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為延續傷殘津貼和領止痛藥才去的一趟覆診。

腳的問題十年如一日，沒甚麼值得詳述的。倒是初次見面的醫生問我想不想重新吃鬆筋藥，我說不想，因為我要上班。

「假如有手術可以做，你會不會考慮？」我有點愕然，答不出可否，索性單刀直入：「成功率有多少？」

我完全無法理解他為何會提出這個選項。畢竟在我變成腿難以屈、久坐會痛，要靠媽媽幫忙穿脫褲子鞋襪，連跌倒都不能跪地起身的許多年之後，所有人，偶爾包括我自己，也對此習以為常。或者遺憾卻難聽地說，是你都有幸擺脫輪椅了，更不知哪來的運氣絕處逢生、日漸進步，如願考上大學，過上普通人的生活，怎麽就不可以知足一些，接受自己已經藥石無靈？

久而久之，我收起那永遠存在的貪婪，儘管某部份的我始終心不甘情不願。

「我只是把自己代入你的角色，來想像你需要甚麽。」醫生理所當然地說，換着我是你，不用再讀書上學，但準備要踏入社會工作，我最想要的應該是能方便我生活的、雙腳功能上的提升。

老實說我喜歡這個醫生，不只是因為他這句說話，而是他不拖泥帶水、夠直截了當。我一進診症室他便問：「有甚麼是我能幫你的？」我因而可以跳過一切虛假的問好與開場白，乾脆坦露此行的真正目的：「我需要止痛藥。」

而你由始至終都知道並相信，即使未曾噓寒問暖半句，眼前的人同樣真心為你好，更由衷視你為一個有足夠見識去面對世界的應屆畢業生——不然他不會留你在診症室近一個小時細問病史、和你中英夾雜認真討論可行的治療方案，還耐心地聽你抱怨十年前如何在未獲告知全盤風險的情況下接受了不怎麼成功卻扭轉你一生的大手術；不然他每句開首所用的稱謂，就會是「媽媽」而不是「你」。

我遞給醫生一張「殘疾證明書」請他幫忙簽署，說是找政府工時有機會要用的。我屬於肢體傷殘，當中又分為「嚴重」、「中度」與「輕微」三個類別。在確認我不介意（當下忘了補充「可是僱主會介意」）之後，醫生勾選了左邊的方格：「其實我覺得你算是嚴重。」

看見醫生這樣填，從前的我大概會介懷到抱着枕頭痛哭三日三夜才能平復心情。但現在我是真的沒所謂，反正無論如何我也要繼續生存和上班，不會因為你選了「嚴重」，明天我便驟然失去步行的能力，或是可以辭職在家賦閒。就像我頭痛到左邊身幾乎使不上力，也還是要自行推開辦公室厚重的門才能舉步維艱地進廁所吐，吐完照樣拖着疲憊的身軀回座位工作，雖然撐不住的時候難免會在辦公桌上睡着，然後被碰巧路過的老闆撞見。世界不會給生了病的我多半分憐憫，時刻往前的分秒亦不可能為我短暫停留，哪怕我隱約感覺到自己的狀況似乎又比實習前差了一些。

在有限的自由時間裏，我做得最正確的，是不再把珍貴的光陰浪費於治病上面。靠止痛藥存活未必是好，但如果倒下是必然的結果，在這天來臨之前，我起碼竭盡全力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樣。

而病人的身份，正是我最不希望存留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

//仍然懷著的小心願
求新一年多一年新一段
如果保存幸福一段　這一段　都一樣暖
至少今天你欠缺的　明天見//

從小就跟嚴肅的爸爸很疏離，因為他的脾氣壞，在家裡看到他，能躲則躲，能閃則閃，連看電視時，都不敢坐在他旁邊。

從小需要幫忙時，一律找媽媽或是自己處理，不敢問他也不敢麻煩他，深怕一個不小心就會被罵。所以就算在外面闖了禍，回家也不敢說。

被學長糾纏不敢提，只能想辦法請其他學長幫忙處理。國中時被訓育組長體罰，打到雙手都快斷了也不敢說，很怕爸爸再打一頓。

高中時我在學校總務處打公文賺零用錢，假日時還去服裝店打工，晚上10:30才下班，坐公車到山下都已經11點多了，不敢打電話請爸爸接，只能硬著頭皮走暗黑的山路回家，一邊走一邊跑，常常被自己嚇個半死，深怕壞人還是怪物突然跑出來。

因為打工不方便，我偷偷買了摩托車才開始學騎車，摔車了也不敢說，不敢讓爸爸知道我受傷，隔天照樣忍著痛出門上學。上大學時人生第一次到花蓮，也是自己坐火車帶著大包小包，把生活所需的東西帶到花蓮去，騎著偷買的Dio從學校周邊開始認識，熟悉每一條路。

以前的孩子大概都是這樣長大的，自己摸索嘗試，獨立的去處理該面對的所有問題，有很多我人生中驚心動魄的一刻，爸爸到現在完全不知情。很慶幸自己當時沒有闖太大的禍，不然出了事，爸爸一定最後一個才知道。

印象中爸爸從來沒有讚美過我，上面有三個名列前茅的姐姐們，我的成績從來就沒能讓他滿意，現在只感謝他也不是尖酸刻薄的人，至少沒有因為我的不優秀而不留情的批評我，他只是默默的看著不說話。

前陣子只要我有煮菜，每一道菜會用保鮮盒裝一盒冰起來，有空時拿回去讓他熱著吃，拿了兩次，他突然問我，「是妳煮的嗎?妳也會煮飯喔?一定是外面買的吧?」我說：「是我煮的，這次的滷牛腱比較成功，上次的太鹹了。」他竟然說，「上次的也很好吃，妳煮的都好吃。」

原來爸爸會讚美！

這大概是這輩子他第一次誇獎我，把菜都替他冰好，開車回家時，我竟然掉了眼淚，一直覺得不在乎他的想法，但是原來我很希望他能夠看見我的努力，一次也好。忙於工作和家務時，常常會抽不出空來回去看他，從小到大的親子疏離，讓我不知道要跟他說什麼，是否讓我也有點畏懼回去看他的那一刻?

最近包包裡放的書是詹姆士的「請問詹姆士」這本食譜，只要有空就拿起來一看再看，除了學習料理的訣竅和方法外，我也好喜歡他書上寫的很多人生小故事，其中一段他寫著做菜給爸爸吃，爸爸回答的一句「還可以啊!」竟然讓他記了半輩子，到現在不曾忘記。

一個這樣知名的大廚，有多少人稱讚過他做的菜，沒想到他印象最深刻的讚美，是爸爸的一句「還可以」。能夠得到疏離又嚴肅、不擅言詞的父親一句肯定和讚美，讓人得到很大的成就感。

我們都別當孩子最親近的陌生人，不要吝嗇給孩子肯定和讚美，別用工作忙碌來避開孩子成長的過程，別等到年老時，想不起孩子成長的任何一刻驚喜。

照片來源:「請問詹姆士」第47頁

【重返○○】黃崇凱／但不能想起太多

圖◎吳怡欣

2019年的最後幾分鐘，我在台南市區一家沒有名字的酒館。室內爆棚，許多人沒地方坐，店貓鑽進來客堆放的羽絨外套，穿行窗外，從煙霧熱烈交談的陽台吸菸區繞了進來，找不到一個角落窩著。我問朋友十年前在哪裡跨年，朋友露出被迫面對三角函數習題的表情，好像沒人可以準確回想起來。
　
我記得的是二十年前20世紀結束的午夜，我跟高中同學在往淡水的捷運上跟一大群陌生乘客互祝新年快樂。那列捷運中途停下，車廂廣播傳來司機急促的倒數聲，像是臨時決定那樣，帶點喘地從九開始數起。那時我回嘉義蹲重考班不到一個月，每天擠公車通勤，在兩百人的大教室裡分到一小塊位置，聽著全台跑的名師授課，在布道會般的氣氛下，反覆參詳考試拿高分的祕密。我忘了怎麼收到通知，在那個B. B. Call褪流行（我沒有），小海豚手機正在興起（我也沒有）的通訊過渡期，讀淡江大學的高中同學號召大家到台北跨年（難道是誰寫信給我）。當時沒多想上去要住哪裡，重考班年末最後一堂課結束，我跳上客運巴士，一路晃上台北。由南向北的高速公路，像是從很深很深的地底往上的電梯，我在一個方形鐵盒緩緩迎向最亮的夜空。
　
找到同學住處，發現他的學生套房門口疊了有十幾公分那麼高的鞋子，沒人清楚知道等等要去哪裡、怎麼移動。有同學說，當然去市政府那裡啊，我們這些桃園來的、新竹來的、台中來的、嘉義來的毫無地理概念，只能跟著走。所有開往市區的捷運列車都塞滿人，一路塞到台北車站換線過程中，有些人沖散了。擠上藍線列車，隨著人潮吞吐推擠到市政府周邊，又沖散一些人。我跟搭著彼此肩膀的兩、三個同學決定放棄，打算折回淡水，但無法估算時間，就這樣在捷運上像一包冷凍雞肉被拎到新世紀的起點。
　
到了夏天，我重考完，聽說讀淡江的同學兵役體檢出心臟雜音，還來不及進一步安排檢查，某天午後他突然心口絞痛昏倒，被送到北港的媽祖醫院。他沒再醒來，幾個星期後過世。
　
2005年的最後一晚，我在巴黎的旅館房間，跟當時共處一室的女友嘔氣不說話，偶然想起那個早逝的同學。我從沒到過那麼冷的地方，而在將近兩個星期的旅行後，我非常疲憊。旅行之初，我一抵達戴高樂機場就轉高鐵往女友住的小城翁傑待幾天。接著我們一起到史特拉斯堡、日內瓦、尼斯，完成法國東部外掛瑞士的大縱走，最後回到巴黎。起先幾天，我們懷著些微焦慮跟彼此相處，擔心自己和電話裡、信件裡的形象不符。因為我們真的不是那麼熟。但戀愛濾鏡開到最大，一切都很好。我向熟識的學長借了十萬元好讓我開立存款證明，以便申請申根簽證買機票。我向我媽說我非到法國找這女孩子不可，拜託借我旅費。那陣子我病急亂投醫似地丟文學獎比賽，讓我那僅有的幾篇爛小說四處流浪。沒有一篇中獎。我蹺了兩星期的研究所課程，不遠千里為的是專程戳破我的幻想大泡泡。我本來以為我是去合唱那首陳綺貞的〈太多〉，一起上巴黎鐵塔、寄明信片給彼此，到羅浮宮看畫。結果一項也沒達成，只有在羅浮宮外面的玻璃金字塔周圍頂著冷雨寒風走來走去。回程飛機上，我才明白自己唱的其實是巫啟賢的〈太傻〉。還不到夏天，那段短促的感情就像包廂時間快用完時，潦草唱個幾段就切歌了。
　
有兩、三年，我幾乎每星期都會從公館出發，騎摩托車過橋，沿著中永和旁邊的環河路找那時在蘆洲經營卡拉OK小吃店的媽媽拿零用錢。媽媽做了大半輩子的紡織女工，婚後生完兩個孩子，在農村糾集一批主婦開設代工廠專攻絨毛娃娃，據說代工品質一流。90年代曾有玩具製造商到對岸設廠，找她去做管理職，她說我又不認識字去那裡做什麼。但我很確定她識字。她曾經堅持下工後每晚騎機車到嘉義市區讀小學補校，從ㄅㄆㄇ學起。有次我跟著她去上課，順手和她一起作弊應付隨堂考試。課程結束，我媽拿到畢業證書，據說是全班第三名。媽媽在兩個兒子上大學後，突發奇想北上蘆洲找地方開卡拉OK店。她獨自找店面、搞定一切，開張營業，居然生意不惡。隔年我爸就隨著妻子的腳步，在店裡做起頭家，幫忙上菜、敬酒，招呼客人。我總是在週末傍晚六、七點到蘆洲，店裡偶有三兩來客，打完招呼隨即上二樓，窩在客房看電視。我國中時在家聽過我媽深夜call-out給電台節目，握著麥克風似地對話筒唱歌。她坐在裁縫車前，歌聲迴盪在漆黑的鐵皮屋內，穿過其他裁縫車、裝訂絨毛娃娃眼珠的橡膠槌、分堆放置的組裝零件、拆解的樣品模版。如果拿著電話分機聽，大概會有多聲道環繞感。她似乎跟電台主持人、常常call-in到節目唱歌的其他聽眾也成了朋友。我想她真的很喜歡唱歌，也很喜歡交朋友，才會想開一家唱歌的店。
　
那時我也很愛唱歌，三不五時約同學挑便宜的通宵時段唱整晚。但我從來不在我媽的店裡唱歌。我討厭每星期都要騎車到蘆洲拿零用錢。我討厭那家卡拉OK小吃店，我甚至不覺得那是可以唱歌的地方。我討厭到了蘆洲店裡整晚只想窩在二樓房間的自己。我跟爸媽沒太多話好說，於是每週來找他們就只是為了零用錢，讓我變得更厭惡自己。只要我能忽略他們「錢怎麼用那麼快」的輕微抱怨，我就能要到兩千塊。SARS爆發期間，城裡人人戴口罩，電影院、KTV這類公共娛樂場所生意慘澹，自然也包括我媽那家店。那陣子的週末，我總會看到我爸稀釋一水桶漂白水，拿著拖把勤快拖地，要不就拿著酒精噴槍、抹布，擦拭店內桌椅。我只是在一旁看著，從沒出手幫忙。我知道店的生意不好，我知道我的學費是親戚湊錢幫忙出的，但我還是要來拿我的兩千塊。有時我甚至不過夜，拿了錢就掉頭騎回宿舍。
　
在我整個大學四年加研究所四年總共八年的學習年代，我爸媽只來過學校看我一次。雖然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去看師大路的超高人氣皮膚科診所。他們讓朋友送進城，來我宿舍，東看看西看看，最後像對沒錢開房間的小情侶爬上我宿舍的單人床睡午覺。他們睡到傍晚起來，我幫他們叫了計程車到師大路。送走他們後，我發現我們沒說幾句話，我沒帶他們到校園走走，也沒買福利社的牛奶或冰淇淋給他們嘗嘗。後來聽我媽說，他們等到將近半夜才看到醫生，醫生看不到五分鐘就打發他們領藥了。
　
我媽在我大學最後一年頂讓蘆洲店面，準備回鄉開一間更大的卡拉OK小吃店。她的大計除了開店，還要找地蓋新屋，串連各路親友，打算弄民宿套裝行程。我乍聽覺得真是異想天開，在這個每逢大雨就淹水的海邊鄉里，哪有什麼景點可看？海岸堤防外，隨著浪潮推擠的是漂浮垃圾、保麗龍碎粒和消波石粽，沒有一片可以活動的沙灘。堤防內是切割成一塊塊的養殖魚塭，只有細得像血管的小路延伸連接。靠近鄉公所的街上有當時唯一一家便利超商，各村落都只有一、兩條街能擺上菜販肉攤，間有賣羹麵、炸粿之類的攤商、小吃店。我那時想，難不成有人會專程來看「汪洋中的一條船」鄭豐喜的爬行路線？或者有人要看亞洲鐵人李福恩國中時候練標槍跳高跳遠的操場？還是要探訪秦漢當年拍電影飾演鄭豐喜任教的口湖國中教師辦公室場景？或者包幾架膠筏載客看每隔幾年就來一次的淹水，附贈全身防水撈海藻的工作服可下水體驗救災？反正我媽就是有信心做民宿能成，她照樣開店，慢慢看地，找朋友打牌聊天。
　
那年夏初口湖鄉做大水，我毀棄了一個女孩子的心，投向另一個即將飛往法國的女生。我媽找到一塊法拍魚塭地，打算填土蓋房子，規畫在這間大平房弄五間套房，內含寬敞的飯廳、客廳，完全以日後的民宿想像來設計。我年初向她要錢補習日文，年末又跟她借旅費到法國。隔年我沒等到對方回來，我的日文拖拖拉拉學到五段動詞就停滯，直到補習班會員資格過期。我總是這樣隨便浪費我媽辛苦賺來的錢。
　
在我困於感情、寫作和一無是處的課業期間，我媽生病，我媽跟我爸吵架，新房子施工走走停停，我媽開車到處拜訪親友。有一小段時間，我會到三重的老公寓看她。那是設有神壇的迷你宮廟，起乩的神要她吃蓬萊蕉還什麼神祕草藥治病，要她在神壇下打地舖睡覺養病。一年過去，我媽依然走跳各地，我申請到浙江大學交流三個月。我天天揹著筆電到分配的研究室看書、看電影，到校外吃五塊人民幣一盤的雞蛋炒飯，有時騎著龍頭歪一邊的腳踏車，奮力避開洶湧人車，繞西湖一圈。浙大認識的朋友常跟我聊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和馬英九。我跟媽媽通過幾次電話，她都說還不錯。
　
回到台灣，我得在年限最後半年寫出論文。我媽愈來愈頻繁進出醫院。那年的總統大選，我媽要我相信台灣選給民進黨，我陪她到投票所，心裡不以為然地投了廢票。當晚她靜靜睡著了。當年的美國職棒大聯盟開季，王建民投得極其神勇。我媽在清明假期後的一天清晨，永遠睡著，成了新房子第一個離開的人。那之後，王建民跑壘受了大傷。我總算趕上期限交出論文畢業，在夏天入伍。那個夏天來了六個颱風，據說幫《海角七號》創下票房紀錄。我在嘉義中坑新訓中心打掃營區好多次，穿了好多天又重又臭的軍用雨衣。結訓前抽籤，我志願到南沙太平島，但體檢沒過，沒成，回到雲林海邊服完兵役。大概是我媽不讓我去的緣故。

photo：吳怡欣。www.facebook.com/yihsinwuillust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