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拴馬索」——念珠之功德與作用之九
　
俗話說「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這句話原來是用在禪宗，對證悟者自悟以後的境界，宗門之下除過來人有證悟境界者可以與人印證外，也只有行者自知。同樣地，人與人相交也只有程度相當，才有話語可度，否則茫然費解，牛聽彈琴，不知所云，也是在常理之內。
　
禪林中更有句「任將三寸輝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這句話也是同道之中默契相投者方可了解，前面所言，我和這位新店的方老居士互動之間便有幾分這種味道。方老在一次的浴佛節法會結束後，老人家邀我到台北車站對面一處素食店——功德林用齋，齋間一席話下來，方老應是歡喜心未艾之際，說了句過謙之詞：「你我雖稱一老一少，但在法緣上確有管鮑之誼⋯⋯」我聽完之後，連忙雙掌合十，驚慌地說：「不敢！不敢！後生小子豈敢有此顛越之想⋯⋯」，沒料想方老卻因為我過度拘謹之窘相，惹得他哈哈大笑。原來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在齊國有管仲和鮑叔牙，此二者原本是在性情上、志向上，以及日常中工作上，都有極深厚的因緣，經常在公私上面都有極親密的互動關係，所有人都知道兩者之間那種水乳交融的情誼。曾經有一段古文正是用來描述管仲和鮑叔牙之間的情誼，讀念起來也有股說不出的感受——「肝膽誰憐，形影自為管鮑；唇齒相濟，天涯孰是窮交。興言及此，輒欲再廣絕交之論，重作署門之句」。這句話是在指如同管仲和鮑叔牙之間的友誼，有感而發之詞，感嘆在普天之下、無盡的天涯，如何才可遭逢所謂的至交，甚至於如同唇齒相依般的情誼⋯⋯。
　
我和方老原本交情也沒有像日後那般地密從互動，但由於在多次的法會現場中，我和方老居士均有參加。雖然老菩薩對我是本著提攜後進的心態，不斷地把他過往在中國所接觸過的佛門人物，稍一有空，均會悉心地告訴我，這種法布施，實在說並不常見，但還是要稍微了解對方的習氣和根器適不適合用善巧方便給予度化？
　
回憶和老居士甚密往從的開端，應該是起源於他身上的那串木槵子念珠：「據說這種念珠是佛教中的第一串念珠，過去禪林的禪師習慣置於手中當作提珠，並且此珠有驅邪避魔之效⋯⋯」這是我因為木槵子念珠之因緣和老菩薩所問的內容，猶記得當時方老的回應：「是的！是的！在我的家鄉，這種念珠和尚們都叫做鬼見愁。佛經中也有說過如果要往生淨土，用木槵子念珠有殊勝的功德⋯⋯」云云，但詳細內容有些枝葉末節亦不復記憶。
　
「我會念佛，真正講起來是年輕時在中國我的家鄉碰到了高鶴年居士的指引而入佛門。這位高居士幾乎是一位佛菩薩在世，時常在全國各處隨機布施幫助窮困、疾病，我是因為族中的一位出家和尚引領我和高居士結緣的，高居士見我也頗為歡喜，那段期間便要我去他所居住的住處看他。後來我漸漸從他人的口中及高居士本人所言，知道這位高鶴年居士是位世出之高人，據說他小的時候，幾乎瀕臨死亡，後來碰到一位老和尚與他結緣了幾本經書，他當時閱讀再三，歡欣異常，視為救世寶筏。從那時起，他便明白一切無常的道理，感覺到人生諸多無常，一點也不可以空過浪擲，得少為足地苟存於人世間，因此心中產生了自覺是罪惡凡夫之念想。所以下定決心從十九歲開始，發願用雙腳徒步遍禮一切名山蘭若，如此一般經歷了將近四十年的時間，我手上還有數本他窮一生之力所著作完成的《名山遊訪記》。我過去經常得閒閱讀，深深地受他感動，覺得他幾乎是近代的徐霞客再來⋯⋯」方老居士邊聊邊說，敘述著他與高鶴年居士兩人之間一段忘世之緣，同時也翻箱倒櫃地找出了僅存的高鶴年居士的著作贈與我⋯⋯此次相談，讓我感覺到老居士的慈悲猶如碧潭湖畔那隨風附和、大片的蘆葦草桿氣孔上所揮發出來的自然氣息，幽幽地、淡淡地，就彷彿極溫馨的微風吹拂著我的身上，那一刻的感受在心底很難抹去⋯⋯
　
「我這一生能夠值遇高菩薩，應該是過去世略有福德因緣，才有此大善因緣。高居士初識時贈與我他平日所寫之文章數則，我閱後甚喜，於是心中便有誠服甘拜之心，因此那期間只要居士有暇接見，我皆樂往之。漸熟，居士曾展示與當時諸山耆老往返之書信，更覺欣悅逾常，其中有虛雲老和尚、冶開老和尚、來果禪師、印光大師以及諦閑上人⋯⋯皆是一時佛門龍象，從居士致書之內涵，更可窺其對於內典底蘊之深厚⋯⋯」這是方老和我幾次的洽緣之下，無意之間自然流露之內容，後來也明白近代淨土宗祖師印光大師和高鶴年居士其中有密不可分的祇樹之緣。印光大師也是我極為讚嘆仰服的淨土宗師，他流傳遠佈的著作《印光法師文鈔》最早的濫觴是始於民國初年時，有一份上海出版的《佛學叢報》，高居士經常都會發心寄送給當時尚在法雨寺閉關的印光法師。印光老和尚深覺此份叢報內容多涉及時政，反而言及佛法者寥寥無幾，甚而壞後進、初基滅，因此老和尚發心振聵發聾，以期正本清源。後來因高鶴年至普陀山叩關印師之緣，印光老和尚便把心中之發想透過高鶴年很順利地刊登在《佛學叢報》上，從此之後署名常慚的印光老和尚文鈔一時之間成為佛教界爭相讀閱的法雨甘露，也因此導正了不少學佛人的正知正見⋯⋯至於印光大師和高鶴年老居士一僧一俗之間的佛法上心照神交之緣究竟如何？不難從方老給我看的數封印光大師寄給高鶴年居士的信上得知，僧俗之間法緣極為至切，溢於文字法書上，令我輩更為素仰⋯⋯。（未完待續）
　
王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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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想擺脫書：書永遠不死》艾柯＆卡里埃爾對談錄

* 這是一個對談。

對談雙方艾柯＆卡里埃爾，一位是百科全書式學者、作家，另一位是傑出的編劇，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得主。

他們都是愛書人、藏書家，海闊天空聊談由書延伸的種種話題。

詩人海涅有一句廣為流傳的話：在他們開始燒書的地方，他們最終會燒人。

書，永遠不該死去。

⋯⋯⋯⋯⋯⋯

卡里埃爾：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趨向：收藏技術竭力淘汰的東西。

我有個比利時朋友是電影編劇，他在地下室放了十八台電腦，就為了可以看從前的影片！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沒有什麼比永久性載體更曇花一現。我們還能讀一本五個世紀以前印刷的書，卻無法看一張只不過數年以前的電子錄影帶或LCD老光盤。

除非把舊電腦都留在地下室。


卡里埃爾：真正令我震驚的，在於當下的完全消失。我們從未如此著魔於仿古風尚。過去在全速追趕著我們，很快我們就要服從前一季度的時尚。

未來永遠不確定，當下卻漸漸在縮短和退避。

艾柯：現在的消失，不僅因為從前持續三十年的時尚如今只持續三天。這同樣與我們講到的事物的過時有關。從前，你花幾個月時間學騎自行車，一旦學會，這就成了一件終生有效的家當。如今，你花兩星期學用一個新的電腦程序，等你漸漸能操作時，更新的程序又出現了，你不同意也不行，手機軟體會強制更新。

因此，問題不是集體記憶的喪失。在我看來，這更像是當下的不穩定。我們不再活在一個平和的現在之中，我們只是沒完沒了地為未來努力做準備。

卡里埃爾：我們處於運動、變化、更新和轉瞬即逝之中，矛盾的是，正如剛才所說的，我們的時代卻是一個越來越長壽的時代。

我們的祖父母的一生顯然要比我們的短暫，但他們始終處於恆久的現在之中。

我叔叔的祖父從前是個鄉下業主，他在每年的1月1日為來年整理賬目。前一年的賬目基本預示了下一年的狀況。什麼也沒有改變。

03

艾柯：記憶具有雙重用途——無論個人的記憶，還是集體的記憶（即文化）——一是保存某些數據，二是讓那些沒用並有可能充塞我們腦袋的資訊沈於遺忘。

一種文化若不懂得過濾過去幾個世紀的遺產，就會讓人想到博爾赫斯在《博聞強記的福內斯》中的人物福內斯，那個能記住一切的記憶專家。

但這恰恰與文化背道而馳。文化，是所有從此消失的書和其他物件的墓園。

卡里埃爾：如果借助在網上搜尋的資料，我們在邏輯上必須覈實這些訊息的可靠性。網絡工具讓我們方便地找到一切假訊息，真實的和不真實的，但事實上也讓我們陷入某種極端的困惑之中。我想，有關安貝托·艾柯的網上訊息一定充滿謬誤，至少充滿不確定性。

艾柯：當某某研究院的某先生出版克萊蒙梭或柏拉圖研究著作時，我們應該相信，他提供的資料確切可靠，因為他一生都在圖書館裡覈實這些來源。然而今天，某先生很有可能從網絡獲取資料，一切都變得不可靠。說實話，這一切早在網絡之前就已存在。個人記憶和集體記憶，本來都不是過往事件的真實寫照，它們只是重構。

05

卡里埃爾：你和我一樣知道，國家主義的約束在何種程度上歪曲了我們對某些事件的看法。直至今日，歷史學家們還常常屈服於本國公開或隱秘的意識形態……阿塔蒂爾克命人改寫土耳其歷史，聲稱早在羅馬時代，土耳其人在羅馬人入侵以前就在土耳其生活了幾個世紀。

諸如此類的事情處處都有……我們即便想覈實，又上哪裡覈實呢？

我們一般認為，土耳其人事實上來自中亞細亞，而現今土耳其的最早居民沒有留下任何書寫遺跡。怎麼辦？

06

艾柯：如果記憶像一張軟體，人到五十歲就會得阿爾茨海默症。遠離阿爾茨海默症或其他各種老年痴呆的方法，就在於持續不斷地學習，比如每天早起背一首詩，做各種智力練習，甚至字謎或者變位構詞遊戲。

我們這一代人在中學還必須背誦詩歌。但接下來的幾代人越來越少這麼做。熟記的過程其實就是在訓練記憶力和智力。今天，我們在某種意義上已經不是非得這麼做不可，但我們恰恰要強迫自己進行這種日常練習，否則就有過早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險。


卡里埃爾：我恰好還記得一句引文——我的記憶剛剛夠用——「我還記得一個擁有非凡記憶力的人，但我忘了他都記住些什麼。」也就是說，我只能記住遺忘。這樣一來，我想我們的交流有助於區分法文中的「知識」（savoir）和「認識」（connaissance）。

知識塞滿我們的腦袋，卻不總是有用。認識則是把一種知識轉化為生活經驗。

07

卡里埃爾：我們的歷史書的書寫往往從民族主義傾向出發，從短期利益出發，從這兒那兒感受到的意識形態的選擇出發。

任何關於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都不是清白無辜的。丹東本是19世紀法國那些歷史學家們的偉人，到處可見丹東像和丹東街。後來他失寵了，被證明墮落了，廉潔的羅伯斯庇重新獲得青睞，受到阿爾貝·馬蒂埃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大力支持。於是在法國的某些左派社區有了幾條羅伯斯庇爾街，在蒙特伊–蘇–布瓦甚至有了一個羅伯斯庇爾地鐵站。

明天又會是誰？又會有什麼動靜？

08

卡里埃爾：我們全都受著過濾的教育，這種過濾早在我們之前就已完成。正如你所說，這是一切文化的本質。不過，我們不該禁止對這樣的過濾發出質疑，事實上我們也不缺乏這類質疑。舉個例子。在我看來，除了蘭波和波特萊爾以外，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均默默無聞。他們是17世紀初的巴洛克詩人們，布瓦洛和其他古典詩人曾對他們施加了致命的打擊。他們的名字是讓·德·拉塞佩德、讓–巴普蒂斯特·夏西涅、克洛德·霍皮、皮埃爾·德·馬爾波夫。我有時會背誦他們的詩，但這些詩人的作品只有古本，也就是他們在世時的版本，非常罕見，極其昂貴。這些詩幾乎沒有再版。我堅信他們屬於最偉大的法蘭西詩人之列，遠遠超過拉馬丁、繆塞，儘管後兩位的作品作為法語詩歌典範而暢銷不衰。

09

卡里埃爾：偉大的俄羅斯小說家們相互通信，甚至和他們的法國同行保持書信往來，比如屠格涅夫和福樓拜。一個作家若想避免被過濾，那麼他最好聯合、參與某個小群體，而不要保持孤立。

艾柯：莎士比亞之謎在於，人們不能明白，為何單單一個演員就能創造出如此天才的作品。有人甚至推想，莎士比亞的戲劇可能出自培根之手。但是不對。莎士比亞並非孤單一人。他生活在文大學者圈中，和其他伊麗莎白時代的詩人們保持密切往來。

10

卡里埃爾：在古老的文化傳統裡並不存在對偉大創作者的膜拜。不計其數技藝超凡的古代匠人進行創作，卻從未在他們的作品上署名。他們從不把自己視為、也從不被人視為藝術家。

艾柯：他們也沒有創新的概念，這是西方的標誌。在某些文化傳統裏，「藝術家」（artists）的野心只是極為忠實地重複同一種裝飾圖案，並把前輩教下的技藝再傳給學生。他們的藝術即便有變化和差異，我們也察覺不到。

11

卡里埃爾：佛里茲．朗還為人所知，至少電影愛好者們記得他的《殺手M》。但其他幾位呢？過濾，正無情、無影地全面實施，甚至電影學校也一樣，這由學生們來決定。突然，某位「被過濾的」導演重新現身。因為他的某部電影在這裡或那裡放映，並造成轟動。因為新出了一本關於他的書。但這總是極其罕見的。

我們幾乎可以說，電影一旦開始走進歷史，也就走進遺忘。


卡里埃爾：突然之間，活力不再，導演老去，演員也是，作品被不斷重複，某種精髓的東西正在喪失。義大利電影一去不復返，儘管它曾經在世界電影名列前茅。

這讓我們笑、讓我們顫抖的三十年，如今還留下什麼？

費里尼始終讓我心醉神迷。安東尼奧尼一直讓我心懷敬佩。你看過他最後的電影短片《米開朗基羅的凝視》嗎？這是有史以來最美的一部電影！安東尼奧尼在2000年拍攝了這個不到十五分鐘的短片，片中沒有任何對白，他有生以來第一回把自己拍進電影。我們看見他獨自一人走進羅馬的聖·皮埃爾·奧里安教堂。他緩緩走向教皇尤里烏斯二世的墳墓，整部電影就是一個沒有對白的對話，是安東尼奧尼和米開朗基羅的摩西像的相互凝視。我們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我們這個時代特有的自我展示和言論表達的瘋狂，毫無來由的焦慮躁動——全被否決在影片的沈默和導演的凝視之中。

12

卡里埃爾：如今唯一還保持手寫的東西————是醫生的藥方。手寫信消失將造成一整個行業的消失。

筆跡學，代人寫信，手稿收藏者和商人……使用電腦讓我懷念草稿，尤其那些對話場景的手稿。我懷念塗抹的槓子，刪改的字句，最初的混亂，向各個方向發射的箭頭，它們標誌著生活、運動和依然困惑的探索。

13

卡里埃爾：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書籍處處輕易地得到傳播，它是一種挽救文化的工具，正如在古羅馬帝國末期，有些知識份子隱退到修道院裡，抄寫一切他們可以從正在衰敗的文明中輓救出來的東西，他們感覺到它將要分崩離析。

這種現象發生在所有文明陷入危難的時代。

可惜的是，沒人採取這一方法來挽救電影。你知道在美國出版的一本書嗎？書名很漂亮，叫《消失的電影攝影集》。那些電影只剩幾張劇照，我們必須從這些劇照出發，重新建構電影本身。這有點兒像那個伊朗書籍裝訂師。不僅如此。把電影改編成小說，就是說把電影提煉成帶插圖的書，這種做法早已存在，可以追溯到默片時代。這種改編自電影的書有一部分保存了下來，而電影本身卻早已消失。

書比電影更長久，儘管書的靈感來自電影。這麼說來，電影也有考古學。

14

艾柯：從那以後，這本書每次重新出現在拍賣目錄裏，我都會去查看，書價再也沒有回落過。這樣的價格，讓書再也不可能落入真正的收藏者手中。

卡里埃爾：它成了一件金融產品，一件商品，這很可悲。收藏家，也就是真正愛書的人，往往都不是特別有錢。書一旦變成可以賺錢的物品，貼上「投資」的標籤，有些東西就丟失掉了。

艾柯：必須強調一點，古籍已不可避免地走在消亡的路上。我要是擁有一件珠寶珍品，或甚至一幅拉斐爾的畫，在我死後我的家人會賣掉它。但我若收藏書，一般會在遺囑上註明，既然我花了一輩子把它們收集在一起，也就不希望它們將來被拆散。這樣一來，這些書要麼只能捐給某個公共機構，要麼通過佳士得拍賣行賣給一家大圖書館，一般會是美國圖書館。從此，這些書就永遠地從市場上消失了。在每任擁有者去世的時候，鑽石都會回歸市場。至於印刷初期珍本，從此只能在波士頓圖書館的館藏書目上看到。

艾柯：永遠也不可能。因此，除了所謂的投資者造成的破壞以外，每一冊古籍都變得越來越稀罕，也必然地越來越昂貴。至於年輕一代，我不認為他們喪失了對珍本的愛好，我倒是懷疑他們是否曾經具備這種愛好，既然古籍的價格總是遠遠超過年輕人的購買能力。話說回來，一個人若真的感興趣，也不一定非要花很多錢才能成為收藏家。

15

卡里埃爾：愚昧往往接近謬誤。

對愚昧的興趣促使我關注虛假的研究。這兩條道路完全被傳統教育所忽略。每個時代既有其真理的一面，也有眾所周知的愚蠢的一面，極大的愚蠢，然而傳統教育只負責教授和傳播真理。

從某種程度而言，愚昧被過濾了。是的，確實有「政治上正確」和「理智上正確」之分。換言之，有一種所謂的好的思考方式，不管我們願不願意。


艾柯：虛假並不一定是愚蠢或弱智的表達方式。虛假就是一次謬誤。違心地行事，就是言與知相悖。

人們一直都在真誠地犯錯。

謬誤橫貫人類的歷史，這不算壞事，否則我們就成了神.....托勒密真的相信地球靜止不動。在托勒密身上絲毫沒有弄虛作假的成分，隔著歷史來看，這只是一個謬誤的知識罷了。

卡里埃爾：我有很多年沒回到這些問題上了。但我再次感到震驚，研究愚蠢問題是如此讓人興奮。

不僅因為愚蠢引出書的神聖化問題，還因為愚蠢讓我們認識到，我們中的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說出類似蠢話。我們總是處於說傻話的邊緣。

我再讀一句夏多布里昂的話，他評論自己一點都不喜歡的拿破侖：「其實，他就是一個戰爭大贏家，除此之外，任何將軍都比他能幹。」

艾柯：當我們決定談論愚蠢，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在向人類這一半天才、半愚昧的造物致敬。

而當我們漸漸臨近死亡——正如咱倆的現狀——我們開始覺得愚蠢勝過美德。

卡里埃爾：在研究愚蠢問題時，我們發現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自己是傻瓜。顯然，我們不可能把別人當成傻瓜自己卻不受懲罰。

我們最終會意識到，別人的愚蠢恰如一面鏡子朝我們張開。

一面永久、精準、忠實的鏡子。

卡里埃爾：我們的精神都有些狂熱。我們收藏的書全都見證了我們的想像令人眩暈的程度。一邊是不著邊際的妄想和瘋狂，另一邊是愚蠢，想要區分這兩者尤其困難。

艾柯：我們可以強調文明的各種進步，這些進步極為顯著，並且涉及在傳統中毫不相干的各個社會範疇。但與此同時，愚蠢也越來越多。

從前的農民不說話，並不是因為他們愚蠢。受過教育也不一定意味著智慧。

不。今天有這麼多人渴望被人聽見，致命的是，他們只被人聽見了他們自己的愚蠢。

從前的愚蠢沒有爆發，不為人所知，今天的愚蠢卻肆意橫行。

16

艾柯：我承認，我直到四十歲才讀了《戰爭與和平》。但我在閱讀以前就瞭解這部小說的精髓。你剛才提到《摩訶婆羅多》：我從沒讀過，雖然我收藏了三種語言的三個版本。誰從頭到尾讀過《一千零一夜》？誰真正讀過《愛經》？

但人人都在談論它，有一些還加以實踐。這個世界上充滿我們沒讀過卻幾乎無所不知的書。

問題因此在於，我們是怎麼知道這些書的？巴亞爾說他從沒讀過喬依斯的《尤利西斯》，但他打算向學生們講解這部小說。

卡里埃爾：說到我們書架上那些沒有讀過並且永遠不會去讀的書，很可能每個人心裡都有這樣的想法：我只是暫時把它們放在一旁，我和這些書有個約會，不過是在以後—很久以後，甚至來生。

有些垂死的人感到自己大限已到卻尚未讀過普魯斯特，這樣的哀嘆實在讓人受不了。

艾柯：當有人問我是否讀過這本或那本書時，我出於謹慎總是這麼回答：「您知道，我不讀書，我寫書。」這樣一來，所有人都會閉嘴。但有時還會有人堅持不懈地提問。「您讀過薩克雷的小說《名利場》嗎？」我最終屈服了。連續三次我試著讀這本小說，每次都半途而廢。

—-文章來自於本書部分摘錄

一分鐘閱讀
女性主義思想家
西蒙‧德‧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生於1908年，1986年逝世。

西蒙波娃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女性知識分子之一。法國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家、知識分子、社會運動行動主義分子及社會理論家。她著有一本暢銷全世界、被奉為女性主義聖經的《第二性》；她投身法國女權運動；更被世人關注的，是她與當時最著名的存在主義思想家沙特的開放式戀情，他們堅定忠誠，又各享自由，有人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愛情故事」。

沙特為存在主義下的定義是「存在先於本質」。每個人的人生道路不一樣，有人說品性是「天生」的，人的本質天注定。「存在先於本質」的意思是，人的本質不是天生的。「人首先存在著，面對自己，然後界定自己」。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沒有天經地義的道德或規條。道德和規條都是人在生存中創造出來的。我們出生，我們存在。我們用行動來界定自我，每個人的本質，是由存在之後的言行所創造所決定的。

西蒙波娃於1949年寫下的經典著作《第二性》，為當時的女性地位，提出存在主義思辨的名言：「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也就是說，女人憑性徵生為女人，只是存在，而女性的本質、地位，則是後天被「定義」的。「不是因為有什麼神秘的本能在直接註定她的本質是被動的、愛撒嬌的、富於母性的，而是他人對這個孩子的影響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要素。於是她從小就受到灌輸，要完成女性的使命。」

有一本最新出版的書，《成為西蒙波娃》（Becoming Beauvoir: A Life），以「成為」（Becoming）做書名，是對波娃的思想同人生的最佳概括。
《成為西蒙波娃》
完美的真誠反省與無懼批判，也有熾熱的戀情。她實際推動了世界各地的女性權益，讓女性更能為自己而活。

西蒙波娃撰寫了許多哲學、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小說、隨筆、傳記、專著，其中她生前的自傳也有四部。她晚年，在沙特逝世後寫的作品《告別儀式》也帶自傳成分。她編輯出版過沙特給她的書信。加上幾十年許多寫作者對她的分析與評論，關注女性主義及存在主義的讀者，西蒙波娃她已經甚有認識了。但礙於時空背景、社會觀念，以及會涉及他人，所以她豐富人生中仍有許多細節被藏匿、許多真實心思未公開透露。

最近幾年，她的日記和私人信件陸續曝光。英國倫敦國王學院講師凱特‧寇克派翠（Kate Kirkpatrick），鑽研哲學、女性主義和宗教，寫有幾本關於沙特、存在主義的著作，2020年8月出版了《成為西蒙波娃》這本書，中譯本上月在台灣出版。作者全盤檢視了過往波娃的自述，綜合近幾年曝光的資料，補足了未曾被看見的細節，看到了波娃立體、真實而細微的面貌，澄清了社會與時代對她的種種誤解和批評，能讓我們全面且清晰地看見波娃與她所處的時代境況，看見她如何奮力回應那些阻礙與挑戰，更讓我們藉由審視不同時代的另一個靈魂，來理解自己的時代與自身所抱有的價值觀。
「自我」對於人生的重要性
自古希臘哲學以來，西方哲學家都討論「自我」對於人生的重要性。認識自我和認識世界，是人類知識的兩大分類。蘇格拉底認為，人必須認識自己才稱得上睿智。尼采說，人生在世的任務就是成為自己（Become who you are）。但波娃在哲學上卻這樣反問：如果女性真實的自我根本就被禁止存在呢？如果你在成為自己的同時，人們卻因你沒有能夠成為你理應該成為的人——好女人、好情人、好母親——而視你為失敗者呢？如果成為自己令你蒙受揶揄、蔑視或羞辱呢？

在波娃在世的那些年，即1908-1986年，女性所擁有的可能性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大學開始以招收男性相同的條件招收女性；女性取得投票權，也能合法離婚與墮胎。波娃經歷了三十年代巴黎的波希米亞狂潮、六十年代的性革命。女人於公共領域中思考、進而坦率談論自身的方式已有所改變了。但即便如此，人們談論「女性主義」一詞時，所講的內容仍然令波娃覺得粗劣、愚蠢和難以忍受。波娃因此寫了《第二性》。當她寫下「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成為女人」這句名言時，她並不知道《第二性》這本書竟會對自己往後的人生及後世的人們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已有諸多文獻深入探討這句名言的意義、探討人究竟如何「成為」女人。《成為西蒙波娃》這本書則旨在探究波娃是如何成為她自己。人不可能有條理地書寫自己的人生，因為人生是永無休止地成為自己的過程——這是波娃在十八歲時就作出的結論。
因此，不可能有條理地書寫自己人生的波娃，她的生命與思想的書寫就由凱特‧寇克派翠完成了。

波娃一生的哲學追求，就是女性要努力「成為」那個想成為的自己。但諷刺的是，她最受世人關注的，卻依附於沙特，是與沙特的「知識分子情侶檔」關係。
在《第二性》中，波娃說，「女人所能擁有的最多也僅是極不牢靠的力量：無論她是奴隸或是偶像，決定她命運的人從來都不是她自己。」她的哲學也讓她瞭解，她能做的只有持續成為自己。

女性感情生活被無限放大
1927年某天，19歲的西蒙波娃和她父親對於什麼是「愛」起了爭執。那個年代裡，社會期待所有女性都能把結婚生子當作人生夢想。波娃的父親表示，愛就是對他人的服侍、愛慕與感激，而波娃就強烈反對，說愛不只是感激，不只是因為他人對我們付出而欠下的債。波娃在日記中寫：「有這麼多人不曾明白什麼是愛！」

在波娃的經典著作《第二性》中，她提出，女人因為體力較差，當生活需要體力時，女人自覺是弱者，對自由感覺恐懼，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來，而女人還是甘心服從。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說的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渡使男人重新獲取權力，她認為歷史上女人從沒有得到過權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會。她無畏時代限制與社會成見的枷鎖，從自身生命經驗出發，解放女性，鼓舞每個人「成為」自己想成為的自己。

但即使這樣，她和沙特組成非婚姻的終生情侶檔，仍然使波娃在社會輿論中被認為是沙特的附屬。大眾普遍認為「知識分子」指的是沙特，而波娃只是構成「情侶」的另一人。波娃在1986年於巴黎過世時，《世界報》（Le Monde）的訃聞標題說她的著作「偏向通俗讀物而非原創作品」。1994年，一位知名的女性主義批評家表示：「若有人認為西蒙波娃的重要之處主要在於她與沙特和其他情人間的非典型戀情，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這是在社會未脫離男性主導的情況下，由於對女性感情生活的無限放大，而導致對她的哲學成就的低估。事實上，很可能波娃才是促使沙特發展出存在主義思想的人。
被看見好還是不被看見好
法國的哲學家長期爭論著人活著到底是被人看見好，還是不被人看見好。笛卡兒表示人得「不被看見，才能過得幸福」，沙特認為，他人物化的凝視如何將我們囚禁於次等地位中。但波娃並不同意這些說法，她認為人要過得好，就得被他人看見——只是必須以正確的方式被看見。

波娃生前陸續出版了四本回憶錄，其他著作有些也具有自傳性質，比如她的美國和中國紀行。她也將沙特寫給她的信件整理出版。 她讓自己被看見。

不過，波娃逝世後的數十年間，新的日記及信件陸續出版。許多人震驚得知波娃不但擁有過同性戀情，對象更是她過去的學生。她寫給沙特的信也透露出她在哲學上對於沙特的影響。

終其一生，波娃受困於人們對於她的能力與原創性的質疑之中，有些人甚至說她的著作其實是沙特寫的。有人說她像是「引用宗教經典一般地」引用沙特。

當年女性作者經常面臨這樣的指控，而她們往往也會將這樣的看法內化。波娃某些原創的論點，很可能正是令沙特聞名後世的論點。有一年，因為沙特太忙了，波娃便用沙特的名字替他發表文章。沙特說過，《嘔吐》（Nausea）原本只是一篇抽象的哲學論文，是波娃建議將其擴寫為一部小說。沙特也說過，在他漫長的哲學生涯中，波娃以她嚴謹的批評與深刻的洞見，幫助他在發表前將文章修改得更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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