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教育界的朋友寫的好文

https://www.facebook.com/didierlee0217/posts/10154212311087812

我們的教育怎麼了？

首先，我先說明，這篇文章很長，如果你/妳能看完，希望能給予予指教，謝謝了。又，因為台灣的藍綠意識形態有點強烈，所以，我在這裡只針對政策評論，以及政策之後所造成的結果做描述。如果看文章的朋友有任何見解，請就事論事的理性討論吧。

我出生於民國68年，至今天(2016年)為止，扣除中間當兵、出國…等零零碎碎的時間，從事教育工作已經約15年(這期間，主要是在補教業，未進到校園內)，這十多年的時間，看著教育從聯考、基測、會考的制度慢慢演變，心中感觸萬千。我將分成四個主題來討論：
1.學制；
2.課綱；
3.管教；
4.國家發展。

先聲明我的看法：我支持12年國教，但是我反對教改以及現在的課綱編撰。

一、學制
先和各位簡單敘述一下目前的學制，基本上和我們當初聯考升高中的時代沒有太大區分，因此僅就差異的地方做說明。
國中升高中有兩個方案：一為"會考"(每年五月)，一為"免試"。當然，如果想進到以前年代所謂的"好學校"，免試是不太可能的。
至於高中進大學，管道就多一些了。聯考(每年七月)還是存在的，但是多了兩個新選擇：學測(每年寒假期間舉辦)以及繁星(以在校成績作為評鑑基準，然後不經過聯合考試入學)。
而以前的高職或五專，則可以透過"統測"(每年4-5月舉辦)或是參加學測、聯考等方式進入大學。
多元的入學方式，看似提供了學生更多的選擇，但是，裡面隱藏的問題卻更多。由於入學的管道增加，部分學生入學的動機，已經從專業培養，演化到能混畢業就好。畢竟，現在的少子化以及大學氾濫，國一的孩子都可以輕鬆考取大學了。
而高中、高職的課程，也從以前的排定科目，到現在有了選修必修(等同大學方式)。這些看似"培養孩子興趣"的方式，卻完全給了學生一個"混課"的好窗口。不是說沒有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選課，但是，這畢竟是少數。
那麼，按照這樣的方式，進入到大學的孩子有好一點了嗎？不。我只舉兩個例子：
1.由於現在大學裡面有所謂的"課程評鑑"(由學生幫教授打分數！)，因此，許多進度較為落後的孩子，教授"不敢"開太深的專業領域，怕因為孩子聽不懂而給予較差評鑑。
2.幾年前，我在新北市某大學夜間部的會計系旁聽(原因不說明了)，數學課的第一堂課是"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這是國一下學期的課程啊。請問，這樣的大學畢業生，真的對於我們的產業有幫助嗎？
如果我們再細看學制所衍生的問題，其實更為嚴重，但是這樣會過於冗長，僅此打住即可。

二、課綱
這個問題似乎很泛政治，是吧？放心，我是理科生，我不管社會科如何調整，我只看理科部分。不過在這裡，我先帶各位算個簡單的數學，以幫助各位對於我接下來的論述，有一點基本的了解。
我出生的年代，一直到高二(還是高三)，才有周休二日出現。也就是說，在6年國小和3年國中裡面，我們星期六還有四個小時的課程。也就是說，周休二日開始之後，我們的孩子在國中畢業的時候，已經比我們那個年代少了將近一個學期的課程時間。(算式如下：4小時 X 35週/年 X 9年=1260小時，一個學期的課程時數約在900小時左右)
你會說，這和課綱有甚麼關聯呢？讓我慢慢解釋。
小學教育，應該培養孩子基本的運算能力以及語言能力。然而，現在的小學，卻要孩子學習中文、英文以及客家、閩南或是原住民語。我就問一個問題，請問這樣學語言學的好嗎？
先讓我們的孩子把中文學好才是！任何科目，都脫離不了對於語言的理解。如果連中文都學不好，課本都看不懂了，如何學習其他領域？又，在這樣的學習方式下，孩子的文字表達能力也下降了，如何用文字清楚表達自己的意思呢？
有人也許會說，那是保存台灣文化的深根教育啊！對不起，請恕我直接一點：放屁！保存台灣文化，那是政府該做的事情。如果要保存這些文化，政府可以設立文化專業部門，對於這些文化做更完整、更深的研究和保存。而不是學幾堂課、幾學期，就說保存文化了！如果這樣可以保存，那文化這兩個字，就真的被侮辱了。
如上所說，孩子的課程時數已經變少了，我們還多了許多非必要性的課程，孩子中文能力當然會下降！
我再舉個例子吧。在FB上，有許多和我年紀相仿、或是比我大的朋友。讓我們重溫學習時的年代，仔細回想一下，過去我們念小學的時候，考試(有人看到這兩個字就會崩潰，容我到後面再談)的成績大致落在甚麼區段？班上的不及格人數約是多少？回想好了嗎？我不需要正確數字，我只要你的"印象"就好。
現在的國小孩子，不及格人數以及比例都提高了。(各科)可以出現40分以下、30分以下甚至20分以下的數字，而且比例更大。難道是我們的孩子變笨了嗎？不是，是因為課程時數變少，孩子根本無法好好吸收消化！
國小如此，那國中呢？當然更慘。因此，我們的教育政策，是修改"課綱"，讓課程變得稍微簡單，孩子比較容易學習。好了，削足適履的最佳寫照！
不但國中如此，高中更讓人瞠目結舌。本來應該循序漸進學習的科目，拆成了兩段。拆吧，只要孩子好好學習，怎麼拆都不會有問題。問題是，我們的孩子"不知道自己還有多少不會"！再舉一個例子，這個例子，念理組的朋友應該會很清楚知道問題的嚴重性在哪。
過去的三角函數，在學習完了基本定義和一些運算公式(我比較喜歡稱這些叫做法則)，就會繼續學習極式、極座標、棣美弗定律，進而做高次方根的運算。現在，極式、極座標、棣美弗定律擺在高三下了。你又會問了，這有甚麼問題嗎？親愛的朋友，如果你/妳仔細看了上面的大學考試日期(學測)，你就會知道，許多孩子在高三上結束的寒假，就已經進入到大學了！還有多少人會認真學習呢！有，但是真的是少數！
而這些數學運算法則，對於理科的孩子將來面對微分方程的時候，有重要啊...........我們的孩子"不知道自己不會甚麼"。
不只數學如此，物理、化學也是如此，請問，我們的中學教育如何讓孩子"順利"進入到大學呢？

三、管教
教育，除了教，還有育。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以前的老師，除了"教學"之外，也握有相當的"管權"，因此，孩子不論在學習上或日常生活上，都會(必須)遵守規定。然而，隨著時代推進(我不會用進步兩個字)，"人"的價值提高，"自我"的程度也無限膨脹了。
當"零體罰"出現在校園內的那一天，台灣的教育正式走向"無約束狀態"。
我聲明，我不贊成"過度"體罰，但是我贊成"適度"體罰。何謂過度和適度，不是我要討論的範圍，如果有興趣，可以私聊。
當老師失去了"管權"，許多老師從"不知道"怎麼管學生，到"不敢"管學生了。我們看看這10年間的新聞，有多少老師因為體罰而上了電視，被批評到體無完膚。但是，我們的媒體有做完整的平衡報導嗎？坦白說，很少。
我再舉一個例子吧。約莫六七年前，有一個新聞讓我印象深刻。一個國中老師，上課時間拿著細藤條(就是教鞭啦)，打了一個學生手心。而這段畫面，被一個學生用手機錄下，並交給媒體。我們的媒體就大肆報導。這個老師，當然出面道歉了。故事到這裡結束了嗎？當然沒有。其中有一家媒體做後續了解，才知道老師打學生的原因：因為這個學生，作業拖欠到20多天(確切數字我不記得了，但是作業遲交的天數非常誇張)。這樣的新聞多的不勝枚舉，但是，我們除了看到老師道歉，有人幫老師說過甚麼嗎？
我請問，這個老師有錯嗎？好，人權團體會說，這樣是侵犯人權。我想反問：第一，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學生不做好自己的本分，請問有談權利的資格嗎？天賦人權，不是讓人成為"神"。人會犯錯，犯錯就要接受懲罰，這樣很難嗎？打，不是唯一的辦法。但是，請你們提出更有效的方式。有人說用愛的教育，那請你自己下來帶班看看，一個班級動輒30-40人。家裡有孩子的家長請你想想，你如何帶自己孩子的？打手心，就不愛孩子嗎？
第二，有沒有人問過，為什麼學生上課可以這樣肆無忌憚的使用手機？這是上課的基本態度嗎？各位，你們上班如果玩手機，輕則口頭告誡，重則扣薪，請問人權團體，你們怎麼不去爭取這樣的人權？做錯事情，就應該接受處罰，體罰是必要選項之一，只要適度。
班級失去秩序的情況早就行之有年，可以舉的例子真的多如牛毛，如果你/妳有興趣(尤其是我許多已經在教書的同學們)，歡迎你們分享班級失控的故事。我在這就不贅述，進入下一個問題。
接下來我要談一個"怪現象"，叫做"不排名"。

"為了顧及學生的尊嚴，所以不能排名"。看到這裡，我想也許有人贊成，有人反對，而我，是反對的。
首先，念書時候的排名，和尊嚴無關！會去嘲笑別人念書成績不好的同學，是"家教"和"生活教育"出了問題！我們要教育孩子的是："書念不好，不代表你不如人，只代表你的專長不在這裡。"
要知道，社會的本質就是競爭，如果我們的孩子不能明白甚至理解面對競爭時的抗壓，請問，我們的孩子出了社會，該如何面對競爭的壓力？
如果是為了"減低孩子的壓力、維持孩子的尊嚴"這種愚昧的理由，那以後我們不用參加奧運了，不用公開選舉得票數了，公司行號不得公布錄取人員名單了。排名，是一種競爭，良性面對競爭，是老師該教育孩子的。現在，我們的孩子連面對競爭的心態都退縮了嗎？那對於努力念書的孩子，他們所需要的榮譽感從何而來？

從以上兩個問題來看，第一，老師無法管；第二，顧及孩子尊嚴；；請問老師還能全心教學嗎？還需要認真教學嗎？

教育，不是只有教，還有育。

四、國家發展

終於寫到這了，很累，而且很多現象還是沒有完整提出。但是，至少勾勒出一個輪廓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教育如何影響了國家發展。
首先，我們目前的教育政策是"適性發展"，我認同，但是配套和整個內容全錯！

第一、以前的年代，是五育僅強調智育。而現在，如果說要適性發展，那應該創造出在體育、美術、音樂等方面的建中、北一女。而不是將智育拉低到其他四育的水準。

第二、適性發展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忽略了人性。人都有好逸惡勞的天性，只是程度多寡。如適性發展，如何克服這個問題將是不得不面對的挑戰--------因此，考試能廢除嗎？

再來，我們目前的教育，很喜歡用"歐美"這一套。我想說明一件事情，不同國家不同國情，這種邯鄲學步式的方式，不會有好結果的。如果台灣要發展，只能依靠"菁英教育"。別急，我會說明。所謂的菁英教育，是指各行各業、各個領域都採取"聯考篩選方式"。

台灣，和歐美不一樣。沒有土地、沒有天然資源、沒有廣大的內需市場。因此，除了培養人才之外，我們別無他法。有人說，你看，美國的教育方式出了許多優秀的人才。我說，胡扯！美國是產學合作非常成功，產業界出資，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舉個例子，約莫7-8年前，美國一所非常知名的私立大學，要蓋一所"癌症研究中心"，因此一家藥商投資了20年500億美金的經費！500億美金只為了研究癌症！請問，有甚麼硬體設備是他們買不到的？請問，有甚麼人才是他們請不到的？而這些人才，有多少是"美國本土"產的，有多少是外來的，有出國留學過的朋友，你應該比我更清楚才是。

台灣，好像是只會看表面的地方，去模仿這樣的體制(而且只有表面)，卻忽略了別人的國情、國力。
舉個我自己學生的例子(孩子，如果被你發現我說的是你，你笑笑就好，因為你很優秀，我要談的是整個教育環境啊)
我之前有個建中的學生，因為數學希望提升，所以請我幫忙。他告訴我，他是"建構式數學"的犧牲者。他國小時候，一次數學考試拿了0分，因為被乘數和乘數顛倒了。甚麼意思呢？就是2X3他寫成3X2.........從此，他對數學有了恐懼。
天啊！這種數學台灣居然敢拿來用！在建構式數學之前，台灣的數學程度是世界第一，之後，變成世界第五。請問，我們還要用多少這樣"表面式"的方式來戕害我們的孩子？
學習別人的長處是對的，但是請先清楚地了解自己有沒有學習的條件！台灣根本沒有這樣的條件！再說一次，台灣需要的是"菁英教育"！因為台灣甚麼都沒有，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們的孩子要面對的對手是"全世界"！如果台灣一直做這種"低產值"的服務業，台灣真的會成為全世界最高水準外勞的出口國！

我們都很清楚，教育為一國之計。結果，台灣在某次修憲的時候，降低教育經費的比重。然後，在教改的時候，降低了課程的難度。再來，隨著不對等的"義務VS權利"觀念抬升，剝奪了老師的管教權。最後，在不了解台灣的國際情勢中，降低了整個求學過程中的品質。因此，台灣的競爭力越來越薄弱。
我們看看鄰近國家的課程內容，你會發現我們的初等/中等教育的教材，已經遠遠落後。如果連專業能力我們都輸，請問，當我們的孩子進入到全球化的競爭時，台灣會贏嗎？

最後想哀怨的說明一個事情，其實，我繳國民年金繳得很不甘願。
為什麼？很簡單，首先，國民年金是保障我老的時候，我們的政府來養我。那個時候，是由我們現在的學生來繳稅。少子化有多嚴重呢？以前我們北北基的聯考，是12萬考生，現在是8萬，因此，以後他們是一個人養我們1.5個人。按照現在的薪資結構來說，我們的薪資(因人而異)應該是我們孩子的2~3倍。假設沒有任何通貨膨脹，那我們的孩子以後的薪資必須是我們的3~5倍，才有可能養活我們.........按照現在的產業結構以及"低產值"的企業來看，你覺得有可能嗎？所以，我繳國民年金真的繳的很害怕。

如何創造"高產值"？其實，只能靠"菁英"。如果台灣能創造出"不被取代"的技術人才、"不可取代"的專業能力，就算少一個賈伯斯又如何？少一個比爾艾茲會怎樣？就算現在的"適性發展"生出了一個老賈或是小比爾，他們也不會留在台灣啊！而且，按照現在台灣的教育模式，撐起全國的"中間力量"的水準，將會比20年前落後了一大截啊！

說到這裡，一定有人說，光會批評有甚麼用，有辦法就提出來啊。我可以負責的說一件事情，我有我個人認為可行的解決方案，但是，等有興趣想知道的人再來討論，否則，多數人沒有興趣的話，這始終是一篇廢文。

說完了。台灣，你想清楚該怎麼走了嗎？還是再繼續這樣沉淪、用意識形態去決定政策呢？各位我的朋友，我只能說，再繼續這樣下去，5年內，台勞會出現。10~15年，台勞會成為普遍現象。20年，將成為東亞外勞輸出最大國。

這是我第一次，希望我的朋友能幫我分享。因為，我愛台灣，我愛中華民國。

【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