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吳軍的《硅谷來信》第3季。這封信我們來談一談著名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思想。

哈耶克的思想對我影響比較大。我這個人讀書比較雜，而且有些別人讀不下去的書，有時我會硬著頭皮往下讀。讀進去了，體會了，人有時就變了一個人。借用我之前介紹過的印度哲學的說法，一個人之所以成為自己，是因為自己曾經的思想和行為。這樣算，在我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哈耶克思想的成分。

哈耶克這個名字你可能並不陌生，得到上有不少介紹哈耶克思想的內容。這封信我和你分享的內容主要來自哈耶克的《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這本書，也翻譯成《自由秩序原理》。這本書是古典自由主義的經典之作，曾經被美國的《國家評論》雜誌評為20世紀最好的一百本非虛構圖書的第九名，哈耶克的另一本名作《通往奴役之路》在這個榜單里排第四名。英國已故的首相撒切爾夫人曾經在英國保守黨的一次會議上拿著《自由憲章》對大家說，這本書才是我們應該信仰。

接下來我們就借著這本書，來介紹一下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
哈耶克如何定義自由？
說到自由主義，你可能會想到現在美國歐洲的各種左派思想，通常人們也會說左派是自由派，右派是保守派。但古典自由主義的主張和今天西方的左派思想正好相反。今天西方的左派思想其實更偏向於北歐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強調結果平等，反應在社會政策上就是高稅收、高福利，政府要提供很多服務。而古典自由主義強調個人的意願、行動和經濟活動的自由，主張政府要少干預個人和商業的行為，同時強調法律和法治。也就是說，其實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放在今天，就屬於保守派。

今天的社會，每個人都非常看重個人的自由，但通常只是出於一種本能，很多人其實並沒有搞清楚自由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有的人在追求自由時給自己套上了枷鎖，還有一些人打著自由的幌子干涉其他人的自由。比如現在在美國，有的年輕人認為警察妨礙了人民的自由，應該減少警察的經費；但是，警察的活動減少了，犯罪分子就猖獗了，大家反而晚上不敢出門，社會缺少了秩序，其實是變得更不自由了。因此，我們有必要更深入地瞭解一下那些我們日常掛在嘴邊的概念，不只是本能地追求自由，還要真正理解自由的內涵，更好地維護我們自由。

哈耶克是怎麼定義自由的呢？他是用人與他人的關係來定義的，他講，所謂自由，就是他人不強制我們的行為。當然，這件事要對所有人成立的話，我們也不能強制他人的行為，因此自由並不是自己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根據這個定義，一個宮廷里的高級官員，並不比一個農民或者工匠更自由，因為宮廷官員每天都對國王唯命是從，而一個農民在大部分時間里可以決定自己的行為。

因此，哈耶克講的自由並不意味著的一定有更多的選擇、更大的活動範圍、更多的資源，而是意味著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按照自己想法選擇機會。就我自己而言，很多人都會問我，我有很多資源，為什麼不利用起來，獲得更大的發展。其實道理很簡單，我不願意過不自由的生活。很多公司的朋友對我講，你來做我們的CTO或者首席科學家吧，我們給你多少多少股份。我對他們講，現在我們是以朋友身份相處，我也自由，你也自由。要是我真的接受了你們的職務，我顯然不自由，你也要天天考慮不能讓我有意見，又怕壞了朋友關係，你也不自由。

如果自由只是可以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並不一定意味著更多的選擇和資源，那自由對人到底又有什麼好處呢？哈耶克認為，人類文明的開啓以及後來社會進步，靠的就是人們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目標。一個人為了達到目標，需要擁有更多的知識，這些知識又會讓他人受益。

同時，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就會有競爭，而自由競爭就是維持一個開放系統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了自由競爭，這個系統就會成為一個內部熵不斷增加的封閉系統。同樣的道理，商業的自由也是如此，一個商業被壟斷的社會，也會是一個熵不斷增加的封閉系統。商業的自由其實是人的自由的一種體現。

不過，自由的社會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發展的不均衡性。因為人的智力和體力不同、經歷不同、運氣不同，因此在一個人人自由發展的社會，每個人得到的結果就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結果一樣了，那就是平均主義，不是通過人的自由發展得到的。

一個社會只要在進步，就不可能是社會全體同時進步的，新知識、新的機會（包括財富）一定是先在某個小範圍內誕生，再向多數人傳遞和分享。因此，社會進步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不平等的現象，但這不是實質性的不平等。按照哈耶克的觀點，不平等的現象應該依靠發展來解決，而不是人為調整來實現。

當然，一定會有人不同意這樣。比如有人會想，那憑什麼張三就比我先富起來呢，為什麼不能多掙了錢就大家平均分，所有人一起同步富起來呢？哈耶克講，如果這樣，那所有的人都不可能富起來。世界上之所以會出現更新的、更好的東西，是因為那些創造出新東西的人可以先一步獲得創造出新事物的成果，如果沒有了這一點，社會的進步本身就會停滯。因此，哈耶克講，經濟上的不平等並不是一種罪惡，我們可以通過發展消除貧困。

實際上，中國社會通過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歷程，也是遵循了這個規律。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里的發展成績有目共睹，這固然是因為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但也有一個重要的制度原因，是避免了走平均主義的道路。實際上，現在的一些歐洲國家就存在這個問題，過於追求結果平等，影響了經濟的增長。

通往自由之路
哈耶克講，通向自由的道路有兩種，或者說，人類獲得秩序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自發誕生的秩序，古典自由主義信奉這樣產生的秩序才是最好的。第二種則是人為設計秩序，北歐的福利社會主義就更偏向於這一種。

哈耶克認為，自發誕生的秩序才反映了自由的本質，採用漸進的經驗主義方法，比較少涉及強制；而人為設計的秩序則是理性主義的，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自發秩序講究有機生長，緩慢地試錯；而人為設計的秩序則容易陷入教條主義的陷阱，試圖創造不可能的烏托邦。

從哲學上講，自發秩序的哲學基礎來自亞里士多德式的哲學思想，人為設計秩序的哲學基礎來自柏拉圖式的哲學思想，前者強調來自客觀世界的經驗，後者強調人的理性。如果我們承認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人常常是自私的，那麼就應該對理性設計秩序這種方式有所警惕。

當然，自由不是不講規矩，自由要服從的規矩就是法律。哈耶克講，服從於法律不等於服從於他人。如果我們是服從於一個具體的個人，那是奴役；但如果我們服從於社會共同的、公正的法律，那麼人依然具有自由。

不過，對於什麼叫做公正的法律，哈耶克也有自己的觀點。他說，人在法律意義上是平等的，這意味著法律不能歧視任何人；但法律意義的平等不是現實中的完全平等。而且，如果我們要在法律意義上承認每個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不能侵犯任何人的正當權利，那麼在現實的發展中，就必然會出現不平等的現象。如果要扯平這種現實的不平等，就需要在法律上制定具有歧視性的條款，對一部分人區別對待。也就是說，哈耶克認為，法律的平等和現實的平等是不可兼得的，要實現現實的完全平等，就要犧牲法律上的平等，反過來也是這樣。因此，哈耶克講，人們可以自己選擇，是要法律的平等，還是要現實的平等。

當然，有人會問，如果犧牲現實的平等，那弱勢群體怎麼辦呢？哈耶克認為，只能靠人善良的天性照顧他們，從博愛和正義的角度對他們進行一些補償。比如說，清華和北大在招生時，會拿出少數名額給一些教育資源差的偏遠貧困地區，這是從正義的角度出發給予的補償。其他人要考清華北大，還是要按同樣的標準。但是如果清華北大把招生制度整個改掉，不是按分數決定誰上清北，而是按人口比例分配每個省有多少人上清北，那就不是補償，而是改變了整個系統。

自由和私有財產
最後，講一講哈耶克對於自由和私有財產關係的看法。哈耶克講，保護私有財產是保護個人自由的一部分，而保護私有財產的基石就是契約制度。而契約，則是人們之間基於自願而非強制的互利合作決定。

比如你使用某家互聯網公司的服務，和它簽一個自願的互利合作協議，這就是契約。合理合法的契約可以保障你的數據資產以及你個人的自由。但是，如果互聯網公司悄悄定了一個霸王條款，讓在你不之情的情況下就同意了，這樣的契約就會讓你失去一部分自由，你的數據資產也就得不到保障。

小結
總結一下，這封信和你談了哈耶克的思想，主要是討論了一下自由這個概念。有些時候，我們討論一些事情需要有一定的理論基礎，而這些理論基礎往往就存在於那些經典的著作中。比如今天我們談網絡個人權利，談數據資產，理論根源其實還是在那些哲學、經濟學、政治哲學的經典著作中。哈耶克的著作就是其中之一。這樣的書通常不好讀，你如果打算自己去閱讀，不妨耐心一些，多讀幾遍，仔細體會。」

【認真看】#黑色的都市傳說 | 《糖果人》中，同時身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的黑人主體 | 自由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矛盾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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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著鏡子說5次糖果人，就會被殺死」，這個都市傳（urban legends）結合自於「#血腥瑪麗」（bloody Mary）與「#鐵鉤手」（the hook），變成一個面對鏡子招喚出鉤子殺手的虐殺電影。這個「糖果人」都市傳說文本，先誕生於1992年Bernard Rose的恐怖片《#腥風怒吼》（Candyman），在29年後，由Nia DaCosta導演再度演繹《糖果人》（Candyman）。無論是29年前或後，「糖果人」都是一個成功的恐怖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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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都市傳說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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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都市傳說。電影運用了廣泛流傳的都市傳說作為基礎，透過「對鏡子念名字」、「鉤子殺手」、「糖果裡的刀片」等，形構更加具有文化傳播力的都市傳說：糖果人，#一個誕生於電影內部的都市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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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也表現了 #都市傳說 的特質，像是1992年版本的糖果人，不準確地、模糊地變成了2021年版本的故事流傳。這讓系列電影的恐怖敘事，真正成為一個會流傳在「不同地方」、「不同人口特色」、「不同時代」的都市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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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偶像的殺人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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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虐殺電影中的殺人魔，會是一個得人喜愛的偶像呢？這與《糖果人》的黑色敘事有關。1992年與2021年的糖果人，都是以黑人為主角中心，明顯地在兩個年代喚起「#種族議題」。當然，糖果人不若佛萊迪，你還要喊他五次名字，他才會出現，這大大地提昇了糖果人的親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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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種族議題製片的Jordan Peele，先前以《#逃出絕命鎮》（Get Out, 2017）、《#我們》（Us, 2019）兩部驚悚題材，形成一種黑色的批判。在《糖果人》中，他帶著一樣的企圖，並且產生了更深刻的辯證反思。而這個辯證，也使得2021年的糖果人角色，有了更富有複雜的迷人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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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是被害者也是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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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糖果人》，運用都市更新的現代城市背景，讓「糖果人」真正成為一個「都市傳說」，那是過去沉澱、亟欲遺忘、不可言說的「#黑歷史」。而片中角色們幾乎都處於藝術領域，包含藝術家、藝術經紀、藝術評論、藝廊、美術館，層層連帶與剝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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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都市更新一般，皆可見到，主流文化對（種族）階級體制的強烈介入。尤其白人在其中所扮演的主導性角色，是鮮明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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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殖民理論家Frantz Fanon的《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1952）中，說明了殖民主義的展開下，黑人身上強加了一種存在的偏差，如同1992年的《糖果人》，一名處女白人「獻祭」給「#強大的黑人男性」，像是慘忍的儀式，誕生出恐怖的復仇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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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21年的《糖果人》，卻指出了自由主義、後殖民主義之間的矛盾。過了29年，黑人的政經地位、社會角色已大幅改善（變），黑人的中產階級化，大大削弱了後殖民主義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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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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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藝術家的男主角，一方面被藝術評論家指責，作為一個中產黑人，對於黑人社區的黑歷史而言，也是一個加害的力量（用便宜的地租掠取創作空間）；採集社區的黑色創傷，在藝術經紀運作下，試圖將暴力化作昂貴的藝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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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刻地記得最後一個場景。當男主角完全「黑化」成糖果人而被白人警察槍殺身亡後，一直隱約隱藏自己黑人認同的女主角，也被冤罪地逮補上了警車。她看著黑夜裡車窗的鏡面反射：「一名黑人女性」。她失魂地唸了五次「#Candyman」，警車的紅藍燈光映照了一場虐殺魔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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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部思考黑人議題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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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糖果人》，我認為是好看的，整體影像設計精良，說故事的方式也算順暢，如果不將其當作是殺人魔電影（其實原本就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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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描述了美國長期的社會問題，如階級焦慮、中產階級化和種族暴力。它將原版電影中被歷史化的種族暴力，更複雜地帶進了21世紀，當然，與還有那些才剛發生不久的，警察對黑人施展暴力的議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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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的恐怖電影
#沒有很恐怖
#後殖民理論
#政治正確會怎樣嗎

《交易》

最近在twitter跟facebook上取消關注了一些大媒題(對我來說不是主流媒體 ， 因為只是財團記者的人云亦云) ，瞬間頁面神清氣爽， 也出現了一些我原本有關注卻常常被大媒體洗版式貼文遮住的獨立媒體新聞。

例如這則Nicolas Hulot的性侵害案件。他是誰呢 ? 是前任「生態、可持續發展及能源部部長」(2017-2018)，更早之前是風帆選手、記者、生態節目Ushuaïa的主持人，在2007、2012、2017年都曾表態參選總統。也曾是好幾次法國民調最受歡迎的政治人物。

這麼有名有勢力的人物，性侵害案件卻甚少被提及，的確啟人疑竇。這次是另一位蠻受爭議的記者Jean-Michel Aphatie出書提及。他說« Une société qui n’est pas capable de regarder en face des accusations est une société qui se fourvoie » 一個不能面對指責的社會是一個迷途的社會。

先說說案件吧 ! 指控被性侵害的女子是Pascale Mitterrand，沒錯，是密特朗總統的孫女。「前總統的孫女被性侵害」這種事在台灣不管是真是假一定吵翻天了，在法國卻很少人討論。當然不是因為法國人對性侵害沒興趣，不然2011年時呼聲很高的政治人物多米尼克·史特勞斯-卡恩 (Dominique Strauss-Kahn) ，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就不會黯然失勢了。

1997年，年方19歲的Pascale帕絲卡樂以實習生的身分在Sipa Press擔任攝影記者。Nicolas Hulot當年42歲，已經是名氣很大的Ushuaïa節目主持人，在科西嘉島剛購入一棟豪宅，並獨家授權讓Sipa採訪。帕絲卡樂遂獨自前往，為期一星期。之後她心神大亂，甚至放棄了攝影記者的職業。11年之後，2008年，她終於鼓起勇氣前往警局報案。當時案件有受理，警局也約談Nicolas Hulot，不過當然劇情也不會太意外 : 被控告性侵害的人大都會宣稱是兩廂情願的性行為。所以當然也沒有被起訴。

2018年二月，Ebdo雜誌揭露了這個案件，雖然銷售量不錯，但很快就吹了熄燈號。當時是生態部長的Nicolas Hulot在雜誌出刊之前就上電視台申冤，說這造成他跟家人的噩夢 ! 隔天第一總裡Édouard Philippe跟兩性部長Marlène Schiappa(蝦怕)出聲聲援Nicolas Hulot。但當時的媒體幾乎一片沉寂，既不confirmer也不infirmer，不贊成不反對，彷彿沒有這個事件。

身為記者的Jean-Michel Aphatie自己也覺得很怪，所以他去訪問了幫Nicolas Hulot寫自傳的作者Bérengère Bonte，因為Bérengère Bonte曾訪問當年派Pascale帕絲卡樂去科西嘉島採訪的SIPA媒體負責人Gökşin Sipahioğlu (2011年去世)。這一段訪問也寫在他九月出版的書裡。其實大家都忘記了Nicolas Hulot也曾是攝影師，也為Gökşin Sipahioğlu工作過。

Jean-Michel Aphatie在書中寫道 : Bérengère Bonte說 ，多年之後重聽當年的採訪，才明白「她錯過了ㄧ些事情」。其實是Nicolas Hulot偶然看到了Pascale帕絲卡樂的照片，打電話給Gökşin Sipahioğlu說「把她送來給我 ! tu me l’envoies !」Pascale帕絲卡樂並不想去，尤其不想一個人去。SIPA(Sipahioğlu)回電給Nicolas Hulot這樣說，Nicolas Hulot說「不 ! 她一個人來 !」

Bérengère Bonte說Gökşin Sipahioğlu在描述「他送了一個Nicolas Hulot指名的19歲女孩去給Nicolas Hulot」的時候，還笑了 : 「那女孩很漂亮，跟您一樣 !」Bérengère Bonte說她自己當時也不自在的跟著笑了兩聲。多年後，Bérengère Bonte承認她當時壓抑了自己的驚愕，不敢深入追問，也不敢直視自己內心的疑慮，就連跟別人提及也多所顧忌。畢竟，面對社會地位比較高的人開黃腔，我們常常害怕反駁...

Jean-Michel Aphatie在新書出版之際接受訪問，說他會重提這件事的出發點不是在於Nicolas Hulot，而是因為「la violence」一種暴力，沉默大眾加諸於被侵害女子的暴力。在MeToo運動的時刻，大家都鼓勵被侵害女子勇敢站出來，但現在卻對她們說的話不感興趣 ?

「有一大堆的論據來避免思考這個問題：例如時效prescription。但我們是否對男性統治和暴力的形式給予了應有的關注？答案是否定的。…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文化。當我看到Jean-Jacques Bourdin的採訪時，Nicolas Hulot假裝是一個受害者，這把戲也太不可思議了。…沒有理由對一個正在受苦的人視而不見。他們必須得到尊重。…這並不意味著被指控的人是有罪的，但我們必須看清事情。…作為一個環保人物，並不是一個可以得到豁免的圖騰。我知道對一些記者來說，Nicolas Hulot所代表的東西值得崇敬，因此也形成一種事實上的保護。他們對我說："你想要誰都行，但不能是Nicolas Hulot"。我不是說他有罪，因為我不知道。另一方面，我們必須關心一個在事件發生11年後走進警察局大門的人的痛苦。這必須提醒我們，如果我們認為對婦女的暴力是一場值得在社會上進行的戰鬥。這當然會使我們感到不安，但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讓我想到最近在翻譯的「白奴貿易」(LA TRAITE DES BLANCHES) ，19世紀末期，數以千計的歐洲白人女子被運往歐陸之外的妓院或王室後宮…也許這種歷史始終未成為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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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地位在世界各國警察中差別很大？
#台灣警察#社會地位#新聞挖挖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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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9 一個警察之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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