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鄭和之後再無下西洋？（一）｜　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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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是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也是一個極富爭議的話題。

大家都知道，明朝在當時擁有世界最強大艦隊的帝國，曾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從1405年開始，鄭和在29年中先後七次下西洋，之後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在鄭和最後一次航行回到國內（1435年）之後80年，葡萄牙人來到了澳門，原來行駛著三保船的海洋已經被歐洲人控制了。鄭和率領的明朝海軍在艦隊規模、航海技術和組織協調水平諸方面都是當時的最高水平。這是史學界公認的事實。但是為甚麼鄭和之後再無鄭和？為甚麼以巨大的熱情擁抱海洋的國家最後卻退縮起來而錯失了一個新的文明時代？

看法很多。舉兩種有代表性的觀點。

一是王賡武先生提出來的，他認為，之所以終止航行是因為鄭和太成功了，「他的海軍滿載榮譽勝利歸來，並確認帝國沒有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鄭和與他的隨從也可以說失去了繼續遠航的意義」（《王賡武自選集》：〈永樂年間中國的海上世界〉）。由於不再擔心來自海上的威脅，明朝帝國的安全戰略便轉向北方。

二是中國航海史研究會提出的，他們認為明朝帝國出於財政上的考慮，停止了海上遠航。在明朝帝國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對遠航的不同意見。這是一項投入很大的事業，據統計，永樂年間，新建和改建約二千艘海船，每艘寶船造價約五六千銀兩，船上裝載的各種賞賜物品花費很大。到了明朝憲宗年間時，又打算下西洋，憲宗皇帝下令索取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資料，但是這些材料卻被車駕郎中劉大夏藏匿起來，這位敢於抗上的官員的理由是：「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弊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這位官員竟敢直指下西洋為「弊政」，可見內部反對之激烈。（以上摘編自張劍荊發表於《文史博覽》的文章）

接下來，我們要給大家分享一篇從新的角度分析這個問題的文章，供大家參考。（〈鄭和下西洋終止的真正原因〉：杜車别，《大明王朝是被誰幹掉的》，世界知識出版社，2017年）

鄭和下西洋停止的傳統解釋是因其耗費國力太大，得不償失。眾口一詞，幾成定論，但事實是否如此呢？

萬明在《中國融入世界的步履》一書中對此的分析卻表明，這種傳統說法並不不符合事實。鄭和下西洋所進行的官營海外貿易使明王朝獲得高額利潤，以胡椒為例：

將原產地價格、明前期鈔、銀的比價和胡椒在中國的官方價格及其與輸入蘇木折賞、折俸用途製成表格，洪武年間，明廷對海外各國朝貢附進貨物胡椒一項的給價，是原產地的20倍⋯⋯永樂五年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後，每斤胡椒在中國的市價是原產地的10倍。⋯⋯更有甚者，宣德九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後⋯⋯每斤胡椒100貫的折合比價大量折俸。⋯⋯統治者獲得了令人咋舌的高額利潤。

許多事實都表明，鄭和下西洋不但沒造成國家財政困難，相反獲得了巨大的利益。萬明在該書中引用王世貞說：「所奉獻及互市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尹守衡說：「所至國王納款朝貢，採取未名之寶以巨萬計。」

鄭和七下西洋並未使國庫空虛，相反，在下西洋最頻繁的永樂時期，據記載，情況是「百姓充實，府藏衍溢」。停止下西洋後，國家財政反倒捉襟見肘。嚴從簡說：「又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矣裕。」

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司禮監太監福安上奏：

永樂、宣德間雲南、福建、浙江產有銀礦之所，悉令採辦煎銷，上納京庫，此誠國家大利。近年或採或止，國用不足。請如舊制，各遣內外官員開場煎辦。又永樂、宣德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寶石諸物，今停止三十餘年，府藏虛竭。

宣德五年四月工部尚書黃福說：

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征交趾，北伐沙漠，而供給未嘗乏絕。近年以來，無大營造、征伐之費，當有數年之積，而倉糧每歲僅足，設有水旱之災，徵調之用，將何以給之？

永樂年間下西洋，不僅國庫充實，且貧窮百姓按照命令轉賣貨物，也有許多人因此致富。黃福則用鮮明的事實作了一個對比，永樂時營建北京、北征蒙古、南討安南並未造成國家財政困難，而宣德五年，國家無大費，每年的財政卻只剛夠使用。黃福雖未直接建議再下西洋，但僅兩個月後，明宣宗就令鄭和重啟下西洋，未必不是受此觸動。

從這些也能看出，所謂下西洋造成國家財政困難之說經不起推敲。萬明在該書中還列舉了下西洋所帶來的其他巨大好處，比如：

鄭和下西洋不但沒有造成明朝的財政危機，還起到了補救國家鈔法危機的作用。

鄭和遠航使得海外物品大量輸入，這些物品由奢侈品向日用品的轉化過程加速進行，輸入品的價格理所當然是在下降中。胡椒的大量輸入中國，使得其市場價格一再下跌。而直到兩個世紀之後，西方才出現了類似的現象。晚近兩個世紀，17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也把來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給股東，帶來市場價格的低落，而英國皇家也曾因積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這說明伴隨海外貿易而來的衝擊，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都是同樣出現的。

鄭和下西洋近三十年的遠航不僅將中國商品遠銷海外，開拓了海外市場，而且也擴大了海外商品在中國的銷售市場，刺激了國內外市場的需求。在海外各國「必資華物」而「慕貢猶農望歲」，而中國則「夷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

下西洋也同時刺激了國內民間手工業的迅速發展。下西洋船隊攜往海外數量驚人的物品中採自民間的比例加大，對民間手工業的興起有著重要意義。而大量國內手工業產品的銷往海外，又不可能不刺激國內商品經濟的發展及市場的繁榮。

明代廣東著名的冶鐵中心佛山，明初那裡只是「孤村鑄鐵」，永樂以後得到長足發展。「番舶始集，諸貨寶南北巨輸，此佛山為樞紐，商務益盛」⋯⋯宣德四年爐戶已「多建鑄造爐房」，火光沖天。

可見，鄭和七下西洋於公於私，無論對國家中央政府還是對下層手工業者和貧民，在經濟上都有莫大好處，那為甚麼最後卻在一片反對聲中不得不終止呢？這就牽涉到明代文官集團的性質—通過科舉制度選拔出來的文官集團，代表的恰恰是部分商人資本家集團的利益。

海外貿易是一塊巨大的肥肉，明代商業階級對這塊肥肉垂涎欲滴。但從永樂開始下西洋，海外貿易產生的超額利潤完全壟斷在國家手中，商人資本家們心裡如火燒爪撓一般，看得眼熱卻可望而不可即。憑藉他們的實力，無法和國家組織的超級大船隊進行商業競爭。

作為商人資本家的利益代言人，文官集團自然意圖終止這種國家壟斷的海外貿易，更何況下西洋活動還最直接地觸犯了他們的經濟利益，比如用胡椒代發薪俸。明成祖生前，他們也知道無法蒙蔽皇帝終止鄭和航海，明成祖死後，他們就群起發動輿論攻勢，全力醜化下西洋活動，將其說得一無是處。這些文官炮製的輿論，甚至到現在還發揮效力，被當作貶低鄭和航海的論據。

後繼的明朝皇帝處在文官集團包圍中，在日積月累、長年不斷的信息轟炸之下，就真認為下西洋勞民傷財，有害無益。只有少數文官和太監以及後代一些文人在無意中才洩露了真相。

有這麼一則故事，不少人耳熟能詳。明憲宗希望重現下西洋壯舉，於是下詔索要檔案資料。但劉大夏等文官擺出一副道貌岸然的姿態，竭力醜化下西洋為大弊政，劉大夏還把相關檔案藏匿起來（這則故事的許多版本中，說是劉大夏銷毀了鄭和航海的檔案資料，這是不對的，真正銷毀鄭和檔案的應是清朝乾隆），還自詡是為民請命的壯舉。再下西洋一事終於作罷。

耐人尋味的是，劉大夏為何要把檔案藏起來？按通常理解，似乎是因為看不到當年檔案就沒有技術下西洋，皇帝也只好罷休。但這解釋不通，真下決心，技術不是問題。鄭和航海時，也並沒有之前的一個鄭和航海檔案可以依賴，不照樣進行下去了嗎？

關鍵不在於技術，而在其他原因。那麼，真正的原因是甚麼呢？
（二之一，待續）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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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認同請分享

昨天我在華府智庫Wilson Center，以「美國印太戰略下台灣民主的威脅與機會」為題公開演講。

約30分鐘的內容，分享我對美中台關係的觀察，以及為台灣尋找契機的方向；台灣在印太戰略底下，能夠成為美國夥伴的3種角色，讓民主台灣真正永續發展。

面對貿易戰、資訊戰等變局，台灣要走在正確的道路上，看見長期趨勢並且應變，對世界保持開放與合作，讓台灣更有力量。

我也把演講全文放上來，歡迎大家參考、思考，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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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全文：

我剛走進這棟建築，發現Woodrow Wilson總統有句格言，叫做「走在自由的道路上」，這需要勇氣、智慧，也需要朋友的支持。

在美國的印太戰略底下，是希望讓印太地區更安全、更民主、更繁榮。

台灣作為亞洲最民主的國家之一，當然我們的戰略是要避開戰爭，讓和平成為唯一的選項。

如何讓民主台灣能夠永續發展，這也是我們在台灣最重要的課題。

印太戰略所面對的是中國的崛起，我相信大家都認為，來自中國的威脅是多方面的。

中國透過經濟改革開放，以及全球化的經濟，但是從2001年參加WTO到現在，中國的經濟體制，並沒有完全按照自由市場的規則。

中國的經濟，應該把它定義成國家資本主義，加上一黨專政的威權主義。中國所支持的國企以及大型民營企業，只要符合它的戰略目標，就可以拿到大量的補貼跟特權，形成一個不公平的競爭環境。

要中國放棄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這是非常困難的，這也是美中貿易戰爭最難處理的問題。

第二個面向是軍事的崛起，在習近平時代，事實上對解放軍投入了更多的預算跟改革。中國的軍事策略希望反介入，以及區域阻絕，要在區域議題上，得到更大的發言權。

從東海釣魚島的巡航，到南海的造島以及軍事化，再到台灣海域周邊的軍艦、軍機活動，基本上都是想在區域問題上取得霸權。

所以習近平時代跟鄧小平時代，已經有很大的轉變，鄧小平時代強調的是韜光養晦，習近平時代強調的是大國崛起，所以戰略上已經完全不同。

第三是中國在國際組織裡的角色，也比以前放大非常多。特別是一帶一路，透過債務陷阱，讓很多國家在戰略上、在資源上要配合中國。

事實上，中國在很多國際事務上，跟美國、歐盟採取了完全不同的立場，甚至於以不干涉他國內政做理由，支持了很多違反人權的政府。

台灣站在面對中國的第一線，承受的壓力比任何國家都還來得大。北京政府用所有手段來圍堵台灣外交活動的空間，甚至於NGO的參與，都希望讓台灣消失，聽不到台灣的聲音。

對北京來說，台灣如果有充分的外交活動空間，那就隱含著台灣獨立、一中一台，或者是兩個中國的危險。

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也是非常明顯，而且產生很大的心理戰作用。

台灣海峽的安全風險，實際上是來自北京新的軍事威脅策略。

大家可以想像中國的軍艦、軍機繞行台灣，或者是通過海峽的中線，或者是解放軍進行很多的奪島演習，以台灣為假想對象。我想對於一個民主國家來說，這是一個很具體的威脅。

甚至很多民族主義的學者還特別強調，武統的選項，或者統一的時間表。

即使中國沒有採取軍事的手段，它在其他的統戰做法，還是非常多元而廣泛。

比如說它會扶持代言人，或是擴大所謂三中ㄧ青的交流，中國當然希望利用民主的弱點，達成改變民主的目標。

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無聲的戰爭，是用金錢的購買，取代武力的佔領。

因為台商在中國投資的金額非常龐大，中國希望能夠透過磁吸效應，讓台灣跟中國的經濟達成一體化的依賴效果，這個策略叫做「以商逼政」，或是「以商圍政」。

事實上在台灣重要選舉的時刻，台商組織經常要被迫政治表態，要發表有利於北京的言論。

中國不只是透過企業，台灣媒體的主要股東、廣告以及節目行銷，中國也企圖用它的各種力量來影響。

台灣在網路媒體及社群媒體，幾乎是百分之百不設防，中國也在這方面投入非常多心力，形成另一個導引台灣輿論的戰場。

大家都知道，在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的年輕世代對中國是不信任的，而且沒有好感，所以中國也花了很大力量在爭取年輕人支持。

所謂的惠台31項政策，很大目標就是要爭取年輕人去中國就學、就業或創業，所提出來的條件是很優惠的，現在甚至下降到高中生，畢業之後可以到中國去留學。

甚至是中國民間信仰的領域，中國也運用了相當大的資源，希望達成政治效果。台灣人的民間信仰，他的祖廟有的是在福建、有的是在廣東，透過宗教的對接，或是到祖廟進香，希望能夠透過宗教影響台灣的政治取向。

台灣廟宇的密度，跟西方的教堂是一樣的密集。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信仰叫做媽祖，她原來是航海的守護神，中國也透過媽祖信仰文化，希望能夠提高台灣人對中國的政治認同。

剛講的這些方法，看起來都是比較正面，不過還有很多負面的方法，例如這個假訊息跟網軍。

最近有一個瑞典哥德堡大學的研究顯示，台灣是受到中國最多資訊安全攻擊，也是最多網路操作的一個國家。

大家可以想像，中國要控制14億人民，不讓資訊可以自由流通，它必須要在網路的技術上，投資非常大的力量，包括大型的網路公司也會受到中國政府監管。

你可以想像在中國，在網路上搜尋不到維尼熊，這正在中國發生。

但是這個方法跟技術，已經發展成為影響台灣的選舉，甚至影響包括美國在內，許多國家的重要網路工具。

對我們來講，我們是網路上的公民，但我們面對的其實是網軍。

大家可能會認為假訊息製作，好像假訊息就只是把圖片做非常精緻的修改，或者提供一些錯誤的新聞，其實不只是這樣。

假訊息一定是內容農場所製作，或者網軍精心的製作，透過各種行銷的手段，讓它形成像謠言一樣的效果。

中國人如何製造這個假訊息，是非常有技術的，這個所謂的三分真、七分假或真真假假。他會讓你有這個訊息，部分的真實，其他都是假的，這樣的說服力跟傳播力才會比較大。

如果俄羅斯要影響影響歐洲的選舉，他們還有語言的差距；中國人影響台灣的選舉，語言的差距是比較小的。

現在台灣的政府以及網站，都成立所謂的事實查核中心。包括LINE、包括Facebook，這個查核中心主要是讓網路上的公民素養可以提高，可以很輕易通過App、透過一些方式，知道正確的訊息，那這個工作其實還是很重要。

最近的外交政策雜誌登了一篇專文，分析去年的選舉，中國網軍對於選舉如何操作的具體例子。

某個競選重要粉絲社團的管理者，他們真實的身分，經過追蹤以後，發現是中國騰訊的員工，那騰訊是擁有Wechat這個軟體，這些管理者在選舉的時候發揮很大的作用。

它可以分散成非常多的粉絲，去影響台灣的網路輿論，在選舉結束後，這些管理者就一個一個退出。

這就是為了選舉而介入很重要的實力，這個研究也讓我們看到，其實中國在運用網路的技術，企圖要來影響民主台灣的發展。

事實上，像騰訊這樣大的公司也受到北京政府非常大的影響，這個網路的監控，在這些大型公司都必須要配合北京政府，不只是對台灣，事實上對中國自己的網路使用者，一樣採取同樣的監視策略。

所以印太戰略底下，很多的安全議題，包括網路安全、網路公民素養，這也是必須要推動的大主題。

若比較於台灣，還隔著台灣海峽，香港跟中國就更近了，最近反送中抗議，整個香港，幾乎所有的市民幾乎都投入這場抗爭，包括大學生。這在香港的未來的歷史發展上，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對香港來說，他很難相信中國司法的獨立性，將只要提出引渡的要求，就可以把香港居民送到中國審判，不希望香港跟中國這條界線就不見了。對香港人來說，這是完全無法接受的。

對香港人來講，所謂的一國兩制已經破產，這個兩制是假象，一國才是真實的。

北京所承諾的港人治港，或者是雙普選，我想從這反送中運動看得出來，這個承諾都完全跳票了。

所以，反送中運動要怎麼落幕，特首是不是下台，這個法案是不是撤回，這是比較短期的議題，更長的議題是香港要如何能夠民主化。

這個議題在台灣就形成，「挺香港保台灣」的一個氣氛，那個氣氛就是，對中國的所謂的一國兩制這個訴求，在台灣是完全沒有任何市場的。

我想反送中運動所形成的政治效果，會讓中國未來爭取包括香港人，甚至台灣的好感，這是一道無形的高牆，這高牆是不容易推翻的。

我想親中路線在台灣，已經走到了一個新的十字路口，北京政府的最新表述，是認為「只有一中，沒有各表」，親中路線沒有所謂各說各話的空間。

這個路線希望台灣跟中國進一步的經濟整合，這個路線也希望台灣透過北京的談判默契，要降低國防支出跟外交競賽，這樣的路線在台灣，也慢慢失去市場。

當然台商也許會挹注一部分的經費，去影響台灣的政治，但台商也是多元的，並不是一種意見。

台商也非常瞭解，中國的市場已經形成一個看不見的風險，經營的成本也大幅提高，尤其是美中貿易戰之後，他們被迫尋找新的新的生產基地。

這目前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

台灣的政府現在推出了台商回流的專案。
這個專案來申請的台商，預估到今年年底會超過200到250億美金之間，而且這個方向正持續發展下去。

當然有些台商會移轉到越南，或是ASEAN國家，去分散整體風險。我們用今年上半年的統計發現，轉單效應是非常明顯的。

大概從美國直接下單到台灣，台灣出口的電子產品，像手機、筆記型電腦、桌上型電腦、伺服器等等，大概增加了20%。

那當然，從台灣生產的零組件賣到中國，在過去半年當中，也下降了15%。

當然這個美中貿易戰爭長期持續下去，對中國的企業來說，也是一個長期的消耗戰。

不只是出口會減少，所謂的紅色供應鏈也會受到相當的損害。

對台灣來講，如何掌握這個美中貿易，在所帶來的，不管是風險還是機會，我們必須比較務實的去評估，如何讓台灣經濟能夠發展得更好。

我看到回流的這個方向，除了製造業之外，電子業是非常大的項目。

大概有三個方向：第一個是把高階的製造遷回來台灣；第二個是在中國大陸產能降低，把台灣或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產能提高。

第三個就是在台灣成立R&D的中心，跟美國的高科技產業做更多協力合作。

當然，印太戰略有很多的目標，我想大家熟悉的是，如何讓台灣成為印太戰略裡面最好的、最可靠的民主夥伴，同時也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戰略夥伴。

第三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如何在科技產業上，台灣要成為美國的一個非常緊密的夥伴。

當然其他方面像是軍售的常態化、支持台灣參加國際組織，或者是美台對話去推動很多印太地區良善的政府處理，這些都是方向。

我剛剛特別提到說，要共同面對的就是如何加強美台之間的科技產業的合作。

事實上，印太戰略的提出是在2017年11月，川普總統在越南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到現在是兩年，但這兩年已經產生很大的改變。

去年的11月，彭斯副總統也特別提出印太戰略的願景，包括經濟繁榮、安全以及良善的政府治理跟公民賦權，我相信台灣在這個過程，可以扮演非常多的角色。

大家常常比喻說，台灣面對中國的崛起，就好像聖經所講的大衛對抗巨人，也希望能夠讓大衛不要孤單，讓大衛力量大一點。

就像剛剛一開頭講的，若自由是唯一的道路的話，需要更大的勇氣、智慧，也需要更多的朋友。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