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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談若樨 在 食之兵法: 鞭神老師的料理研究 The Culinary Art of War Facebook 的精選貼文

    2020-12-25 22: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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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滷麵的科學
    打滷麵不是大魯麵,更不是大滷麵。如果連「滷」和「魯」都覺得不需要清楚區分的話,如此將就,如何講究。雖然打滷麵我在《百年飯桌》的第四章已經談過了,不過今天剛好晚餐做山東打滷麵,因此再補充一下。

    在北方,又分為不勾芡的清滷和勾芡的渾滷。清滷也叫汆兒麵,是一般的家常麵,汆水即吃,簡單快捷,常見的有最簡單的醬油汆兒、西紅柿汆兒、白菜汆兒、茄子汆兒、扁豆汆兒等。此外,麵和滷也可以「單走」,也就是「過橋」。

    不過就算是勾芡的渾滷,也並非都能稱為打滷麵,而是必須要有肉片的才能,否則只能稱為滷麵,比如西紅柿滷或和茄子滷。而這煮肉片的湯,也就是一碗老北京或山東打滷麵必須要有的三湯 – 白肉湯、黃花湯、冬菇湯 – 之一。而另外的兩個湯,則是泡發黃花菜與冬菇的湯,這三個湯是組成老北京和山東打滷麵的滷子的鮮美元素。

    鮮味成份可分為胺基酸系的,富含於昆布和蔬菜中的谷胺酸、茶氨酸和天門東氨酸;核酸系的鰹節中富含的肌苷酸與香菇中的鳥苷酸;有機酸系的貝類中的鮮味成份琥珀酸納或檸檬酸納。不過,單獨使用百分之百的相同鮮味成份,並不會產生強烈的鮮味。這是因為我們舌頭上感知鮮味的受體,有谷胺鹽結合的部份與和肌苷酸或鳥苷酸結合的兩種。一但其中一種與舌頭表面上的受容體結合,其構造就會產生變化,讓不同受體的結合部份互相拉近,進而引起鮮味的加乘作用。而老北京和山東打滷麵的滷,正是肉湯的麩胺酸鹽與泡發黃花菜與冬菇的湯的鳥苷酸的鮮味加乘。

    不過,其實老北京打滷麵中最重要的食材,是產自內蒙古及大興安嶺等地的口磨。口磨就是白色的野生磨菇,其中以產於內蒙古與河北省的蒙古口磨為上品,由於以前多在河北的張家口為集散地,因此被稱之為口磨,講究的人家甚至是「無口蘑不打滷」。

    至於為何要用乾貨來萃取高湯,是因為乾香菇中的鳥苷酸是透過酵素分解釋放出核糖核酸後所形成的物質。由於香菇必須在曬乾細胞遭到破壞後,才會啟動酵素的運作,進而產生鳥苷酸,而鮮香菇並沒有產生酵素分解。

    2000年,科學家發現了人體的第一種鮮味受器taste-mGluR4,當結合了麩胺酸鹽後,訊號會傳遍受器蛋白,引發後續一連串生化過程,然後經由神經細胞傳遞訊息到大腦。兩年後,科學家又找到名為T1R的第二種鮮味受器,解釋了鮮味和甜味的可能關連性。鮮味的複合受器T1R1/T1R3與甜味的受器T1R2/T1R3中的相同點,顯示了甜味和鮮味的生化路徑是緊密相連的,而也因為鮮味複合受器T1R1/T1R3的發現,讓我們知道受器對麩胺酸鹽的敏感度會受到肌苷酸鹽與鳥苷酸鹽的強化,造成鮮味協同作用。

    之所以寫這些,是因為我有一次把高麗菜和白蘿蔔、紅蘿蔔也一起加進打滷麵裡,想說這樣滷子更豐富些,但吃的時候卻覺得甘味太強,強到壓過了原本傳統只有冬菇、黃花菜、木耳和肉片的鮮味組合,越吃越甜,鮮味被完全抹殺,痛心疾首。

    愛吃愛幹,才是英雄好漢。該說的說完了,就來幹活兒。

    先煮肉湯。今天的肉湯除了五花肉之外,我還加了骨頭,焯水後冷水下鍋,加蔥、薑、八角桂皮、花椒和花雕酒,煮40~60分鐘後備用。五花肉切片。

    打滷麵裡的肉必須是熟肉。先煸蔥、薑、八角,煸香後烹入黃豆醬油,然後加入三合一的湯,然後加鹽調味後,加入肉片,口磨、香菇、木耳,煮15分鐘後加入黃花菜(最講究的還會加鹿角菜),然後朝著一個方向,分次加入水澱粉勾芡,方能凝而不懈。若是勾芡來回攪的話,芡會洩勁,使滷子混沌不亮。凝而不懈是唐魯孫先生的說法,而我想補充一點是,好的滷得有著絲綢般的口感。蛋液則要在勾好芡後再加,加的方式是用湯勺將蛋液「甩」出去,如此一來才能形成好看的片狀,這在北京叫「甩果兒」。甩果兒的時候要開小火,甩出去之後先不動它,讓待蛋液自己慢慢成型後,再將火略開大些,不用湯勺,而是用火力將成型的蛋片自己頂上來。此外,因為北京忌諱講蛋這個字(譬如罵人就是王八蛋),因此攤雞蛋又叫攤黃菜,豬肉炒蛋則叫炒木樨肉。

    最後一個步驟則是用香油焌花椒,不過打滷麵要的是花椒的香氣而非麻,因此要焌到花椒略糊後,撈去花椒,再潑在上面放了蒜末的滷子上,這樣滷就大功告成了。

    在麵的部份,則非得是手擀的鮮麵不可,其中又以山東福山派的抻麵最佳。麵如果吃的是吃氽兒鹵的話,吃一窩絲(細條面)或帘子扁(粗條面),過水不過水都可以。但吃混滷的話,麵條則是宜粗不宜細,而且麵條起鍋必須過水。而且吃打滷麵千萬不能拌開來吃,要挑著麵帶著滷,麵量不超過碗的三分之一,三分麵、七分滷,因為重點是吃滷而不是吃麵。好的滷還可以端起碗來,像吃北京炒肝一樣「忒ㄦ嘍」地喝。

    乾隆皇喜食雞鴨,在宮廷裡吃的是口蘑肥鴨打滷麵,喝的滷湯是鴨湯。梁實秋先生會在吃完北平烤鴨後把剩下的鴨架包回家,加口蘑打滷,再加一勺炸花椒油。不過他似乎不知道乾隆皇最好這口。另外唐魯孫先生提到其友京劇老生言菊朋先生,點了東興樓的燴三鮮當滷子做成三鮮打滷麵時,卻被作家李舒揶揄了一番,說這個秘訣,南方人早就知道了,在南方,這叫澆頭。

    想理解打滷麵,要看過唐魯孫和梁實秋;要懂北方麵食,先得知道姜波。

    #山東打滷麵 #老北京打滷麵 #百年飯桌

    延伸閱讀:《炸醬麵、打滷麵、岐山臊子麵、山西刀削麵、武漢熱乾麵與蘭州牛肉麵: 中國麵之兵法: The Culinary Art of War on Chinese Noodles》:https://naihaolee.pixnet.net/blog/post/178117315

  • 談若樨 在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Facebook 的最佳貼文

    2019-06-07 16: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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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四後來的歌 #有聲 🇨🇳
     
    「如今這個廣場是我的墳墓...這個歌聲將來是你的輓歌♪ 」1989年6月4日,中國爆發「六四事件」,天安門廣場上的民主自由之歌,在最高潮處戛然而止;30年後的2019,中國「異議歌手」李志,因影射天安門事件的〈廣場〉等敏感歌曲,在六四30周年前就遭官方全面封殺噤聲,也讓這首歌諷刺地成為今年紀念六四最特別的一首。至今,李志本人消失已整整三個月,生死、下落不明。
     
    1978年,中國獨立歌手李志出生江蘇,南京長大。六四事件那年,他才10歲。六四血腥鎮壓過後,中共牆內絕口不提,只指這是「反革命暴亂」,但牆外卻再也遮掩不住歷史流血的傷口。千禧年後,李志走上了他的音樂之路,歌迷稱他「逼哥」,他被公認是「搖滾教父」崔健後,批判中共專制、聲援六四最為尖銳直白的中國音樂人。
     
    2005年,李志〈廣場〉一曲哀惋唱出天安門那場駭人屠殺。歌在開頭剪入八九民運北京工運領袖韓東方的口白,然後副歌是這樣唱的:
     
    「如今這個廣場是我的墳墓,這個歌聲將來是你的輓歌。你會被教育成一個壞人,見死不救吃喝拉撒的動物。」之後是救護車鳴笛聲,路人的呼救。曲子最後是「天安們母親」丁子霖的心碎告白:
     
    「『它』奪去了我最心愛的兒子。」1989年6月3日當夜,丁子霖年僅17歲的愛子蔣捷連,離家前往廣場欲聲援運動,卻在木樨地複外大街中槍身亡,被視為解放軍殺傷無辜的證據。其後丁子霖與其他六四死難者的母親們,成立「天安門母親」組織要求平反六四。
     
    今年六四紀念前夕,北京當局更加強對天安門母親們的監控,要求丁子霖等人離開北京,暫回老家,並切斷其與外界的主要聯繫。
     
    隔年,〈人民不需要自由〉中李志又若有似無地嘲諷強國崛起的「太平盛世」:「有人沉默著觀望,有人懷疑著生活,聽見他們在歌唱,人民不需要自由。人民不需要自由,這是最好的年代。」
     
    這是最好年代,也是最壞年代。2019年2月,中共那把審查的槍再次對準不願遺忘的歌者——巡演中的李志突然以「身體不適」為由,緊急喊停所有巡演;4月,中國當局對外表示「緊急叫停了某行為不端知名聲樂演員」,李志的歌在中國各大音樂平台全數下架,一律打為「禁歌」,官方網站、微博相繼「關閉失效」。
     
    微妙的是,那首原應是收錄在《梵谷先生》專輯裡的〈廣場〉,現在只在他SoundCloud官方帳戶裡可以找到,牆內平台就不用多說、牆外的KK BOX和Spotify雖然還是聽的見其它大部分歌曲,但〈廣場〉和〈人民不需要自由〉,再也搜尋不到;其他來源不明的音頻與MV,主要則在YouTube上流傳。被下架的「禁歌」於是版權也呈現十分微妙神秘的狀態。
     
    「刺耳」的李志彷彿人間蒸發,截至2019年6月7日為止仍音訊全無,生死未卜——逼哥,你如果看見這則貼文,請告訴我們,我們談談歌的版權,一起再唱歌吧。
     
    Photo credit: 法新社/陳光創作,1989年時陳光隨解放軍赴北京「協助戒嚴」;退伍後成為藝術家。2014年天安門事件25周年前夕,陳光曾因發動地下藝術紀念行動,而被北京政府逮捕。
     
    *本系列專題將恢復常態內容更新,結束階段性連載。感謝所有在意、不願忘記的人。更多六四禁歌事件,也敬請鎖定本周的「轉角國際重磅廣播Podcast」。
     
    #但我們唱歌不好聽 #六四禁歌 #六四天安門事件 #5月35日 #言論自由 #廣場 #人民不需要自由 #這個世界會好嗎 #音樂 #中國 #北京 #天安門 #學運 #China #Beijing #Tiananmen #History #Music #LiZhi #Square #八九六四 #國際新聞 #udnglobal #轉角國際

  • 談若樨 在 區諾軒 Au Nok-hin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2016-06-04 00: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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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是七還是八年前,有一次為朋友接待一個德國人,正好是在六四那一天。我就讀的浸大,有歐洲研究系,分法文和德文兩個專科,就讀的同學需要額外多一年時間畢業,那一年就是要到法國或德國實習,因此總會認識到一些德法的朋友。在大學我有緣認識一些讀歐研的朋友,那年六四,一位以前讀德研的同學忽然有事,臨時要我代為照顧一位路過香港探望他的一位十八九歲德國青年。我帶他去旺角廣東道的街市看紙紮舖和活雞檔,去油麻地果欄嘗試跟他解說香港的黑社會,再上金山郊野公園示範馬騮如何搶百佳膠袋。到了傍晚,我跟他說:不好意思,我要去一個集會,你自由活動吧。他問起原由,我話那是紀念北京天安門屠殺,而政治這回事,大部份人都不太有興趣,不能強迫你跟我去。他卻說他有興趣,而有點出奇地,我以為要為他解說一番,反而他主動對我說:六四對我們德國人很重要,正因為發生過六四,東德那邊才不敢在人群衝過柏林圍牆時開槍。就這樣我帶了他到維園,外國人好像不太耐熱,但也沒有嚷著要先走,一直留到晚會所有程序完結,之後還帶他到SOGO對面廿四小時的上海舖食粢飯豆漿。現在回想起這件微不足道的往事,發現對當下的討論有重大意義──這位德國青年沒有因為晚會高喊「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就認為他的參與已經妨礙了德國的民主進程或解決德國其他社會問題的進度,而且他反而認為一場離自身本土甚遠,自己與身邊的人都沒有親身經歷的屠殺,其實關係自身民族的興衰。

    曾幾何時,我以為悼念六四的文章已經不必再寫,因為再寫也無法超越兩篇宏文的高度──分別是李怡2009年的蘋果日報社論〈香港人孤獨地延續六四記憶〉,以及梁文道也是在六四廿周年所撰的〈我們守護記憶,直到最後一人〉。李怡當日寫道:「我們曾有過一段與中國大陸不同的歷史,使我們可以在自由的空氣中,關注和支持中國向民主自由的體制奮進,我們有過楊衢雲、孫中山、黃花岡烈士,他們都在香港醞釀革命,我們為抗日戰爭輸血,為反對國民黨專政的共產黨人掩護,今天,我們也會義無反顧地支持內地的愛國民主運動,不管時間有多長,不管代價多大,我們也會讓支持民主的薪火相傳。這是香港人的人格。……有沒有勝算,有沒有利益,甚至有沒有效果,都不是香港人考慮的。從一百多年前楊衢雲時代至今,香港人就沒有考慮過這些。除了那幾個不是流着香港血的小丑。」梁文道則說:「明明香港是個自由港,但它卻以說不出口的理由拒絕別人入境;明明香港的傳媒不受政治管控,但卻有雜誌如《君子》這樣臨時抽稿,把『不敢忘記六四』的封面專題硬生生變成可悲復可笑的『不敢忘記郭富城』;明明有那麼多人曾經熱血沸騰涕淚縱橫,今天他們卻有口難言,甚至主動修改自己的記憶。看,為了銷毀和掩理六四的記憶,他們要費多大的勁。為了這個記憶;港式的犬儒主義被調動了,『唯策略論』主導的歷史虛無主義也出場了;他們甚至不惜自毀長城,要我們否定自己當年至為單純的愛國赤誠,換上以曾蔭權為代表的那種金錢愛國論(它的邏輯是誰讓我發財我就愛誰)。所以記憶六四已經不再只是記憶的事了,它還是一連串的抗爭與對決。它對抗言論空間的縮窄,與出入境的管制,它還要對抗一連串違背理性的思考方式與一系列否定道德共識的價值主張。在這個意義上,記住或者遺忘六四,還真成了一個大是大非的抉擇。我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因為《國殤之柱》的創作者高志活第一次被拒入境是條新聞,現在我們卻開始習慣成自然;以前有人叫我們『放下歷史包袱向前看』會使我們憤怒莫名,現在這種論調卻早已見怪不怪。也許有一天,還會有更多個陳一諤、呂智偉和曾蔭權出來鼓吹那種虛無犬儒的價值觀;也許有一天,六四不只不得『平反』,甚至根本灰飛煙滅于時光的垃圾場中;也許有一天,我們真的會變成大多數人眼中的瘋狂先知,並且一個個老去,一個個凋零,所有記得六四的全都整代人整代人地消失。即使到了那一天,再也不是為了起到什麼實際作用,而是單單因為這個記憶本身就是道德的,我們香港人,我們這群記憶的守護者也還將如此記住,直至最後一人。」事實上這兩篇文章毫不過時,文章當中已經超越時空回應今天諸多「本土派」的所謂論點。只是,當今的學生領袖直言,他們已經有近年各次本土抗爭運動,作為他們的政治啟蒙,再不需要出席一個「行禮如儀」的維園晚會,作為他們參與政治的出發點。好。我即管談談大家一起經歷的「政治啟蒙」。

    兩年前的雨傘運動,有兩個非常接近開槍鎮壓的關口。第一次是九二八當晚,第二次是十月二日群眾包圍特首辦,而警方已將橡膠子彈運往現場,形勢促使中大、港大兩位校長到現場呼籲學生及群眾冷靜。最後,林鄭陪同梁振英見記者,表示願意與學生對話,局勢才逐漸緩和。梁振英想不想開槍殺香港人?以他未當政之時已想出動防暴隊,我百分之一兆肯定他會竭盡所能實現這個宏願。但我們也很清楚,開槍殺人這個決定權,不會在他手上;他必須請示中共政治局七常委,甚至習近平本人。有什麼理由會令到習近平與一眾中央領導拒絕簽下開槍殺人的批文?第一,當然是因為香港人的和平抗爭。吃了八十七枚催淚彈,一個垃圾桶也沒有起火,一塊商戶的櫥窗玻璃也沒有打破,那有開槍「平暴」的藉口。而另一言之成理的原因,就是六四的教訓。習近平不是鄧小平,沒有指揮大軍殺敵千萬的經驗,不會像鄧小平一樣,認為殺千幾個學生沒有什麼大不了。「再次開槍殺學生」這個歷史責任,看來是因為前車可鑑,所以習近平還是不敢擔起。

    另一方面,在九二八發射催淚彈後,甚至熱血公民謠傳警察已經開槍之後,在場的市民不單沒有退縮,而且有更多市民趕至灣仔地鐵站口,試圖突破防線湧向金鐘支援。十月二日晚,我其中一個whatsapp群組在討論金鐘現場的情況,我還記得當時有這樣的對話:

    「情況不尋常,男的來,女的回去。」
    「有細路的都回去。」
    「已準備出橡膠子彈,射中唔死都可能殘廢。」
    「能呼籲撤退嗎?」
    「無人會肯撤。唯有像當年木樨地一樣,為學生頂得多少就多少。」

    一說木樨地這個例子,我們這一輩八十後都很清楚當中含義。八九六四凌晨,天安門不是死傷最慘烈的地方,群眾為阻擋從長安街殺入廣場的屠城部隊,在木樨地堵截,為學生爭取時間撤離,所以木樨地那裏尤其死傷枕藉。2001年,我有位朋友到北京,經過木樨地,在街角的牆上,還能夠親手觸摸到那些子彈孔。說到這裏,大家應該很清楚我想說的結論,北京不敢下令開槍鎮壓雨傘運動,市民冒死上街支援佔領現場的同學,令當今自詡本土的年青人享有一番「屬於自己的抗爭經歷」作為政治啟蒙,這全是拜八九六四的亡魂所賜。否則,說得刻薄一點,如果年青人當日面對的是開槍鎮壓的畫面,那番體會就不再是政治啟蒙,而是給同伴收屍的經驗,或是背著滿身鮮血的同伴,跑去律敦治醫院的經驗,和嘗試將同伴的腸臟塞回腹腔的經驗。如果經歷過這些,還有多少人會在家歎著冷氣,上facebook悠閒地講「勇武」?

    現在有人講「蝗蟲」,講「地獄鬼國」,講「支那人」無可救藥,但偏偏在八九年的時候,我們卻看到中國人良心的頂峰。當年大陸許多人不計成敗,全力支持學生,不計個人可能付上自由和生命的代價,結果遭到無情的鎮壓。我們還未知道幾多人像李旺陽一樣,只為嘗試挺直腰骨,而在黑獄中坐穿牢底,寂寂無聞。正正是因為良心沒有回報,還換來更痛苦的餘生,一般人旁觀李旺陽等六四英魂的苦難,心智稍有不堅者,就很容易搖到鐘擺的另一端:反正這是賞惡罰善的瘋狂世界,就把心一橫做衣冠禽獸好了──所以才逐漸演變成無廉恥、無底線、無原則的「強國支那」,來香港搶奶粉搶資源,構成本土派口中壓逼香港族群的生存空間、威脅「香港人」生存的大敵。但無獨有偶,雨傘運動過後,本土和勇武的興起,其實和「強國支那」的演化如出一轍。在所謂「勇武本土」口中,和平抗爭得不到即時的「回報」,竟然就等同於講良心就一定會「蝕底」,所以不擇手段也好,無底線抗爭也好,贏得不要臉也好過沒有任何「成果」。用最自利的態度看待香港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擁抱這些想法的人,其實與他們誓不兩立的「強國支那」,血管內根本流著相同的DNA。

    更令人疑惑的,就是過去某些令人的尊敬的評論家,例如李怡先生和練乙錚先生,似是出於維護年青人的心態,將「本土、港獨和勇武」三者加以綑綁,講成一派「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思潮。首先,若然真正愛惜年青人,何以鼓勵他們為這個荒謬絕倫的時代、無恥之極的梁振英,而受到傷害,甚至犠牲性命?再者,莫說「民族國家」的理論已經是十九世紀的化石,港府無法維護港人的自主和尊嚴,港人對之失望頂透,大概也只與當年德國人對威瑪共和的失望相去不遠。部份德國人開始相信問題不是來自德國人本身,而選擇相信某個人所說,是因為「外來的」猶太人。身為飽學之士,歷盡世情,應知太陽底下無新事,這種以暴力排外與自私自利為綱的所謂「本土思潮」,已比亞視還要過氣,與「新」或「年青」絲亳沾不上邊。他們不僅沒有循循善誘,使年青人了解希特拉是如何興起,還為不斷製造似是而非的觀點,方便他們如鸚鵡學舌地指摘別人悼念六四,難道為了得到年輕人的認同,就是散播混亂、自相矛盾的價值也在所不惜?

    正如一位我尊敬的網絡作家譚棨禧先生所言,「而這座城巿的族群仇恨語言,焦慮和絕望,正慢慢榨取了青年了解的耐性,輾碎了他們的好奇心。因此,我們要反對的不是青年代表,不是中港區隔,更不是港獨思潮。而是讓人短視,讓人急攻近利,失去同理心的焦躁感。我們要爭論的也不是悼念與否,或六四有甚麼意義,而是生者和死者能夠如何相處,香港人和中國人可以如何相處,人和人應該如何相處。」生而為人,後有家,再有國,楊照先生也說過,政治是建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信賴,如何做人、如何處世,應該就是那些前輩所應負上的指導責任。現在的勇武本土派,至今從沒有回應過一個問題:假設全香港人都要建國,香港人應不應該接受別國人民的援助?如果只得香港人孤軍奮戰,這些勇武本土派,尤其他們當中的幾位「教主」、「皇上」、「國師」,又做好了多少犠牲的決心和準備?如果你希望得到別人援手,你是否也應該在別人困頓的時候扶持一把?這就是做人處世最基本的道理。先不談當今香港人當中,會否出現一兩個勇者,能夠像丁子霖教授一般堅毅,王維林先生一般勇武,像胡佳、譚作人和浦志強一般,隨時準備好要付上失去自由、骨肉分離的代價,你不過一年當中只花一兩個小時到維園點點燭光,讀讀他們的新聞,給他們一個like, 精神上支持他們繼續與共產黨鬥,如何會對香港的「建國大業」構成致命的打擊?

    莫說要策略地令到中共後庭失火、國內大亂,現在勇武本土派在網上到處樹敵,以攻擊六四悼念者和其他政見不同人士為樂,又如何團結全港與之一起「建國」?歷史不會說謊,但會冷笑,偏偏香港歷史上最團結的日子,正正是1989年的4、5、6月。根據浸大前輩許澤流老師的憶述,當年同學們到樂富的文具舖,購買大量紙筆用作書寫大字報,老闆一箱一箱的抬出來,堅拒收錢。同學為了突破內地的新聞封鎖,每日收集所有報章,運到啟德機場,在離境大堂到處尋找準備返回大陸的旅客,託他們把消息帶到大陸。每次同學抱著報紙前往啟德機場,的士司機接載往返,也是堅持分文不收。香港人就是曾經團結到這種地步,是一場正正式式的全民運動,而香港當年不過500萬人,卻幾乎可以改寫當時全球人口第一大國,以至是全世界的命運。香港人曾經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若我們再次擁有這種力量,自是無所不能、無堅不摧,要建國,當非難事。但偏偏終日在鍵盤上剔剔搭搭聒噪,嚷著要建國的人,卻只不斷叫香港人和年輕一代,遺忘這種力量,遺忘香港的偉大。究竟誰是賣港賊?

    說到底,悼念六四就是彰顯香港自由的價值,今日已經有人要聲討我們去維園悼念六四,他朝這些人真的建立了「香港國」,又豈會忍得住不用比中共更兇暴的手段,打壓我們這些到維園悼念的人?今年的六四,已不是意識形態不同或學術論爭,當中也沒有客氣不客氣的問題,因為已是香港價值生死存亡的一戰。「六四,維園見」不單是過去式的悼念,而是在犬儒與沉淪中,拯救我城的最後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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