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冠疫情爆發一年半，在去年耶誕節前夕疫苗誕生後，各國的施打順序就一直反映出各國的價值選擇。

民主國家幾乎都是由防疫主管機關和全國性的諮詢委員會共同商討，根據染疫風險高低訂出優先施打順序。沒有人有生命的特權。

這包括了英國、德國、法國及鄰近的日本和韓國。

2.美國算是其中特殊的例子，整個疫苗接種是由混亂的資格規則拼湊而成且缺乏溝通，50個州就像各自打了50場獨立的戰爭，在疫苗供應不足的時候，爭搶「戰略物資」疫苗，釀成了全國性的延誤和混亂。但美國的思考一直是把讓社會重新恢復運作放在最優先，所以插入了維護社會基本功能的族群，這涉及了爆發疫情可能的死亡率、工作環境密閉群聚的特性，及少數族裔的偏高比例，但也因此讓高齡族群無可避免陷入較高的染疫風險。

3. 英國和美國同屬新冠疫情重災區，也是最早催生出疫苗並大量生產的國家，但他們反對「社會權力」的思考，即便是王室成員，也得照順序施打。

日本、法國也遵循同樣法則，在醫療第一線及高齡長者之外，普及一般民眾施打。台灣卻在第二類加入了中央地方官員，及不驗光師公會，⋯⋯由少數人決定，不願公開討論的會議紀錄，更沒有透明的審核標準，台灣施打順序是全球民主國家從未有過的現象。

{內文}
新聞片段：
「在美國，注射計劃是由繁文縟節、混亂的資格規則拼湊而成，而且缺乏溝通。這個國家等於和新冠病毒打了50場各自獨立的戰爭，每個州如今都有自己的疫苗接種策略。地方和州官員表示，真正的問題在供應。州長們對無法獲得聯邦政府承諾的儲備劑量感到憤怒。他們都在撒謊，他們根本沒有儲備足夠的劑量。不可預測的分配正在全國範圍內造成延誤和混亂。」

這是今年一月底的美國，新冠疫苗開打約莫一個月，媒體形容和真實戰爭沒有兩樣，但這片土地沒有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被視為「戰略物資」的疫苗，究竟該如何發放，一直在社會內部激烈震盪。

新聞片段：
「今天，疾病預防控制中心顧問小組建議，在醫護人員和療養院員工接種完疫苗之後，下一個順位應該是 75 歲以上老人，而不是先前考慮 65 歲及以上長者。緊隨其後的是前線基本工作人員，該小組將其定義為急救人員、警察和消防、教育類老師和職工、食品和農業、製造業、美國郵政服務人員、公共交通工人和雜貨店工人。」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感染病學專家 Monica Gandhi：
「他們實際上非常清楚，他們需要讓社會重新運轉起來，因此，為了維持社會的基本功能，他們將其放在優先順位。」

美國學者專家一致同意，讓高風險及維繫社會重要功能的人優先，是降低死亡率並讓醫療體系繼續運作的重要關鍵。但除了年齡之外的其他類別，該如何評估這類族群染疫對社會的衝擊，實在難以認定。優先順位的排定，涉及一個複雜的判斷與價值選擇，每個決策都需要以民眾聽得懂的方式，耐心仔細地說分明。

美國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成員：
「他們(疫苗的優先順序)確實是讓弱勢群體，未成年人及兒童能夠迅速恢復某種意義上的常態。」
美國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成員：
「孩子們需要上學才能吃飯，但我們需要食物供應鏈暢通 才能把食物提供給他們。」

這個美國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自去年疫情爆發後，就一直是透過線上會議，向疾管署及衛生部長提出建議，決定全美疫苗施打的優先順序。所有審酌的科學證據、會議紀錄，均上網公開透明。其成員除了常見的醫療及公衛專家，美國會有一個消費者代表，負責呈現常民可能存在的關切。諸如此次新冠疫苗的施打，將警消、郵務、食品工廠等高風險必要工作人員，拉到65至74歲的高齡族群前，便是援引了這類工作爆發疫情可能的死亡率、工作環境密閉群聚的特性，及少數族裔的偏高比例做出的必要決定，但也因此讓高齡族群無可避免陷入較高的染疫風險。

美國預防接種諮詢委員會成員：
「我們的目的是盡可能將更多的疫苗提供給需要它的人，但因而創建如此龐大的群體，確實會在某種程度上讓疫苗接種陷入癱瘓。」

過程中不斷有企業透過國會遊說，希望能夠「插隊」爭取提前施打疫苗，其中不乏外界熟悉的Uber、Amazon和全球零售商龍頭Walmart，華郵甚至以社論批評，這類美國大企業膽敢在供應有限的情況下公開爭取疫苗，等於是明白告訴那些打得到和打不到的人，誰身陷危險。

英國衛生部長 漢考克：
「當然，我最重要的角色，身為英國衛生部長的首要職責，是確保整個英國受到保護和安全。」

英國和美國同屬新冠疫情重災區，也是最早催生出疫苗並大量生產的國家。雖然在疫苗剛問世之際，不少民眾猶豫恐懼，致使首相強森即便自身感染過新冠病毒，仍率先在鏡頭前帶頭施打，但其優先順序，是交由多元參與的委員會決議。美英兩國間的最大差別，是在醫護長照工作者及高齡長者後，英國仍決定讓高齡及脆弱族群優先，且一路延伸到60歲，只在中間插入了16到64歲有重大傷病或特殊條件者。那些所謂不同職業暴露於新冠病毒的風險，由於缺乏足夠的科學證據，再加上高風險必要工作者多半年紀較輕，最後並未納入優先順位。

英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免疫研究所主任 Mary Ramsay：
「他們仔細審查了所有關於新冠病毒的數據，並試圖根據誰會罹患嚴重併發症及誰會死於新冠病毒來決定誰優先施打疫苗。」

在這個前提下，英國王室成員未曾插隊，同樣延續皇權傳統的日本亦然，日本疫苗的優先施打順序，是第一線醫護480萬人，接下來為65歲以上高齡長者，然後是三高等慢性病患1030萬，長照機構工作者200萬，60到64歲長者以下，第六順位就能開放一般民眾全面施打；而同屬G7的法國也一樣，接種順位最優先的，是高齡長者和長照工作者及50歲以上具危險因子的醫療專業人員，其次才是50歲以上高齡，然後就開放全體國人施打。即使走過一整年最嚴峻的疫情，今年44歲的法國總統馬克洪，還是按照順序在6月1號，低調透過推特宣布自己已完成疫苗接種。

法國總統 馬克洪：
「我堅持並邀請所有市民繼續接種疫苗，因為這是對抗疫情唯一持久的辦法。」

反觀今年六月的台灣，即便看著別人慘烈地走過長達一年半的艱辛抗疫之路，當日本援助的124萬劑最大批疫苗抵達後，首度大規模開打仍面臨相同的亂象與窘境，有人公開插隊，也有人透過公權力，堂而皇之地成為特權。

記者VS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副指揮官 陳宗彥：
「主持人陳文茜她有提到，說民眾大家都在等疫苗。她說到第二類的的中央人員的部分，他是排在長照跟年長者的前面，她就質疑說，有一些非高風險的行政機關和總統府的人員都在裡面，認為說如果是光明磊落的話，就應該把第二類的接種名單都公布出來。因為疫苗的注射，是一個醫療行為，依照個資法第六條的規定，這個有相關病歷醫療等等、跟身體健康有關的，這個都是屬於個資法裡面的特種個資，這個是不能去做公開的。

這是放眼全世界民主國家沒有過發生的現象，總統府官員甚至凌駕總統，優先被放在第二類優先施打順位。而這裡頭存在多少打著防疫為名、實為非高風險的特權人士，外界無從得知，而我們的指揮官面對疫苗分配上的強烈質疑，卻是這樣回應。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
把這打疫苗，有點像是大家在競爭的味道，其實我覺得沒有(必要)，不用到這麼的緊迫啦。」

當大家都在等疫苗，我們遍尋不著指揮官口中的「透明」，此時此刻對台灣民眾來說，雖然疫情比不上國外動輒上百數千的單日死亡，但每天固定數十條人命的代價，已和戰爭沒有兩樣。當疫苗被等同為「戰略物資」，法定的優先順序，形同政府公然宣告的特權，執政者高舉的價值，是百姓?還是權力?端看救命的疫苗，一針針打進誰的手臂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f59m58ogDg&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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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制定規則、積極管理，熱門路線才有未來 》

最近登山圈子最大的新聞，莫過於新北三重山岳協會明知沒有申請到天池山莊床位與營位，卻依然招生成行，惡意鑽漏洞擠爆天池山莊的事件了。4/24日，他們率領52人浩浩蕩蕩前往天池山莊，教團員逢人問起就要撒謊說「我們是要睡檜林保線所」，最後一行人晚間七點才抵達天池山莊，要求莊主收容「迫降」，引發眾怒。

從事前有團員詢問，就不斷的避重就輕、說謊，不願正面說明就是沒有抽到位置，打算整團人到天池「偷睡」；到東窗事發上新聞後，甚至還偽造協作道歉啟事被抓包又秒刪文神隱，至今仍未見該協會有誠意的道歉，素質與心態之惡劣，不忍直視。

但這不是個案，今天只是三重山岳協會多行不義而自斃而已，類似的事情在稜線上是無窮無盡、行之有年。追根究底，就是主管單位「不願意管理登山商業團」、「少有嚴格執行的有效管理」，與「沒有足以威嚇違規者的懲處手段」三個原因所造成，可以說是登山法規不完善所造成的不積極放任。

舉個案例，過去雪霸國家公園曾經粗暴禁止「第一天住翠池與雪北山屋」，被山友嚴正抗議後才取消。為何會出現這種不合理的限制？追根究底，就是上述的「技術性迫降」實在太多，造成大量翠池與雪北山屋的名額浪費。我就曾經在天氣很好時，在雪北山屋遇過申請網站明明顯示當天客滿，但到山屋發現只有6個山友加我7人。其他人呢？「技術性迫降」三六九山莊了，好個漂亮的操作啊！

另外，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南湖地區與奇萊主北，更有「比預定出發日期多提早申請幾天」的玩法，因為這樣可以提早申請，提早佔到山屋，真正上山那天被問起時，再隨口胡謅說「有事耽擱」，就好了。

這種行為也形成了共犯結構，在許多惡質商業團以此等手段佔用山屋只為成行時，想要守規矩的團根本難以遵照一般遊戲規則申請所需日期，因為早已先被此等鑽申請漏洞的團佔滿，堅持不住的只有同流合污一途，更造成自組隊難以順利成行。

更讓人無力的是，因為經費問題，國家公園體系目前只有玉山主峰線有真正的「莊主」可以執行強而有力的管理，比如說阻擋太慢的單攻者硬撐上主峰。其他地方呢？抱歉！多半只有志工，他們只有勸導功能，有人要技術性迫降也只能摸摸鼻子幫忙喬床位、營位，沒有實質的管理權力。本文的照片，就是長年被超額申請的惡質商業團紮營紮的亂七八糟的雲稜山屋，屋外帳篷海的奇景，更遑論南湖圈谷就算有保七執法，在連假時可以紮到超過70帳的「榮景」了。我們的高山生態根本無法負荷如此沈重的遊憩壓力，更遑論早已大打折扣的遊憩品質，這些，真的是我們上山的時候，想看到的景象嗎？

我們成立國家公園，不就是為了有一個單位能妥善管理我們的山林嗎？

但諷刺的是，當下的國家公園與林務局面對這種亂象，可說是幾乎束手無策，現有的處罰手段對商業團更是不痛不癢——「少許住宿費罰金與停權一年。」

拜託，僧多粥少的熱門路線，除了不小心被騙的無辜初心者外，那種惡質商業團帶的大都是「一生去一次」的高山觀光客，被停權一輩子都沒差好嗎… 至於領隊被停權，找一些剛畢業的大學生或者協會成員當免洗領隊不就好了，有差嗎？

在法規不全、管理不力與代價輕微的現況下，難道我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簡單又美麗的入門路線，在少數無良業者與偷跑者的摧殘下，漸漸失去往昔的美好嗎？

憑什麼晚一點出生或晚一點開始爬山，就只能看到那些不守規矩的人所破壞後的殘羹剩飯？這真的是一個文明國家該有的樣子？

行政院大喊「向山致敬」已經近兩年，也該開始著手治本之道，給予山岳主管機關合用的法規與權力，妥善管理各個熱門路線了：

1. 熱門路線山屋營地與登山口專人駐點管理：

山岳環境有著資訊不流通性，因此無法監督使用者的行為，也是許多亂象之所以發生、南湖大山區域長期超限利用的根本原因。與其相信人性，再被人性嘲諷，歷史已經告訴我們「莊主駐點」才是讓熱門路線保有秩序與美麗的唯一選項。

最指標性的案例是嘉明湖，專職莊主團隊駐點管理後，從每逢連假必紮營紮到步道上全部都是帳篷一路紮到湖畔，到現在幾乎不會聽聞該區有偷跑與技術性迫降亂象，著實是所有管理單位都應該學習的案例。尤其是南湖大山線，每逢連假偷跑者幾乎快要和照規則申請的人數一樣多，太魯閣國家公園形同虛設，必須盡快與林務局協調建立登山口管制站，否則世界唯一的南湖圈谷特殊生態系危在旦夕。

三重山岳協會惡意迫降的主角天池山莊，則是今年才剛剛引進專職管理員制度，就是為了根絕「在步道上到處紮營」的亂象，但因尚在磨合期，才無法將這「沒申請的52人超大團」擋在步道口，拒絕其入山。要做到這一點，除了要有專人管理外，需要第二項的配合。

2. 有效的總量管制法源依據：

「絕對的自由，下場就是失去自由。」台灣簡單美麗又蘊含龐大商業價值的登山路線真的不多，大概就那十來條超熱門觀光路線而已：眠月線、水漾森林、松蘿湖、加羅湖、奇萊南華、玉山、雪山、嘉明湖、北大武、武陵四秀、大霸群峰、南湖大山等。如果缺乏管理，人人抱持著「這裡不用申請」的心態上山，到現場換來的就是悲劇——人山人海，連睡覺都有困難，營地仿若難民營，甚至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如南湖圈谷連假可以紮到70帳那樣扯。這真的是我們要的「自由」嗎？高山環境能承受幾年這樣的「自由」？「自由」是只要有山爬就好，其他都不重要嗎？

以玉山主峰為例，貴為全台灣最熱門、最難抽的路線，雖然長年被詬病限制自由，但只要抽到，每一個去的人都能保証享有一定品質的遊憩體驗：雖然很多但還能接受的人潮、大家都能有自己的床位、不用煩惱「搶不到地方睡」。我去玉山超過十次，景觀上大抵都長得差不多，對比因為戒茂斯線開通而湧入無限人潮，造成湖畔草地不斷沙漠化、步道加深程度倍速於過去、每隔一段時機去就會讓人感傷的嘉明湖，凸顯出了總量管制的重要性。

然而，現今只有國家公園有管制總量的權力，林務局缺乏相關法源而礙手礙腳，甚至會因為林管處的不同步而產生漏洞：三重山岳協會迫降天池事件就是一例，正因為他們謊稱要睡的「檜林保線所」是花蓮林管處的地盤，南投林管處無權過問，才會導致無法攔阻該隊伍上山的狀況。唯有從法制面改革，賦予主管機關總量管制的權力，並配合專人駐點，這些熱門路線的管理才會有未來。

否則，我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這些被無限量使用的入門路線，遊憩品質與美麗一年比一年糟，在這一代親手葬送「簡單的美好」甚至「南湖圈谷的特殊生態」。

3. 「商用申請帳號」的設置與抽樣電訪中籤隊員：

目前申請系統並無法分別商業團與自組團，也帶來了某種程度上的管理困境，其中最大的弊病，就是難以防止「人頭隊」的濫用。最經典的案例，莫過於玉山主峰「合法卻無良」的海量人頭隊佔位行為了。一些惡質商業團，會以手上海量的人頭資料申請隊伍一起下去抽籤，然後真正要上山的隊伍是用候補的，因為每天的候補隊伍並不是抽籤制，而是在備取隊伍取消後照順序遞補的。

這時候，只要有人頭隊中籤，靜靜的等待真正要上的隊伍在候補順序第一位時，取消申請，繳納少少的取消費用，就可以讓整團人順利住到排雲了。但如果有人手速比自己快，或者都沒有人取消呢？沒關係，在最後關頭取消人頭隊就好了，反正罰金和利潤不成比例。這卑劣的手段，早已長期造成排雲山莊床位的浪費，也是讓人疑惑總是有超過千人抽籤的排雲，為何時常到現場才發現有空床的主要原因。

當今商業登山缺乏管理，政府容許私人公司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就能利用屬於全民的公共財賺取自己的利益，甚至排擠了一般使用者的權益：長年搶山屋的神手速一般人難以競爭、包餐團隊永遠佔用營地最好的位置、海量人頭隊伍讓中籤率更低…等等。既然國家沒有要求商業團付出更多代價維護環境，那商業團就有義務接受管理單位的監督。

唯有接受適當的監督管理，保障好團的權益、嚴逞惡質團，商業體系才會健康，而不是讓唯利是圖的劣幣，驅逐有心守規矩的好團。

「商用申請帳號」就是這個脈絡下的產物，不對商業團作出額外的限制，但管理單位能確實掌握有無異常申請行為，如海量人頭隊伍、預先申請佔用等（配合招生文宣就能知道是不是謊報申請日期）。然後，再針對異常申請或偽自組隊伍重罰即可。這個制度會讓商業團之間出現相互監督的功能，因為其實登山帶隊的圈子無敵小，誰守規矩誰不守規矩上山一遇到就知道，各家領隊和莊主、門口管理員也泰半互相認識或知道，偽自組上山要不被抓包非常有難度，惡質商業團不提升品格，被時代淘汰也是剛好而已。

而「抽樣電訪中籤隊員」則是保險，因為只要參加過「一次」惡質商業團，個資被拿去成為抽籤籌碼的機率非常高，不實還有被抓包盜用個資上新聞的案例。這時主管機關可以抽查商業隊伍隊員的電話號碼，致電確認或者簡訊通知中籤，就很有機會抓出不老實填寫個資、或者以人頭抽籤的惡質商業團，再予以重罰並發布新聞稿，就能有效減少這樣鑽漏洞的行為。

4. 提高鑽漏洞的代價：

「罰責過輕」與執法困難，是當今無法遏止惡質商業團破壞遊戲規則的主要原因。執法部分，有專人駐點管理就可以大幅提升效率，太魯閣國家公園尤其應該改善，南湖大山線已危在旦夕，保七也疲於奔命。而罰則部份，國家公園法與森林法應修法，提高「迫降的代價」。

如果免費緊急救難的美意，終究不斷被有心人濫用，長期損害一般民眾的權益，那我們是否可以考慮適度提高其代價呢？除了熱門路線山屋與營地全面收費化管理外，違規者停權的同時，訂定「山屋與營地臨時入住費率」，是一個治本的方法。一般而言，一晚4000以上的代價，就能嚇退絕大多數有心鑽漏洞的人了。

以三重這團為例，團費才4700，如果迫降天池一晚每人收4000他們一定不會這麼幹，因為一出發就註定賠本的生意，沒人做。4000這數字也沒什麼特別，就是普通住宿費的十倍而已，且有餘裕爬山的人一定出得起，真正遇到急難需要迫降的人，也不太會因為這樣的費用而咬牙硬走造成危險。如果真的為了4000元的費用賭命，那我只能說，我們已經不是媽寶國家了，自己的生命自己負責，這不是什麼天文數字，真的要為這種錢賠上生命，就只能表示遺憾了。

或許有聲音會說，這樣一來只要願意出10倍錢就能保證床位，是經濟上的不公平，我只能說… 願意花這個錢技術性迫降，被停權一年、公告姓名、只能睡在山屋角落（無論是否故意，迫降通常不給床位，只是純收並留找個不影響正常使用者的地板塞），並接受眾人的異樣眼光與責難，這種人是少數中的極少數了吧…

但其實就實務面來說，其實很少遇到緊急迫降的問題，因為那些路線都是二～三天左右的行程，很短，有問題通常都會直接撤下山。至於長程縱走後半段接到大眾路線，卻無法一天撤出而需要緊急迫降，如南二與能安逆走，則可以另外考慮訂更細緻的管理規則，以長程路線的申請為依據減少迫降的負擔，畢竟長天數變動風險本來就大。至於防止惡質商業團濫用此規則佔用長程縱走名額也很簡單，前一點「商用申請帳號」就是為此而生，只要比對招生行程與價格，就能知道是否為技術性迫降。

——————

當人太多的時候，「自由」就是有代價的，最常見的就是交出部分自由，亦即當今民主社會的管理礎石——為了「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憲法賦予了政府一定的權力，在「維護大多數人的權益」並且「確保環境與資源的永續利用」下，訂定合理的管理法規，讓公權力得以保護稀缺的公共財，而非任其被無限制濫用，最終消滅，讓所有人都失去了自由。

台灣的山區曾經歷過「完全自由」的年代，我們不時能從登山前輩的口中聽到那個年代的輝煌事蹟，比如舊排雲山莊一個晚上塞進300人的軼事，所有眼睛看得到的縫隙都睡滿了人。那是一個人人都不用申請、大家有山爬，卻住得像難民營的年代。隨著時代更迭，登山人口爆炸性成長，人民對於遊憩品質與山林環境日益重視，也漸漸瞭解到當一個地方有無限量人潮不間斷湧入，那麼下場就是環境不斷劣化，以及遊憩品質的完全喪失，上山逛夜市。

這時，我們就必須在那些熱門路線上，交出自己一部分的自由，讓公權力好好管理那些簡單又美麗的路線，讓機率決定誰可以享受有保障的自由，而不是任由大量人潮蜂擁進那幾個少得可憐的爆紅路線，互相用自己對山的渴望摧毀對方的夢想山行。

那「絕對自由的山」呢？把能力練好，離開那些爆紅的名字、被大量商業行銷的「秘境」之後，你就能獲得真正的自由、海闊天空。至少我在這兩年報復性登山的浪潮下，都在爬奇怪的冷門路線、很少被打擾、也從不覺得被限制。

我對熱門路線管理的想法，簡單來說就是「熱門路線專人駐點管理」、「總量管制法源依據」、「商業團納管」、「提高鑽漏洞的代價」，提供給各位朋友參考，也希望各管理單位能重視一般使用者與肯守規矩的商業團的權益，而非在推廣台灣山岳之美同時，放任登山環境如同戰場般混亂、人們在山上瘋狂搶奪有限的營地資源——那是對比臺灣山林的美好，最大的諷刺了。

《アタシらは催眠ガスだと聞かされてコロニーにあれを》
　
228事件，都是外省人欺負了本省人，
現在，都是中國人欺負了台灣人，
都是外勞欺負了台灣人，
都是那些跟中共建交的國家欺負了台灣人，
你不支持這個聲音，
你就是跟社會唱反調，
你就是民主之敵，
你就是共產黨同路人，
你是舔共產黨屁股的賣國賊，
你就是開戰時該被拿到前線去擋子彈的人肉盾牌，
　
面對中共，我們已經獲勝，我們將會獲勝，我們必定獲勝，我們不會失敗，
甚至這已經不是敗不敗戰的問題，
失敗主義者與投降主義者，就是畜牲，就不配被當人看。
　
不想參戰的人，就不配被當人看。
　
你今天納粹了嗎？
　
#有民主真好
　
下文轉自： https://matters.news/@tbshopping818/%E5%AD%98%E6%A1%A3-%E8%BF%99%E4%B9%88%E5%A5%BD%E7%9A%84%E4%BA%BA%E6%B0%91-%E4%B8%8D%E5%80%92%E7%82%B9%E9%9C%89%E9%83%BD%E5%AF%B9%E4%B8%8D%E8%B5%B7%E4%BB%96%E4%BB%AC-zdpuAnA1WyvBYLTLn923Zqorx2TED9dCzUJiQEhgTe6XZXH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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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好的人民，不倒點霉都對不起他們
　
大家都知道，納粹德國幹了很多壞事，侵略了那麼多國家，殺了那麼多人，甚至搞出種族滅絕這樣的罪孽。但我一直對一個問題很好奇，那就是：二戰的時候，德國老百姓是怎麼想的？
他們一直把自己當成文明人，周圍國家也覺得德國人是文明人，那他們當時是怎麼看待這場戰爭的呢？
換成其他國家的老百姓，會表現得比他們好麼？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他們是咋想的？
一
從開戰的時候說起吧。
現在我們都知道，德國入侵波蘭，二戰正式爆發。這是大家現在這麼說，回到1939年的時候，沒有幾個德國人覺得德國欺負了波蘭。
相反，他們覺得是波蘭欺負德國。
不是一個兩個德國人這麼想，而是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這樣想。
德國報紙和廣播上說了，波蘭軍隊穿越國境線，挺進5公里，襲擊了德國電臺，殺死了德國人，還大喊“波蘭萬歲！”呢。
這不是欺負人是什麼？
德國報紙和廣播上又說了，波蘭人迫害、槍殺境內的德裔人，成群成群地拿機關槍突突。
這不是欺負人是什麼？
你會說，這是騙人嘛。波蘭侵略德國，就像說立陶宛欺負俄國，盧森堡入侵法國一樣荒唐，誰會信？
可是德國人真的信。
一方面當然是因為輿論封鎖。
但這種封鎖其實並不嚴重，德國人還是可以隨便聽外國電臺的。再說歐洲這麼小，來往那麼頻繁，要是願意的話，他們是可以翻wall得到外部資訊的。但是他們聽到了也不信。就算有個別人心裡頭有懷疑，也不敢說啊。
——我們的領土被侵犯，我們的同胞被殺害，你居然出來說風涼話，你還有人性嗎？！
——波蘭人哪一天殺你全家的時候，你就知道好歹了。
所以，最激烈的反對也就是當回理中客：波蘭人這麼欺負咱們，咱們一定要還擊，但是還是要注意一下世界和平，不要打起大仗啊。
戰爭打起來以後，德國人勢如破竹。佔領波蘭後燒殺搶掠，殺人無數。幾個月內殺掉了至少十萬波蘭老百姓。那德國市民咋想的啊？
他們想的是：波蘭人搞了針對德裔居民的大屠殺，是在太壞了。
德國外交部說，5萬多德裔居民被波蘭人殘忍殺害。這個數字完全是胡說八道，但是德國人都信了。所以德國人腦子裡一直有個“波蘭屠殺”。這個屠殺可不是德國人殺波蘭人，而是波蘭人殺德國人。誰也不敢懷疑這個數字，除非你想被罵成“舔波蘭人屁股的賣國賊”。
所以，德國人都在批評納粹政府。批評它對波蘭人太溫和，殺的太少，太仁慈，沒有執行公平的正義。（順便說一下，波蘭人二戰期間死亡五六百萬）
到了1943年，戈培爾想拉攏一下波蘭，想要來個德波人民大團結，攜手抵抗蘇聯人的大好局面，結果德國老百姓還不答應，說戈培爾你忘了“波蘭大屠殺”了？
戈培爾也不好出來闢謠，當時也頭疼。
二
不過公平地說，德國人確實不喜歡打世界大戰。懲罰波蘭是對的，打世界大戰就有點危險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那太慘烈了。為啥英國法國對希特勒那麼慫，搞什麼慕尼克妥協？其實就是一戰打怕了。其實德國人也打怕了，所以一說對法國英國宣戰，大家都不太歡喜。誰知道一打就把法國打垮了，英國也逃跑了。這下德國老百姓放心了，徹底高興了。
那德國老百姓對法國人、英國人啥態度呢？
德國人不怎麼恨法國人。
在德國人眼裡，法國人有點可笑，但不兇惡。有個德國兵就給妻子寫信說，他們一路挺進法國，在路上碰見幾個法國人。法國人問德國兵：你們去哪兒啊？德國兵說：去巴黎！去找你們的總理達拉第！法國人捂著臉跑開了，一面跑一面嗚嗚哭：啊，不幸的法國！最不幸的法國！
德國兵沒憋住笑。
德國兵真進了巴黎以後，跟土包子進城一樣，泡咖啡館，參觀大教堂，買票看歌劇，覺得法國人雖然可笑，但是文化建設搞得還是不錯的。
那麼對英國呢？
在二戰前，德國有一種崇拜英國的風氣。希特勒就很崇拜大英帝國，對英國的東西很有好感。他一直念念不忘和英國講和，邱吉爾拒絕的時候，希特勒有一種發自內心的震驚。
希特勒是這樣，德國普通老百姓也是這樣，德國風氣就是如此。德國人一直覺得英國人很牛，很文明，可他們怎麼就是不理解我們德國人這顆熱騰騰的心呢？

在二戰期間，德國劇院還是不斷演出莎士比亞。希特勒就很喜歡莎士比亞，對此頗有研究，他說英國人演的莎士比亞戲劇反而是全世界最爛的。轟炸倫敦那個季度，德意志歌劇院就演了三出莎士比亞，三出蕭伯納。在1944年，英國對德國進行大轟炸的時候，柏林還在上演莎士比亞的《冬天的故事》。買到票的德國人穿過廢墟和“臉上濺滿鮮血的民眾”，去看莎士比亞。
德國人真正鄙視的是東方人。
四
波蘭入侵了德國，結果遭到了反擊。那蘇聯呢？
德國跟蘇聯簽了互不侵犯條約才兩年，怎麼就打起來了呢？德國老百姓咋想的呢？
德國人想：蘇聯一直在挑釁，元首不得不做出回應。而且元首怕大家擔心，一直把這件事深深地埋在心裡，忍辱負重，最後不得不回應，真是太讓人感動了。
德國報紙號外上的標題是：“我們的元首！他獨力承擔，不讓人民煩憂！”
老百姓的感歎是：“同情元首，他不得不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瞞著他的人民”。
如果這事發生在英國，或者美國，老百姓會質問總統或者首相：“你憑什麼在這麼長時間裡一直瞞著我們？”可是在德國，人們的反應卻是同情元首，他“不得不”瞞著我們，多可憐！
人一旦給自己弄出個元首，就會把自己當成小孩子看待。
小孩子問大人：世界上有沒有聖誕老人呀？大人說：有！等到孩子長大了，想起這段對話，心裡還是暖暖的。
德國老百姓問元首：我們是不是要和蘇聯交朋友呀？元首說：是！等德國老百姓勝利了，想起元首的回答，心裡也是暖洋洋的。
這麼好的人民，不倒點黴都對不起他們。
五
猶太人也是一個問題。
德國人到底知道不知道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
大致來說，還是知道的。細節可能不確定，但是總體來說，他們知道猶太人都會死掉。
說德國人到了戰爭結束後，才知道種族大滅絕，那是撒謊。
在戰爭期間，已經流傳了很多小道消息。柏林就有笑話說，歷史上有三個最偉大的化學家，耶穌把水變成了酒，戈林把黃油變成了大炮，希姆萊把猶太人變成了肥皂。（順便說一句，希姆萊沒有這麼幹。他第一次聽說這事以後非常吃驚，下令以後屍體只能掩埋和焚燒，不得做這樣的利用。）
十幾歲的孩子踢完足球，去洗澡的時候還會開玩笑說，這些綠色肥皂裡有多少猶太人。老百姓不完全相信，但肯定是模糊知道一些的。
有人反對麼？當然有。
在德國一直有反對希特勒的人，也有一直反對種族滅絕的人。這些人裡，最堅決的是鐵杆左派。不管我們現在怎麼笑話白左，但是在當年，左派確實是反對種族滅絕最堅決的一批人。
其次是教徒。而且總體來說，天主教徒要比新教徒態度更堅決些。天主教主教們有點懦弱，但是在原則上是站在同情猶太人這一面的，反對濫殺無辜。

當年希特勒在國內推行安樂死計畫，秘密處死精神病和殘疾人，就是天主教主教挺身而出，在佈道的時候公開譴責這樣的事情，最後希特勒中斷了這個計畫。
在另一個極端，也有真正的活畜生。
戰爭中期一個德國婦女到了波蘭，跟當党衛軍軍官的丈夫團聚。有一天，她買完東西回家的時候，看見六個猶太孩子，幾乎一絲不掛地蜷縮在路邊。她馬上停下車，把這些孩子帶回家，給他們吃的，然後等丈夫回來。丈夫就是沒回來。她就“準備自己來解決”。她拿出家傳的老左輪手槍，帶著孩子穿過樹林，排成隊站在溝渠旁邊，對著他們後脖子逐一打死。她記得打死兩個孩子以後，其他孩子“開始哭”，但是聲音不大，“只是啜泣”。
當然大部分德國人沒這麼極端，但是他們對滅絕猶太人也是默認的。可能不贊成，但也不激烈反對。
在當時，排猶是政治正確的事情。即便是不贊成種族滅絕的人，也認為猶太人是壞的，是反德國的。
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認為，戰爭是猶太人策劃的。蘇聯被猶太人控制了，英國被猶太人控制了，美國也被猶太人控制了。這種話現在看來簡直荒唐，可在當時，真的幾乎所有德國人都相信，至少半信半疑。
沒有人敢真正為猶太人說話。在戰爭初期，有一個德國婦女坐電車，上來了一位猶太老婆婆，站都快站不住了。這位婦女起身給她讓座。結果呢？電車裡所有人都高聲指責她：你還有沒有點民族自尊心？你還要臉麼？電車司機停下車，勒令這位婦女下車。婦女掩著臉，抽抽搭搭地下車了。
在這個大環境下，如果你是德國人，你會怎麼說？猶太人是德意志民族的敵人。所有人都這麼認為，你不這麼認為就是不要臉。你最多說：哎呀，把他們趕走就是了，何必殺光呢？事情是好事，但過頭了也不好。
你如果說：猶太人是無辜的，或者哪怕你退一步說，即便有的猶太人是壞的，他們的孩子也是無辜的。你就是在挑戰社會共識。
不要以為堅持自己的良心很容易。當自己的良心和社會共識完全相反的時候，能認識到自己的良心就很困難了，堅持自己的良心需要巨大的勇氣。
六
但是對猶太人問題，德國人也有後悔的時候。
那是在他們挨轟炸的時候。科隆就被炸了個稀巴爛，傷亡極其慘重。面臨炸彈，老百姓甚至對親愛的元首都有點不滿了。有位科隆姑娘就提醒弟弟說：在這裡，最好別說‘嗨，希特勒！’否則可能會被人打耳光。很多納粹官員上街的時候也不敢戴黨徽了。
接著柏林也被轟炸了，漢堡也被轟炸了，一大串城市都遭殃了。
這個時候，德國老百姓念叨起了猶太人。
他們想起了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說現在挨炸是“報應”。但不要搞錯，他們說的不是上帝來報應他們，而是說猶太人在報復他們。
德國老百姓深信英美是被“猶太財閥”控制的，因為我們殺了猶太人，所以英國美國來轟炸我們。咱們當初要是不殺那麼多猶太人就好了！“我們對猶太人幹過的事兒”成了大家的心病。
這跟道德感沒關係，跟內疚也沒關係，就是覺得自己惹了禍了。
不少德國人都希望拿猶太人當人肉盾牌。他們覺得城市裡要是有猶太人，英國飛機就不會來炸他們。有人造謠說，維爾茨堡一直沒挨炸，因為有城裡猶太人，現在完了，當官的也不知道怎麼想的，把最後一個猶太人也運走了，現在要挨炸了。
這時候，德國老百姓開始覺得，要是老天再給一次機會的話，德國對猶太人不要那麼凶。可是已經晚了，“我們回不去了”。
七
越往後，納粹的聲望越下降。老百姓不再相信報紙和廣播了。
戈培爾自己也說，看看咱們宣傳的是個啥？
戰爭第一年：我們已經獲勝；
戰爭第二年：我們將會獲勝；
戰爭第三年：我們必定獲勝；
戰爭第四年：我們不會失敗；
老百姓怎麼會相信我們？
元首的聲譽也受到了影響。但是碰到了什麼不好的事兒，德國人還是會說：“要是元首知道這事就好了”。1944年，希特勒被刺殺，炸傷了一條腿。這次事件讓希特勒的聲譽再次直線上升。盟軍從不同時期的戰俘裡做過調查，發現刺殺前希特勒的信任率是57%，刺殺後上升到68%。
換成另一個國家的話，吃敗仗的領袖說不定會被替換，但是在德國，沒有幾個人想要替換希特勒。就算是不喜歡希特勒的人，大多也覺得等戰爭過去以後再說，在危機時刻只能依賴希特勒。他們一向不知道沒有元首管著會怎麼樣，在如果危機關頭更不敢沒有元首管著了。

他們對元首喪失忠誠，是在德國本土被大規模入侵，一切希望都破滅之後。這個時候，他們也談不上反希特勒還是擁護希特勒了，因為實在顧不上了。現在完全就是動物性的求生。
老百姓能往西邊跑就往西邊跑。都知道德國要完了，難民都想跑到英美佔領區，離俄國人越遠越好。德國到處都是俄國人怎麼殺德國百姓的傳言，但從沒有人傳英國人、美國人殺人。
他們也知道德國和俄國之間仇恨太深了。
八
在蘇占區，德國人確實過了一段可怕的日子。饑餓，逃難，無家可歸，還有無數婦女當著丈夫和孩子的面被蘇聯士兵強姦，沒有任何辦法。
但熬過這一段日子之後呢？德國人怎麼看待二戰呢？
在當時，大部分德國人忙於自憐，顧不上懺悔。他們當然知道了集中營，奧斯維辛，知道了在東線的大屠殺，但是他們沒有多少負罪感。
在極權統治下，人們不需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他們已經習慣了這種狀態。一個人放棄了自由，也就放棄了責任和道德。
很多人甚至在懷念希特勒。一片混亂中，他們想回到那個自己不需要負責的年代。美國人做了11次民意測驗，結果發現47%的人認為“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是個好思想，就是沒執行好”。元首本意是好的，就是做沒做好。在西柏林，這個數字甚至高達68%。
這種想法是被一點一點消除的。在聯邦德國，人們不得不學會自己做決定，學會自己為自己負責。而在民主德國，人們還是沒有學會。即便今天，同情納粹的光頭党還是集中在東德。這後面當然有各種原因，但是有沒有自己為自己負責的習慣，肯定是其中一個因素。
九
不知不覺這個文章已經拖得很長了。對於一篇公眾號的文章來說，已經太長了，我必須得結束了。可是在結尾，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因為整個事情怎麼看怎麼荒唐。
德國人是文明人麼？我想是的。他們聽巴赫，看莎士比亞，讀歌德。那他們為什麼會這樣？他們為什麼會相信是波蘭侵略了德國？他們為什麼會相信猶太人是戰爭的罪魁禍首？他們為什麼讓那個德國婦女下電車？他們為什麼忽然置身於一場戰爭的時候，還會同情元首？他們猜到了種族滅絕，但為什麼並不在乎？在這麼多災難之後，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人覺得納粹是個好思想，只是執行壞了？
這跟文化肯定有關係。中歐文化確實有一些問題。比如就算在30年代，我們也很難想像英國會出現一個希特勒式的人物。但是我覺得這是次要的。
我相信，我們中的大部分人處在那個環境下，也會如此行事。
我對此深信不疑。
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永遠不要進入那個環境。
永遠不要用集體的聲音淹沒個體的聲音。
永遠不要放棄為自己行為負責的念頭。
永遠不要把自己當做孩子。
永遠不要相信聲音大的就是正確的。
永遠有懷疑的能力。
永遠有懷疑的勇氣。
永遠不要把自己完全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