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鳳、羅一鈞和薛瑞元都是傳奇性人物，我們的防疫團隊都是頂尖人才，他們的共同點EQ高又親民

反觀…常自稱科學家智商157的柯文哲根本不能比

轉好文：
真正的聰明與能力不需要老在嘴上吹噓，本文簡單介紹三個政府內值得認識的人物，資料來源從網路收集整合。#已經非常簡單介紹卻還是文很長

台灣第一位數位政委，世界知名的自由軟體程式設計師 #唐鳳，5歲開始閱讀各國經典著作，小一解出聯立方程式，八歲開始從書籍上學習程式設計，也開始開發自己的應用程式，小學時學習跟思想遠遠超過同年齡人，被允許上課期間自行到圖書館閱讀，後來被建議轉入資優班，在資優班依然非常優秀屢遭排擠，以及一些適應不良的因素後來轉學過好幾間小學，最後在國立臺北師範學院講師楊文貴建議與安排之下，一周三天在小學上課學習與同學間相處的人際關係，另外三天前往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滿足求知慾望，學習特別安排的高深知識內容，這時候她只是小學生。

國中一年級時，憑藉著自己設計的電腦程式贏得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第三名，獲得保送第一志願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的資格，但就學不久後在 #全球資訊網 認識網路的無限可能，能與研究人員討論最新的知識技術，發現課本內容過時，對教育的想法有所轉變，決定輟學離開傳統學校教育而在家自學。

14歲與其他人共同成立資訊人文化事業公司，初期以出版電腦書籍為主，隔年唐鳳創作出能在網際網路搜尋資訊的應用軟體「搜尋快手」，12月資訊月展覽會場推出後，立刻受到電腦族群關注，不到1個月便銷售1萬多套。

16歲起投入實務工作成為網際網路創業家，獲得旺宏電子董事長、宏碁元老、英業達集團主管等資訊圈著名人士擔任顧問協助，甚至讓英特爾投資成為股東之一。

而後前往矽谷多次創立與出售公司，33歲時唐鳳完Socialtext公司和蘋果公司交接工作任務後決定退休回台，但回台後繼續轉而擔任蘋果等公司的顧問採取遠端工作模式，每小時的顧問費為於1塊比特幣等價的貨幣。以及投入公共領域和公民科技社群的開發專案。

2014年至2015年間擔任行政院虛擬世界法規調適計劃顧問，也是中華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開放資料諮詢委員會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同時與法國外交部、法國經濟財政部、巴黎市政府、西班牙馬德里市政府在數位治理領域合作。2016年8月，行政院院長林全任命曾有網路創業經驗的唐鳳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本段直接擷取自維基百科

衛福部疾管署副署長 #國民女婿羅一鈞，小學唸了五年因成績優異跳級就讀國中，高中考上建中後跳級 #以全國榜首成績進入台大醫學院只花6年即畢業。

2001年9月放棄國軍醫官資格，轉而報名第一屆外交替代役的徵選，自願到非洲馬拉威擔任外交替代役，2003年6月退伍離開了馬拉威，進入臺大醫院的內科住院醫師。2006年7月，成為臺大醫院感染科總醫師。

2008年考取疾管局防疫醫師投入公職，隔年至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受訓。2014年8月擔任首席防疫醫師的羅赴奈及利亞協助台商僑胞防範伊波拉病毒。

2016年被任命為疾管署副署長，2019年12月從批踢踢論壇上發現有網友提及中國華南海鮮市場出現類似SARS案例，羅馬上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相關單位查證，並通報世界衛生組織，因而台灣能最早警覺與設法防堵五廢病毒。

#相關新聞護國神文
https://youtu.be/WY8CraHMioI

2020年開始投入COVID-19幕後疫調、疫情分析、防治政策的訂定等。

衛福利部政務次長，婦產科醫師 #同時也是律師 雙師薛瑞元。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醫學士，#婦產科職業十多年後，因為全民健保的實施，以及一次小小的醫療糾紛之後，決定重新參加大學聯招，考取台大法律系、台大法律研究所碩士順利畢業及考取律師資格，還有雙和醫院副院長、屏東縣衛生局局長等等資歷。

許多非常頂尖的人才在政府裡競競業業的做事，而他們從來不用去吹噓自己的智商或學歷，真正的能力是看在位時每一次面對挑戰的表現，而非早已過往的考試分數或文憑。

唐鳳的圖文特別長或大張沒有私心，已經非常努力簡寫了，還有覺得這張照片拍得不錯。😎

＃神父的鹽
　
非常好，土狼ｂｒｏｔｈｅｒ．
　
獨派之道無他，永不屈服而已．
　
台獨不是馴獸鞭，要教訓野蠻的大象，才說我也在動物園．
　
什麼「ｏｏ和木曜四超玩的聲量你挑戰得起？」、「被倒打一波會怎樣死傷慘重」，實屬無知．
　
這跟當初使柯文哲壯大的謬論相同，「白粉你挑戰的起？」、「被柯文哲打一波會怎樣死傷慘重」，事實是，柯糞被打得只剩四趴，才會有許多人沒得撈了，跑來依附．
　
有些言語的份量是實在的，有些聲量是空虛的，飄飛的鴻毛絮語，始終比不上重如泰山的肺腑之言．
　
許多人老把自己喜好的行銷邏輯，帶到真槍實劍的言論戰場，平時浮華的垃圾吃多了，以為大家的餐盤上，都裝的是搞笑的短片和精緻的業配，而不是實際的論述和的激情四射的觀點．
　
幹話頻道，跟自由城邦，始終是不同的地方．
　
前者要計算利益，怎麼說，才能獲得讚數，怎麼做，才能討好閱聽者的需求，後者則無拘無束，怎麼說，才能傳遞真實，怎麼做，才能貫徹信念．
　
前者能博取他人眼球，但後者，才有實際的影響力，才能撼動人心．
　
前者是安詳的，後者是血腥的，前者是不能被批評的，要避開衝突的，後者，則沉浸在唇槍舌劍，沐浴在刀光血影．
　
正是因為沒有中心思想，所以哪有好處，就往哪鑽，失去了好處，就珍重再見，今天台派，明天兩岸一家親，正是因為是虛的，才需要呼朋引伴，壯大聲威，好引誘對方，待價而沽．　
　
商人逐利而居，尋求的是無痛轉移，莫將他與一般自然使用者，或者是純粹的倡議者，混為一談，每一個柯黑，都曾經是柯粉，但每一個曾經的柯粉，卻不一定成為柯黑，或者是台派．用其他人曾是柯粉，而阻卻了他人的懷疑和批判，合理化他的作為，以及重創台灣本土派的過往，只因為他是一個可以合作的對象，這對其他人是不公平的．
　
曾經的柯粉，轉為柯黑，中間經歷的是一股陣痛和懺悔，反省和學習，認清了柯文哲的真面目，後悔於過往對他的盲信，或助紂為虐，或者推崇造神，或者合理化他的謊言，跟著一起攻訐反對柯文哲的人們，滌清了自己的思維以後，修正了自己的錯誤，知道什麼是真正的以台灣為本位，什麼是真實，什麼是信念，而什麼又僅只是信仰，因此重新選擇，不再被兩岸一家親所迷惑，不再犯下錯誤，並試圖彌補它，與柯糞混打成一片，以守護台灣價值為己任，而不再只是對著任何為台灣著想的行徑，嘲諷「這就是台灣價值」，正是因為，所看的風景，已經不一樣了，所在意的座標，重新定位在正確的位置，如此，才能說他已經改變了，已經清醒了，已經覺醒．
　
缺少了這「看到不一樣的風景」，就不能說，他已經不一樣了，也許他的觀點相同，他的本質不變，只不過所服膺而獲取利潤的對象，改變了而已．
　
「每個柯黑都曾經是柯粉」，曾經的柯粉，也可以變成韓粉，也可以變回去柯粉，就如同柯文哲從前怒罵馬英九在遠雄背後撐腰，馬英九侮辱台灣人，馬英九是貪婪咕嚕，九二共識就是下跪投降，變成稱讚馬英九是正派的人，九二共識被汙名化，墨綠游移到藍白，紅統，只是搖擺不定的投機人士．又或者如某網紅，捧起韓國瑜，使其當選，又稱被欺騙，游移到另一端，稱自己是反共，反紅媒，反國民黨，卻對侯友宜讚不絕口，又和兩岸一家親糾纏不清，不一會兒，又走回老路，痛罵民進黨「真是不要臉啊！民進黨要選票時就講統獨問題，講到民生問題時竟學中國的方式，現在是把我們台灣囝仔當做是白癡喔？當人民都塑膠的」，說是「槍枝泛濫、司法改革與居住正義等問題都沒人要理了」，事實上，台灣並沒有槍枝氾濫，這是個假議題，開他槍的人，使用的是小沙鷹，台灣歷年罕見，只有循特殊管道能獲得．再如何槍枝管制嚴格的國家，都會有少數人可以獲得，放著真正的治安問題，黑幫組織犯罪不管，卻說無關的槍枝氾濫，只是一種混淆罷了．
　
隨便找個長久以來累積的社會問題，便嚷嚷著要上街，各種議題混雜一起，如同當年反年改衝進世大運，稱要「為中華隊加油讓世界看見台灣，反對美國幹渉中華民國內政，反對日本核食進入台灣，反同婚、反錢瞻、反滅香、反一例一休，收回公教年金改革錯誤政策，全民拼經濟．」只是在遷怒，和洩憤，為了成就自己而已．
　
商人有商人所在的層次，撈仔，喔不，機會主義者，有機會主義者存在的空間，若能派上用場，實有好處，然，過去所造神的對象，替本土派埋下了禍根，錯誤尚未彌補，只消一句話，投人所好，便急著吹捧，或將其話語奉為圭臬，隨意將信任託付於他，莫說他人懷疑，心裡不平，機會主義者之所以為機會主義者，就在於搖擺不定，今天風向對了，便一起歌功頌德，改日風向不對，便跟著落井下石，他人費盡千辛萬苦，尋求改變，得到他人信任，有批評國民黨，而被Ｋｏｆａｎ攻訐學歷，有因批判危險親中候選人，被Ｋｏａｆｎ和韓粉發起罷免，有不因苦無證據，卻仍然持續不懈的追查大巨蛋的人，若什麼都沒做，只消幾句便取信於人，人哪裏多，便往哪裏去，樹倒了，便如猢猻般散去，如此，便屬於靈的轉移罷了，不能將承受代價的人，與之相混，把他們看作相當．
　
而所托的相信，理由過於薄弱，甚至連自己也不太清楚，只覺得，他人說好，便是好，對於自己信奉的原則，也解釋不通，最後，只得打磨了自己的思維，擱置了懷疑，人云亦云，大哥說什麼，就是對的，今天大哥說往東，便往東，往西，便毫不考慮地往西去，將不穩定的座標，視為穩定的指引，如此，信任就容易變質，人們相信的不是事理，而是人，看起來，是得到更多的信任，實際上，是將自己的信任，託付給有風險的對象，人們信任大哥，大過於事理，大哥若將信任挪於他用，人們也跟著大哥的風向去了，原以為是賺取，實則是分潤，大哥為友，理由不充分，內部因爭執而紛亂；大哥有朝一日成了敵人，則原本的朋友成為大哥的信徒，大哥轉了風向，人們卻無法察覺，「大哥是自己人啊！」、「大哥是對的！」，「大哥沒有錯，你們都誤會他了．」、「大哥沒有變，都是你們在跑來跑去！」，當人大過於事理，是非就因著人而轉動，事理就是可以改動的，兩岸一家親等於實質強台，也就沒那麼奇怪了，這成為了由外至內，製造徒然的內耗．
　
這些，與其說是託付信任，不如說是在稀釋自己，信任尚未積聚之時，便冷嘲熱諷，或冷眼旁觀，信任積聚起來，則說自己和你相同，便混進去分靈，佔據主位，共享成果，一群人聞香而來，分香火而去，變成全然不同的東西，飽足自己的利益，於是信任垮了，面目全非，便故態復萌，分光了，問他為何如此？便稱本來就是這樣，彷彿與自己無關，又回到了從前那段斥若鄙夷的日子，如此，螞蟻儲糧，蟋蟀分享，所謂台派，不過是豪華的餅乾而已，這麼造，都造不起來自己的巨塔，只能造起像是個糖果屋的玩意兒，由同一群人把玩，同一群人代言，或吃食，或崩解，所謂台派支持者，若無原則，無中心思想，不過是他人的玩物．
　
為何？有聲量就是娘的下場，昔者，自己孤單倡議，抗中保台，千夫所指，可曾在意什麼聲量？過往，人人１１２４滅東廠，教訓民進黨的時候，又曾瞻仰什麼大碗的網紅和意見領袖，仰人鼻息？明明是他人來觀望你，跟隨你，欽佩你，如今，卻把自己貶得一文不值，非得要仰望他人，從人臉色，才得以存在，如此，和中國下跪有何不同呢？如此，和被兩岸一家親羞辱，低聲下氣禮讓，苟求白綠合作，又有什麼差異呢？
　
彼之所以有今天的姿態，不過是做正確的選擇，引領群眾而不從眾，永不屈服而已．　
　
是以，有人首鼠兩端，韓國瑜的場子也接，蔡英文的秀也做，把鞏固自身的利益，當成一種真理，去說服其他人，要人們幫自己說話，人們被蒙騙了，而不自知．
　
此消彼漲，看似增加曝光度，不過對方增加的更多，這付出的與損失的是否成正比？有待商榷，反倒是自身的信度，成為對方營利的背書．
　
而有人則號令天下，專門幫親中候選人助拳，時機到了，再來個幡然悔悟，明明不是個東西，說出的話也沒什麼道理，過去的帳還沒結清，就忙著當指揮眾人的領袖，過去是藍綠一樣爛，票投發大財，這回是藍綠一樣爛，大家齊上街，要博取聲名時，就講統獨，遇到接近投票的時候，就講民生，抹綠共，確實是把台灣囝仔當成是白癡．
　
另外則有人，死不認錯，得不到認同，就天天找碴，好似自己受了莫大的委屈，都是別人對不起自己，看似在為別人鳴不平，實則是曝曬自己的傷口，要別人負起責任，舔那膿瘡，舔個乾淨．
　
一次看不明白，多來個幾次，便知其所以然，這不是在為他人說話，發出他們的心聲，而是如同糾察隊般，天天觀察對方出什麼亂子，好藉著他人的怨懟，滿足自己的創傷經驗，一找到機會，恍如天賜良機，開啟防禦機制，不分青紅皂白，大加發作，好映襯對方的自私、可鄙，排除異己，所以自己才會受害，而不想想，自己意志不堅，選擇錯誤，對於他人，造就怎樣的傷痕，而不思悔改．
　
當錯誤不會是錯誤，那就是正確的地方有問題，他們不夠正確，所以才說自己是錯的，我要扳倒他們，針對他們，挑取他們的瑕疵，好證明自己「我沒有錯」，其本質，就是一種報復的心態．
　
每一種正確，都是由不圓滿所組成，正是因為有共同的目標，所以由異質的人們群聚在一起，他們眾聲喧嘩，他們異口同聲，他們彼此衝突，而產生捍衛台灣的共識，因此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硬要說那不圓滿，所以正確不存在，如此一來，任何一種正確，都無存在的可能．
　
月球光滑，細看卻有無數坑坑巴巴的隕石坑，藉由批判滌清真實，反抗以凸顯荒謬，每一種怒吼，都是一種雕塑，讓人們辨識自己本來的面貌，每一種抗拒，都是一種確保，確保得來不易的真實為真．
　
地球是不圓滿的，抽乾海水，消除山壑，填平海溝，地球就不再是地球，地球是趨近於圓滿的，正是因為有山、有海，有海溝和平原，他才會是在寂靜的宇宙中，蔚藍熱鬧的鑽石，而你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負重前行．
　
堅定的人，不足以造成分化，只有極度自我中心的解讀，才能裂解彼此，見到有不同的意見，便說是出征，看到有粉絲指出醬油，便說是台派在愛國審查，環團抗議，引起人們批評，就說台派和柯粉韓粉沒兩樣．台灣政府救援了５名香港人入台，反散播台灣政府扣留這５人的說法，稱這樣的說法是第一線的人隱忍許久，不曾說過重話，用這人的權威批評他人是「一群口號的巨人、行動的侏儒」．
　
把這些港人說得是無比悽慘，說成比偷渡客還慘，見不到律師，也無法跟父母報平安．批判他人，說什麼撐香港，只是把人家當成國家安全的包袱而已，又連到美國，說國際社會靠的就是互相幫忙，那些說台灣幫不了的人，又為何期望美國會來幫台灣？覺得靠自己就能打贏台海戰爭了喔？又嗆他人，雨天收傘，還算是個人嗎？
　
然而，就算不能靠自己獨立保台，也不至於損害台灣本身利益，後者，比前者更加糟糕，若人人都用這種心態去「幫助人」的話，美國救援中國被迫害的異議份子，只是因為無法取得對外聯繫，或安排讓律師見面，便被大加責罰，責怪美國政府救援不利，彷彿全部的責任是在美國身上，而不是在中共，那麼，每救一個人，就得付出超乎自身義務的代價，這就是在叫美國政府不要救任何人，香港人，勇武派和合理非非，只要一個人被港府黑警捉走，其他人便責怪對方，為什麼沒好好保護同伴，為什麼要眼睜睜的看同伴被捉走，說什麼反送中都是假的，那麼，港警越捉越多人，人們就不斷的互相質疑，最後，反送中運動必然四分五裂．
　
因著自我中心的解讀，無限上綱的逼迫對方，好滿足自己眼中所見的「最好情況」，達不到，不合己意，便要拆解對方全體的正當性，這種人，不是來幫助人的，而是來滿足自己想像的「公平」，使其他人陷入退無可退的境地．
　
這些毫無道理的檢討幫助者，其實是在助長加害者，梁振英就利用了這些說詞，開始進行政治操作，說香港人逃到台灣，看來「確有其事」，要台灣當局把「這些人關起來」，更以此恫嚇其他被害者的家屬，「為什麼這５個『不能向父母報平安』的香港人的父母家人不出來開記者會？」言下之意，就是把「台灣扣押港人」當真，要其他被中共扣押的港人父母禁聲，把台灣看作是跟中共一樣的犯行，要求這些父母向台灣政府抗議，若辦不到，中共押人就是對的，削弱了被害者父母的聲音，加強了中共抓人的正當性．　
　
何其無知，明明台灣是收留人的那方，是港人想逃難到的地方，中國才是真正抓人、扣押人的那方，是港人迫不得已想逃離的原因，結果，幫助者，反倒變成跟加害人一樣，加害人，理所當然的加害，如此不理性的結果．
　
「公正世界觀偏誤有很多種形式，檢討被害人只是其中一種，其他還有檢討無辜者、攻擊保護人，發現真相者，衝擊群體的知，和真實，用以捏合、完整，保護自己的世界．」
　
而此等思維所犯的謬誤，正是公正世界觀的偏誤．
　
我們可以知道，他的想法是不理性的，他的說法是沒有道理的，他的行為，是在另他被幫助的對象，陷於險境，「沒有人得到幫助」，使「全體共蒙損害」，無人獲得拯救，但，持有此種想法的人，還是樂此不疲．
　
為何？陷入極度自我中心的狀態而已．
　
為了莫須有的東西，隱忍，忍夠了，便釋放，自我壓抑於不理性的東西，當成一種寬恕，美德，有容乃大，時機到了，便放縱自己，當作進攻報復的正當性，其實，早就把特定群體，當作自己的眼中釘，伺機找碴的對象．
　
將低等的移情，投射於認為與自己境遇相仿的人事物中，藉由他們，尋求發作的理由，填補自身的「公正」，而這樣的公正，是永無止盡，怎麼宣洩都宣洩不完的，要別人為自己的情緒負起責任．
　
不要說，這是一種正義，或是，自我滿足的正義，這不是正義，連正義都算不上，而是人心之中最純粹的惡．
　
其造成的結果，就是如同拉姆在對抗入侵村落的人，妹妹雷姆，卻還因為對方削去了拉姆的角，而感到輕鬆，感到高興，因為那隻角，造成了自己心中的不對等，憎恨那隻角，比憎恨殺死自己親人的敵人，還要重要，即使姊姊因為保護她，被傷害而倒在她懷中．
　
她找到自己的「公正」了，她的村莊也毀掉了．
　
陳述事實，是不會破壞團結的．
　
若把這樣的想法，當作一種崇拜的對象，憧憬的目標，甚至以此來責罰眾人，訴諸恐懼，稱「被倒打一波會怎樣死傷慘重」要人們懼怕他，以免除對方應受到的質疑，這是一件危險的事，要人們去服膺情緒的勒索，毫無道理的謾罵與索求，而不得有任何反抗，事實上，被倒打一波是假，經常被亂打一通是真，如果任由對方予取予求，恐怕才會真的死傷慘重．
　
而「一日幕僚」根本不算是什麼豐功偉業，或什麼值得令人懼怕而且偉大的事情，那就是將當初柯文哲的聲量反覆滾動的結果，沒有了柯文哲，又回到往常一般網路節目的聲量．而在當初兩岸一家親，被視為一種正確，抗中保台，被當作不團結的象徵，這節目的聲量，被柯糞當作一種證明，用來壓制其他人的主張，但它的本質是空的，它並沒有什麼道理，邏輯，論述，或值得說服人的地方，柯糞只當作這代表柯文哲很好很強大，所以柯是對的，任何他市政的缺陷，說話不算話，背棄理想的謊言，都可以當作不存在這回事，人們一味盲信毫無道理的背書．
　
它所造成的，即是學姊的燦笑，然後拱她投入政治，去壯大台民黨，去衝擊本土派的選區，造就１１２４的結果．
　
他們的成功，正是我們的失敗，而就算複製這樣的模式，也不過是造另一尊神，使他人們盲目，忘卻思考，忘記政客的本質，忘記所推崇的權勢者，是要如何用謊言，來傷害群眾的信任，有了這個節目，政客不對兌現政治承諾，也不用為群眾，更不用探究公共議題，只要有聲量就是娘，人們就應該投給這個龐大而毫無內容的空洞．
　
長此下去，對台灣政治的生態，對於民主，對於公共議題的探討，是很不健康的．
　
該節目造大之時，還有一段插曲，那就是柯文哲的幕僚，為了顯示該節目的中立性，反覆造真，說該節目的主持人，「有很多不滿和質疑，也擔心會成為背書工具」，說大哥對他們不太友善，而原因是因為，「柯ｐ當這麼久，大巨蛋到底要不要解決？為什麼要跟兩岸一家親道歉？路平專案怎麼到現在都還不平？」．
　
如果「不需要為兩岸一家親道歉」，是該節目的主張，或政治立場，而這個立場如今依舊，我想說什麼不畏惡霸中國，台灣自由民主萬歲，都值得令人懷疑，就像小牛說的，滿足了民眾的窺視感，「就像一場很真的楚門秀」．
　
無論如何，在己方陣營，創造一個不可質疑的對象，去掉它的可質疑性，可懷疑性，「可厭憎性」，它可以被討厭的地方，那無疑是造就一個思維的空洞，不自由的空間，埋下團體間不信任的種子，人們可以懷疑，卻不能懷疑，只能擱置懷疑，懷疑就會不斷地擴大，人們可以批判，卻不能批判，就會懷疑這個群體的價值為何．
　
最重要的，這並不公正．
　
若人人將台派的門檻，視為是不存在的，人人來去自如，有利則來，無利則去，付出的信任變得廉價，只是為了成就他人的野心戰略，而無視於支持者的感受，他們相信的東西，那麼，這個群體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們會轉而懷疑自己支持的到底是什麼東西，支持又是為了什麼目的，今天為了一個節目，他們造成的傷害，尚未彌補，疑慮，尚未澄清，要人們無條件的信任它，就彷彿是將來路不明的藥，給吞到喉嚨裡，久而久之，其他待有特殊目的的東西滲入，也就沒什麼感覺了，這樣子，當傷害發生，隨之而來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挫折感，被欺騙的感覺，一個小小的傷害，也會無盡的蔓延．
　
一直努力，然後一直失敗，成功歸因於努力，失敗歸諸於能力不夠，如此就會產生習得無助感，對於台派的想像，如同薛西佛斯的神話，人們好不容易將石頭推上去山頂，一群奇思謬想的「把餅做大」，想獲得更多的人，又把石頭給踢下山去，長此以來，人們的感知變得疲乏，心靈變得衰弱，台派這個群體，信念與價值，不再會有人支持，不會有人相信，因為總是在成就他人的私利，而不在完成理想的本質．
　
「團結台灣，自信同行」，我只看見人們往錯誤的方向行走，習慣拿他人，來貶低自己，在不正常的環境待久了，一群人不斷掏空台灣，滿足中國市場卑躬屈膝的利益，而如今，有人不過做了理所當然的事，卻被歌頌的異常，好像不去做壞事，就是天大的好事，殊不知，一般普通人，也都能做到，而且正在做，做得更好，這是缺乏自信的展現．
　
而有人將自身極度自我中心的想法，把正常的批評，說成是「連ｘｘ都出征」，彷彿在幫大哥出氣的小弟，一丁點風吹草動，就說成是天大的大不敬，好像大哥被看了一眼，就像被開了一槍，然後要登門尋仇，讓他人付出超乎常理的代價，這等小弟的圍事方式，唯恐大哥的一根毛被風吹了，產生斷裂，實在是唯恐天下不亂，這，才是在破壞團結．
　
近來，蔡英文到金門致詞，說「絕不容許別人在自己領空上耀武揚威」、「台灣絕對有自信捍衛自己領土」，中國人的媒體卻講成「蔡英文越講越激動，她說如果中國大陸不知悔改，不迷途知返，肆無忌憚挑釁挑釁台灣主權，那麼台軍和台灣人民，就要一起努力，把大陸從地圖上抹去」
　
這種杯弓蛇影，心靈怯懦的解讀，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若台派服膺這種自我中心的妄想，以及不可批判的人物，才是把自己做小了．
　
與其想著把餅做大，不如想著，把燈點亮．
　
餅做的無限大，就會忘了自己的初衷，自己吃掉自己，餅是會被分光的，會被吃完的．
　
把燈點亮，人們自然而然就會跟隨，把自己照得清楚，就能讓他人分辨，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如果我們是對的，自然就會贏得他人支持，就算得不到他人支持，也不代表自己就是錯誤，讓正確變得更加正確，反省自己，或迎頭痛擊錯誤，讓他人評判，誰對，誰錯．
　
把燈點亮了，路就會照得清楚，如此才能前行，人們將信賴託付於穩定的對象，驅散黑暗的迷霧，與謊言和鄉愿鬥爭，台灣的邊緣，將會完整於人心深處．
　
如此，才有自信．
　
不是要尋求他人成為自己的一部分，而是給予他人選擇的自由，讓他們能選擇正確的一方，容納異見，給予他人批判的空間，而非不可批判的；更不是去信服那些亂批一通的，只是因為他們擁有「聲量」．
　
如此，不同立場的人，如楊實秋、姚立明，會呼群保義，不同政黨的人，如小燈泡媽，會願意和你站在一起．
　
莫看到遠方的彩虹，卻忘了腳邊的玫瑰．
　
彩虹雖漂亮，不過是空氣，玫瑰雖有刺，卻能在危機來臨時，同甘共苦，ｂｒoｔｈｅｒ．
　
　
本篇文章的完成　感謝　＃朱彥澤　＃沈孟萱　ｔｏｍｏｙｏ的贊助
　
【贊助神父的菸　栽種帶刺玫瑰】
https://g6m3kimo.blogspot.com/p/blog-page.html

關於殺警案，還是決定說點什麼。我並沒有要給一個什麼明確的答案，只是提出個人看法，與大家公開討論。先聲明，我一定有我的立場和先入為主的想法，可是我盡可能地用溫和的語氣在闡述，所以，如果你是那種一言不合就一定要謾罵，嘲諷，開酸的人，為了你我都好，麻煩你別看吧，感恩。

老實說，無論是認為精障者犯罪應該獲判無罪，或是認為應該一視同仁地關監禁甚至死刑，兩派都多少有些過激的言論讓人不舒服：認為應該無罪的，會一直喊著人權人權，好似相反立場的人就是沒人性，認為死刑只是為了『報復』。另一派的人，則常夾雜類似詛咒的話，「等哪天你家人被人殺死了，你再來說你不支持他判死刑。」甚至更激進的人會認為，不論大罪小罪，反正只要犯罪，就希望司法判處極刑。

廢死和精障者犯罪無罪，雖然是兩個不同議題，可是支持者時常有著極大的交集，反對者亦是（支持Ａ也通常支持Ｂ，反對Ａ也常跟著反對Ｂ），所以先都歸在一起去討論。而這是不是一個單純的人權議題呢？以人權議題來說，婚姻平權絕對是，畢竟婚姻說到底是關乎兩個人的事而已。但廢死或精障者犯罪呢？這不僅僅是關於（兇手的）人權，還是一樁犯罪，更有受害者的人權（如果還活著）以及其家屬要追求的正義。

以王婉諭來說，第一時間，她的立場是反對死刑的，也因此招來許多嗜血的人批評她不夠愛小燈泡，可是隨著時間過去，她轉為希望兇手被判處死刑。我相信以前的她一定也曾是個廢死派的理想主義者，她大概也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這麼希望兇手被槍決。難道她從廢死轉為支持死刑，她就成了不懂人權的人嗎？

我們往往會對自己支持和信仰的事情，找到很好的理由和理論，說服自己也說服他人，可是對相反立場者，卻會用一種過於簡單，而去脈絡化的方式來解讀，甚至以偏概全，認為反對者『都是』怎樣的人。然而，一個人會產生怎樣的立場，一定跟他的生命經歷等等是息息相關的，就像上述的王婉諭的例子。但這去脈絡化的解讀方式，也造成兩邊立場的人無法產生對話。

講究人權是一個世界的大趨勢，但並非所有打著人權旗幟的人，都真的了解其內涵。例如在婚姻平權上，有些人喊著支持，卻又會說那些扮裝皇后，或是女性化（娘娘腔）的男生『噁心』，又或是說，他們支持女同，但反對男同，因為肛交很髒云云。雖然同婚的推動他們還是幫忙推了一把，但說到底，那或許只是在吃人權自助餐，因為喊人權似乎是件很『潮』的事（我指的是部分的人）。而我也有些疑惑，雖然「精障者犯罪應判無罪」的想法是良善的，但其中是否夾雜著一絲歧視的味道？例如原住民考試的加分，我也始終不懂這是否是漢人某種優越感，認為「你不如我」所特立的，即使，那政策是出於良善。

另外，關於精神鑑定，前陣子大家才在說，普篩會有偽陽性偽陰性。再先進的科學分析，都會有謬誤，再精密的程式，也免不了出現bug，可是這時精神鑑定又變成不能被質疑了？倒也不是我不認同那位專業醫師的鑑定，我想，任何精神科醫師去，大概都會判定殺警案的犯人，當時確實處在發病狀態（所以，這案子打一開始就不可能求處死刑就是了）。

而我比較想詬病的是司法程序。我跟一位擔任過法官和律師的朋友聊到此案，他認為應該第一時間送交三組不同的醫事人員做鑑定，並且在不讓他們知道同時間還有別人做鑑定的情況，以自己的專業來做判斷。縱使出來的結果可能一樣，但至少比較能讓人信服，畢竟這是這麼重大的刑案，多花些錢和人力，本是應該，而且也才不會讓單一一位醫師承受所有壓力。

然而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時間已久，現在的鑑定都已無法還原犯人當時的身心狀況，而且，鑑定的醫師都已被大眾知道，鑑定結果也半公開，那接下來的鑑定，也就不可能是自由心證，不可能不被影響了。「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

而診斷這件事情，總是一翻兩瞪眼的。即使你的病歷和報告有密密麻麻一大疊，但最後出現「你有/無 高血壓」，就是會影響你能不能申請到保險。然而所有的病症都是一條軸線發展的，今天高血壓的定義是140/90，難道139/89的人就不用擔心，而多了1mmHg就會馬上腦溢血嗎？可是報告上頭寫著「病患犯案時處於心神喪失狀態」或「未達到心神喪失狀態」，就多少會影響我們心中的天平。不過，雖然我認同犯人在當時處於發病狀態，有嚴重被害妄想，但他被捕後說「我知道再這樣下去他會死」這類的話（大致語意是這樣，詳細內容我忘了），所以他是否完全地心神喪失？這有待商榷，不過我當然不是專業。

然而，真正有裁決權的還是法官。過去也是有很多案例，法官不採納鑑定的報告，例如某個醫療糾紛，三位醫事人員鑑定結果，不是沒有疏失，就是疏失本身不足以影響病人結果（死亡），但法官還是對醫師判了刑。而不論是醫師或法官，只要是人就有自己的立場，一位廢死派的法官，大概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求處犯人死刑。這也是為什麼關於同婚釋憲，憲法擺在那幾十年了，明明大家看到的文字內容都一樣，不同的大法官卻對婚姻平權的解讀南轅北轍，說到底，還是每個人的立場根本性的不同啊。

不論這個案子將來如何發展，最該注意的是，將來出現『模仿者』。這模仿者指的是，沒有精神疾病的人，謊稱自己有，或是曾經有精神病史的人，在犯案當下並非發病狀態，卻還是犯案，並宣稱自己發病了，例如王景玉就是這樣。即便他殺害小燈泡時，『可能』有些症狀，但那些症狀不足以影響到他的認知，就不該構成減刑要件。而一旦越來越多人聲稱自己有精神疾病，其中有真有假，然後去犯案，就是更加造成精障者的污名化，讓真正弱勢而應該受到照顧的人，被剝奪資源，甚至讓他們不願出來，也會形成大眾對醫師的鑑定和司法體系更加不信任。

精神疾病有那麼容易判斷嗎？如果今天『與惡』的應思聰出現在你面前，你該如何判定他是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還是演技很好的演員林哲熹？甚至是曾經有應思聰病史，但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或許專業的醫師比我們懂得判斷，但有沒有可能出現演技更厲害的模仿者呢？

記得我高中時讀了『24個比利』這本訪談小說，即便採訪者（本書作者）在一開始就告訴讀者，他相信比利確實是有人格分裂（解離型人格），然而這本小說我從頭讀到尾，我都無法說服自己比利是真的有病，我始終認為他是個模仿高手。除了他的每個人格都太完整太立體，更重要的是，那24個人格多是男性，且多掌握權勢，而佔少數的女性人格，則較為懦弱且邊緣。可是他聲稱犯下多起性侵案的，竟是其中一個邊緣的女同志人格。把責任推給了一個女同志的他，是個完全的生理男性，此舉就像是要淡化自己的罪行。

或許有人會說，一般人不會想被當精神病患，所以不可能假裝精障者去犯案。但同樣地，一般人也不會想去殺人或性侵，一般人也不會想去坐牢呀，因此我們只是用著自身想法，去套用在犯罪者身上，而實際上我以前也遇過一個中國籍人士，希望能以被害妄想症（他認為自己遭中共監控）的名義，讓我們收治住院，可是被老師拒絕了。也遇過幾個在急診喊著希望精神科收他住院的病人，所以這世上真的是各種想法的人都存在啊。大眾期待醫師去拆穿謊言，但說穿了，沒有任何科學方法是能夠完全讓一個人了解另一個人的想法，這實在太為難了。

誤導醫師，影響診斷，實務上有沒有可能呢？我自己曾經幹過一件事。三年前我有一個故事入圍文化的優良劇本獎，後來拿到台北市影委會的劇本獎，還得到兩個文學獎，講的就是一個思覺失調症患者如何『偽裝』成正常人，最後逃出醫院。先說，那個時候的我狀況很糟，媽媽過世，失戀，決定不從醫，並從研究所休學等種種事情接踵而來。為了完成這個劇本，我希望能真實的體會被當成病人的感受，於是我去了身心科。

我先為自己塑造了一個形象，在我闡述自己的狀況後，醫師也做了些回饋和建議，然後我發現，那些回饋跟建議跟我過去在精神科實習所學到的一模一樣，也就是，當我說我有A的症狀，我知道醫生會給我a這建議，當我說我有B的問題，醫生一定會用b這答案來回答我。因為所有建議和答案幾乎都在我預期之內，所以醫生給予的口語方面的治療，是無效的，然而我並沒有表現出來，而是乖乖領了藥，那些我預期他會開的藥。

接著我想了解，吃藥會引起哪些副作用？為什麼精障者很多不願配合治療？於是我吃了幾天醫生開的藥，直到某天，我頭痛欲裂的起床，卻還要搭高鐵到台中去接案拍照，不僅遲到了，還把行李箱忘在高鐵站櫃檯，我就不敢再服用了。後來我要求醫師為我做檢測，他找了心理師來。看著那一份密密麻麻，有幾百題的測驗，即便題目看似亂數排列，可是我卻能清楚分辨出，「這一題在問我是否有思覺失調症症狀」，「這一題在測試我是否有躁鬱症」等等，也就是，藉由答題，和我在醫師面前形塑的形象，我可以有一定的程度去影響醫師對我的診斷。在那一刻我其實覺得有點可怕，精障的『模仿者』如果可以做到這樣（但實際如何操作，我想還是別說得太細）。

後來我還是跟醫生坦承，我有醫學的背景，目前正在創作劇本（我沒有說我是為了寫劇本才來看診的啦，那太不給醫生面子了，不過我有說他給的建議我自己都聽過，所以沒什麼效果）。在那一刻我才感覺鬆了一口氣，也才終於建立起我跟醫師之間的信任感，不過那次之後我就沒再回診了，沒有後續，當然也沒利用這些去犯罪啥的，申請保險什麼的（題外話，後來接觸很多線上編劇，才知道滿多人都滿瘋狂的啊，為了瞭解酒店文化，去當一日小姐，或是跟著法醫去命案現場之類的）。

雖然我們期待醫生做出正確診斷，也沒有醫生想犯錯，但每個醫生執業生涯中，大概不可能沒出現過判斷錯誤的時候吧。我有一個親戚二十幾年前被診斷為憂鬱症，他的學歷家庭等等都很好，可是他就是發病了，最嚴重的時候，被強制住院治療一個多月。或許大家身邊多少有接觸到憂鬱症確診的親友，可是有因此住過院的應該很少，所以可想而知他當時情況有多嚴重。

往後的十幾二十年，他時不時的會發病，並且一發病就要花很長的時間來恢復。直到幾年前，他才正式被確診為是躁鬱症，不是單純憂鬱症。由於他天生性格就很溫和，情緒的起伏不明顯，以致於他在躁鬱症的『躁期』，看起來也不顯著。而人在躁期時，往往自我感覺良好，很不容易有病識感，因此他永遠在『鬱期』才會去求醫，導致每次醫生看到他，都是在鬱期，也就被診斷為憂鬱症。而如同我前述，「要推翻前一位醫師的診斷，重新下一個診斷，是遠比你立一個新的診斷，來得困難許多。」即便他不斷換醫生，但每位醫生翻開他的病史，密密麻麻都是其他精神科醫生下給他『憂鬱症』的診斷，使得他這麼長時間都被當作是單純憂鬱症在治療。

而實際上不管是哪種疾病，一旦進入長期的慢性病，病人與自己的病『共處』了許久，也就產生『共生』關係，有的時候他們比醫生更能掌握自己的狀況。我有一個朋友，有先天性的心臟異常，導致他心跳始終維持在兩百以上。一般人心跳數如此，早就昏過去了，可是因為他一出生就是200bpm，就像一般人爬山可能會有高山症，但長期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身體已發展出一套自我調節機制，所以他可以打球熬夜樣樣來，他甚至是我遇過運動神經最協調的人之一。當然他幾年一次，還是會發生類似休克的瀕死狀況。而在兵役體檢前，他刻意熬夜多天讓自己疲憊，當醫生看到他的數據，想當然爾是判免役了（普通人不要學，他是真的有心臟異常，而且這很危險）。

我也認識一位編劇，曾拿過兩大劇本獎首獎，是個創意無限的創作者，但他本身有躁鬱症。躁鬱症的躁期其實是個自信滿滿，且創意噴發的狀態（並不是大吼大叫就叫躁鬱症。如果有不熟悉躁鬱症表現的人，可以看看電影『LUCY』，裡頭Lucy說自己「腦袋速度跑得很快」就是典型躁鬱症表癥），生病十幾年下來，他其實知道如何調配藥物，讓自己處在輕躁狀態，不會過於失控，卻又能展現創意。

我舉這些例子，不是要大家不信任醫師診斷，而是醫生的判斷確實有許多變因在其中，而這變因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仰賴病人本身給的資訊。坦白說，要醫生從短短三五分鐘（台灣一般門診時間，精神科會再長一些），去下正確診斷，這未免也太強人所難。所以，或許假扮成應思聰的林哲熹不會有，但卻可能存在著不少，有應思聰病史，可是此刻正在演戲的林哲熹，例如王景玉，或是前陣子新店路上隨機砍死人的現行犯，他們確實有精神病病史，可是他們犯案當下真的沒有判斷能力了嗎？

我們一定都有過生氣的經驗，也有過『模仿』自己生氣的經驗，假裝對某人發脾氣，所以就像我前面舉的例子，生病久了的人，對自己疾病越熟悉，有些人甚至可能具有一定掌握能力，導致醫生的精神鑑定也更加困難，他們在犯案後又一再地在媒體面前強調自己的精神病史，讓大眾對精障者敵意更深，讓弱勢的病患更躲到角落，這些『模仿者』，才是真正與惡的距離很近。

對於精神疾病患者的無助和對身邊的人造成的影響，我其實滿熟悉的。除了上述那個躁鬱症被診斷為憂鬱症的長輩是我三等親，我外婆在糖尿病導致失明後的幾年後，也開始精神錯亂，被診斷為思覺失調（不過她情況特殊，可能是高血壓和糖尿病引起的腦部病變，而有了幻覺），我母親在神經退化性疾病MSA的過程中，也時不時有「我已經死了，心臟沒在跳了」這類妄想的言語，後來也有了憂鬱症，主要照顧者我爸也一樣得了憂鬱症，而我哥則有輕微亞斯伯格（亞斯伯格在2013年以前都屬精神疾病）。也因為這樣，我滿痛恨明明不是在發病狀態下犯案，卻以精神病史來為自己脫罪的人，因為他們造成社會更多的誤解與對立。

『與惡』讓我們開始重新省思，但我認為，或許是題材的關係，『與惡』揭示了一種面向，可是卻不是全部面向。在『與惡』裡，受害家屬的喬安是個社經地位高的女強人，非常跋扈，看似她的憤怒大過於喪子的悲傷，甚至利用職權，一路追殺到兇手家屬。而兇手的父母，憨厚，低薪，縱使隱姓埋名，還是想默默還債。影集對於曉明屠殺的過程，用很快速的方式的帶過，不讓人感受過多可怕或悲傷的氛圍，但卻重複著曉明父母在眾人面前下跪的畫面。觀眾當然在不知不覺中，『沒有那麼同情』喬安，而同情應思聰和李曉明及其家屬。這不見得代表編劇本人的觀點，就像我上述那個寫思覺失調症的得獎劇本，很多人也認為我在為精障者犯罪脫罪，可是那真的就是取材問題，我也許下個案子就是另一種觀點。而相對的，韓國電影『素媛』則是以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角度切入，「某些人，就是全然的邪惡，帶給你永久的傷痛」。

回到『與惡』，確實有時候新聞畫面會出現兇手或其家屬在媒體面前下跪的悲慘鏡頭，例如殺警案的兇手妻子就是，但這個社會上也有很多時候，受害者家屬拿不到賠償（雖然那幾百萬根本無法與人命相比，可是對一些低薪家庭，那卻是救命錢，尤其如果死的是經濟支柱），而那在『與惡』中是沒有被呈現的（例如前陣子有一個受害者媽媽跟兇手下跪，請求他賠償，還被兇手踢的）。坦白說，『與惡』為了戲劇效果，確實用了比較極端的方式呈現，但現實生活中，除了事件剛發生時，記者會去採訪兇手家人，可是當時間過去了，有人知道鄭捷或王景玉的家人的現況嗎？

我們先撇除精障者犯罪，或是自我防衛時不慎將加害人誤殺，或是威權時代政府亂抓人亂殺人等情況，先聚焦在一般的殺人案件，以下是我自己私人的一些想法：在一場悲劇之後，最該被照顧的，是受害者（如果還活著）以及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其次才考量兇手以及其家屬。如果家屬選擇原諒，其他人也不用在那邊鼓吹一定要上訴，如果家屬無法原諒兇手，那麼國家是不是有什麼能幫助家屬的？包括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畢竟，這種兇殺案，死者家屬可能連保險都領不到多少。

我外公在我國中時過世的。當天晚上九點多，他獨自在附近公園運動，在台中英才路過斑馬線時，被一輛由剛滿18歲就有車的爸寶，以時速九十幾公里撞過來，拖行了五十幾公尺，我外公頭蓋骨碎裂，當場死亡。在那之前，我外公什麼糖尿病，高血壓，痛風都沒有。家族裡的大人其實都準備好了，在第一時間就調閱監視器，找專人來量煞車痕，而媽媽家族裡有法院書記官也有記者，肇事者滿18歲就有車，家境肯定不差，所以決定提告。

但我外婆卻說「算了」。倒不是她多體諒肇事者或是她為人和善，事實上外婆是我見過最具威嚴的長輩，所有的兒子媳婦孫子都怕她，所以她只是不想頻繁地跑法院，因此肇事者連一毛都沒賠，那個肇事者我也只看過一次，就這樣結束了。因為兒孫們都尊重（怕）外婆，因此再沒有人提出要繼續提告（雖然外婆曾有一說，是外公死後，她獨居，她怕一提告，對方會來私下報復。所以明明是受害者家屬還要擔心被報復，唉）。

然而那畢竟是外婆自己的意願，沒有人強迫，或給她出主意。倘若這時候有人跳出來，「妳一定要告死他」或是說「算了啦，人都過世了，你再告他也於事無補」，我大概都會覺得「干你屁事？」。所以，如果我是受害者家屬，有人說「你支持廢死，你不愛你的家人」或是一直喊著要廢除死刑，然後搖著人權的旗幟時，我大概心裡也會想「所以你在說我沒在care兇手人權？你認為希望兇手被判死的我，是個壞人嗎？」。對於受害家屬來說，他的家人就是無緣無故被人殺了（先不提那種行竊失風被屋主殺了，或是要強暴人反被殺這類的例子），在那悲痛的情緒中，大概沒辦法去想那個兇手是不是精障者，是不是低收入戶。也因此當其他無關緊要的人一直喊著人權人權，或告死他關死他之類的言論，是否有站在受傷最深的，被害家屬去想？我們都只是局外人而已。

對我來說，廢死並不是我們宣布1月1號開始不執行死刑，社會就太平了，而是在各種機制下，不論是犯罪的預防，假釋犯的管理，精障者的社會支持系統，讓我們真的不再需要動用到死刑，那才有廢死的意義。否則，那就像是把期末考門檻降低，讓大家all pass，只是表面上的數字好看。是的，死刑有其『不可恢復性』，一旦死了，生命再也不可恢復，既然如此，那兇手在殘殺被害者時，又怎能輕易地奪去他人生命呢（一樣地，先撇除精障者等等特殊情況）？

我自己也是常常在天秤的兩邊搖擺，然而，當我看到了印度公車上，一個醫學院女生被人輪暴，然後腸子被從肛門中拉出慘死的新聞，看到台灣一群男生因為聽信謠言，而輪暴一個弱智女學生，棄屍在焚屍的新聞，我很難相信會在犯案後說出「她應該乖乖讓我們強暴，這樣她就不會死了」或是將人棄屍在草叢後，跑去夜唱，再回來焚屍的人，是有教化的可能。或許，這個世界真的有所謂純粹的邪惡吧，才能這樣無視他人的生命。

最後，聊到死刑在我心中的意義。死刑的存在，不是為了要我們用它，而是希望有一天我們不再需要它，就像保險一樣，我們買保險不是為了發生意外，而是希望永遠不會使用到它。是，這或許是近乎不切實際的理想，但其實廢死派有一部分人不也是理想主義者？某一部分人認為人都有教化的可能，任何生命都有被拯救的價值。

以上，我只分享自己的想法，沒有要影響誰，每個人心中都有著自己的信念，而沒必要因為想法的不同，就去將對方妖魔化，畢竟，每個人的成長和背景都是不一樣的，那我也確實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不同的想法。（能看完的人，也是很厲害。）