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鐘閱讀
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我曾經寫過一句話：「歷史，除了人名和年代是真的之外，其他都是假的；小說，除了人名和年代是假的之外，其他都是真的。」這不是準確的研究判斷，而是一種極而言之的講法。因為正如意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齊所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都是由當代人按掌權者意圖而撰寫的。本朝人寫上一朝的歷史，多是貶多於褒；本朝人寫本朝歷史，就是褒多於貶。英國作家奧威爾的話說得更清楚：「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將來；而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所以我有那種極而言之的想法。

近日我讀到一本由十篇書評組成的書，分別介紹十本關於近代史的另類書寫。跳出由掌權者設定的框框，提出了不一樣的歷史景觀。這本書就是由任教於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的毛升博士所寫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

中國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充斥著被列強欺凌的敗戰、國恥、苦難和悲痛，都是「痛史」。但有一本書就講述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達方式，把當時的社會、政治寫作「連串的笑話」，作者根據這些笑話寫成「笑史」。

近代史講到二戰時淪陷區的汪政權，總書寫為「水深火熱」，管治者都是賣國求榮的「漢奸」，但有一本書就敘述名城蘇州在淪陷區時期更加繁榮，更享有「天堂」盛名。

十本近代史的另類書寫，包括：以小人物書寫大歷史、以笑代淚重寫近代史、以邊疆定義中國、以底層角度審視現代化，等等。撕破歷史的假面，讓我們看到部分歷史真相。
《中國近代新笑史》
在毛升的《歷史不止一種寫法》這本書中，我選其中一篇文章介紹。這篇文章講述一本叫做《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國新笑史》（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的書。

《大不敬的年代》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系副教授雷勤風（Christopher Rea）的著作，2018年台灣出版了中譯本。毛升以《走出「痛史」》為題作介紹。

晚清以來的中國充斥著敗戰、國恥、割據、苦難、悲痛，近代史常被表述為一部血淚史。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也常以「痛苦」為底色。西方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著作，也記錄了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連串創傷，強調歷史遺留的暴力如何宰制了現代文學的主題，更有把近代中國歷史比作積累多年的一堆殘骸。在這一主流的經驗下，是否還有另類但重要的體驗呢？加拿大教授雷勤風的研究指出，清季民國還有一種喜劇化的表述方式，即把歷史「當作一連串的笑話」。笑與淚是硬幣的兩面，正如晚清文人吳趼人既寫了一部《痛史》，亦寫了一部《新笑史》，「不見得因為有苦難所以不需要笑聲，有時苦難甚至正需要笑聲」。

英文學術界已經出版的中國幽默研究，討論的對象主要是老舍、魯迅、林語堂的作品，豐子愷的漫畫，以及侯寶林的相聲。雷勤風這本書用了更多關於中國笑話材料，附錄列出從1900年到1937年出版的中文幽默笑話文集就多達一百多本書。此外，還有漫畫、電影、傳記資料、學術著作、辭典、廣告等惹笑的出版品。

《大不敬的年代》通過呈現二十世紀前四十年中國人的笑，重構在現代化所造成的陣痛中，一些中國人如何用玩世不恭的方式，不僅熬過去，還能從中找到樂趣？

近代新笑史的起源是十九世紀晚期小報媒體的興起。義和團動亂之後，白話報紙大量出現，下層社會的啟蒙運動就開始於清末的1901年。為達啟蒙一般人之效，精英們放下身段，在報刊內容的通俗和嬉笑上下足功夫。吳趼人曾說，「竊謂文字一道，其所以入人者，壯詞不如諧語」，寓意好笑才能發揮最大作用。為將笑話從傳統上純粹只為娛樂提升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吳趼人提出「笑話小說」一詞，試圖利用小說，將笑話連接，以達改造時風的最佳成效。1905年科舉廢除，使得文人斷了學而優則仕的念頭，開始依賴小報媒體謀生，寫笑話是一種職業。《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從晚清到民國，一股笑話潮長盛不衰。晚清的譴責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是以笑話貫穿了整部小說的所謂「笑話小說」。民國報刊上充斥笑話，副刊、專欄中笑話既是賣點，亦為補白的好材料。如果說晚清的笑話主要是趣事軼聞，那麼民國的笑話則主要是文人編寫的、類型化的笑話書。

「遊戲」在1890年末成為印刷媒體的一個流行詞彙，同時也被其他大眾文化所借用。文人在印刷媒體玩「文字遊戲」，寫諷刺文章、笑話、謎語以及鬼故事。他們不再以道德模範自居，而是以賣遊戲文章為生，同時也麻醉自己。

晚清的遊戲文字催生了梁啓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和李伯元的《新石頭記》。這兩個作品涉筆成趣，想像奇特，但論旨卻是嚴肅的政治話題。
辛亥革命前後，遊戲文字流傳到了各大報，打趣式的口吻成為當時時評的主要風格，揶揄是上海小報的重要特色，機智的笑罵文章也為各大報紙編輯所喜聞樂見。

接下來是石版印刷與攝影技術的發展，使報紙副刊出現了大量的漫畫。漫畫在有關政治議題的表達上更為直接、有力。
晚清以降，中國的政治文化論壇就充滿了尖刻的諷刺與惡毒的謾罵。

《大不敬的年代》一書指出，各種政治事件中，都是謾罵在主導輿論，如排滿運動中罵滿人、五卅運動中罵西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罵日人、1945年光復後討伐漢奸。文人之間的鬥嘴、詛咒也從來沒有停過。文人互罵，更在1920年到1930年出版的文學雜誌中成為常態。白話報刊的發達給了罵人以登報的機會，同時文人的筆戰更是銷量的保證。文人都以批評謾罵作為辯論問題的主要方式。一旦有人罵到自己頭上，則絕不嘴軟，一定要罵回去。雷勤風特別提到一本充滿粗言穢語的小說《何典》，指出受白話文運動影響後的文人，反對用典，以粗俗為美，反認為雅是中國產生不了好文學的禍首。

《何典》以「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為廣告語，因其風格粗俗又具極高文學價值，在1920年代重版後，受到了文人積極的回應，並成為教人如何粗鄙地罵人的範本。
到了1920年代，「遊戲」一詞逐漸失去了喜劇性，報紙期刊也紛紛迎合小市民的口味，逐漸培養出了一股滑稽風。滑稽風創造了一個惡作劇的世界。笑話、遊戲、罵人、滑稽，發展到惡作劇，逐漸激起人們的厭惡、鄙視、焦慮甚至是慎防被戲弄的恐懼。不安情緒逐漸匯成一股輿論，催生出1930年代的幽默。

「幽默」是林語堂對英文「humor」一詞的翻譯，在他的努力下，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喜劇形式，開始改變之前惹笑的各種粗鄙。林語堂通過《論語》雜誌，將這種講究「同情」、「有理」、「從容」的「幽默」加以推廣，並試圖說服中國人，幽默其實是生活的一部分。幽默文學影響了多位作家，影響力持續了至少十年，並引發文學界的討論：什麼是幽默？孔子幽默嗎？中國需要幽默嗎？需要怎樣的幽默？如何從幽默的角度，重新評價、發掘中國的傳統文化？「幽默」理念在當年的影響是如此深遠，以至於有人提出，對文學家來說，1933年不是「憲政年」，不是「國貨年」，而是「幽默年」。

《大不敬的年代》把中國近代史的「痛史」翻轉，書寫出笑史，寫得妙趣橫生。除了豐富的材料、細節、圖像，睿智的觀點，精心設計的章節，作者在寫作風格上也在努力復原當時的幽默感，如模仿民國小報的風格寫序言，大量使用中國笑話中常見的雙關語。本書原是英文著作，中譯本有些直接用了原中文。笑依賴語言，讀原文常比讀譯文好。因此作者雷勤風在中文版序言中說：「本書的中文版比英文版更好。」這句不是笑話。

「一分鐘閱讀」推介書籍
《大不敬的年代》
作者：雷勤風
由　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https://podcast.rthk.hk/podcast/item.php?pid=23&eid=182364&year=2021&list=1&lang=zh-CN

中國有一位學者，他在演講時被問及：「請問，水族的易經是不是遺失的易經呢？」

這位學者平穩的説：「我不知道，因為我看不懂裡面的文字…」

同樣的問題，有人問另一位中國的作家，這位作家卻很溫和説：「…（刪減了前面的推論）都說明是失傳的經典了，怎麼可能是真的…」

二人沒有火藥味，平穩「對壘」溫和的「針鋒相對」。

中國學者説：「我不走“輕易否定”的路線，但我包容懷疑的路線，我們是可以懷疑的，但，不是草率否定（省略刪減後文）……」

「馬上否定」對我而言是太快下判斷了，跟「馬上肯定」一樣的，都是太快下判斷了。

我現在「虛擬」三個案例給大家參考，互相比較，到底那種「懷疑的學習」是有機會走得比較深入。

（1）中國的作家，沒有證據即否定，流行打假；
（2）中國的學者，雖然懷疑，但，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来否定，也沒有足夠的「證據」来肯定，就要懸掛著懷疑，既不是相信，也不是否定，繼續考據，互相對敲；
（3）這是我看古書，看到內修派儒家的「懷疑」態度。
他們的「懷疑」態度可以分內外二層，如：
《大學》可以是曾子述說子思記之的作品，也可以是子夏所作…如是類推，這就是「外層」的懷疑考證。
這些「外層的懷疑」，他們都會下功夫做思考的；
但是，他們也有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內層」懷疑，就是針對核心內容做詳盡的「好問」與「好察」：
而我就取中庸的「只是」其中兩種態度說明之：
（a）當問的，不知道，就要問出究竟，不能放手，審問到至善為止（可見怎樣提問是何等重要／而且問對關鍵要點尤為重要）…
（b）當需要辨別的，辨別到不夠清晰，就不要放手，明辨出一個究竟，直到至善為止…

他們這兩面的懷疑態度（內層懷疑與外層懷疑），是可以平行而不相悖的。

所以，我試一試用虛構例子演繹模仿之（其中是模仿了他們的口吻）。

如，我聽到程子説，有人讀《論語》——「有的人，讀了其中一句話終生修習之；有的人讀了，悟了之後，手舞足蹈；有的人讀論語之後，變成了另一個人……」
——你很懷疑這句話是不是真的？
我先示範第一條路線：「《論語》第一句話説，學而時習之，學一樣東西就要不斷練習……」
「所以，你看看，學而篇，一開章就跟你説學習之後要不斷溫習和練習，然後第一章第二段就突然變成講孝悌，到了第三段，就是巧言令色，跟學習沒有關係了…第一章第一段，跟第二段，還有第三段都沒有直接關係，很突兀，很像是合成品…」

他的結論，這是「合成品」，但這個「合成品」是東講一點西講一點的合成語錄。

如果用這種懷疑態度，對《論語》的理解「可能」就到這裡為止。

因而認為《論語》集注説的，有的人讀了一句，終生修習之；有的人讀了有悟，開心的手舞足蹈；有的人讀了之後變成了另一個人…就可以直接否定了！

我再示範第二條懷疑路線，也是「虛擬」的例子：
到底那些人是悟了那一句？
那些人是悟到了什麼需要終生修習？
到底是從那個部分悟了之後，然後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據此，你就需要找證據做考據了，可能需要看先秦諸子百家有提過相關概念的文本來對照…然後是兩漢…魏晉…唐宋元明清是不是也有相同的說法，還是程子一個人説罷了。
結果你每一個字都從那個時代的「慣用語」，還有那個時代的「慣用文筆」來考據，到底那段話是讓我們變成另一個人？變成另外一個人又是什麼意思？
那些人到底是悟了什麼？
宋之前的時代，用「悟」這個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們終生修習的又是什麼意思？
那個時代的人終生是什麼意思，然後修習又是什麼意思？
結果他「有可能」變成用其他的邊緣角度來研究《論語》，將這個邊緣角度變成浩大的學問。

至於第三條路線的懷疑，先搞清楚內層的懷疑，再探討外層的懷疑：程子那些話，那些人到底是參透了什麼「內容」？
故此，切入內容，層層剝開來看個究竟，到底裡面是有什麼可以悟的，可以樂得手舞足蹈，什麼內容可以將一個人變成另一個人？

如讀學而篇：到底孔子説的學而時習之，是泛指，還是另有所指（專門指定的修習之「道」）？

如果是泛指，這種精神如何一道而貫他後面的話呢？

因為按照孔子反復強調的一句話，他的「道」是可以串聯貫通的，學而習之，是不是其中的一句關鍵話語？

《論語》雖然是門人弟子合集，為什麼這麽多事蹟 ，他們專門收集這些部分？

為什麼某些部分內容是有一正一反，兩面的故事，如救人收錢對比不收錢…有不少內容是一正一反說明的，這樣的編排目的何在？

是隨意的，還是刻意的？
如果是刻意的，學而時習之，會不會是説，這是專門的指定修習，而不是泛指的態度？
（泛指的是指，你學什麼都好，都要不斷練習溫習的…）

（儒家喜歡談心性／身心／性命的內在修養，這學而習之，會不會在「指定」跟這個有關？）

如果這就是專門指定的修習，那麼，孔子所謂的學，到底是要「學」個什麼呢？

「學」了這個什麼的，是需要時刻修習呢？

然後，又如何用「學」得這個來貫穿整部論語呢？

儒門道統不是常常説讀書不要散錢無串嗎？

於是乎，他會上窮碧落下黃泉，不斷挖掘找資料…

最後，可能看到愛新覺羅毓鋆，毓老説：「學」字是指覺悟，是覺悟後的道，能時刻修習……

然後你也找到張岱用乾卦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來詮釋…
然後又在尚書挖到儒家十六字真言…
不斷順藤摸瓜挖料下去時，從新時代的白話文，到清朝，再到明，一直推前……積博推廣，又參考其時代背景，覺得四書皆是修身之道，而傳統說法，又挖到四書離不開用中庸和大學貫穿…
最後，你連民間的儒家修行都找來看和閱讀…

結果你大小材料都看，你發現到儒家很重視修煉心性，是要走「內聖外王」之路的…

於是乎，你又發現到原來如果用中庸來貫通的話，是可以合成毓老和張岱的說法的。

甚至乎可以從學而時習之這麽簡單的一句話，竟然可以貫通了後面的各種案例與說法。

所謂的學而時習之是指「中庸」功夫！
所以，學習中庸功夫，就是需要時刻修習的。
在一靜一動中修習，靜中動修習，動中靜修習（第一段貫通了）

中庸要發揮到人倫上就離不開夫妻父子…，
父對子是「仁及孝」之發揮（所以第二段貫通了，因為仁是庸和的心地功夫）……

同時也要言顧行，行顧言……
（所以第三段又貫通了）

雖然到最後，他未必考據出程子所説的有力證據，不過，這個人也許可能在汲取論語內容上有所新的發現或深的體悟。

三個不同汲取資訊的態度，就有三個不一樣的收穫。

（備註：從上述所論，大家也許開始察覺到，如果要我推薦四書，為什麼我都是喜歡先推薦南老，所以，我會在明天或者後天，或者再過幾天，談一談「學壞師」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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