去參加國語文競賽，當然我沒有得名。

第三次遇到挫折，是國小五年級。我們導師是一個22歲剛畢業的年輕女老師，一來就教我們很難很新的輾轉相除法，我學不會，回家大哭。媽媽某一天告訴我，她來教我。後來我成為班上永遠的前三名，六年級時老師結婚了，臨走前她告訴我：「慧慈，我剛來的時候，妳媽媽曾經中午午休來跟我問：『老師，妳可以教我什麼轉轉相除法嗎？我要回去教我女兒，她不會在家哭。』妳要好好珍惜妳媽媽，妳未來一定無可限量。」

回北港過年時，親戚常常在我們面前跟爸爸說：「你真的是歹竹出好筍」，但媽媽都在廚房獨自忙碌時跟幫忙準備的女兒們說：「我以前有考上嘉義女中，是外公外婆沒錢讓我讀。」言下之意，我們不是歹竹出好筍，只是正常發揮。

後來弟弟生病、最小的妹妹出生後，一夕之間我們變成全家族的罪人，媽媽也因此開始在夜班的工廠工作，我也撐起整個家庭的家務事。媽媽帶我跟妹妹去補習班，跟補習班主任拜託分期付款繳補習費，弟弟妹妹則去比較便宜且可以待很久的安親班。

唯一不變的，是對我的課業的要求，以及撥空在我做錯事的時候邊拿藤條問我哪裡做錯了，邊跟我講道理，然後在我睡覺時拿藥偷偷幫我擦傷口，邊擦邊哭邊說：「要好好讀書，不要做壞事，長大後才能不要像媽媽一樣只能嫁人在工廠工作。」

大學考上清大，但我家族只認識台大、師大跟因為地緣關係才知道的輔大。秉持著讀私立就沒書讀，我所有的學校只填公立。在媽媽的勸說下，把台北的學校填了一輪才填成大，清大是我偷偷填的。

當時我爸並不打算讓我升學，女孩子讀那麼多書沒有用。是一個留學美國的遠房叔公打來跟我爸說清大很好，比台大輸一點而已，再加上有助學貸款，我才順利去讀書。

大學當然是翻轉我一生的關鍵，也是我後來捍衛高等教育的主因。

跟同學比較熟以後，大家聊到家中的教育方式，那時候，我第一次聽到「教養」這個詞。家裡開工廠的有錢同學說，她父母不涉入她的選課以及選校，就連她只是因為想聽故事才去補歷史，父母也同意，有很多同學是這樣的家庭。也有父母其中一方是職業婦女或是全職家庭主婦，每天都會檢查功課，安排他們每天要做什麼，還會一週有固定的一天家庭日。總之，感覺感情很好，而且爸媽都是大學畢業，最差也有高中。只有一個同學跟我一樣，爸媽只有國中小畢業，媽媽很重視功課，還買了書在家裡。

後來上研究所跟藍佩嘉老師討論時，才知道工人階級的流動中，「媽媽」注重教育的角色至關重要。

媽媽從小都跟別人說她很忙沒在管我們功課，但對我的要求近乎苛求。沒有前三名就問我原因，粗心大意就打，沒好好複習也打，打完後是一個小時以上的「講道理」時間，在這個部分會把弟弟妹妹叫來一起聽，媽媽總是聲淚俱下的說自己小時候的故事，到長大後因為沒讀書何其不幸，最後一定會問：「要不要好好讀書？」

我們唯一的回答是：「要」。但這些苛求其實沒有放到弟妹身上，學心算、做科展、問老師怎麼教我數學、買一堆關於作文、未來科技等書在家裡，這些其實媽媽只在意我跟大妹有沒有做，認真來說，是我，媽媽把自己投射在我身上。

她很焦慮，我能感受到。之所以要跟別人說她很忙，是因為她擔心把我們教不好，把我們教壞變得跟她一樣，也因此，我在幼稚園就學了性教育，因為媽媽說未婚懷孕就「烏有去了」。媽媽在弟弟身體上操碎了心，在我課業上用盡了心。現在，她總是開心的跟大家說，她把兒子醫好了，把女兒教好了，我們成了她最驕傲的亮點。

《咬一口馬克思的水煎包》簽書會時，有讀者舉手問我說：「我該如何教小孩？」，旁邊有很多人也接著問差不多的問題，我打斷他們說：「我分享的是我的經驗，怎麼會問我呢？」一對皺著眉頭的年輕夫妻大聲的說：「我們都是工人階級出身現在收入不錯，但我們很怕教養方式不好，把小孩教壞，所以一直不敢生小孩。」

後來幾場簽書會、分享會中，陸陸續續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我才發現，「拚教養」、「育兒」真的是當代社會最大的問題，也是讓夫妻不敢成為父母最大的關鍵。我曾經問我幾個夫妻月收入超過10~15萬的朋友，為什麼還不生小孩？他們總是回答「還沒準備好」。

台灣的出生率是世界第一的低，政府用盡了很多補助方法，就是希望更多人投入增產報國的行列。我的大學同學已經有許多是獨生子女，更多的是未婚人士。國家重視的是生育率，父母重視的是孩子的未來品質，重質與重量擺在一起，品質變成了關鍵。有些朋友生也只生一個，我說只有一個很寂寞長大沒人可以互相扶持，要不要多生一個？朋友總是回我：「一個我都養不起，兩個會恨我們的」。

養不起，不是吃不飽，是無法提供他未來足夠的選擇以及品質。我曾經跟一個年收入200萬以上的朋友聊到教養，不敢生怕以後小孩要出國我不夠錢，她冷冷地回我：「如果他以後結婚，你能幫他付多少首付？這比出國多太多了。」

教育是階級流動成本最低的方式，但當代教育成本越來越高，導致貧富不均的情形越來越嚴重。當貧富不均落差越來越大，教養落差以及所能投入的資本就會越差越多，使貧富不均更加惡化，導致階級陷入緩慢流動的惡性循環。本書提出的一個關鍵論點，就是「貧富不均」是影響教養的最重要因素，在當代台灣、美國、德國，甚至是歐洲國家，都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排除掉極端父母，普遍來說全世界各地的父母最大的目的就是用最有用的方式，把孩子推向最容易成功的道路。也因此，兩位作者提出了四種教養方式，並告訴我們，父母將會花越來越多的時間投入孩子的教育，「密集教養」將成為世界各國的顯學。也因此我們看到很多爸媽平日買書、假日參加講座，手機裡面各種老師的Line，還要怕被說情緒勒索。為了提高教育的投資報酬率，「少生一點」是在所難免的趨勢。

事實上，這會持續使得國家的生育率惡化，導致教養落差，進而拉大貧富不均。國家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祭出高額生育獎金、多種生育津貼，而是應該要在財政跟社會政策上，設立更多的公立托兒所、提供托育補助，減低女性因生育壓力影響職涯的風險。同時，對於弱勢族群的教育，必須要更早介入，提供足夠的資訊與資源給弱勢家庭，讓弱勢家庭子女可以獲得必要的支援，減少因為貧富差距產生的教養落差。我曾經跟朋友開玩笑說，政府一年如果提供弱勢家庭50萬的補助，可能花個幾億，就能夠少買好幾支監視器，少蓋一些監獄，少聘一些警察。更重要的事，我們必須要消除社會對於弱勢家庭的「刻板印象」，讓他們能夠自由運用這些補助，想買iPhone、想出國，都是一種經費的運用。只有當人不只為了生存而努力時，才有創造跟想像可以實踐的能力。

我很喜歡作者最後的樂觀，當代認為有用的教養方式，是投入大量心力、密集性的教育，這反映了有錢有閒階級可以更加鞏固自身的階級地位，而沒錢沒閒者注定停滯。但國家政策的介入，可以有效弭平經濟落差。只要選民選出適當的政策訂定者，拚經濟跟拚教養，可能不一定會畫上等號。

像我這樣的人，也能夠出頭天。

回到一開始提到的，我在《貝多芬九號交響曲》中閱讀，在Piazzolla的《Maria de Buenos Aires》的輕歌劇中書寫。貝多芬是學校教育會帶到，但Piazzolla 卻是一種品味的鑑賞。《育兒經濟學》一書告訴我們，教養的選擇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也是改善社會不平等最重要的因素。生育是經濟理性的選擇，教養是愛與經濟的成果展。金錢或許會影響愛與教養方式，但當我們認知到這一點時，做父母可以稍稍放過自己，你們對教養的重視，就是孩子最重要的助力。

📍《金錢如何影響愛與教養：貧富不均下的育兒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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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不要害怕養育孩子，也可以療癒自己。至少沒有孩子的我，看這本書也在告訴自己這樣的想法。

來談一點所謂「系統性」問題的東西，希望可以透過一些例子，讓讀者可以明白，為何最近講系統性解法的，大多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有知道狀況的人，指出這是整個民族性、群體性格造成，但他也很難知道具體的處理辦法。所以，我想要透過其他例子來提，有一個影響全國安全的例子，而且在幾年內就顯著改善。

這個例子就是酒駕。酒駕是個很好的案例，對大多數人來說，酒駕罰則提高是這些年的事情，記憶還很清楚，而且涉及的範圍也是群體，以及受影響的範圍相當廣泛，與這次的工安問題主要對象，也有較多重疊。拿這個來談比較有切身的感受。

有印象的讀者，應該還記得酒駕被重視，似乎是在前一段時間內，透過媒體大量放送，給了國民很高的存在意識，之後幾年不停修法，但初期提高罰則，一樣有擾民、害死底層等等說法，但這些年卻慢慢消失，酒駕造成的損害已經降低很多。偶爾出現的重大案例，之所以重大就是脫離當前的防範機制，屬於很難掌控到的極端值，而非普遍的現象。

所以，酒駕肇事為何在幾年內，A1、A2的案件數大幅下降？這絕對不是少數人所提，警察故意吃案養案，因為這不符事實，某些地方是可能如此，但要在統計上普遍吃案，說服不了人。

酒駕肇事率下降，我們可以歸納出幾個原則，可以看見的是
1. 重罰：從幾千調高到幾萬，超過酒測值還吊照。
2. 嚴查：新法施行後，警方有壓力處理，也不會隨意放過。

但，很少有人提到，系統性問題之所以消弭的原因，還有其他的
1. 心理壓力：人都要發現狀況會影響到自己，尤其是對家人，才會感到不行
2. 社會壓力：當身邊的人都告誡你不行，感受到明確的歧視眼光

我自己的經驗，在重罰新法施行的那兩年，遇到很多客戶的春酒與尾牙。剛施行的時候，常常還聽到很多藍領基層抱怨，被罰一次薪水都沒了，怨政府不給小老百姓活路。後來呢？漸漸聽到，彼此會告誡，不要因為喝了幾杯，貪圖方便就被重罰，被罰錢事小，萬一出事你家小孩怎麼辦？

後來普遍到不是重大聚會，平常中午吃飯，晚上下班跟同事小聚，喝了兩杯後想走，都會有沒喝的人說載回去，不要賭這一次。而且很明顯，群體的壓力提高不少，當一桌8個人有一半以上沒喝，或是要請同事載、叫計程車回家，剩下那1個很難堅持酒駕回家。

對警察的態度也是，一開始都是抱怨埋怨，後來慢慢講法也變了，從鴿子只會在餐廳外抓，都不抓大的只抓小的，那些大飯店外的怎麼都不去查？變成，警方也有壓力啦，那麼多酒駕出事，繼續出狀況他們也不好過日。最後轉變為，你不要酒駕就不會被抓了啦，酒駕不好不要這樣，我找人帶你回去。

我不敢說全國都這樣，但至少待過的地方，氣氛就是如此。社會壓力不是只有同事，家人也是這樣，以前在業界看過有老公不敢喝，因為喝酒回家會被老婆罵，如果是開(騎)車回去會被打，聽過當場罵說你想要老娘守寡門都沒，撞死就帶小孩改嫁，超難聽。後來的氣氛演變到，小孩國中的會回家跟喝酒的老爸說很不留情面的話，小學的會講萬一爸爸死掉怎麼辦。

酒駕畢竟是一種「大家都覺得不好的事情」，自己本身就有壓力，當社會壓力不分職場家庭，是全面性的壓迫過來，你不想改都不行。

各位還記得，重罰嚴查後還是有酒駕肇事，造成家庭破碎的案例吧？不是後來又有連帶責任，賣酒的店家也要負責？這真的是不出數月，連店家都有社會責任，覺得看到客人喝茫了就不能讓他開，主動叫車或叫附近的警察來處理。

我想講的是，工安這種事情，你只想嚴罰勤查，設立超廣泛的監視系統，或是常設人力監控，很不實際。以工程貨車來說，我自己看到的狀況，有些縣市首長會為了業績，逼警察去找麻煩，而且真的是找麻煩，明明沒事就是要塞張單給司機。

現在還在平衡狀態，收支還可以接受，多數人討生活而已，不想跟警察嗆這個。但如果直接嚴查重罰任何違規，狀況會如何？保證不會跟酒駕一樣，而是變成虛應故事，大家造假資料，比誰會作弊。

因為期望值差太多，你罰到一個程度，只是讓大量業者不幹，司機不開了，問題只是轉嫁到缺工，必然變成違法司機跟外勞增加。簡稱，原本還在制度內管控的，變成全部都制度外，你為了表面安全，造成的是更不安全的結果。

這也是有人認為提高票價，跟公司化去對付工會與冗員的理由，但這是手段，本質上沒有在社會上造成普遍意識，形成不了社會壓力，是沒有用的。藍領勞工，遠遠比中產階級更重視群體關係，這點我看過很多大學生都不明白，堅持這些都是虛的。

這幾天，各位應該看到很多想要徹底解決問題的人，提出的方案到最後，自己都覺得不會被遵守。也就是有用的方法沒辦法推，能推的辦法沒有用，你以為有效益的，都是在打破平衡，造成另一個更不穩定的狀態。

要解決，得要全面性的，不僅僅是法規上的制定，還要從教育體系著手，讓整代人的安全思維改變，最重要的是形成一種社會壓力，連小孩都覺得老爸蓋工程沒有安全設施是混蛋!!!

這樣，不然家庭沒有壓力，社會沒有歧視性的觀感，很難促使普遍性的行為改變。

酒駕肇事可以短期內改善，畢竟是一種大家都不認同的行為，而且實際上只有損害，沒有生產力。

更重要的是，並沒有一種利益團體，很硬核的可以替酒駕辯護。

但是工安不是，工程是有利益團體，法規的嚴罰很容易轉嫁，而且受傷的都是最底層以及最守法的。嚴格說工程是需要合理利潤，不然沒人要幹，而提高工程價格，真的就可以讓老闆把利益發下去？這也不一定。再說一次，這不是酒駕，處罰人都是負責者，工安上的問題，往往是背後造成第一線違法者，在法律上可能是無責的。

你只是處罰到想要過日子的小老百姓，而他的技能、職涯轉換能力很低，不開車不做工，真的沒有其他可以養家的辦法。最後就是逼他們違法營業，造成更多無法管控的漏洞，或是乾脆讓業主找本就違法的，然後弄成靠行制度，把責任切割到個人。

當然，你問我怎樣在教育中改變，我會想到一大堆課程問題，但總是有辦法處理。但這種社會壓力的形成，會花很久時間，酒駕可以在一兩年內形成共識，我要再說一次，不是只因為「沒人覺得酒駕是好事」，而是已經進化到多數人都放棄「大家覺得喝點小酒，短程開車回家『有什麼關係』」。

這不僅僅是要教育中慢慢代入，宣傳要成形到鋪天蓋地，造成實質的社群壓力。

更重要的是，酒駕的處罰對象與責任關係很明確，你要推責任說是老闆要你去應酬，叫計程車回家總不是老闆說不准。

但工安呢？很難處理，因為直接碰到的就是生計，抬高價格要涓滴到最小包，狀況可能跟我們想的不一樣。更何況，台鐵還是國家機關(連國營事業都不算)，對公務員的標準怎麼處理，都牽連更多人。

所以要改變「只是這一下下有什麼關係」的思維，沒有那麼簡單。要造成社會壓力說的容易，能夠確實的提高在「那個業界內」的壓力，又是另一回事。

所謂系統問題難解理由就是這樣，這背後扯下去的利益團體，還會牽涉到政治層面。因為，工程安全要直接聯繫到一般人的生活，真的距離很遠很遠，除非你就是直接受影響的，其他只是買最終產品的人，都傾向把成本轉嫁出去。間接處理責任，就是俗稱的政治問題，而政治要處理好就是民眾要去監督，不能什麼事情都透過政客，不然政客一定挑最小路徑走，選一個容易連任選上的辦法。

每一個國家的人都貪圖小利，沒有那種某國家都有大智慧的事，整體的素質提升，指的是透過教育、宣傳機制，花幾十年的時間，把各種安全意識刻在身體習慣上，而且社會壓力促使你不敢違背。

成本不能只看錢，而要連當事人的社群壓力、文化習慣都算進去。而要改變公務體系跟一般人的思維，得要專職的團隊在崗位上十多年，堅持特定的方法去執行，不能因為短期的失誤撤換。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也是為何有人認為，起碼要先公司化再說的理由。這總是一條路，不然現在就像是十幾個齒輪兩兩卡住，根本不可能動。

這樣下去執行幾十年，等我們要進棺材後再回頭看，就會發現進步非常多，而那個時候的年輕世代，會去關注其他覺得更嚴重的事情。

這就是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